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里江河無限好，引多少明遺民作家，嘆社會現狀

晚明時期，隨著江南地區工商業的進一步發展，逐漸獲得資本積累的富商巨賈、縉紳大夫人數劇增。而晚明政府也深陷文官集團和閹黨之爭的掣肘，對地方官員和富商勾結所滋生的腐敗淫逸之舉已無力監管，整個社會“奢靡之風”已成流弊。

從王氏所論，足見晚明時期從鄉紳到科舉文人、富商鉅公，舉手投足間，皆極盡奢華之能事。而當這種“奢靡之風”映照在散曲中，晚明曲家所吟花弄月、追風逐影、逞才鬥巧的風尚，流連於青樓歌館、宴集風會、富麗精舍的舉動則被凸顯出來，晚明散曲在“閨情豔情”“恬淡隱居”之風的主導下，彷彿對即將面臨的緊張態勢“寄意曲中全不察”。

無限江山：明遺民作家的多重書寫

一 夏完淳、歸莊等抗清義士散曲

1 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

面對家國鉅變，這一時期的文人，在身份選擇上出現了裂變。首先，抗清義士和入清不仕者，作為明遺民，他們心中所秉持的家國有且只有一個大明。

古代散曲家基本都是文人群體，他們都接受過傳統儒家“忠孝節義”觀的薰陶，在他們看來，忠君報國是最基本的道德規範。

在朱舜水看來，忠君報國和君臣之義是明代一切制度的建立基礎。乃至明末清兵攻陷杭州，居紹興府的大儒劉宗周更透過絕食而死來忠君臣之義。

明清之際，如夏完淳、歸莊、熊開元等抗清義士，他們秉持君臣之義，身兼“反清復明”之要旨，本身也帶兵或直接參與了抗清起義，在他們看來，透過武裝來推翻清廷是光復大明的唯一之舉。他們的文學作品更像是“精神武器”，其散曲創作直面清廷嚴酷與暴力，所表達的故國之思與家國之愁，毫不辭飾而直接凸顯，可謂“幽怨憂憤，不可斷絕”。他們的散曲創作一如其自身所為那般，強烈的透露出一股“風骨之氣”。

2 沈自晉、《南詞新譜》與沈氏家族散曲

“甲申之變”給當時社會各層帶來了巨大的動盪和心理創傷，這一時期的散曲家們也終於覺察到了江山殞沒、異族問鼎中原已成事實。“甲申”作為一個特殊年份紀年詞彙，也出現了在故明散曲家的作品題名中。以沈自晉、沈永隆父子兩首作於甲申的散曲為例。

沈氏父子這兩首散曲皆為南曲，卻全然沒有晚明南曲中婉麗冶豔的媚態，轉而變得悲徹雄壯。事實上，將家國的隕滅覆亡之悲與個人的黍離流散之情聯絡起來，透過曲文的直訴與痛陳，這也是中國古代散曲未有之題材。

面對君王身死與家國難再，沈永隆“不是他儒心釋像，撐個東土綱常，倒籍那西方和尚”，發出了學法黃老、解心釋家的出塵避世之思。雖然對晚明的認識沒有其父深刻，但沈永隆散曲所承載的悲思，也是遺民曲家的主體寫照。

二 明遺民避隱散曲家

1記憶與家國

明遺民散曲家雖然並沒有以死來表露君臣之義一一死是一件不必急於求成的事，即使徒徒一死，家國已難喚。但在他們心中，“不接受、不接納”清廷是最基本的堅守。

而當這一心靈堅守投射到散曲創作中，則表現為遺民文人沉吟故國的“黍離之悲”、懷念故土的悲切痛徹、避世不出的疏離自放，乃至於延續晚明閨情豔思的風情散曲中，也多了一層哀與愁。

進一步來說，這一時期遺民文人的散曲，不可避免地帶有著“流散文學”的意味：當家國傾覆、故土難再、身世飄零之際，他們關注的不只是自身命運的走向，而是透過集體式文學創作來完成“回到過去”，抒寫前朝的“文化記憶”。

於是，流散、記憶與家國，成了他們散曲創作中的核心意蘊。準確來說，這一時期的隱居者多了一層“遺民”身份。“

基於這一層面，他們的散曲風格也獨有特質，事實上，由於揹負著巨大的心理壓力，他們散曲中“避世”之情多而“玩世”之意少。

這也導致了他們散曲在情感導向上，與傳統隱逸詩詞所流露出的“曠達”“閒適”“恬淡”略有不同，始終縈繞著一種解不開的“家國愁”。

2浙籍與宋氏家族作家群

隨著明清之際地理上的北曲南移，以錢塘江流域為中心的浙籍曲家群，逐漸成為曲家薈萃、創作氛圍濃郁的中心之一。處於清代第一階段的浙籍散曲家有３２人，數量上僅次於江蘇地區。其中本節所討論的明遺民文人約十餘人。

從身份構成上說，這時期的浙江曲家們經歷了由明代易代之變，他們大都與清廷關係較為疏離。

在寫作形態上，浙江曲家們一方面志投林泉，多以“詠物即事”見長，舉凡悠遊吳越。舉目騁懷、感慨東籬、僻鄉隱居之類，展現冶遊世間之精神；一方面又託言閨情，大抵見物相思、借物遣懷、閨中物事、花月美人之類，以感慨現實無奈，借曲澆愁。

這期間較早的代表人物便是沈謙。沈謙（１６２０－１６７０），字子矜，號研雪子，別號東江，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少穎慧，六歲能辨四聲，崇禎十五年（１６４２）補縣學生。

賡續傳統：清初散曲論

人員構成上，主要包括最終認同和接受了清代的故明散曲家，和在清代成長起來的散曲家。清初立國，江山未穩，滿清政權對漢文化所孕育的儒生，態度是機警的；雖然清承明制“授官於民”，順治二年（１６４５）即開科取士，亦分為“鄉試”“會試”“殿試”，仍作八股文章等，出臺了一系列籠絡政策；但同時，清廷又在南方揚州、嘉定、江陰等地大肆屠殺漢民，民族矛盾凸顯。

因此，漢族知識分子對清廷這一異族初立的新朝，態度也相當審慎。這一情況直到康熙召“博學鴻詞科”及一統全國後，才得到較大改觀。

因此上，清廷伊始，散曲作家中的仕清文人這一群體亦並不多。他們的散曲創作也比較零散，並沒有形成統一傾向，多帶有個人化意味。

一明臣仕清者散曲創作

1 江山易代

江山易代之際，文人的政治選擇往往是多重的。一般而言，“忠臣不事二主”是明代士大夫普遍的倫理準則，何況有明一代還有“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這樣的帝王範例，作為臣子國民，自然更要盡忠守節。

但仍有一批前代臣子，基於自身多種因素的考慮，選了積極或“半推半就”的方式接納新朝，成為清廷仕宦，即通常我們所熟稱的“貳臣”。

“貳臣”這個詞包含著廣、狹兩種含義：廣義上的“貳臣”，泛指在時代更迭之際，先後服務於兩個及兩個以上政權的官吏；而狹義上的“貳臣”則是指在鼎革之際，本來服務於漢族政權的官吏又仕於取而代之的少數民族政權……事實上在王朝鼎革的歷史演進過程中，忠於一姓或不仕二朝的意識，常被“夷夏之大防”的觀念所沖淡，一般意義上的再仕新朝固然是人格上的汙點，而仕於“異族”似乎才是真正的大節問題。

因此，狹義的貳臣更受詬病與指責，其深層原因來自於“華夷之辨”的民族意識。

2諷喻意義

此曲對民間疾苦的敘寫則與散曲中“關心民瘼’’之一體相關聯，從散曲史上看，元人張養浩、劉時中，明人王磐、馮惟敏等都是此間書寫民生疾苦的大家，散曲本具有諷喻和千預現實的意義。

但晚明以來，文人士子的階層化讓他們難以捕捉和關注民生疾苦，類似的散曲基本淡出曲壇。葉承宗此曲，將自晚明以來久而不抒的“關心民瘼”之體得以接續，賦予其更多的關注現實意義。這樣的散曲在清初曲家中，亦不多見。

在故明有仕宦或考舉經歷的散曲家，入清而仕，雖然在選擇上或有被人指摘之處，但在散曲創作中，他們都能跳脫出晚明曲風，或追摹元人反思幾身寄情放達，或注重現實關心民瘼。僅從散曲創作而論，他們的作品是值得深賞的。

二清初文人心態與散曲創作

伴隨著歷史程序，當清廷逐漸穩固了政權，最終接受和認同清王朝政權的文士成了文學創作的主體。當遺民散曲家吟詠故國，寄憤離憂的一時沉唱逐漸褪去，散曲創作最終仍需回到賡續傳統之路。

然而，時代風尚畢竟已遠不同於元明二代，清初一段，詞、戲曲（尤其是傳奇一體）大興，在這詞曲制衡性格局中艱難生存的散曲，彼時成為“文章餘事”，表現出“邊緣文學”的一面。

1張潮、洪昇等人之散曲

首先，對清初一般文人而言，散曲不過是表達其寄友、贈別、遣懷等生活情態的普通文體。他們於此既無改造創新，又無理論申說。他們散曲創作，不過是由於散曲恰好能反映出自己的某種心理需要。

寫幽禽之情態靈動自如，語言風格上倒有一些其小品文自然清新、平易流暢的氣息。然作曲本意則是將自己豢養之黃鶯贈友的戲筆，以抒胸中之賞愛。

張潮立足生活情態的散曲大都如此，他的散曲創作不必、也不需要將這些曲子進行藝術上的創作與昇華，所見所好，見之即用，便足夠表達他“富貴閒情”氣息。此種作曲之法，未免有為情造文之嫌。

2經史法曲：陸琳、劍叟之散曲

在中國古代散曲史上，陸楙（約１６３０－？）是一個特殊的人物。從其生平來看，陸楙倒是一位平凡的文士，順治十一年（１６５４）科舉副榜，受盧龍知縣，其後一直未得升遷。中年後歸隱林泉，以古文字考釋為樂，兼擅繪事。

以細膩的筆觸借古喻今，描繪了當時各階層的生活狀態，表現出對下層民眾生活的同情與悲憫，這類曲子為清初曲家不常有，所以顯得尤為可貴。然總體來說，陸楙的散曲大都以生僻字詞、典故入曲，難以被常人所接受。

對讀者而言，閱此首套曲，若不具備極深的文字常識，不具備查閱通曉文史典故的能力，解讀起來是相當困難的。

此套《環佩魂》，以閨怨宮愁寫起，抒發弔古之情，原本是曲作中的常見題材，但在陸楙的寫法中，從字詞到語法再到用典，皆變得晦澀難懂起來，己與散曲所倡的“雅俗共賞”相去甚遠。陸楙曲作不可謂不富，題材不可謂不豐，所涉不可謂不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