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船山全書》中對人品重於詩品的描述

有學者指出：“明清之際在社會發生大變動的歷史時期，士大夫的品格和氣節受到嚴峻考驗。這一時期道德價值觀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推崇氣節人品，反映在詩學理論方面，就是注重人品對於詩歌的價值，強調人品重於詩品。”之所以如此重視人品，與易代之際一些所謂愛國志士的所作所為相關。

一者，據《衡陽縣誌》卷七載：“明之亡也，群不逞輕俠之徒，爭假義兵求名位。由根走粵，蟻人士，蕩無綱紀，無異於流寇”，指出在明代敗亡之際，一些輕薄之人假借義兵之名謀取名利，內部的蟻食，使得國家更加混亂，無疑加迷了明朝的火亡。

二者，明清易代之際，一些身居要位的朝廷重臣變節，棄明降清做了貳臣。諸多明代遺民都十分重視人品，船山便是其中一個。

對知行合一的重視

明清易代時，船山之重人品一個重要的體現是重視知與行的合一。

其曰：“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君子之學，未嘗離行以為知也必矣”（《尚書引義》卷3）。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曾指出：“蓋船山之旨，必以行能衡其知，而後知之真偽虛實深淺得失自判。”一者是介於明末空談之風的的反思，二者，船山認為國家危難當頭，只有實際行動才能為救國增添一份力量。知行合一是船山衡量人們愛國的一個重要標準，對杜甫也是這樣的標準。

船山認為國難當頭時愛國並不僅僅是詩中兒句憤慈之詞或是一句口號，而是必須落實到具體的實際行動中去，且行動也不只是停留在個人的生活瑣事上，真正愛國志士不惜拋頭顱灑熱血以表忠貞

。

杜甫透過記敘生活的貧困艱辛來表達自己的忠孝，在船山看來這種忠孝流於表面，和歷代人們對他的稱讚是不相符合的，甚至把杜甫所作相關詩歌往往譏諷為“門面攤子句”。船山說杜甫之憂國在眉，其實己經不再是討論杜甫愛國之情兒何。

而是對杜甫到底有沒有愛國忠君之情表示懷疑，他得出的結論是杜甫憂國在眉乃是假憂。

船山認為，如果一味空話連篇宣揚自己有多忠君愛國便認定為愛國，那麼人人都會，而忠君愛國終會成為名利之徒博取聲名的手段。

在他看來愛國必須言行合一，他自己也是這樣做的。

王之春《船山年譜。序》有記載，船山起義圖恢復、赴粵報國、上疏陳忠奸，種種都是在生死徘徊間抒寫虔誠的忠君報國情懷，這在他的詩中也都有反映，如《未陽曹氏江樓遲舊遊不至》（據《王夫之年譜》載時“公與管公嗣裘舉兵衡山，戰敗軍潰，遂攜枚公走未陽”）、《自南嶽理殘書西歸慈侍困於士人殆濱不免太孺人但憨廢食既脫諭令去此有作聊呈家兄》（時船山從太孺人諭令去衡，再赴肇慶）、《五日小飲兼五舟中寄人詩兩上書J降時相侯譴命故及之》（時船山再次彈勃王化澄）。

那麼，是什麼鑄造了船山蔑視“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千秋巨儒的勇氣呢？筆者認為，船山如此堅定的愛國情懷與抗爭信念與其所交往的朋友有著緊密關聯。如熊渭公（黃岡人，移居武昌。崇禎十六年農民攻破武昌，投水死）、文小勇（字小勇，衡陽人。崇禎貢生，與船山同為匡社社友。順治四年死於兵亂）、管嗣裘（字冶仲，衡陽人。

崇禎十五年舉人。永曆二年與船山舉義兵抗清，兵敗同至肇慶，授中書舍人。後為清軍捕殺）、郭季林（衡陽人，崇禎十五年舉人，與船山同為匡社社友。明亡，隱居石獅嶺下）、李國相（字敬公，號芋嚴，富平人，寓居衡陽。

崇禎十五年舉人。明亡不仕，隱居南嶽，為船山密友）。在明清易代的歷史鉅變中，他們舉起反清復明的大旗，親身奔赴第一戰線，明亡後以遺民自居，不受封賞甘願沉默山林，與船山有著同樣的人生軌跡，對其影響可想而知。

忠君愛國之情

船山對忠君愛國之情有著崇高而切實的定義，他以之作為自己的行事準則，甚至，他也要求別人如此，包括對杜甫

。杜甫是安史之亂的受害者，也是安史之亂的受益者，因為這個時期其創作的詩歌閃耀著現實的光輝和濃烈的憂國憂民之情而流傳千古，廣為傳頌。不過船山認為，杜甫沒有在國家用人之際奉獻自己的一份力量，而是譴

蜷

於小家，實在不應是朝臣所為。

杜甫並不是報國無門，而是沒有將國將

君

真正放在心裡，沒有為之犧牲的勇氣。

因而，在船山看來杜甫固然詩中洋溢著憂國憂民之思，但卻也只是說說，沒有相應的實際行動作為支撐的愛國都不是真正的忠君愛國。

這樣說來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何船山對杜甫忠孝之情多有非議了。船山懷疑甚至否定杜甫忠君愛國的情懷一定程度上也左右著

對

後世人們對杜甫的評論，如趙翼在《區瓦北詩話》中有云：“少陵則但師、杜曲尚有家可歸，妻子之累人也！”將杜甫不

赴

官說成是因受妻兒牽累，則諷刺更為尖銳！

晚明時期，公安三袁有感復古之流弊提倡詩寫真情，然而這一主張到了以鍾惺、譚元春為代表的竟陵派手裡，雖同樣主張獨抒性靈，然卻是在古書中尋找性靈，仍不脫復古藩籬，加之其時李贊“童心說”，為人慾正義，導致晚明時期，詩壇棄嚴峻的社會現實不顧而籠罩著一股惡劣的聲色犬馬的縱慾氛圍。

船山認為竟陵派於此亡國之音負有“滅裂風雅”的重責，甚至為罪魁禍首，以至於氣憤到“為之背裂”的地步。他評價李夢陽詩歌時也是如此，就指責李夢陽詩之“無禮”，對明末的世風日下負有責任。

介於對明朝的深厚情感與明亡的悲憤之情，王夫之對李夢陽等明代人的相關批評是能夠理解的，然讓人不解的是對杜甫的批評。

筆者認為，船山因杜甫的兩次辭官不赴而懷疑其忠孝之情是有失偏頗的。試想一個懷揣著“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遠大抱負的人在現實世界不斷尋找著實現理想的機會，然而卻不斷碰壁不斷失敗，甚至到後來基本的物質生活都己成問題。美好的理想在現實中找不到結實的支撐點，他又能從何處尋找到始終如初的勇氣呢？又如何保持對仕途堅定的決心呢？杜甫始終是憂國憂民的，只不過現實沒有給他一個合適的機會來用船山所認同的方式來展示其忠君愛國情懷。

結語

綜上，

處於明清易代之際的船山在易代之悲的刺激下有著非常強烈的愛國忠君之情，加上其交際圈中多有為國為君勇於獻身的仁人志士，在時代的催化與交際氛圍的薰陶下，船山的愛國之情轉化為極富戰鬥精神的實際行動，彰顯著其知行合一的行事準則。

他不僅要求自己這樣做，而且推己及人，他也要求別人這樣做，不但是當朝的人，甚至是歷史長河中的任何人，譬如杜甫。

船山認為杜甫雖有憂國憂民之心，寫下了很多飽含這種情感的詩作，卻無實際行動去積極改變現狀，其憂乃假，是必須批評的。不僅如此，船山十分重視詩歌的社會功用，劉人熙在《船山五言近體評選序》中就總結道：“詩以明志，動天地，感鬼神，厚人倫，美風俗，尼山垂教萬世，豈妃青儷白之侍所能坐井而窺？雅鄭之分，而世運升降、民生枯榮因之。”

船山尤其認為在國家混亂、運勢衰微之時，詩歌過度地、直接地描寫社會不好的一面，會造成更加混亂的惡果，因而，極力批評杜甫那些描繪個人悲慘經歷和民生疾苦、社會黑暗的詩作。

船山批評杜甫不是真正憂國憂民的忠君愛國之人固然有其合理的立足點，不過我們也應看見此論的片面、偏激之處。

圖片來自網路，如有侵權，聯絡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