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水鬼”職業，酬勞幾百至幾萬，新手幹一次要怕上好幾天

“黃河九天上，人鬼瞰重關。長風怒卷高浪，飛灑日光寒。”這是宋代元好問在《水調歌頭》中關於黃河兇險壯闊的描寫。

黃河——這條中華兒女的母親河孕育了燦爛的華夏文明。無數歷史中流淌著的瑰麗的藝術、燦爛的歌頌，無一不透著這一方土地的人們對於黃河的敬仰。

在歷史輾轉的巨輪中，它左右了中華民族的社會構成、農業發展、飲食習慣等，刻在我們千百年前的祖先身上就流傳的基因密碼裡，流傳至今。

一起被孕育出的還有眾多的以黃河為生的職業，黃河漁民、黃河河工等，其中，最為神秘的就是“黃河撈屍人”。

黃河撈屍人，也被坊間稱為黃河水鬼。

“

萬曆十年，千舟半渡，一風而盡，嘗一日而斃千人，浮屍無算，慘不忍言。”這樣的故事在黃河逾千年的激浪中層出不窮，在風浪水患中失去親人的人，想要找回親人的遺體，就要求助黃河撈屍人。

說起來，這是一門非常古老的職業，由民間興起，再由官方組織，隨著時間的推移，再度迴歸民間。後來，新手幹一次要怕上好幾天。

民間義渡 救生撈浮

唐代劉恂曾在

《嶺表錄異》

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比侯則颶風必發，故呼為‘颶母’。忽見有震雷，則颶風不能作矣。舟人常以為候，豫為備之。”

舟人就是指在水上擺渡之人，也是如今的“黃河撈屍人”最初發展的雛形。

黃河流域兩岸的人民早期大多靠捕魚為生，在漁閒時期，善良的人們會用自己的小船載人橫渡黃河，不收取一文，稱為“義渡”。

義渡在早期大多流行於民間，是自發的一種行為。哪一個地方有一個義渡的點，周圍的聚集村落乃至趕路驛站都會知道。

每一個義渡點在周圍的廣為流傳又順應的衍生出“義撈”。對於這些熟悉水性，又有船隻的尋常百姓，既能自發與鄰里為便，也斷然不會拒絕人命關天的請求……

黃河流域的周邊居民家中有人失蹤到處不見其蹤影，最後大都會指向一種可能——失足落水，那失蹤之人其親屬家眷這時候都會直接找到義渡處尋求幫助，其所謂“義渡”與“義撈”割捨兩相難。

往往尋求幫助的人家不論其是否撈到了所尋之人，都會給予一定的辛苦費。不論如何，給與不給，收與不收，全憑雙方個人心意。

對於義渡義撈的人來說，渡人與救人自己也是會承擔很多的風險的。船隻的損耗關係著漁期的生活支出與生活來源，在陰晴不定暗流湧動的黃河中行駛漁船下水撈救更是關乎著自己的生命安全。

但對於以一個“義”字當頭的義渡人來說，在日復一日的迴圈往復中，“義”這個字——已經是使命般的存在了，

連如今，黃河兩岸也依然存在很多義渡了幾十年，並由兒孫繼承弘揚的“義渡人”。

官方統一 分文不取

唐代詩人孟浩然留下了 “江風白浪起，愁煞渡頭人”的詩句。

這足以說明在真正遭遇汛期、險情、突發極端天氣狀況的情況下，義渡義撈這種僅憑個人有限的財力物力人力的善舉絕不足以救死扶傷。

據史料記載，唐天寶十年（722年），一次就有數十艘渡船沉沒；

南宋紹興六年（1136年），一艘渡船離岸不久即遇上風浪波濤，連艄公在內的46名渡客無一生還；

風浪裡的歷史故事最為留名的還是要數明萬曆十年（1582年）的一陣狂風，呼嘯而來片刻間竟摧毀了千餘艘漕船和民船……

一直到南宋乾道年間，渡船死人的事件還在延續，

活生生的例子讓政府也漸漸注意到這一實質性的需求，在時任郡守的蔡恍的組織下，建造了5艘抗風能力很強的大型擺渡船，各船分別豎立“利、涉、大、川、吉”作為標誌，並限定載客人數。

所行之事與義渡一樣，擺渡來往的過路人，在有險情時提供救人撈屍。

這就是首次見諸史冊的官渡和救生性質的渡船，也是後來世界上第一個水上救生組織——救生會的雛形。

發展至明末有了

“救生義渡紅船”

，清朝初年有京口救生會、清末有焦山救生總局。

這種民間組織或官民一同組織義渡義撈的船隻船上的管理、舵手、水手人員的薪金、賞錢，包括船隻的養護等都由社會各界眾籌而來，也因此在當時浮現了一批終身不斷為慈善事業奉獻一生的鄉紳世家。

由社會各界義士組織義撈，官方繼續義渡開始，渡撈分離至今。

時代更迭 世事變遷

在過去民間組織或官民組織的機構裡有過這樣的規定：“各灘如救獲一人，視其行李蕩盡者，發給路費一串文”，而救生撈浮的人員則是每救活一人，會得到官府或民間組織的賞錢，在500 文到2000文之間。正常情況以 1000文最為普遍。

如果在黑夜或者水上狂風暴雨等惡劣天氣的情況下，賞錢還會有所增加。而不幸溺亡的落水者，或由上游沖刷下來的無名浮屍，每撈起一具，也有相應的賞錢。

在各個機構或沿岸各地的記錄中都有很多具體的記載，如：

“光緒七年水手蕭興順撈得男浮屍一具，得抬埋錢800 文；水手董含良等撈得浮屍一具，除立木牌100文外，得抬埋錢800文。”

各個地方對於賞錢和撥款的具體規定不一，每撈到一具浮屍有些地方除了會賞給水手抬埋錢八百文外，還“施給棺木一具，約錢700文”、“給立石碑一塊，每塊約錢100文”，“撥以安埋錢，約500文”。為此，地方官府還購買了許多義地來收瘞。

而最重要的規定則是，“不得再向救起之人或其親屬需索分文”、“無論救生船、漁船均不得私向所救之人、或其親屬索謝”。

撈浮之後的公益收瘞反映了當時的人對亡靈的敬重，哪怕是一具辨認不清不知姓甚名誰的浮屍，這更是反映了傳統時代救生撈浮這一活動以人為本的底色。

曾經，不論是碼頭渡口的義渡義撈漁民、後來的義渡義撈的官方組織，再到民間的救生撈浮組織，都是一個“義”字當先、“善”字當先。

而如今，傳統變遷時代更迭，撈浮人的現狀以及生存形態又發生了怎樣的改變呢？

設漂攔截 挾屍要價

2009年10月24日，湖北荊州在校大學生

方招、何東旭、陳及時，

為救助溺水兒童三人不幸溺亡的事件當時在網上引起過關注。

打撈到屍體的人不顧溺亡者是因見義勇為而犧牲，強制性向溺亡者家屬收取了3.6萬元的撈屍費。

後續的事件持續曝光發酵，重新把這份逐漸沒落的職業從被遺忘的歷史角落帶回到人們的眼前

如今的黃河撈屍人大多是多人一起像組織經營機構那樣組建一支撈屍團隊。撈屍人們撈浮屍不似最初民間個人興起的義撈，屬於受人之託；也不像後來的機構組織，經費統一由機構或官府承擔，經費來源於社會各界的慈善款項。

撈到浮屍後，他們只能自行了解死者的身份資訊然後主動聯絡其家人，酬勞由其家人支付。一般開價500到三萬之間，視死者家庭情況而定。

撈屍人們每天一大早就會駕駛著小艇、小船，去黃河上某一個拐彎或截流處，去檢視自己頭天晚上佈下的浮漂網。

網留住的有塑膠袋、塑膠瓶、各種垃圾、和上游飄下來的屍體。

發現屍體後撈屍人們會翻找屍體的隨身物品，看有沒有身份證、電話本等物品，有手機的就會拆下卡換裝到另一部完好的手機等待電話打進。在聯絡到親屬或有人現場來認領之前，屍體都會被拴起來固定在水中的一個地方，任其漂浮。

如果聯絡上了親屬，在認領的時候都會讓親屬支付一定的“油錢”，只要有人來認領一般都會有幾千元的收入，來者貴氣則是直接開價上萬，不給錢則不打撈。

那麼對於找不到身份資訊或無人認領的屍體來說，結局往往是被栓起來放任其在水中漂浮20來天，等到膨脹腐爛到無法辨認的時候解開繩子，任其繼續往下游飄去……

黃河發大水的時候一天甚至能攔截20多具無名浮屍，根據如今還在從事撈屍人工作的老魏所說，每年撈屍人能撈上來60至100具屍體。

這其中有多少被認領走了，又有多少被下放至更下游的水岸死而不得安寧呢？

傳統不再 恨而難捨

對於現如今的撈屍人來說，人倫道德與自然環境都是他們要面臨的話題。

在通訊不發達的古代，發現了這樣的浮屍，一般都不會有希望找到親屬，更別說蜿蜒5464公里的黃河水域了。於是人們出於人道主義精神，出於對生命的敬仰和對逝者的尊重，義務撈浮，入土為安。

可是如今，社會需求依然在，但社會的支援已經不復存在，新時代的來臨讓千里之外有如隔牆，那麼是否是需要有人來為撈屍人的勞動買單呢？

據黃河蘭州段多個撈屍人居住的村落裡村民所說，由於長期都有浮屍被栓在岸邊，屍體無人認領時只能泡在水裡等待腐爛變質，對當地的水質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他們只能透過窖藏河水，化學淨化和過濾等手段來等待可以飲用的水。

對於周圍的水電公司，當地派出所來說，這些浮屍也是一個大麻煩，影響水電公司運作，對於派出所來說每發現無名浮屍他們都要審查來源，查詢不到結果也只能任其繼續漂流。

也有“尋親人”人口述過：“翻開看一下200元，撈上來6000元，否則就泡在水裡”。

挾屍要價固然值得批判，但是，水質汙染、水電站運轉成本增加、派出所警力浪費，這一切的最後，那具可憐的無名浮屍還是隻能繼續在水裡持續腐爛，是否是勞民傷財又毫無所得呢？這一切只能看到撈屍人透過屍體得益的一部分嗎？不盡然。

規範管理撈屍人並不能解決這些問題，整個社會對於生命的尊敬，才能徹底解決這些問題。

曾經，黃河水邊的義渡起源於一個人對於“義”的責任感，後來黃河水邊的義撈起源於一群人對於“義”的維護和發揚。這些，都是中華傳統文化中不可割捨的一部分。

如今時代變遷，人們的生活在變得更加便捷、人們的思想開始進入更高的維度的同時，為何對生命的敬仰對萬物的敬仰落到實際的社會中，落到每個人的生活裡的時候，一切只能看到利益和推脫呢？

問責是無意義的，逃避也是無意義的。社會如果只看到撈屍人的“高酬勞”，只有對撈屍人的“道德審判”，那麼一切與生死有關的話題，都只會逐漸輕如鴻毛。

唐代詩人杜甫早就告訴過我們：“博望沉埋不復旋，黃河依舊水茫然。”不論時代如何變遷，這條燦爛壯闊的水域依然跟隨日出泛起粼粼波光，隨著幾萬年前的氣候習慣泛起洶湧波濤。

它不理會時光，在這顆耀眼的藍色星球上，自顧自地美麗，一淌，逾百萬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