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年前的大宋，竟有遠超我們想象的城市繁榮

開封（汴京）夜景

杭州景色

在一千年前的宋朝時期，經濟發展、科技進步、社會穩定、商業發達、城市空前繁榮。

中國的科技發展到宋朝，已呈巔峰狀態。在許多方面實際上已經超過了18世紀中葉工業革命前的英國或歐洲的水平（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

由於大量的科技發明得到實際應用，工商業突飛猛進，城市經濟日益發達，糧食產量不斷提高，使得大量人口脫離農業，進入各種商業城鎮，中國最早的城市化開始在宋代大規模出現。

據史學家考證統計，北宋時期的城市化率約為20%，到了南宋時期甚至達到了中國古代歷史中城市化的最高水平——22%，這相當於1980年代的中國城市化水平（《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

而當時著名寫實派大畫家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則將一幅用工筆精心描繪的、古老而又繁華、立體而又迷人的宋代城市生活畫卷，徐徐展現在世人面前。

宋代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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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驚人，引領世界的百萬級特大城市，在北宋開始出現。

北宋時期，人口得到了快速增長，全國人口到北宋末年已達1。2億人，約為唐代人口的兩倍。人口的增加帶動社會生產力的持續提升，北宋末年的墾田面積達到了750萬頃（唐代面積的2倍），科技全面進步使宋代的畝產量也超出唐代的最高產量，在“魚米之鄉”的江南地區的畝產量，甚至達到了唐代畝產量的2-3倍。

尤其引人關注的是，宋代的農業發展成就不僅是畝產量的增加，而且出現了專業化和商業化的轉型，實現了茶葉、蠶桑、蔬菜等商業性農業的道路。

糧食產量的增長和過剩，讓糧食走向商品市場成為必然之路。

日本學者在《宋代商業史研究》中指出，宋代的糧食已是商人大量運輸、長途販運的主要商品，並開始形成全國性市場。宋代每年經汴河運輸的糧食高達五六百萬石，正是糧食史無前例地充裕和商品化，為大型城市（汴京、杭州）的出現提供了物質支撐和可能。

當時，北宋都城汴京成為全國經濟最繁榮的城市，市區面積達193公里，11世紀末人口達到百萬以上，每年消耗糧食高達600萬石，史稱“比漢唐京邑，民庶十倍。

宋代大畫家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寫實性地反引出了宋代城市經濟的發達盛況，圖中高樓林立，酒肆、茶坊、廟宇鱗次櫛比；眾多門店張燈結綵，各種招牌格外醒目；街市上車水馬龍，人來人往；汴河中滿載糧食、絲綢、茶葉等工藝品的大船穿梭往來；商店經營的商品（珠寶、香料、綾羅綢緞、書籍藥材等）可謂形形色色、琳琅滿目，足以見得當時汴京城經濟的繁榮鼎盛。

宋人孟元老更是在《東京夢華錄》中描述了當年都城汴京的繁勝：

“雕車競駐於天街，寶馬爭馳於御路，金翠耀目，羅琦飄香。新聲巧笑於柳陌花衢，按管調絃於茶坊酒肆。八荒爭湊，萬國鹹通，集四海之珍奇，皆歸市易，會寰區之異味，悉在庖廚。花光滿路，何限春遊，簫鼓喧空，幾家夜宴？伎巧則驚人耳目，侈奢則長人精神。”

北宋汴京淪陷之後，大批的官員、士族、百姓紛紛南遷逃亡至杭州，南宋的都城臨安（杭州）人口急劇增長，在發展高峰時期人口居然高達250萬人。

《都城紀勝》稱，當時臨安“戶口蕃息近百餘萬家，城之南西北三處各數十里，人煙生聚，市井坊陌，數日經行不盡”；“自大內和寧門外，新路南北，早間珠玉珍異及花果時新、海鮮野味、奇器天下所無者，悉集於此；以至朝天門、清河坊、中瓦前、灞頭、官巷口、棚心、眾安橋，食物店鋪，人煙浩穰。”

義大利人鮑丁南曾如此描述臨安（杭州）：世界上再也沒有比這座城市更宏大的了，它方圓達100英里，到處見縫插針般地住滿了人，一所宅院裡往往住著十或十二家，而市郊的人口比市內還多。該城共有十ニ座城門，而在距每座城門8英里之外的地方，還有許多比威尼斯更大的城鎮，故一個人若在任何處郊區走上6或8天，仍會覺得自己彷彿只是走過了很小的一段路。

世界著名國際旅行家馬可·波羅對杭州的繁華更是溢於言表，稱之為：“這是世界上最美麗的華貴天城”。

南宋時的杭州

開封龍亭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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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鎮人口不斷增多，中小城鎮大量湧現，城市化程序遠超今人想象。

歷史記載，北宋的都城汴京（開封）和南宋都城臨安（杭州）都是人口逾百萬的國際性大都市，此外在全國還有人口超過20萬的城市（如泉州）6個，超過10萬人口的城市無以計數。另外，據學者統計，兩宋時期見諸於史載的市鎮多達3600個以上，其中相當一部分市鎮，不論是人口數量，還是經濟水平都超過了一般州縣。

宋代的城市化不僅體現在大城市的興起，更主要是大量小城鎮的湧現，打破了唐代及以前“非州縣之所不得設市”的規矩限制。許多人口密集的村鎮逐漸形成了商業化的市鎮——“草市”，聚集於市鎮的大量人口已經逐步脫離農業生產，以商業和手工業為主，宋以前，鎮稱作為軍事屯戍之地，宋代收藩鎮權，軍鎮紛紛轉變為市鎮。都城汴京外有12處四鎮環繞城相連，形成衛星城。

最典型的變化出現在手工業發達的江南地區，湖州、明州（寧波）和杭州因水運方便。市鎮繁多，形成大片的城市群。

譬如蘇州下轄有5個縣，60多個市鎮；湖州下轄5個縣有23個市鎮；秀州（嘉興）下轄4個縣35個市鎮。

當時華亭縣青龍鎮作為“海商輻輳之所”，“噉松江上，據滬瀆之口，島夷閩粵交廣之途所自出，風檣浪舶朝夕上下，富商巨賈豪宗右姓之所會”（《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史十八講》）。

而湖北鄂州城外的南市，沿江有數里之長，聚有數萬家商業，十分繁盛，是“川廣荊襄淮浙貿遷之會”，民居的眾多，以至於喪家難於尋找埋葬的處所，從某種程度上而言，這些遠郊市鎮的繁華程度，絲毫不遜色於外地一般的州郡，體現了大都市的輻射效應。

與此同時，宋代城市中的市民（坊郭戶）階層，已經大量出現在官方的戶籍之中。

在宋代人口統計中，官方將城市中的非農業人口單獨列為坊郭戶，正式確認了城鄉差別。宋代江鄉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分別造籍管理，城市居民被稱為坊郭戶。宋代的坊郭戶制度不僅實行於州縣城市，也實行於市鎮。坊郭戶按物為分為十等戶。戶等的劃分主要是作為徵收賦役的依據，坊郭戶主要以經營工商業和服務業為主。

開封古城夜景

南宋都城臨安的市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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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城市商業非常發達，市民生活富裕，商品消費力遠超前朝。

不妨做一個大膽假設，當一個唐代的大詩人從神都洛陽來到東京汴梁，他會有何巨大的感受、抑或是消費體驗呢？

走在大街上，他會吃驚地發現，宋代開始的“紙幣”——交子，儼然成為金屬貨幣的重要補充，昔日大夥車拉肩扛著金銀、銅錢急匆匆去市場消費的現象不見了，取代之的是兜裡揣著幾張輕飄飄的“交子”，瀟瀟灑灑，從容不迫的模樣；想買到全國各地的商品、甚至海外的奇珍異寶也相當容易：從宋朝開始，汴京的大相國寺門口，每逢十五便有繁華熱鬧、熙熙攘攘的“萬姓交易大會”，你可以在這種古老而又新潮的商品交易盛會中，盡享購物的快意與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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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商業繁華，商人地位不是一般的高。

宋代之前，中國只有“城而沒有“市”，宋代城市的標誌不再是城牆，而是“街市”。

宋代的街市分佈與限定於“市”的唐代長安、洛陽截然不同，他們在全城都有分佈，與住宅區混雜，沿街沿河都有商鋪，形成著名的商業街。

當時汴京最繁華的商業街是宣德門東的潘樓街、土市子一帶，舟橋東的大相國寺一帶。

孟元老在記載皇城東南“界身巷”的金銀採帛交易稱：“

屋宇雄壯，門面廣闊，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動即千萬，駭人聞見”。

商業繁榮導致城市管制的瓦解，城市之中，商賈雲集，廣告滿街，酒樓茶館，勾欄瓦舍隨處可見。開封城內有五六處“瓦子”，集中著各種雜技、茶樓、遊藝、酒館、青樓。

宋代的商業之所以創造出比前朝後代都要多得多的巨大財富，完全是取消禁夜令，將夜晚還給百姓，還給商業的結果。

孟元老在《東京夢華錄》中感慨：“夜市直至三更盡，才五更又復開張，耍鬧去處，通宵不絕。““冬月雖大風雪陰雨，亦有夜市。”

當時皇宮禁軍褚班直的所在地——開封馬行街，一到晚間，十里長街燈火通明，宛如人間天堂。上流官員、富商大賈多出入其間。吃過晚飯，各色人等在夜色斑斕中傾巢出動，興沖沖來到勾欄瓦舍，來看各種戲曲、相撲、雜耍的表演，真是人山人海，熱鬧非凡。如果餓了，更可以品嚐汴京（開封）鼓樓夜市上天南地北、五花八門的美味小吃……

北宋汴京商業手工業發達，行業繁多，見之於《東京夢華錄》的就有：姜行、紗行、牛行、馬行、果子行、魚行、米行、肉行、南豬行、北豬行、大貨行、小貨行、布行、邸店、堆垛場、酒樓、食店、茶坊、酒店、客店、瓠羹店、饅頭店、麵店、煎餅店、瓦子、妓院、雜物鋪、藥鋪、金銀鋪、彩帛鋪、染店、珠子鋪、香藥鋪、靴店等三十多“行”。

此外，《東京夢華錄》一書提到的一百多家店鋪中，酒樓和各種飲食店就佔有半數以上。

城中有“白礬樓”、“潘家樓”、“欣樂樓”、“遇仙正店”、“中山正店”、“高陽正店”、“清風樓”、“長慶樓”、“八仙樓”、“班樓”、“張八家園宅正店”、“王家正店”、“李七家正店”、“仁和正店”、“會仙樓正店”等大型高階酒樓“七十二戶”。其中如著名的豐樂樓，“宣和間，更修三層相高，五樓相向，各有飛橋欄檻，明暗相通，珠簾繡額，燈燭晃耀。”

街市中各種美食小吃更是不計其數。《東京夢華錄》卷二“飲食果子”條不完全的統計，就有：乳炊羊、羊鬧廳、羊角腰子、鵝鴨排蒸荔枝腰子、還元腰子、燒臆子，蓮花鴨籤、酒炙肚胘，入爐羊頭籤、雞籤、盤兔、炒兔、蔥潑兔、假野狐、金絲肚羹、石肚羹、假炙獐、煎鵪子、生炒肺、炒蛤蜊、炒蟹之類不下五、六十種之多。

宋代的市民早上起來先用“牙刷”洗漱完畢，然後點份外賣，接著兜裡揣著“交子”（紙幣），要麼逛市場，採購天南海北的特產風物，要麼到“樊樓”大酒店用精緻的汝瓷、華貴的銀器搓一頓，要麼觀看街頭雜耍，要麼品茗閒話，要麼約三五好友來一場“蹴鞠”比賽。你看看，生活何其悠然自在，小資情調，富裕自足啊！

商業的繁榮發達，無形間還造就了一大批富商巨賈。當時的宋都汴京，“資產百萬至多，十萬以上比比皆是”，這些腰纏萬貫的商人們既富且貴，甚至還能買個官做做。

宋真宗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山東遭遇荒災。登州牟平的大商人鄭河，慷慨捐助政府糧食5600石，後來他的弟弟鄭巺因此被朝廷任命為官員。

彼時的宋朝還流行富商與皇帝的親戚攀親，據《萍洲可談》記載，當時京城有富戶大桶張氏，其子弟居然先後娶了三十多個宗室之女，商人的身份一躍成為“皇親國戚”的上層人。

《清明上河圖》中汴京市容

宋代的海上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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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貿發達，政府每年稅收可謂天文數字。

有宋一代，象羅盤（指南針）、轉桅、水密隔艙、超級遠洋大船這類的領先科技不斷湧現，讓“海上絲綢之路”變得更加繁榮通暢。

為了增加國家財政收入，滿足繁華大都市之多樣需求，宋代把海外貿易放在了頭等位置上。

政府先後在廣州、泉州、明州、以及密州的板橋鎮、秀州的華亭縣設定有市舶司或舶務。

舉目港口、海上，只見指南針（司南）導航著300多噸的大船鉅艦，威風凌凌地穿梭在大平洋、南洋、印度洋，到達阿拉伯與非洲東海岸，把數百種商品運回中國。

當時亞非各國於宋朝通商的竟有50多個國家和地區，最重要的有朝鮮、日本、交趾、占城、真臘（柬埔寨）、蒲甘（緬甸）、勃泥（加里曼丹北部）、三佛齊（蘇門答東南部）及大食（阿拉伯）等國。

在宋代，諸如冶金、鹽業、茶葉、造船、造紙、瓷器、遠洋貿易等利潤穩定而獲利巨大的行業，幾乎均由“國家的朝廷大公司”所壟斷。大量質優價廉的絲綢、茶葉、瓷器等手工業品透過海上貿易浩浩蕩蕩運往世界各地，換來源源不斷的真金白銀。

宋代，城市經濟超過鄉村經濟，商業比重超越農業比重，國家對商人徵收“過稅”（商品流通稅）和“住稅”（商品交易稅），由於上貿異常繁盛，國家每年稅收驚人。據統計，宋仁宗在位的宋朝最為富裕的時期，某一年的稅收居然高達2200萬貫（相當於2200兩白銀）。

而北宋神宗元豐八年（公元1085年），汴京城的商業利稅達到55萬緡；南宋中期，臨安一年的商業稅居然高達120萬緡。

宋真宗景德元年 （公元1004年） 秋天，遼國大軍南下侵犯宋境。有大臣主張避敵南逃，在宰相寇準的力勸下，宋真宗御駕親征到澶州督戰。在宋軍堅守抵抗和在澶州（濮陽）城下射殺遼國大將蕭撻覽之後，雙方議和，締結了“澶淵之盟”（遼宋約為兄弟之國，宋每年送給遼歲幣銀10萬兩、絹20萬匹，宋遼以白溝河為邊界）。

這場被後人譏諷為喪權辱國條約的“檀淵之盟”，其實經濟輻射力超巨的宋朝被沒有吃啥虧，相反憑藉發達的商貿，豐富的商品，還大大賺上一筆銀子呢？

原來，澶淵之盟以後，宋遼雙方在雄州、霸州等地設立商品交易的榷場，進行貿易。遼國向宋朝出口牛、馬、羊、駱駝和皮張，進口大宋的茶葉、瓷器、絲綢、香料和漆器。但是人家大宋的東東太具吸引力了，搞得遼國每年貿易都是鉅額逆差，北宋政府每年從榷場中獲利便超過40萬緡（一緡即一貫銅錢，約等於一兩銀子），支付遼國每年的歲幣（10萬兩白銀）堪稱綽綽有餘。

司南

宋代沉船船身規模非常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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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了最早紙幣的雛形——交子。

宋朝規定銅錢不能外流，導致四川一些邊境地區，只能使用沉重的鐵錢。當時十貫鐵錢才能換一貫銅錢。假如你要在當時請客吃飯要花五貫銅錢的話，就要帶上200多斤重的鐵錢，吃頓飯付個款，還需牛拉車送，甭提多不方便了。

社會需求產生商品動力，於是在天聖元年（公元1023年），大宋政府在益州（成都）設立了“交子務”，開始籌備發行“官交子”，次年“管交子”問世，世界上真正的鈔票官宣正式誕生。

因為交子攜帶方便，很快得到了認可和推廣。各省紛紛仿效四川，建立了不少“交子務”，當時幾乎和中國宋朝有貿易聯絡往來的周邊國家都受到了宋代紙幣的影響，甚至當時的日本、印度、西亞的伊爾汗國都曾仿效宋朝的制度，發行紙幣。

宋朝在周邊國家的重要商貿核心地位，由此可見一斑。

宋朝的交子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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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了“冷飲”、“外賣”、“上門服務”等時尚前衛的商業新模式。

宋代商品經濟的高度發達、空前繁榮，催生出了商品的多樣性和商業模式的多樣化。

譬如當時的市場上已經出現了品類繁多的各色冷飲。據《東京夢華錄》介紹，當時的新奇飲料有“甘草冰雪涼水、雪泡豆兒涼水、雪泡梅花酒、雪泡縮脾飲”，在炎熱酷暑的盛夏，一杯可口冷飲在手，真是冰涼解渴沁人心脾，大呼快哉過癮！

宋代汴京的“都市白領”不在家中做飯，而是流行時尚的“叫外賣”。

不僅百姓如此新潮，北宋過元宵佳節，與民同樂的皇帝妃子也趕時髦“點外賣”，不少運氣頗佳的外賣商販一夜之間就會發筆小財。

史載，每年的正月十五之夜，宋朝皇帝都要“乘小輦，幸宣德門”，觀賞花燈； “宮嬪嬉笑之聲，下聞於外”；“萬姓皆在露臺下觀看”。

這時候，叫賣“市食盤架”的小販守候在門外，等著賞燈的嬪妃宣喚，皇室中人叫買小吃零食，出手非常大方：“妃嬪內人而下，亦爭買之，皆數倍得直，金珠磊落”。有些幸運的小販，一夜之間就發了財，“有一夕而至富者”。

宋代城市繁華，居民應酬甚多，為了減省主家的勞動，在汴京城還出現了專門幫辦禮席的服務機構——“四司六局” 。熱情周到的上門服務，極大地便利了京城市民的幸福生活。

宋徽宗的《瑞鶴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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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甚至出現了“房地產熱”、“拆遷補償”、“居民安置房”、建築工程學、“房產交易稅”等頗具現代感的城市化現象。

有宋一代， 由於城市化加快，人口大量增加，土地緊張，房價高漲，讓中國最早的房地產熱出現在一千年前的宋朝。

儘管宋朝官員的薪俸較高，但多數官員仍然買不起土地，建造屬於自己的房屋，只能住在政府提供的公屋中。

史載，大文豪蘇東坡的兒子結婚沒有新房，只好借朋友的房子操辦喜事。他的弟弟蘇轍，儘管在官場混的風生水起，竟然也沒有金錢買汴京的房子，直到70多歲才在京郊的許昌購置了一份房產。

更讓人不可思議的是，一代名臣歐陽修長期在京城生活，竟然沒有買起房子，他為此頗為苦惱，曾寫詩感嘆“嗟我來京師，庇身無弊廬。”

歐陽修畫像

宋代大文豪蘇東坡塑像

宋代的汴京，可謂寸土寸金，宋太宗幾次想擴建宮城，但想到浩大的拆遷工程，又都放棄了（“內城偏隘，誠合開展，拆動居人，朕又不忍”）。

在北宋時期曾有幾次大的城市擴建工程，如景佑二年（公元1035年），宋仁宗為百官新建住房；元豐6年（公元1083年），楊景擴建（汴京）內城等。

這些擴建都需要佔用周邊的土地，大量的居民，大量的民居被拆遷，宋朝政府為此特別制定了拆遷補償方法。譬如元豐6年（公元1083年）的開封外城擴建工程，按照規劃新修城牆佔用120戶居民的住宅，開封府呈報的報告中記錄共支付補償款20，600緡，平均每戶可以拿到171緡（相當於171兩白銀）。

城市房價的高漲，導致房地產交易中的契稅被列為主要稅種。

開寶二年（公元969年），宋太祖趙匡胤就“令因典賣田宅輸錢印契，租期限二月”。即房屋買賣必須在交易後兩個月內到政府部門辦理合同，繳納契稅。早期的房屋交易稅只有2%，慶曆年間（1041年至1048年）漲至4%，進入南宋以後，“人戶典賣田宅，每百收勘合錢十文”，契稅高達10%。

北宋滅亡以後，大量城市難民攜家南渡，江南一帶住房需求極其旺盛，帶動“富家巨室，竟造房廊”，導致南宋時期土地價格高漲，火葬費用遠遠低於土葬，因此火葬逐漸大行其道，西湖邊上的圓覺禪寺就是南宋時期著名的火葬場。

宋朝政府對大量流離失所的底層民眾，朝廷幾乎是傾國之力，建設了大量的安全場所和福利設施。這些福田院、樂濟坊、漏澤園、施藥局和居養院遍佈全國各地，對於一些戶絕屋，政府將其收歸國有，用作居養院。

宋朝政府還建設了大量的公租房（類似廉租房），專設樓店務管理，並將房屋租金分為三個等級，如遇雨雪、慶典等特殊情況，房租可減免和緩交。

“官司出榜除放房地錢，大者三日至七日，中者五至十日，小者七日至半月，如房舍未經減者，遇大禮明堂赦文條例，謂一貫為減除三百，止令公私收七百”。

宋朝城市的快速發展，讓其建築施工水平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北宋崇寧二年（公元1103年），宋徽宗將李誡編著的《營造法式》頒發施行，並以此作為全國建造樓房的標準和建築施工手冊。史書記載當時宋代的土木建築已經可以實現多層建築。“臨安城郭廣闊，戶口繁夥，民居屋宇高森，接棟連簷，寸尺無空”，據說當時杭州甚至出現了10層的高樓建築，怎是一個“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來形容呀！

宋徽宗趙佶畫像

宋徽宗的芙蓉錦雞圖

宋代的瓷器精品

泉州博物館陳列的宋代大船實物

宋代的《營造法式》

南宋“南海一號沉船”

後記

歷史上的大宋王朝既是“中國的黃金時代”，又是 “一個前所未見的的發展、創新和繁盛時期”。宋代的經濟總量（GDP）居然佔到當時世界總量的60%，宋朝的市民過著“宋瓷一樣精緻”的小資生活，繁華的東京汴梁和富庶的都城臨安，都是人口過百萬的、世界屈指可數的國際大都市，商業發達，街市繁華，物阜民豐，樂在其中，令人嚮往。

參考書目《東京夢華錄》、《歷史的慰藉》、《大宋往事》、《活在大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