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平如憶往事：“人與物的緣分難於預料若此”

本文出處：《平生記》，作者：饒平如，版本：上海貝貝特｜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21年9月

我的父親名孝謙，字衝孟，也稱通孟。他的生日是農曆八月十三日，故小名“桂郎”。晚年，他寫詩，作日記，自號“傭翁”。他的日記也叫“傭翁日記”，他曾授我一冊作為紀念，可惜的是，歷經顛沛流離，日記早已丟失。

我所知道的父親早年簡歷是，他畢業於北京國立法政大學堂，曾任南城縣商會的會長、南城啟南小學的校長，還在湖北省的禁菸局裡做過職員。不過我當時年齡尚小，所以對他這些經歷毫無印象。

在一九三八年間，我家因避日機轟炸遷到故鄉南城老家“倚松山房”居住。在他的臥室兼書房裡，懸掛著他一幅十六寸的年輕時的半身照片。照片的輪廓呈橢圓形，父親身著西裝，頭髮也是三七分的“西裝頭”（舊時對西式髮型的稱呼），神采奕奕，年齡看起來是二十五六歲的樣子。大哥告訴我，父親年輕時曾想赴日本留學。那個年代的青年意識到中國貧弱，要挽救祖國，須向歐美等西方國家學習，日本就是這樣強盛起來的。所以，當時的青年有的遠渡重洋留學歐美，也有的就近到日本留學。到日本的輪船票據說只需六十元大洋，而且手續簡單，並不要辦簽證，也沒有什麼叫護照的東西，人坐船去了，上岸就行。

後來，我在南昌家裡樓上堆放舊書報的地方，也發現過好幾本學習初級日語的教材，看來父親確是把此事列入日程……可後來為何沒有去成呢？大哥說，還是因為父親是獨子，他只有一個妹妹，沒有其他兄弟。“父母在，不遠遊”，祖父去世雖早，祖母還在，他一個獨養兒子，怎麼可以離開年邁的母親去遠遊呢？

父親在湖北省漢口市做過禁菸局的職員。那時我的年齡大概是六七歲，記憶甚是模糊，惟有一幕場景，我仍印象深刻。

當時的漢口也有里弄房屋，不過結構比上海的里弄簡單些。我依稀記得，那裡家家戶戶大門之外即一條筆直寬敞的公用通道。

房屋大門一開啟，裡面即房間，沒有院子，房間大約二十餘平方，有樓，樓上一般設定為臥室。記得里弄進門右首第一家是我家。家裡樓下房間放一張簡單的木製方桌，幾把椅子，如斯而已。

某日，我不知何故忽然飛奔出外玩耍，恰在此時，有一輛黑色的私人黃包車正好經過我家大門口，我避讓不及，頭直接撞上車輪。幸好，車輪撞擊在了我兩眼之間的鼻樑上，血流如注……

以後是否去了醫院？事故責任如何認定和處理？我一概忘了。

只留下一幕印象：樓下那張小方桌上，那陣子就一直襬上了一個白色淺邊的搪瓷盤子，裡面盛上了許多棉花球。父親天天用這些棉花球為我擦洗傷口，過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我才痊癒。可在這段往事的回憶裡，我似乎沒有看到過母親，也沒有見過家裡其他人。難道當年父親是單身一人領著我來到漢口？這似乎與情理不合，也許是我自己記憶不清……

我頗有些懊惱，在懂事之後，為什麼不問一下母親這次事故的詳細經過，以致到現在我也說不清楚這件事。而這些往事，一旦從人的記憶裡迷失，就再也無處尋蹤了。

這件事現在留下的唯一痕跡是，雖然年逾九十五歲，在我的鼻樑上，靠近一點仔細地瞧看，還有一個淺淺的印痕。

我對父親的生活和工作有較為明確的記憶，大約要到八九歲時全家遷居到南昌陳家橋十八號以後（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六年）。這段時間社會相對來說比較安定，老百姓也勉可算是安居樂業，我認為這是父親一生中最為得意、生活也頗為快樂的時期。

陳家橋這個地區雖然周邊雜亂，近乎貧民集聚區的樣子，但當時這幢房屋系我們一家單獨租住，故而尚屬寬適。這幢房屋頂上還加蓋了一層樓，全是木結構。加蓋的這層樓較為低矮，不住人，用來堆放雜物，此外還設了一間佛堂。佛堂供奉著玉皇大帝、觀音菩薩等神仙之像。房中終年香菸繚繞，異香滿室。因為父母都信佛教，他們平時在樓下唸經，到了特殊節日如玉皇大帝或觀音菩薩的生日之時，則必須上樓到佛堂去焚香禮拜，下跪磕頭，以示虔誠並祈求神佛保佑。

父親一般早上七八點鐘起身，盥洗在臥室中進行。室中有洗臉盆架。當時並無自來水裝置，在廚房裡放有一個大水缸，大師傅老敖每日下午用水桶到外面水井中汲水挑回家，把家中水缸盛滿。我估計飲水和用水是不分的。洗臉時由女傭負責去缸中打水，供盥洗之用。

我們早餐吃粥，下粥的菜多半是昨日剩下的紅燒魚或別的菜餚，從來不會到市面上去買什麼油條、花生米之類的食物。吃粥的人也不限時間，隨到隨吃，來去自由，不採取“集中用餐制”。一般來說，父親和我以及三弟壽如在一起吃粥的時候較多。大哥、大嫂們為一批。母親晚一點到，她總是喜歡吃雲南的大頭菜下粥。祖母更晚，她吃的菜是專為她的喜愛而特製的——類似“梅乾菜”，江西人稱為“Nó”菜，拌以肉糜，做成肉丸，味要偏鹹，再以油炸之，方成。這菜給祖母專門享用，我們不敢去嘗試的。

父親早餐後便到他的辦公室去做他的工作——寫狀子。

父親的辦公室有一大書桌、一張藤座椅。桌上擺著筆筒、墨盒和一部供參考的《六法全書》，書桌對面是客戶坐的藤躺椅。書桌左側是一個窄而高、設有數十個小抽斗的檔案櫥。來客需要法律幫助時，便在此室內洽談。我還知道父親書桌左下的一個抽屜裡，常年備有一筒“白金龍”牌香菸，南洋兄弟菸草公司產品，為當時名牌香菸。煙筒繫馬口鐵製成，一筒有五十支菸，以薄薄的鐵片封口，筒身飾一條白身金紋的龍。菸草呈金黃色，有異香。這煙父親自己不抽，是為客戶們準備的。他自己只抽水煙。

我十四五歲時，實在好奇不過，終於一日下午，趁父親外出，摸到父親書房，找到煙筒，抽出一支。恐怕給人發現，我提前自備火柴，跑上二樓。樓上平常是沒有人的。我一面從樓門處窺察樓下的動靜，一面從口袋中取出香菸，仿效成人，用雙唇將香菸夾住，一面擦燃火柴，將香菸一端點燃，用力一吸。哪裡知道，一股濃烈的氣體直衝咽喉，嗆得要命，哪裡有一點香味，簡直就是自討苦吃。我趕緊將香菸用腳踩滅，溜下樓來，佯作無事之狀。自那之後再也不敢嘗試此物了。

父親寫狀子用長約三十五公分、寬約二十公分的毛邊紙打草稿。他用毛筆寫行書，寫完再請人謄寫。這是他絞盡腦汁的時刻，總要字斟句酌，不能疏忽大意。有的時候，午飯已經上桌，菜餚擺放齊全，眾人已經就座，而父親還在書房裡寫狀子。此時，母親便命我到書房去請父親來吃飯。我走進書房，見父親正在伏案疾書，便輕輕地喊一聲：“爺爺（南城人方言，“爺爺”指父親，“公公”則指祖父）！吃飯啦！”父親“唔”了一聲，不久，就出來和我們同桌吃飯。

有的時候，因為好奇，我會在父親走出書房之後，往桌上的狀子看一眼，想知道他到底寫了些什麼。

只見第一句寫的是“呈為呈請事……”幾個字，我認得，以下的就看不懂了，而且又有塗改之處，更難辨識。

父親寫好狀子，便交給書記員去謄抄。家裡書記員換了好幾個。據我回憶所及，第一位是餘仲陽，我稱他“餘仲叔”的，可能他與我家還有點親戚關係。第二位姓梅，不知其名，瘦小個子，經常面露微笑之色，很好玩。他經常要我講故事給他聽，當我講《西遊記》中某段時他又指出我看書時的白字，弄得我下不了臺，很是難為情。例如，我不認得“齋”（齋）字，“吃齋”說成“吃齊”（吃齊），他就哈哈大笑。第三位姓何，名鶴鳴，人長得很高大，不知何人所薦。由於此人言語舉止有些輕浮，父親很不喜歡，所以不到一年便辭退了他。第四位叫吳士銓，他是父親的友人吳山比老先生的長子，為人極其老實，字也寫得笨拙一些，勉強過得去而已，辦事也不甚精到。某次，某場官司，法院送來律師出庭的“傳票”，竟給他丟失了。沒有傳票怎麼去出庭？父親也無可奈何，我當時還記得父親嘆了口氣，說：“沒有辦法，這回只好去賣賣我的老面皮了！”意即自己要到法院去打招呼，請人想辦法彌補這個缺失，去補發一張傳票。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戰爆發，父親率全家離開南昌，律師業務自然停止。直到一九四八年我回到南昌時，父親只租用了原來陳家橋房屋的三分之一，其時的書記員名趙椿林，也是我家最後一位書記員。因為戰亂，生意寥寥，無事可為，後來趙椿林便和我一夥，在我的切面店幫忙了，這在我寫的另一本書《平如美棠》一書中業已記敘。

說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父親律師業務興旺之時，書記員的辦公場所就設在下廳左面一間書房，也擺一套書桌椅，後面還有一張帆布摺疊行軍床，書記員即住宿在此處。書記員吃飯與我們同桌。待遇是每月四元大洋。這屬於基本工資，主要收入要靠打贏官司的錢。例如，官司打贏了，客戶送律師的酬金（或者名之平曰“服務費”）是兩百元大洋，照例還須送十分之一的勞務費即二十元給書記員。

父親曾告訴我，他從不承接刑事方面的訴訟，而只承接經濟方面的如債務糾紛或財產分割糾紛，至於所謂離婚訴訟，那時極為罕有，可以說是接近為零。因為當時的民風民俗，相當守舊，就是夫妻分離也只是雙方私了，不會來找律師的。父親還有一個原則，如果來的客戶是理虧的一方，他也婉言謝絕。他說他不能把無理的事辯護成有理而打贏官司。

父親還有第三個“原則”，他希望客戶送的報酬是現金而不是匾額。這大概是針對他一位好友而說的戲言。父親的一位友人，廣益昌的老闆曹朗初，找父親打過官司之後，曾送過父親一幅匾額，中間寫了四個楷書大字：保障民權。

父親把它懸掛在我和弟弟臥室的北牆上，位於這棟房屋最深最後一堵牆上，目的就是不給人看見。他笑著對我們說：“如果讓人看見了，群起而效尤，都送匾額的話，那我們靠什麼吃飯呀！”當然，曹朗初並不是只送匾額一件禮物就充了訴訟費用，但父親的擔心卻也不是多餘的，大概客戶各人有自己的取捨之道，這是捉摸不準的。

父親吃過午飯之後，便坐上一輛五百大洋從上海買來的黑色黃包車。家裡的車伕名叫榮發，為人木訥誠實，中等身材，由他拉著，直奔江西大旅社而去。這個下午便是父親和其他工商法律界好友們聚會的時間。原來，他們在江西大旅社長期包了一個房間，大概猶如今日之俱樂部吧。或交流業務經驗，或介紹業務商機，同時也放鬆一下身心。大家談論、閒聊、飲茶、打麻將，最後是一桌酒席……我記得，總是要到晚上九十點鐘時分，父親滿臉紅光、帶著八九分醉意，回到母親房中。我和弟弟看到醉酒的父親，心裡都有點怕，不敢到前房去，每次要等母親喊我們才過去。父親常常帶回幾隻香蕉，有時是蘋果，猜想是酒席之後的果品，父親隨手取幾隻帶回來給我們小孩吃的。

又有一次，某日午飯前，父親面容嚴肅地對母親說：“今天我到大旅社去有事。”“什麼事？”母親問。父親說：“吃完飯再告訴你吧。”於是，母親心神不定地吃完了飯，急著問：“什麼事？”父親才說：“我們存放在崧大里的三千元錢給倒掉了！”所謂“倒”，乃南城方言，猶言打了水漂。母親一聽，“哇啦”一聲便淚流滿面，痛哭起來。三千塊大洋啊！好不容易積攢下來的錢，也許還包括我們小孩三人收到的壓歲錢呢，就這麼化為烏有了！

父親說：“所以我才叫你先吃完飯再聽我說呀，否則你飯也吃不下的。”

原來父親有個商界中的朋友名叫趙鵬九，胖而矮，也是南城人。我見過此人。他想開店，找眾人集資，取店名為“崧大”，鋪面就選在洗馬池的熱鬧路段——南城人稱為“碼頭好”。店面極小，只有一般店面的二分之一。裡面也不過二十來個平方，賣的是時尚服裝、鞋履箱包、配件掛飾之類，各色百貨都有。我有時路過洗馬池這條馬路，還見過這家店鋪，也走進去過，因為距江西大旅社不甚遠。

父親是被拉的投資人之一，此去是處理該店的關門歇業善後事宜。到了晚上，父親終於回家了，還帶回一個大大的包袱。包袱開啟，攤在母親房間的地板上。哇！滿滿一大堆“垃圾商品”。原來，趙鵬九表示，錢是還不出來的，目前只好把店中剩下來的、賣不出的東西，平均分攤給各個投資人抵還債務，算是作個了結。

這一大堆垃圾商品，怎麼處置？父親立即把大哥、大嫂、定姐等人都叫來，任他們自選，喜歡什麼就拿什麼。於是大家手忙腳亂，在商品堆裡忙不迭地翻來翻去。這個說：“這件衣服我好穿！”那個叫：“這頂帽子我要！”“這條長褲顏色不錯！”“哈，這雙絲襪我正合適！”……我和三弟都很幼小，只曉得在旁邊看熱鬧而已。

經過眾人們一番選撿，但凡好一點的都被拿走了，地上仍剩下一些誰都看不上眼的東西，像什麼假玉手鐲呀，唸佛珠呀，老式過氣的帽子呀，顏色黯淡的長圍巾呀，都沒有人要。母親就把這些剩下的物件收拾起來了……

事隔多年，當一九四八年我回南昌結婚，姨嬸把我母親的遺物，當眾分給我和三弟的時候，我忽然看到了這條灰色的長長圍巾，便取來收藏起來。之後，妻子美棠把它帶到上海。由於這圍巾既已老舊，顏色本也不怎麼好看，所以我在上海工作時也很少用。直到一九五八年我去了安徽勞教，美棠把它寄來給我禦寒。在艱辛困厄的歲月裡，這條雖老舊但質地確是純真羊毛的長圍巾，陪著我度過了十多個年頭的冬天——直用到它支離破爛，到處是空洞，不堪再用為止。人與物的緣分也難於預料若此。

原作者｜饒平如

摘編｜張進

編輯｜張進

導語校對｜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