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黃河在歷史上決口改道頻發，但卻有近1000年時間水患極少

對於黃河，我國人民特別是北方的人民一點都不陌生。大多數人都知道她既是我們的母親河、是我們中華民族文明的搖籃，又是一條給我國古時很多朝代的人民造成深重苦難的“害河“。再有了解深一點的，更知道她在1949年之前的3000多年間，下游決口1500多次，較大的改道有二三十次，其中有六次重大的改道。

黃河流域圖

之所以黃河這麼容易造成氾濫、改道等災害，是由於黃河水量在不同的年份變化多、含沙量大的特點 造成的，在歷史上一些時期猛漲猛落，下游河床抬升形成“地上河”，這些因素極易造成決口和改道，因此黃河一直以“善淤、善決、善徙”而著稱。

但如果把歷史上的資料細細整合、梳理一下，你會發現，黃河的泛濫、決口也不是均勻的分佈在各朝各代，在不同的時期情況也各不相同。

黃河水患的規律大概分為四個時期

1、秦朝之前災害較少期，即從有歷史記載的時代到秦朝之前的一千多年時間，由於當時地廣人稀，人們居住一般選擇高地，雖然在黃河下游無固定河道，河流隨水量的大小隨意漫流，但給人們的生命財產安全帶來的損失不併太大。戰國中期在下游開始了大規模築堤，黃河河道趨向穩定。在這一段時期黃河僅決口三次，還是戰爭中為了對付敵人人工開挖河堤形成的。

2、西漢災害頻發期，從漢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至王莽始建國三年（公元11年），共約180年中，黃河決口氾濫了10多次，其中5次導致了改道。

黃河下游變遷圖

3、東漢以後到唐朝末年的“安流期”， 大約800多年的時間。這其中還要細分成兩個階段，東漢初到隋代，史書記載的河溢大隻有4次，東漢1次、曹魏2次、西晉1次，晉末沖毀城池1次。唐代之後水患又比較多了起來，在將近300年的時間內，河水沖毀城池1次，決溢16次，改道1次。在這800多年的時間裡，雖然總的次數比起西漢來差不太多，但是發生水患的頻率和規模要小的多，就算是那次改道也僅僅是在黃河入海口地段的一次小改道，幾乎未給人們造成影響。可以說，這一時期前500多年黃河極其安穩，後300年雖然稍微有些氾濫，但也要比西漢時程度要輕的多。

4、唐代之後至新中國成立之前的頻繁氾濫改道期，時間跨度大約1000年的時間。黃河下游發生的六次大的改道，有四次就發生在這一階段。在唐朝結束後時間跨度僅有53年的五代時期就有19次決溢，平均不足三年一次。在整個北宋，黃河下游時而北流、時而東流、時而兩股並行，變遷十分紊亂。金代的時候發生的第四次大的改道，還徹底改變了黃河的流向，由入渤海改為奪淮河入海口入黃海。到了清朝咸豐年間又決口改道為渤海入海，這一個時間段約為700多年，在此期間發生的決口、氾濫更是數不勝數。在這之後，黃河氾濫的情況也一直不斷，從1855年到1938年間，黃河尾段南北擺動改道達11次之多。

綜觀有文字記載以來的3000多年的黃河氾濫、決口、改道情況，會發現黃河少有的“不發脾氣”的500多年安穩期，不在中央集權制度發展到最強盛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較高、社會制度越來越完善的唐、宋時期，而卻在中央集權制度初始的東漢、魏晉、隋等朝代，而從唐開始到宋、元、明、清這些大一統的帝國時期，黃河的水患倒是愈加頻繁了。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古今很多歷史、水利方面的專家、學者都把這份功勞歸結給了一個人，他就是東漢時的著名的水利工程專家王景。

南京河海大學王景塑像

王景是如何治理黃河的

《後漢書·王景傳》記載了王景的治理黃河之法，他於公元69年根據王莽始建國三年（公元11年）的那次決口衝成的黃河河道“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績，直截溝澗，防遏衝要，疏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即隨著河道的地形高低，疏灘壅塞、截彎取直、修築堤防等措施對新河道進行整治。在那之後，黃河便進入了長期的安流“千年無患”，因此很多人公認為這歸結於王景的河道治理“深合乎治導之原理”。比如清代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魏源和小說家劉鶚，近代的水利學家李儀祉等，就連黃河水利委員會的官方刊物《人民黃河》在某一年也都有過此觀點。

那麼因為王景的治理而使黃河“千年無患”這個觀點到底對不對呢？

誠然，因為王景治理黃河之後河道比較順直，入海的里程也比西漢時短了許多，所以在短期內有利於黃河水患減少是正確的。但如果從長時間的歷史跨度來說，黃河近千年無患都歸結於他這次治理，則是有些牽強了。

東漢黃河下游河道

1、王景的治理黃河、修整河道僅限於黃河下游，“自滎陽（今河南滎陽市東）東至千乘（千乘郡，群治在今山東省高青縣）海口”，而工程措施也僅僅是如上所述的“商度地勢……”三十三個字，如果用現代的話說也就是整治河床、加固堤防、興建水門而已，一般稍懂水利的人都會採用這些方法，並不是有著獨特訣竅的“絕招”。

2、就算工程有效，但這些堤防、河道治理等工作必須要建立一個長期的、穩定的制度，並且隨時要對工程進行養護、培補、加固，還要隨著河流水文變化而及時進行改建、增建、調整，才有可能使這些工程始終發揮效力。但大規模、長期的管理維護工作在一個大一統的王朝可能能夠實現，但是東漢的中、後期是封建時代最腐朽無能的時期，而魏晉南北朝時代則又是長期割據混亂的時期，在這些時期是不可能形成、建立、實施嚴密以及有效的河防制度的。

3、現在大家都知道，黃河的水災雖然集中在下游，但治理黃河的重點應該在中上游，只靠下游的修、防工程，只能是簡單的“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治標，而不是治本，王景所組織實施的工程就是這樣的治標工程，怎麼可能維持長久呢？

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東漢之後的黃河下游實現近千年的安流呢？

其實在上面的論述中已經指明瞭黃河要想安流，重點在上中游，這也是現代人們透過科學技術以及研究史籍早已得出的結論，只要上中游，特別是中游的黃河支流的泥沙含量少了，黃河下游河床就避免了被沉澱的泥沙導致的逐年增高，河堤也不需要隨之加高，也就減少了黃河氾濫、決口的可能性。但是道理都知道，那麼為什麼偏偏在政權最腐朽的東漢，以及政權更替最混亂的魏晉南北朝這些最不可能對中游進行管護的朝代呢？

這與一些朝代的政策以及黃河中游人民的民族構成有極大關係。

在戰國之前，黃河下游氾濫、決口、遷徙比較少的原因是在今天的山西、陝西峽谷流域以及涇河、渭河、北洛河流域所處的地區當時處於畜牧射獵為主的生產活動方式，原始植被沒有大量破壞，水土流失微弱。《史記·貨殖列傳》中關於經濟區域將全國劃分為了山西、山東、江南、龍門碣石北四個區域。山西指的是函谷關以西地區，其經濟特點為“饒材、竹、榖、纑、旄、玉、石”，龍門即山西省河津市禹門口的龍門山，碣石則是河北省昌黎縣的碣石山，這兩者連成一線後北側則是“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這兩個經濟區域正好覆蓋了黃河中游一帶，從產品看，其經濟、生產活動都是圍繞林業、畜牧業開展的，對植被破壞不算太大。

戰國時期的黃河中游示意圖

到了秦、西漢時期，這些生產活動也就是土地利用情況卻發生了極大變化。這兩個朝代都是實行的“實關中”和“戍邊郡”兩種移民政策。

”實關中“為的是“強本弱末”，本是首都附近，也就是關中，把距離較遠地區的人口財富遷移到關中，加強關中消弱其他地方的人力物力，鞏固大一統的封建統治。當然實關中不僅僅是關中盆地內，盆地的邊緣地帶也是安置的地方。“戍邊郡”就是移民實邊，鞏固邊防，抵禦匈奴。實邊的範圍為黃河中游除關中盆地、黃河東部之外都包括在內的廣大地區。這些內地的人遷移到了邊郡之後以何為生呢？作為農業民族來說，當然是自己最熟悉的務農種田了。

秦朝新開的邊郡

由於沒有開墾過的土地極為肥沃，農作物產量很高，所以農田面積擴大極快，漢武帝初次募民徙朔方事之後僅二十年，竟然“北益廣田，至眩雷為塞”，眩雷塞在今天的內蒙古自治區阿拉善盟的烏蘭布拉格障城，墾區已經達到了自然條件所容許的極限。秦、西漢無計劃、盲目的亂墾濫墾，造成了黃河中游的各支流附近水土大量流失，在武帝之後黃河下游的決徙之患越來越嚴重。黃河中游的人口、農田大量增加與下游的水患頻率正好相對應。

而到了西漢結束之後，由於內地戰亂頻繁，東漢建立之後忙於解決內部問題，無睱兼顧邊郡，而又由於匈奴內附人口越來越多，羌、胡、休屠、烏桓等少數民族也都在這裡聚集、生活，這些民族都是以畜牧為生。東漢之後也沒有推行過移民實邊的政策，此消彼長之下，內地徙移過來的漢人越來越少。以務農為本的漢族人口急劇減少和以畜牧為生的羌胡人口迅速增長，反映在土地利用上，當然是耕地減少，牧場增多，黃河中游入河泥沙含量也就大為減少，再加上王景的治河，東漢一代黃河能夠安然無患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西漢（上）、東漢（下）黃河中游對比，可見東漢郡縣要少於西漢

魏晉南北朝時期漢民減少，胡人增多的現象則更為突出，由於中原王朝無睱照顧邊郡，本來就是胡多漢民少的狀況直接就變成清一色的胡人世界了。西晉末年發生的五胡亂華以及後來由胡人建立的十幾個割據政權就充分說明了在黃河中游一帶胡人有多少了。正是由於這些不善農耕，而重畜牧業的結果，在這些政治最混亂、戰爭最頻繁的時代，黃河下游卻偏偏最安穩、平靜。

三國時期黃河中游一帶為羌胡佔據

隋唐時期已經有相當一部分胡人逐步被漢化，漢化的胡人開始改變生產方式，由牧轉為耕。唐代雖然朝廷極為重視以養馬為主的畜牧業，但是牧轉耕這些轉變依然在悄悄的進行中，所以在唐代開始出現了輕微的河患，但也僅僅是有決口溢位，未發生改道，嚴重性遠不及西漢。唐朝安史之亂後，為了刺激農民墾荒的積極性，曾下令新開墾的土地五年內不收稅，待五年之後再收。農民則採取在免稅期內努力墾荒，到期後逃掉選擇新地再進行開荒，耕地面積不斷擴大。當時土地兼併極為嚴重，好的地塊都歸了大地主或者豪門，增加的土地面積則只能到牧場、山谷之中，水土流失也就又開始加重，帶來的結果則是黃河下游的水患又開始嚴重起來。到了隋唐之後的宋、元、明、清等朝代，人口已增長了很多，對黃河中游破壞也越來越大，水土流失更是愈加嚴重，因此黃河下游的水患則隨之越來越重，決口頻繁，改道也是常事。

因此，東漢到唐末的將近一千年的黃河下游的平穩、安靜，極少發生水患的原因不能只歸結於王景治河，而更大的原因則在於黃河中游地區的水土流失嚴重與否。在那裡耕地多了，破壞嚴重了，水土流失就嚴重，表現在黃河下游就是水患頻發。而如果水土流失輕微，下游的水患也就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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