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調節各方矛盾，成為諸子百家都需要研究和解決的問題

我國是農業文明古國，在整個古代社會，農業是具有決定性的生產部門。先秦時期，由於鐵製農具的使用以及農耕方式的變革，農業生產效率大大提升，社會經濟發展迅速。

隨著冶煉技術的發展，冶鐵手工業在春秋後期發展到了一定的規模，使得傳統的木製、石制、青銅製工具，逐漸被更加輕便實用的鐵製農具所代替。鐵製農具在農業生產中的應用，使生產工具得到了極大的改進，社會生產力得以較大提高，透過開墾荒地逐漸出現了“私田”。

鐵製農具的出現，是人類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由馬克思主義唯物論的角度看，生產力的發展必然會帶來生產方式的變革，這一變革在當時的主要表現就是由於鐵器的出現，社會各階層的分裂以及土地，由公有到私有買賣的大轉變，隨之造成包括文化領域在內的，社會各領域的一系列大變革。

首先，在春秋時期，由於奴隸的分封制的實施，封地上的農業生產，更多的與獲得封地的貴族有關，相對於王室的關係並不是很密切，王室更多的是重視封邑貴族的供奉。

但是隨著春秋後期分封制的瓦解，和戰國時期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建立，各級貴族開始直接向國家繳納租稅，這樣國家對土地的控制力進一步強化，對土地的重視程度相較以前也有了巨大的提高。

為了更好的管理農業的生產，各級政治行政機構的功能被進一步強化，各級行政機構必然更過地參與經濟活動，同時也更多地介入社會基層。同時，由於土地的所有權由公有變為私有，土地權利的下方，使得社會上土地買賣糾紛不斷增多，同時由此引發的民與官之間的爭執也不斷顯現。

另外，生產力的發展和私田的不斷擴大，進一步刺激了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由於當時政府沒有實施抑制商業發展的政策，使得工商業在服務國家統治的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自由貿易，使得城市的規模和數量也得以不斷地擴大，甚至出現了工商業中心和商業都會，社會成員之間的交流不斷增多。

面對著新的經濟發展形勢，

如何調解

各方矛盾，實現社會的自我調節和有序發展，便成為諸子百家都需要研究解決的問題。先秦儒家在吸收借鑑的基礎上，認為在人際交往中要胸懷謙敬之心，培養謙恭意識，強調透過各方的內在自我約束，來緩和種種矛盾，這也成為先秦儒家解決這一問題的回答。這也成為先秦儒家謙德思想的形成的經濟基礎。

在春秋戰國時期的數百年間，中國政治體現出明顯的由奴隸的世襲制，逐步走向解體的過程。在春秋初期，政治上仍然保持周朝初期，由周公建立的以宗法等級制度為主的“禮制”體系，這一體系具有明顯的奴隸制色彩。

宗法等級制度，是在嫡長子繼承製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這一制度主要以血緣關係為紐帶，來調整家族的內部關係，以保證族長在家族的統治地位，並實現特權世襲的規範制度，它是對商王朝“父死子繼，兄終弟及”繼承製的改造與創新，在一定時期內有效地確保了王位的更替得以順利進行，有利於規範政治秩序。

但是隨著生產力的提升，和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的逐步確立，封建制度與奴隸制度產生了激烈的衝突，奴隸制的禮樂制度逐漸崩壞，天子與諸侯、平民與貴族、奴隸與奴隸主、新興封建勢力與奴隸主貴族之間的矛盾日益激化，宗法制度隨之鬆弛。

在新舊階層的衝突中，舊制度不斷瓦解，新制度尚未完全確立，新舊勢力在權力上實現了一種微妙的制約，同時這又造成了社會權力中心的丟失，新舊勢力影響下的多元利益衝突，極大地衝擊著社會的穩定，諸侯國之間持續的動亂，給人民帶來了極大的災難，天下思治成為時代的必然要求。

在商周時期，教育一直存在於社會上層，下層民眾沒有受教育的權利，但是在春秋戰國時期，傳統的上層教育模式被打破，平民獲得教育機會，特別是隨著利益尊卑日益被打破，下層平民得到了更過的從政機會，越來越多的下層平民出身的賢能之士，被選拔進入政治體系並擔任重任。

隨著宗法制的禮法觀念日益受到衝擊，貧賤的下層平民不僅日益走向政治舞臺，而且發揮出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在諸侯紛爭的政治格局下，以前被輕視的貧賤之人中的先進分子，逐漸憑藉著自己的聰明才智，在政治舞臺上衝跟發揮了自己的作用。

下層有學之士如何處理與君主的關係，以及君主如何管理日益複雜計程車階層，成為雙方不斷思考的問題。先秦儒家作為先秦時期的主要思想流派之一，結合諸侯國之間的政治制衡與衝突的現實，儒家學者主張君主以德為政，將社會道德與政治治理結合起來，將謙德運用於國家的政治管理中。

儒家主張諸侯國，重視對國民的道德教化和本國自身的發展，按照“禮”“仁”的原則辦事，在國與國之間的交流中反對恃強凌弱，主張各國相互尊重，實現不戰而霸。

同時為了更好處理君與士之間的關係，主張雙方堅持謙以待人，和謙以敬人的心態，相互尊重，透過尊賢、親賢來穩定自己的統治。先秦時期政治的動盪以及士階層的出現，成為先秦儒家謙德思想形成的政治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