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院刊｜謝安《八月五日帖》源流考

北宋建中靖國元年（1101）二月十日，米芾（1051－1107）得到謝安《八月五日帖》，欣喜之餘，作長跋一篇，詳述流傳經過，又作七言長詩《太師行寄王太史彥舟》紀其事。是年，米芾將謝帖與先前收集的其他晉人書畫並列為家藏重寶，改室號為“寶晉齋”，以志其喜。《八月五日帖》共7行65字，兼行帶草，內容是謝安寫給家族子弟的喪報。據米跋，此帖流傳有緒，有梁唐內府諸印，唐時曾在宰相王涯（764－835）家，宋初原為王貽永（986－1056）所藏，曾被借入內府，經宋太宗（976－997在位）題字。米氏最早見此帖於太師李瑋（1035－1086）家，其時為晉人墨跡合裝大卷之一部分。李瑋歿後，原卷被拆分、散落各家。其中謝安帖由蔡京所得，後轉贈米芾。

米芾題跋中徑稱此帖為“謝安書”或“謝安帖”。後世著錄則稱之為“八月五日帖”“吿淵朗帖”“六十五字真跡”及“中郎帖”等。名實之間，時有混淆。謝帖及米跋原跡早佚，唯有墨刻收錄於叢帖中。此外又有米芾及後人的臨本以刻帖或墨跡的形式傳世。諸本的底本來源及相互關係錯綜複雜。本文以現存影象資料與史籍著錄為據，試加辨析，探討謝帖及米跋原貌，以及衍生諸本的流變過程。餘論部分，以此個案為例，引申討論叢帖出版的社會與經濟因素。

《寶晉齋法帖》及《松桂堂帖》本

目前通行之《八月五日帖》影象，多來源於上海圖書館所藏宋拓《寶晉齋法帖》。其卷一有《八月五日帖》殘本、全本兩種〔圖一，圖二〕。原帖由無為通判曹之格（活動於13世紀中葉）刻成於鹹淳四年（1268）。曹氏自跋稱米芾在安徽無為任職期間，曾將謝帖和所藏王羲之《王略帖》、王獻之《十二月割帖》三種墨跡刻石，後原石遭火損毀，葛之（1118年進士）知無為軍時，據“火前善本”重刻。據此，似乎《寶晉齋法帖》翻刻的兩種版本，即為受損後的米芾原刻與葛氏重刻本。然而其實際的底本來源可能更為複雜。曹氏刻帖與米芾寶晉齋的關係，也並非帖名所示那麼直接。

〔圖一〕謝安《八月五日帖》殘本（區域性）

〔圖二〕謝安《八月五日帖》全本

暫不考慮摹刻過程帶來的失真，比較《寶晉齋法帖》中兩個版本，可見出明顯差異。全本雖然保留原帖文字完整，但是字口磨損更為明顯，因此顯得筆畫細短僵硬。如［附表一］字例所示，“五”字第二筆撇畫末段不見，“攸”字左側豎點短肥、末筆捺畫則成直條狀。相比之下，殘本字口清晰，筆畫的輕重緩急皆能體現。可見二者並非來自同一個底本。所據底本何者時代更早或者更接近原跡，仍需外證推定。

故宮博物院藏舊題《宋拓寶晉齋帖》（後經啟功先生重新鑑定為《松桂堂帖》者），卷首即為米藏晉人三帖〔圖三〕。三帖之後有一段跋文：“右襄陽米芾家藏法書，經梁唐御府、歷代賞鑑之家，傳之有緒。乙酉歲守灊江，刻於齋中”，不見於其他文獻記載。帖主米巨（活動於13世紀上半葉）自稱米芾曾孫，在米芾跋後，又刻有自跋一段：“右晉王、謝諸賢法書，先南宮所寶玩，因以名齋。今三帖乃齋中所藏。紹興初，真跡多歸九禁，世罕其傳，僅存此墨本。”據此，則《松桂堂帖》本或直接翻刻自米芾原刻。

〔圖三〕謝安《八月五日帖》及米芾題跋

將《松桂堂帖》與《寶晉齋帖》所收《八月五日帖》全、殘二本並置，可以發現其字跡形態更接近於殘本。以前舉“攸”字為例，《松》本的右側筆畫結構以及末筆的弧度，都與殘本類似。此外，殘本與《松》本“當”字上部兩橫畫都較平直，全本則呈更大弧度；“禍”字左側豎畫傾斜度及末筆的弧度，也是殘本與《松》本更為相似［見附表一］。以上字例說明《松桂堂帖》本和《寶晉齋》殘本雖不見得翻刻自同一底本，但是可以互證其所用底本時代較早，應該更接近於原跡。而所謂全本則可能翻刻自較晚拓制的底本。

據以上三種帖本，可以大致復原謝帖墨跡在米芾收藏時的面貌〔圖四〕。謝安帖（A）左有宋太宗題“謝安書”三字（B），是在借入內府觀看時所題。題字左側有三方殘唐印（唐內府“開元”小璽兩方及王涯“永存珍玩”印），與謝帖首行右側殘印相合。可見太宗題字可能原在卷首，直接題於唐代裱紙上。不過米芾見時，已經重灌並移至帖後。米芾又新增“太帝神翰”四字在題字上方，及細字小注於諸印旁（從刻本所保留的邊痕上看，似在一細長籤條上）。隨後另接一紙，上有兩行題注：“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物睿烈大明廣孝皇帝御書三字（C1）。”書風行款與帖前謝安官銜三行（C2）完全相同，應該都是米氏重灌時所添。題注後有“臣芾贊”三字（D1）及四言讚語（D2）：“山林妙寄，嵓廊英舉。不繇不羲，自發淡古。有赫太帝，天造翰藝。末下龍跡，震驚天地。”內容完全是褒讚太宗題字，與謝帖並無直接關係。卷末原來很可能還附有米芾所作的長跋（E，詳見下節討論），但並未一起刻帖入石，因此不見於以上諸本。

〔圖四〕謝安《八月五日帖》墨跡復原

董其昌（1555－1636）所刻叢帖《戲鴻堂法書》（刻於1603年前後）中有《八月五日帖》一種，基本內容與前述諸本相似，但是行距略松，且移除了所有的印章及米芾旁註〔圖五〕。宋太宗題字（B）仍保留在原位置，但是不見米芾兩行注語（C1）。四言讚語（D2）和“臣芾贊”三字（D1）則被移至卷末，且互換了位置。這樣一來，完全打亂了米芾為贊太宗題字所作題跋的次序。此外，帖前謝安官銜，不知何故截去其中一段，變成只剩兩行（C2）。太宗題後，則多出一段本文開頭所提到的米芾長跋（E）：

右晉太傅南郡公謝安字安石書，六十五字。四角開元小璽，御府書也。“永存珍秘”印，入唐相王涯家。“翰林之印”，建中御府所用。更兵火水土之劫者八百年，歷代得以保之，必有神護。元祐中，見晉十三帖於太師李瑋第，雲購於侍中王貽永家，太宗皇帝借其藏書模閣帖，但取郗愔兩行，餘王戎、陸雲、晉武帝、王衍，及此謝帖、謝萬帖，共十二帖，皆不取模版。餘特愛此帖，欲博以奇玩，議十年不成。元符中，歸翰長蔡公。建中靖國二月十日，以餘篤好見歸。餘年辛卯，今太歲辛巳，大小運丙申、丙辰，於辛卯月辛丑日。餘生辛丑，丙申時獲之，此非天耶？米芾記。

〔圖五〕謝安《八月五日帖》

《戲鴻堂法書》擇帖草率、摹勒失真，久為學者詬病。除上述改動之外，《八月五日帖》刻本的描摹精準程度也值得懷疑。雖然如此，將《戲鴻堂》本與前述諸本對勘，仍可以發現，其字形結構及筆畫的比例、角度、弧度均與較早的《松》、殘二本更為相近，與《寶晉》全本則有相當距離。以前舉“當”字為例，《戲》本中間長橫平直，如同《松》、殘二本；連線其下的短橫起筆有明顯的停頓，全本則流暢帶過；最下方的“田”部《戲》《松》、殘三本結構緊湊險峻，全本則略顯舒展。［附表一］所列其餘例字，如“禍”字豎畫和末筆的傾斜度、“號”字末筆撇畫、“斷”字左半筆畫粗細，以及“裂”字上半立刀旁兩筆間距離，均與《松》、殘本類似。由此可見，《戲鴻堂》本的底本與二者應該源於同一早期底本系統。

莊希祖先生推測《戲鴻堂》本為真跡上石，但對於所據底本則未加詳述。今檢董氏《容臺別集》中錄有“《六十五字真跡》”墨跡：“謝太傅六十五字真跡，後有米元章行楷百餘字，米自貴其小楷，雲：‘不輕為人寫，惟跋古帖與前賢墨跡用之，所謂獅子捉象，必全其力。’今在嘉禾項晦夫家。”晦夫即項元汴（1525－1590）四子項德明（1573－1630），與董氏過從甚密。董氏刻《戲鴻堂》時借摹，當在情理之中。所謂“行楷百餘字”，即前引米跋。因此《戲鴻堂》之底本當即項氏所藏墨跡。項藏本早佚，然而基於以上刻帖諸本字例的比較，或可大膽推測：此《六十五字真跡》與《松》、殘二本時代接近，甚至可能就是米芾舊藏原跡。傳至項家，已經重新裝池，故題跋次序混亂。

《八月五日帖》原跡在米芾之後的收藏過程只能根據零星記載推測。據前引米巨跋，此帖紹興初為內府所藏。南宋御書院有臨本（討論詳見下節），可證其說。後又經趙與懃（1238年進士）、季宗元（活動於13世紀末）家遞藏。此後的流傳則史料闕如。項氏所藏墨跡，本人並無記述，但有同時之張醜（1577－1643）《清河書畫舫》詳錄帖文及米芾長跋，與《戲鴻堂》本基本吻合。稍晚，卞永譽（1645－1712）《式古堂書畫匯考》（1682序）和吳升《大觀錄》（1712序）也曾著錄此件墨跡。後者詳細描述其材質：“深牙色紙本。六十五字。首黃絹題‘謝安書’三字，宋太宗宸翰也，結字類章草。紙色堅潔，有古痕如浪皺，花紋隱起。”此後該墨跡又不知所終，如今只能透過《戲鴻堂》刻帖窺其面貌。

又據張醜、卞永譽、吳升諸家著錄，項氏墨跡本在米跋後、《贊》前，另有一小段“序”：

家藏晉王謝真跡五軸，唐文皇而下，名書甚眾。王謝帖，唐梁御府物。璽跋宛然。每開卷使人目動心驚也，因作《謝帖贊》雲。

此段序文不見於《戲鴻堂》本及其他刻帖，因此無從知曉其書法面目。但是正如前文所示，無論從文意還是排列次序看，米氏四言讚語乃為宋太宗題字而作，與謝安帖並無直接關係，米芾本人不可能混淆題作“謝帖贊”。此序或為後人重灌時妄添，意在連結米芾長跋（E）與讚語（D2）。可能董氏也知其非真，因此並沒有刻入《戲鴻堂》。

《八月五日帖》臨本

以上幾種叢帖中的刻本之外，《八月五日帖》又有米芾及後世臨本諸種傳世，包括刻帖及墨跡，可以旁證原帖流傳及餘風所及。茲就所見，略述如下。

上海圖書館另有張廷濟（1768－1848）舊藏題為《寶晉齋帖》的兩卷殘本，全為米芾臨古人書，但編次與本文第一節所引十卷本略有出入。其中多出米臨《八月五日帖》一種〔圖六〕，文字與原帖完全相同，筆畫結構則多有出入，應是對臨之作。帖後有米友仁（1074－1151）跋七行：

謝安書淳古有真意，不學而成家，自然妙處，非餘人所可到。此一帖先臣芾手臨。晚年方得之，無日不熟觀，亦無日不臨學。好事得臨本為最，多嘗獲見之，然此帖是絕佳者。紹興丙辰（1137）十二月初五日，臣友仁審定。

〔圖六〕米芾臨《八月五日帖》

標題下有註文作“高宗皇帝御書”，友仁跋之前有“內秘書印”一方，形制與同卷其他幾件臨本一致，應都是源於南宋內府舊藏墨跡。宋高宗趙構（1127－1162在位）南渡之後，即廣搜書畫名跡，尤其是北宋士人書跡。1141年更是命將所藏米芾墨跡上石、刻於禁中，是為後世所稱《紹興米帖》者。米友仁則擔任鑑定之責，相關跋文存世尚多。

正如米友仁在跋中所指出，米芾得到《八月五日帖》後，奉為晉人楷模，認為“謝安格在子敬上”，勤加臨習，因此傳世臨本眾多。岳珂《寶真齋法書贊》亦著錄有“御書題簽”墨跡臨本，後有“臣米友仁審定恭跋”，然而時在紹興九年（1139），可見是另一本。岳氏又提及所見拓本一種，有“紹興三璽並宸翰標目”，亦有米友仁審定跋文，唯“‘情’字作‘內’字，又中間少十二字，末少‘奈何’二字”。綜上所述，僅宋高宗所題簽的米芾臨本就有已知三種不同的版本。由此可見高宗推崇和追隨米芾，並期待從《八月五日帖》上窺晉人書法的奧妙。

故宮博物院所藏《謝安行書中郎帖》墨跡冊頁〔圖七〕，文字內容與上述《八月五日帖》諸本完全相同，然行款不同，書風雖然類似，筆畫結構則多有出入［見附表一］，顯然也是對臨之作。因上有宋高宗“德壽”印，故宮博物院定為南宋御書院臨本。然而如果是高宗命書手臨寫以為範本，則不致與原跡相去如此之遠。細審筆法，則與高宗傳世墨跡（如上海博物館藏《臨虞世南真草千字文》）頗為接近，草書部分提按轉折處尤其相似，或是高宗親筆習字，可作為高宗效法米芾、精研謝帖之證。

〔圖七〕《謝安行書中郎帖》

此墨跡原為新安吳廷（1556－1626以後）所藏，並曾作為謝安真跡刻入《餘清齋帖·續帖》（始刻於1614年）。據刻帖本判斷，當時應為手卷。卷末另有董其昌補錄米芾《太師行寄王太史彥舟》並跋：“右米元章《太師行》，為謝公真跡作，合在此卷之後，不知何時離去。餘故為補之。”〔圖八〕其左又有董氏1609年觀款，二者均不見於現存冊頁。吳廷與董氏交往密切，《餘清齋帖》正、續二編的法書，大都經後者審定。然而董氏此前顯然已經見過項德明家藏真跡，並刻入《戲鴻堂法書》。兩相比較，不可能看不出吳藏墨跡為臨本。跋文反映了董氏為親故鑑定書畫時慣用的敷衍筆法，表面上似乎極力褒揚，其實只是說米芾原詩乃“為謝公真跡作”，對於墨跡本身是否為“真跡”則模稜兩可。米芾《太師行寄王太史彥舟》並非謝帖原卷的一部分，已見本文前注說明，其墨跡也早已失傳。唯故宮博物院現藏《群玉堂帖》殘本中，附有董其昌題簽“宋搨米元章小楷帖”拓本長卷一種，其中恰好有《太師行》〔圖九〕。比對董氏“補錄”細部，雖然行款疏密不同，單字的結字筆畫相似度極高，因此董氏應是就此小楷帖臨摹。

〔圖八〕董其昌臨米芾《太師行》（區域性）

〔圖九〕米芾《太師行》（區域性）

今董跋已佚，故宮博物院藏謝安帖臨本冊頁後，尚存有璿政（生卒年不詳）、王鏊（1450－1524）、焦竑（1540－1620）、張英（1637－1708）諸跋。其中璿政與焦竑跋文都徑指此帖即《宣和書譜》所列之謝安《中郎帖》。此說並無直接根據，卻導致此後帖名的混淆。此臨本在吳廷之後的遞藏經過已無從細考。安岐（1683－1744）《墨緣匯觀》（1743年序）錄有“八月五日帖”一件，“淡黃紙本不古”，似為同件。則或經安岐之手入藏清內府，以“中郎帖”之名與傳王羲之《雨後帖》合裝成冊。

歷代著錄中有《八月五日帖》偽本墨跡兩種，附記於此。顧復《平生壯觀》（1692年序）錄《謝太傅八月五日帖》一種，雖有“四角古圖書”，但“紙墨未古”，無米芾跋文與讚語，顧氏疑為宋高宗所臨。然而據其描述，該帖並非今故宮本，可能是基於《寶晉齋》本偽造的墨跡本。又，顧氏專門指出《戲鴻堂法書》所本“或別有真跡在焉”，可見他當時未見項氏所藏墨跡。此外，清末楊壽恩記有蟄室藏《晉謝太傅八月五日帖真跡冊》“二幅、幅四行，草書六十五字”。與原帖相比，字數雖合，形制不同，當屬附會前人著錄的臆造之物。

餘論：法帖製作的社會生態

謝安《八月五日帖》墨跡原本、法帖刻本，以及衍生出來的翻刻本、臨本、偽本的歷史，揭示了一件書法名品流傳過程中產生的複雜的生態系統。自宋初《淳化閣帖》（刻於992年）以來，直到近代照相複製技術應用之前，法帖刻本是獲得學書範本最重要的渠道，也是生成與傳播書法影象知識的主要媒介。近年以來，受藝術史方法論影響，以及書籍史、版畫史研究的啟發，有些書法學者已超越傳統鑑定學的範疇，開始關注法帖作為影象媒介的生產與流透過程及其社會背景。此處以翻刻《八月五日帖》的歷代叢帖為例，就此議題略作闡發。

據目前所知的文物和史料，北宋時期，除《淳化閣帖》及其各種翻刻版本之外，並無編刻叢帖的風氣。南渡之後，半官方（以地方官身份編刻）和私家編輯的叢帖才開始流行。其中相當一部分是翻刻家藏墨跡或舊拓單帖，集而成冊，如著名的《西樓帖》（1168年刻）、《群玉堂帖》（1206年刻）、《鬱孤臺法帖》（1228年刻）、《英光堂帖》（1233年刻）等，或為同好間分享，或為私塾子弟日課，當然帖主矜誇收藏的用心亦不言自喻。刊刻之時並無明顯的商業目的。上文所引《松桂堂帖》即屬此類。帖主米巨以弘揚家族榮耀為旨歸，各帖之後都有跋文詳細說明底本來歷及刻帖緣起。原跡的題跋資訊也儘量保留，以彰顯承前啟後的意義。

《寶晉齋帖》則代表了當時新興的商業法帖。編者曹之格在跋文一開始即羅列《閣帖》的“官本”和“私塾”刻本之難得，可見本帖面向的是市場需求。曹氏跋文對於各帖底本來源也閃爍其辭，只說是“吾家諸父”“曹氏家藏帖”，其實並非自己的收藏。其版式形制整飭，每卷後更是有鼎形印記及四方印“畊野曹之格新民印章”〔圖十〕，儼然模仿當時坊刻圖書牌記的樣式與功能。考慮到刻帖地廬山一帶在南宋時期刻書業的興盛，不難想象，《寶晉齋帖》的製作、發行與銷售，很可能也是透過坊刻圖書的渠道進行的。

〔圖十〕宋拓《寶晉齋法帖》 卷後印章

當然，私家刻帖與坊刻法帖並非涇渭分明。前者或因社會需求轉為商業目的而拓制，甚至將原石售與別家，這樣的情形並不罕見。至於經過原帖主默許，或擅自進行的坊間翻刻，在法帖出版中早已盛行。但是區分以上兩類法帖，有助於在具體歷史情境中探討法帖的特殊社會功能及傳播途徑。

正文所討論的另外兩部叢帖《餘清齋帖》和《戲鴻堂法書》，恰好代表了上述兩類法帖在晚明文化背景中的復興與轉型。《餘清齋帖》帖主吳廷以自己的家藏法書墨跡摹刻入石，其目的顯然不是營利，而是積累所謂“文化資本”，體現了明末江南地區富商收藏者與文士的互動。《戲鴻堂法書》的出版則包含了複雜而弔詭的因素。一方面，由董其昌這樣的文化權威親自參與審定，以董氏“家刻”的面目出現，儼然是精英文化圈所獨享的“限量品”。另一方面，其求大求全的編撰方針、對內容的隨意刪改以及市場化的發行渠道，則與晚明通俗小說、戲曲、詩詞選本、日用類書的商業出版如出一轍。《戲鴻堂法書》發行不久之後，又有海寧陳氏所刻《玉煙堂帖》（1612年）等更大型的叢帖出現。其中的《八月五日帖》翻刻自《戲鴻堂》本，且乾脆刪去謝安官銜，以保持卷中體例一致，並且按年代編入“六朝法書”部分，儼然後世“書法全集”的雛形。這一類的叢帖流行坊間，遂成為傳播書法視覺形象、塑造書法經典乃至書法史觀的重要渠道。

附記：本文的寫作緣起於與韓文彬教授就故宮博物院藏《謝安行書中郎帖》的多次討論，修改時承蒙匿名審稿專家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附表一］ 文中討論《八月五日帖》各本單字字形對照

（本文首刊於《故宮博物院院刊》2022年第3期，原題為《謝安〈八月五日帖〉源流考》，作者薛磊（美國俄勒岡州立大學藝術學院）。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原文註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