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澧方言原是明初普通話

常德地區的方言在中國方言分割槽上，被劃為西南官話湖廣片常澧小片，連帶湖北鶴峰、公安、石首等縣市的部分地區，故又稱常鶴小片，所以，我通常也會把我們的方言稱為常澧官話。

（一）官話與北方方言

官話，顧名思義，即代表官方通行全國的語言。中國曆代官方語言曾有過雅言、正音等不同說法，明清稱為官話，民國則稱國語。所以，僅從命名來看，便可知作為方言的西南官話其實歷史並不久遠。正如中國曆朝歷代的語音變化也相當巨大，當前官話方言的音韻格局，大致也要到宋、元之際才初步形成。

不過，我們曾經被一個叫“北方方言”的概念困住了我們探尋方言成形的路徑，即總是不厭其煩地去回溯歷次的北方移民如何在歷史長河裡塑造了我們的方言，而將南方移民忽略不計。其實，我們的方言只能說是在多次的移民更替中融入了北方方言的某些基因，但本身地處南方，根本上應是在南方方言的底子上發展出來的。

建國之初，西南官話因為某種特殊的歷史原因，被歸為北方方言，這個概念至今仍在流傳。但其實自20世紀80年代始，北方方言的概念已淡出學界，而統稱官話方言。這並不僅是因為北方乃地理方位名，用於指稱南方的西南官話和江淮官話讓人費解，而且也不符合歷史事實和現實聽感，不管我們認為我們的方言多接近普通話，但一開口，南方人身份便暴露無遺。

其實在終極意義上，所有的南方方言都是從不同時期的北方話裡直接分裂出去，而在本地演變、糅合、創新出來的。大家的源頭都在北方中原，各自在南方生根，怎好說是北方方言？

官話方言屬於從比較晚期的北方通語中發展而來，按著名語言學家呂叔湘先生的假設，官話本就分為南北兩系，這或在宋、元間便有了差異。隨著方言研究的深入，早期官話方言甚至被細分為北方官話（以幽燕為中心），中原官話（以汴洛為中心），南方官話（以金陵為中心）。後來隨著金、元兩代入主中原，人民大量遷徙，北方系官話才通行到大河南北，而大江南北則顯然因為長期的金、宋對峙，而隸屬於南方系官話的地盤。從澧水流域普遍存在的zh、ch、sh捲舌型別看，師、事這類字不卷，這就是跟北方不同的南京型平翹。

可是本地人在什麼條件下會放棄原本自己的方言，而改說當時流行的“普通話”呢？

（二）移民與方言變遷

任何一種新方言的形成，都離不開移民，而且也少不了動盪。對我們方言形成的三個重要移民節點大概是兩宋之際、宋末元初和元末明初。

元以前的移民確多來自北方，但如前所述，官話未形成前，南下的北方移民也並非操現在我們所認知的北方話，而且也不大可能突然對本地方言造成根本影響。唐朝後期，劉禹錫被貶朗州後，曾在《武陵書懷五十韻》寫道：“鄰里皆遷客，兒童習左言。”由此可見，當時的常澧地區雖然接納了不少安史之亂後紛紛南遷的外地移民，但下一代說的卻仍是當地與中原正音相去甚遠的所謂“左言”。

不過，此時的常澧地區已經從江南西路劃屬到以江北為主要管轄區的山南東道，我們很難不去猜測，常澧地區的方言，可能就在這時候已經由於政治關係，與江北的語言開始進一步接觸、聯絡。之後，雖有馬楚政權將常、澧兩府納入湖南的版圖，但宋代又歸屬以江陵府（現荊州）為中心的荊湖北路。不過，當時的南方地區恐怕還沒有通行南方官話。宋室南遷，與金劃淮河而治，才將北宋通語擴散到長江流域，並與本地語言融合，這才開始中國南方近代官方方言發展的程序。

（1）兩宋之際

據史載，“靖康之難”迫使北方千百萬人離開家園，南下尋求新的住所、新的生活，出現了“中原士民扶攜南渡幾千萬人”的悲壯景象，短短五六年間完成了他們的遷移。但北方移民流入排名前三的卻是江蘇、浙江和江西，除了杭州城因都城之故，其方言被中原汴洛之音嚴重影響外，其他江南的江蘇地區、江西地區並沒有因北方移民的到來而被深刻地改變鄉音，因為他們已經有了穩固的本地族群和文化。所以，新的方言要推平過去的方言，要麼某單一區域的移民佔據壓倒多數，要麼本土居民大量流失，新的各方移民與殘留的土著妥協共用一種通用的語言。

湖南在兩宋之際，受戰爭摧毀，人口銳減，影響最為嚴重的就是北部的鼎州、澧州和嶽州，直到孝宗年間即南宋偏安三四十年後，都尚未恢復到北宋末的水平。

洪邁《夷堅志》支戊卷九《龍陽章令》稱鼎州“井邑蕭條，居民稀少”。

樓鑰《攻媿集》卷五四《澧陽樓記》載澧州“民居官府蕩為埃煤，因以饑饉，幾無噍類”。卷一〇二《趙善譽墓誌銘》稱當時常德府和澧州總共只剩下民戶4萬餘、人口20萬。

但戰事一旦安定，土地廣袤肥沃，生產條件優越的洞庭湖地區就會成為各地移民的理想移居地，因此，這種本土居民的流失恰恰為新的通語推平原有方言提供了契機。

這種新方言有可能起自湖北荊南、鄂州地區。

湖北鄂州（今武昌）成為南宋三大屯兵地，北方移民就有40萬。愛國詩人陸游經過荊湖北路首府荊南時，聽當地人介紹土著只有十分之一。

魏了翁《繳奏奉使覆命十事》：“襄漢擾亂以來，漢南自荊門、江陵以致漢陽，江南自岳陽、鄂渚以致武昌縣，流移軍民佈滿境內，而漢南數郡尤甚。”

土著稀少與移民眾多，本身又與北方地區接壤，加上具有行政優勢，這就給西南官話的最初形成提供了條件，而湖南常澧地區，正跟湖北荊南在一個行政區。於是，我們大膽推斷來自荊湖北路官場上的某種南宋通語隨著本地移民的動盪與輪換而透過官方途徑，漸漸生根。當然，這種南宋通語從漢語方言史上來看，其音韻主要特徵仍不等於我們現有的方言，只能說更為穩固地編織進了通語、北方話的一些基因。舉一個細小的點為例，我們對各種豆類的稱呼中只有綠豆兒是帶兒化的，黃豆、刀豆等則都是發輕聲。綠豆這種植物恰好是在宋代才進入中國，不像黃豆是原產。所以，似乎可以判定，綠豆這種植物跟北方的兒化音一起在這個時間一道進入到了我們的語言生活中。但我們現在的方言此時仍未形成。

（2）宋元之際

直到南宋中葉，仍不斷有移民前來湖南。但在南北分割的狀況下，移民顯然已經不再是中原移民為主，而多來自長江流域內部的遷徙，尤以江西移民居多。宋元戰亂後，荊襄、四川人口紛紛南遷長江南岸。沅澧地區贏來一個人口高峰，文教也興盛起來。元建業不過十幾年時間，姚遂在《澧州廟學記》便稱：

“而今也，料此戶口之繁庶、貢賦之驚人，澧則亞於長沙而近湖廣省治，嶽、鄂諸州不能半之。”並驚歎“豈天時風土有古今之變，而人事亦隨以遷而異耶”。

改朝換代，語言又經歷著新的變動，近代官話正是要到宋、元之際才開始穩定下來。移民暴增，既為我們注入了新的語言基因，他們又需要新的通語。文教興盛，客觀上推動官話的推廣，讓官話方言從官場走向更廣的民間。我們的方言——常澧官話普遍形成的關鍵時刻可能就在元代。但是，我們現有這種年輕方言的真正完全成形，恐怕還要經歷新一輪的移民動盪，這亦是歷史的殘酷。

（3）元末明初

常澧地區在元末又遭受了一場生靈塗炭。至正年間殘酷的剝削和元末農民大起義，湖北湖南都幾成荒蕪之地。甚至在明洪武九年，澧州府被降為澧州，先屬常德府，後併入嶽州府。以澧州路和嶽州路為例，《元史·地理志》戶數分別為209989、137508，而明洪武年間，兩路合併的嶽州府不過有戶70867，只及前者合計數的20。4%。《明太祖實錄》卷二五〇載：洪武三十年，常德府所轄十縣，由於戰爭，人民大量逃散，土地荒蕪者極多。由此足見，元末戰亂給常澧一帶造成了嚴重的人口損失。

於是，最終讓我們方言基本定型的大事件就在這個時候到來，那就是所謂的“江西填湖廣”。當土著不佔人口優勢時，與外來移民只能折中採用當時通行的官話，即明代都城的南京官話（不等於現在南京話）。

即使看現在的南京話，也可以發現除了陰平（第一聲）外，其大部分調子都與我們相似，而且除了與我們方言接近的湖北江漢平原外，屬於贛方言的湖北赤壁、湖南臨湘，還有湖南醴陵，屬於湘方言的安化、邵陽等，其實都在聲調方面與我們的方言呈現出高度的相似性，只是越與湘、贛方言區毗鄰，其南方方言色彩越明顯，而我們的方言則可能被改變的僅僅就是接受了南京官話的調子，其聲韻本身早已在元代完成了官話化。在這場前所未有的大移民中，南京官話應扮演了相當重要的通語角色，因此在官話、湘語和贛語等毗鄰方言間都呈現出聲調上的相似性。

（作者系廣東工業大學教師、常德津市人）

【來源：常德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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