為祖國文化作積累

李娜/繪

(一)

學習任何一門知識，特別是學習語言，都離不開相應的工具書，也就是相關學科的詞典。因為詞典是將某特定領域的知識彙集，用條目形式編纂成冊供人學習查閱的工具。一個國家的詞典代表著這個國家的科學文化水平，是一個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標誌之一。

要編出一本高水平的詞典，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僅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還需要專家學者長時間地辛勤工作。有一個流傳的說法，要懲罰犯了罪的人，不一定要關到監獄裡，讓他去編詞典使之受到更多的折磨和痛苦。這自然有些誇張，但也的確說明了編詞典的艱辛。1980年，呂叔湘先生作過題為《辭書工作的艱苦和愉悅》的著名講話。其中，呂先生主要是以英國《牛津詞典》編纂的艱苦過程與我國的相關情況，來展現詞典編纂的艱難。《牛津詞典》的前兩任主編去世後，到第三任主編才出版了全書，從1857年開始到1928年全書出齊，經歷了70多年。

我國是世界上編纂詞典很早的國家，現存著名詞典《爾雅》產生於西漢，比西方人認為最早的詞典《荷馬史詩》的“難字表”早了200多年。兩千多年來，我國產生過各種各樣有名的辭書（包含字典、詞典以及百科類等工具書），近幾十年更是出版了《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等，特別是《中國大百科全書》的出版，標誌著我國邁入辭書大國的行列，改變了我們“大國家、小字典”的形象。但是，我國至今還不是辭書強國，因為，現在海外有超過2500萬人學中文，但使用中國人編的中文學習詞典的人很少，而我們學習外語差不多都使用從國外引進的學習詞典。學習語言的詞典，我國引進的版權很多，而輸出的版權很有限。這說明我們編的中文學習詞典還沒有被國際廣泛認可，仍需辭書人不斷努力。

(二)

編詞典的艱難首先在於它叫“典”，就是典範，供人學習的標準，自然就與一般的書籍不同。詞典內容不僅涉及的知識面極廣，同時要正確無誤，即使經過艱苦努力，也不一定能達到盡善盡美。這也是詞典要不斷修訂和完善的原因。

其次，它的艱難度還在於語言是變動不居的社會現象，它要隨社會的發展而變化，以滿足人們交際的新要求。詞語是語言中變動最快的部分，要準確認識並掌握詞語（包括詞義和用法）的發展變化是不容易的。如果編詞典的人不能隨著語言的發展與時俱進，也就不可能編出高質量的詞典。所以，詞典要適合社會的需要，就要吸收新的義項、新的用法等新成分，同時還要把一些被社會淘汰的義項和用法剔除出去。這樣的詞典才能反映時代的面貌和特色。

再次，人對語言的認識也有一個逐步深化的過程。語言是一個複雜的體系，要想準確地把握和認識它，必須要深入研究，一步步認識語言的體系以及它的內部結構。編詞典除了要繼承已有的成果，還要及時吸收新的學術成果，使詞典更加符合實際語言的狀況。

(三)

編詞典的難點，除上述各種情況外，更難的還在於它要在前人成就的基礎上有所創新，有所前進。20世紀90年代，我們編纂《現代漢語規範詞典》時，呂叔湘先生就明確提出要有創新精神。他說：“要編一部新的詞典，就要有高的質量，有不同於已有詞典的鮮明特色。如果達不到這樣的要求，東拼西湊去搞一本詞典，就毫無用處，只能是‘勞民傷財’。但要達到這樣的要求，又談何容易！”（《現代漢語規範詞典》序）

當年，呂先生要我們邀請專家研究論證，新編的詞典有什麼創新超越前人的地方。經過多次研究討論，有幾個方面應該可以有所創新。

一是全面貫徹落實國家語文規範標準，這是資訊化時代的要求和國家發展的需要。國家語委成立“現代漢語規範詞典編委會”（許嘉璐先生兼任編委會領導小組組長），就是要落實中央關於語文規範化的指示。群眾執行規範不是靠檔案條文，而主要依據規範性的詞典，所以語委決定由呂叔湘先生組織指導編一本全面貫徹國家規範標準的詞典，呂先生最後定名為“現代漢語規範詞典”。可能有人認為貫徹規範很容易，算不得什麼創新。殊不知要真正全面落實規範並非易事。比如給“喲”注音，不同詞典注得就不一樣。如注為“yō”，雖然方音有這麼讀的，但普通話的音系中沒有這樣的音。我們決定按普通話讀音注音。調查後確知北京話中“喲”重讀“yāo”，一般讀“yōu”。只有這樣注音才符合規範標準。

二是在容易產生不合規範的字形、讀音、詞義和語用等方面加以“提示”。如針對一般人常把“連”和“聯”混用的現象，提示“連”表示連續不斷，如“連續劇”；“聯”表示事物合成一個整體，如“聯歡會”。這種言簡意賅的提示，很受讀者歡迎，規範的效果也很好。但開始時也受到一些非議，認為詞典中搞“提示”有點不倫不類。

三是詞的義項按詞義引申發展脈絡排列，使讀者明白詞義之間的聯絡，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詞義。這是王力先生提出的主張，但因難度大一直沒有人去實踐。

四是標註詞性。20世紀50年代，漢語學術界就轟轟烈烈地討論過漢語的詞類問題，大家感覺已經把問題討論清楚了，但直到我們編規範詞典時，也沒有一本詞典對所收的詞全面標註過詞性。呂先生聽了我們標詞性的想法和做法後，加以鼓勵。他說：“萬事開頭難，只要開了頭，隨著科學的發展和研究的深入，總有一天會完備起來的。”（《現代漢語規範詞典》序）當時有兩位研究語法的著名學者，提醒我們前人都未能做的，你們全面標詞性是去闖地雷陣。

詞典中標詞性難在哪裡？主要因漢語沒有形態變化，同一個詞可以兼幾個類，詞的轉類使用很靈活、很普遍，不能孤立籠統地標詞性。黎錦熙先生早年指出，漢語詞類只能“依句辨品，離句無品”。也就是說，漢語的詞類只能在語用中才能分辨，離開了句子就不好分辨。這就告訴我們，一個詞在不同語用的句子中可以顯現出不同詞性，這也構成了這個詞一些不同的義項，如果按義項標註詞性，就可以順利地解決詞性標註的問題。這讓我們終於實現了全面標註詞性的願望。

(四)

最近讀到《現代漢語大詞典》江藍生主編的文章，她說到經過16年艱苦工作，獲得成果時的喜悅心情，對此我深有體會。我們從1992年開始編寫到2004年出版《現代漢語規範詞典》時，愉悅的心情充滿整個編寫組。不同種類的優秀詞典，它們填補了辭書中的空白，為祖國文化積累作出了貢獻，為人們學習語文，提高文化素質創造了更好的條件。自然，它對弘揚傳播祖國文化，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增強我國的軟實力增添了力量；同時也給外國人學漢語提供了得力的工具，使漢語快步走向世界。當這些成果受到讀者歡迎，社會肯定的時候，編詞典人所受到的一切艱難困苦都是值得的，心情的愉悅難以言說。

(作者:李行健，系國家語委諮詢委員、語文出版社原社長兼總編輯、《現代漢語規範詞典》主編)

【來源：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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