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文化圈論

「來源： ｜江西地名研究 ID：jxdmyj2034」

<摘要>：

在華南及東南亞地區廣泛分佈著冠以“那”（壯語：水田）字的地名，形成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稱之為“那”文化，“那”地名分佈的範圍，稱為“那”文化圈。在“那”文化圈中生活的主要是操壯侗語族語言的族群，包括中國的壯、布依、傣、侗、水、仫佬、毛南、黎，泰國的泰，寮國的老，越南的岱、儂，緬甸的撣等民族以及印度阿薩姆邦的阿含人。他們的主要文化特徵是：語言同源，以稻作為主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以“那”（稻作）為本的傳統生活模式，使用雙肩石器，製造和使用銅鼓等。文章還論述了“那”文化圈族群及其文化與漢文化及印度化的關係，“那”文化圈研究對認識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文化的意義。

<關鍵詞>

：“那”文化圈；族群；文化特徵；文化關係

一

“那”地名現象與“那”文化圈

“那”或“納”（古壯字為“”）在壯、傣、布依等民族語言中為“水田”。在壯、傣、布依等民族地區，有許多冠以“那”、“納”字的地名。其特點是以各類田的俗稱作為標誌，採用類名加專名的辦法，構成以“那”、“納”起頭的“齊頭式”地名，如那坡、那馬、那板、那龍等等（冠“那”、“納”字地名中，以“那”字為多，為敘述方便，以下主要使用“那”地名）。

1982年，廣西開展地名普查，全自治區共得地名23萬多條，其中少數民族語地名7萬多條，少數民族語地名主要是壯語地名。1988年出版張聲震先生主編的《廣西壯語地名選集》，收入壯語地名5500條，佔廣西壯語地名總數的8%。其中含“那”、“納”地名872條，佔收入壯語地名總數的15。8%。今天，當我們開啟亞洲地圖就會看到，在珠江水系流經的地帶，都分佈著許多冠以“那”、“納”字的地名，其中又以桂西的左右江和琶江流域最為密集。

“那”地名在雲南也大量存在，其中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地名普查就有518個之多。從地圖上看，越南、寮國、泰國、緬甸等也有許多“那”地名。

這種冠“那”字地名現象自近代以來已引起國內外學者的注意。半個多世紀以前，我國著名的民族學家徐松石先生在他的《泰族僮族粵族考》一書中就寫到：“廣東臺山有那扶墟，中山有那州村，番禺有都那，新會有那伏，清遠有那落村，高要有那落墟，恩平有那吉墟，開平有那波朗，陽江有那兵，合浦有那浪，瓊山有那環，防城有那良，廣西柳江有那六，來賓有那研，武鳴有那白，賓陽有那村，百色有那崇，邕寧有那關，昭平有那更，平南有那歷，天保有那吞，鎮邊有那坡。這那字地名，在兩廣汗牛充棟。”他還注意到“那”地名與中南半島民族的關係：“據泰國史書所載，小泰人的一部分自滇邊十二版那（僮語即村，那即田），版那即村義。到了泰北，他們創立一個蘭那省，不久又創立一個蘭那朝（蘭即屋，那即是田），蘭那即田屋義。田屋和田村這兩個名稱是何等的一貫！當時的小泰人必有異常高尚的農作文化。……現在泰國那字地名多至不能盡舉，尤其是沿小泰人入境的路線，那字地名更多。例如那利Na-li，那坡Na-poue，那當Na-then，那地Na-di，那何Na-ho，那沈Na-sane等，這都表明泰國地名與兩廣地名的聯絡。泰語倒裝，那何即是何田，那坡即是坡田”。當代學者遊汝傑先生在對“那”地名的分佈進行調查後也指出：“那”地名“分佈地域連成一片，北界是雲南宣威的那樂衝，北緯26度；南界是寮國沙灣省的那魯，北緯16度；東界是廣東珠海的那洲，東經113。5度；西界是緬甸撣邦的那龍，東經97。5度。這些地名的90%以上集中在北緯21度至24度，並且大多處於河谷平地。就廣西而言，70%以上集中在左江、右江流域。這些地方的土壤、雨量、氣溫、日照等都宜於稻作。”

筆者在1997年出版的《壯族稻作農業史》中曾對這種現象進行過論述，並稱之“獨特的‘那’文化”。今天我們可否將“那”地名分佈的這一區域稱之為“那”文化圈，從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這一區域大致為東起我國廣東省的中部偏東，湖南省南部，西至緬甸南部和印度西部的阿薩姆邦，北至雲南中部、貴州南部，南至泰國南部、越南中部和我國的海南省。

地名是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為地理實體、居民聚落和地域區劃所取的名稱，是特定的一種語言符號和人類活動的歷史印記。它具有鮮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又有頑強的延續性和穩定性。“那”在壯泰語中是稻田的通用名稱，“那×”或“納×”地名實際上是壯泰語支稱水田的記音漢字。筆者認為，“那”源於水田最初種植的糯稻，糯（古作“稬”）在壯泰語中為“奴（nu）”或“那（nua）”，人們在長期生產實踐中，延稱種植糯稻的田為“那”（na），“奴”（nu）和“那”（na）為相互關聯和語言對應的同源詞，亦即漢語稱“糯”（稬）的底層詞。由此可見，由“那”構成的地域性的地名文化景觀，具有極為豐富而深層次的歷史文化內涵，它在一定程度上儲存了民族文化史尤其是稻作農業史的本來面目，是稻作農業起源的鮮明印記。因此，“那”文化即是稻作文化。

二

“那”文化圈中的族群

一定的文化總是由一定的民族創造並以這些民族為載體的，沒有民族作為載體的文化或沒有文化特徵的民族同樣是不存在的。那麼，在“那”文化圈中，創造這種“那”文化的是哪些民族呢？筆者認為，應是

壯侗語族民族

，他們包括我國的壯族、布依族、傣族、侗族、水族、仫佬族、毛南族、黎族，越南的儂族、岱族，寮國的老龍族、泰國的泰族、緬甸的撣族和印度阿薩姆邦的阿含人等。

關於這個地域的民族情況，徐松石先生在他的《泰族僮族粵族考》一書中也有過論述：“大凡使用泰語僮語和黎僰等語的，都可以稱為廣義的壯泰人。他包括泰國本部的小泰族和佬族，包括緬甸的撣人，包括印度支那的普沙和普泰，包括雲南境內的僰夷、蒲人、大伯夷和土僚，包括貴州境內的侗人和仲家，包括廣西境內的僮人和仲人，並且包括廣東境內的黎族。”

1991年起，廣西壯族自治區民族研究所與泰國藝術大學聯合進行“壯泰傳統文化比較研究”國際合作專案，這個專案旨在透過對壯泰兩個民族傳統文化進行分門別類的深入調查，在此基礎上運用語言學、歷史學、考古學、古人類學、民族學、文化人類學等多學科的方法，進行對比研究，找出它們的異同點，弄清它們之間在歷史淵源上的聯絡。正如該專案中方實施負責人覃聖敏先生在《關於壯泰民族的起源問題——壯泰傳統文化比較總論之一》中所說的：“我們綜合研究的結果，覺得‘

同源異流

’一語比較準確地概括了壯泰兩個民族的起源和發展問題。正因為‘同源’，才使壯泰民族在傳統文化上具有許多共同點；又由於‘異流’，才使兩個民族的文化產生差異。”這就進一步說明了，上述“‘那’文化圈”是客觀存在的。

三

“那”文化圈的文化特徵

1

語言同源

近年來語言學界提出“語言聯盟”的新理論，創造了一種區分兩種語言之間是同源關係還是接觸關係的新方法，這種新的理論和方法已較廣泛地被認可和接受。這種新方法是將瓦迪士（M·swadesh）1952年從印歐語中挑選出的被公認為人類語言中最穩定的200個詞彙分為二階，第一階被認為是人類語言中最穩定的核心詞，也稱“第一百詞”，第二階是剩下的100個詞。然後根據兩種語言在第一階和第二階中的關係詞的多少來確定從第一階到第二階是上升還是下降。如果是上升，則表明這兩種語言沒有同源關係而僅有接觸關係；如果是下降，則表明這兩種語言有同源關係。在上述的壯泰傳統文化比較研究專案中，我們運用這種方法對壯語和泰語進行比較的結果，第一階有79個關係詞，第二階有56個關係詞，從第一階到第二階的趨向是下降的，說明壯泰語有同源關係。另外，我們將2000多個基本詞彙在壯泰語中比較，讀音相同或相近的約佔75%。有人可能認為這是兩個民族相互交往的結果，但瞭解這兩個民族所處的地理環境的人便可知道，他們相距遙遠，陸上沒有水路溝通，陸路也有山嶺相隔，海道要繞過馬六甲海峽，即使兩個民族先民有交往，也不可能達到語言上有那麼多共同性的地步。“從發生學的角度來分析，壯泰民族原來應該是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不然就不可能產生這麼多共同詞彙。”壯族與東南亞國家中的老、撣、儂、岱等民族的語言也是如此，都具有同源關係。

2

以“那”（稻作）為本的傳統生活模式

不同的自然地理環境，決定著生活在各個地域裡的人們採取與之相適應的主要生產方式，有漁獵型、畜牧型、農耕型或半農半漁型等，其中農耕又分為早作型和稻作型，由此而產生了不同型別和風格的民族文化。

“那”文化圈所處的是北迴歸線兩側的北緯16度至北緯26度，東經97。5度到東經113。5度這一地帶，是熱帶、亞熱帶地區，土壤、雨量、氣溫、日照等都適宜於稻作，據農業科研部門的調查，這一區域是世界上野生稻分佈最密集的地區。生活在這一地域的壯侗語族民族群體的先民，自新石器時代便開始了適應這一自然地理環境特點的稻作農耕方式，並形成了據“那”（水田）而作，隨“那”（水田）而居，以“那”（稻作）為本的傳統生活模式。壯族民間流傳的俗語：“內湳眉巴，內那眉考”（doi mam mipa，doi na mi khau），意即“水裡有魚，田裡有稻（米）”，就是這種生活模式的寫照，反映了生活在這個地域的民族群體共同追求的價值目標。正是在這種生產方式和生活模式的制約下，這一民族群體的實物文化、行為文化和觀念文化，都具有鮮明的“那”文化性質特徵，如依稻作農耕的不同季節而順次開展的各種民間傳統節日及以“那”為中心的民間宗教活動，等等。

3

有肩石器文化

考古學上將有肩石斧、有肩石錛、有肩石鏟、石鉞等統稱為有肩石器，他們共同的特點是器身上部都有肩，這是生產工具從手握操作發展到安柄操作的進步標誌。它的出現與農業生產發展有密切關係。根據考古學資料，在中國南方的廣西、廣東、雲南、貴州等地區分佈的有肩石器，以廣西地區發現地點最多，年代也最早。據統計，目前在廣西南寧、柳州、龍州、大新、來賓、鹿寨、鐘山、賀州、百色、靖西等48個縣市共157個地點都發現有肩石器。橫縣西津貝丘遺址發現有肩石器最多，共104件。廣西發現的有肩石器以南寧地區貝丘遺址最早，其年代距今9235-7450年之間，屬新石器時代早期。廣東發現的有肩石器以西樵山遺址最早，距今約6000多年，屬新石器時代中期。雲南、貴州發現的有肩石器都屬兩廣型，年代均屬新石器時代晚期，有些則是青銅時代的遺物。

越南出土的有肩石器，器形一般較寬，且厚重，也有些器形較寬，製作都較精緻，肩角多呈直角，也有呈銳角的。寮國、柬埔寨、緬甸、泰國出土的有肩石器與越南所出相同，都屬兩廣型系統。令人感興趣的是，位於喜馬拉雅山南側的印度和孟加拉也發現了有肩石器，主要發現地點是在印度的阿薩姆和孟加拉灣西部沿岸。這裡發現的有肩石器，形式上有的雙肩明顯，肩角為直角；有的雙肩不明顯，肩角為鈍角或銳角，基本上屬於兩廣型別。我國考古學家夏鼐先生認為，這裡的有肩石器是由華南經東南亞沿海一直流傳到印度阿薩姆和孟加拉，時代在公元前200年。夏鼐先生的意見是可信的，但年代確定可能偏晚了一些。考古學蘇秉琪先生也指出：“中國中、西南地區與印度次大陸的關係以嶺南到雲貴高原的有肩石器（斧、鏟）為典型，有肩石器到印度河為界，在那裡與印歐語系諸文化因素銜接”。此外，在寮國曾發現一種雙肩石器，器型比較特殊，但在廣西壯族地區也能找到它的母型。總之，如果將史前時期有肩石器的分佈區與現代壯侗語民族居住分佈區進行比較，就會發現它們具有很大的一致性。可以說，凡是有現代壯侗語族民族居住的地方，都有兩廣型有肩石器遺存。如遠離西越文化中心的印度阿薩姆地區，那裡有為數較少的現代壯侗語族民族的一個支系——阿含（Ahom）人居住，因而在這個地方也發現有有肩石器出土。這就說明有肩石器的分佈範圍，正是“那”，文化圈範圍，有肩石器文化是“那”文化圈的一個重要文化特徵。

4

大石鏟文化

有肩石器文化中最典型的是大石鏟，我們稱之為大石鏟文化，它是“那”文化圈中一個重要的一個文化特徵。

本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廣西南部60多處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中出土了300多件石鏟，在考古學上被稱為大石鏟，它們是稻作農業的主要工具。據測定，其年代在距今5000—6000年。學術界一般認為，大石鏟是在雙肩石斧的基礎上發展演變而來的，它的發明和使用，標誌著當時這一地區稻作農業有了一定的發展。從目前的考古發現看，大石鏟文化遺址分佈大致在廣東西部、廣西南部、海南省以及越南北部，其中密度最大的是在廣西南部特別是左右江匯合的三角地帶。

5

銅鼓文化

近代著名的民族學家羅香林先生指出“古代越族文化之最令人注意者，為銅鼓之製作與使用。而越制銅鼓，又以駱越為盛，故又稱駱越銅鼓。”銅鼓出土的分佈，東到廣東的北江以西地區，西到緬甸，北到四川省大渡河上游，南到印度尼西亞蘇臘巴亞島。令人驚奇的是，它的分佈與“那”地名分佈範圍幾乎重疊！更令人驚奇的是，在史前時期有肩石器文化分佈的區域，同時也是青銅時代銅鼓文化分佈的區域！

銅鼓是源於稻作農業的一種藝術銅鼓上最普遍、最廣泛的紋飾是青蛙的塑像，青蛙是銅鼓的象徵，不少民族把銅鼓直接叫“蛙鼓”。而青蛙與稻作農業則有著密切聯絡，正如羅香林先生說的“至謂銅鼓製作，並與祈雨有關，則亦有客觀依據。觀鼓面鑄立體蛙或蟾蜍，殆即因祈雨而作。”壯族民間在收藏銅鼓時，有用稻草繩栓其耳，或將銅鼓倒置盛滿稻穀的習俗，謂之“養鼓”，以防其飛跑。這些都說明銅鼓與青蛙的關係及它們與稻作農業的密切關係。銅鼓文化源於稻作農業，是“那”（稻作）文化的一種重要表現形式。

6

崖壁畫文化

又稱“花山文化”。在延綿200多公里的廣西左江流域，有178處造型古樸、風格粗獷的崖壁畫，其宏大的規模，磅礴的氣勢，堪稱世界奇觀。其中又以左江支流寧明江畔耀達“岜萊”壯語“岜”為山，“萊”為花紋，“岜萊”意為繪有花紋影象的山，譯稱“花山”）最為壯觀，在高達44米，寬135米，總面積約500平方米的臨江懸崖峭壁上，繪有130個各種影象，其人像之眾，物像之多，場面之大，為世界原始崖壁畫所罕見。一些學者認為，左江流域崖壁畫所繪的是剪影式的模仿立蛙動作的群體舞蹈場面，是壯族先民蛙圖騰崇拜的再現。而在壯族觀念上，青蛙與稻作農業有密切的關係，這就說明，左江流域崖壁畫也是源於稻作農業的一種文化形式。

廣西左江崖壁畫

7

地名文化

除了前文所述的“那”地名外，“那”文化圈內還密集分佈著大量的“板”（包括同音和近音的“版”、“曼”等）地名。“板”（“版”、“曼”等）在壯泰語中為村、村莊的意思。以板、曼、版冠首的地名與以“那”冠首的地名一樣，在壯泰語民族地區遍地皆是，僅《廣西壯語地名選集》中收錄的廣西“板”字地名就有400多個，其分佈與“那”字地名大致相同。另外如雲南的西雙版納，其中“西雙”壯傣語為“十二”，“版”即村，“納”即田，為“十二村田”的意思。在壯泰語中，“那”與“板”聯絡緊密，常有把種田的人稱為“布板”、“布那”，而“板那”則是依田而建的村落。這是一種十分獨特的文化現象，具有明顯的“那”（稻作）文化特徵。

四

“那”文化圈族群及其文化獨立起源

如前所述，“那”文化圈的族群同為操壯侗語族語言的民族，他們具有共同的文化特徵，其先民為史稱“百越”民族中的西甌駱越，相對東南沿海越族（簡稱東越）而被稱為西越。過去有一種觀點認為，西越是由東越遷徙而來的，特別是秦漢大統一後，引起長江中下游的百越族群紛紛向南遷徙，從而帶來了東越文化，嶺南文化是東越文化傳播的結果。筆者認為，壯侗語族民族先民西甌駱越雖然與東南沿海越族在文化特徵上有某些相似之處，因為在相似的自然條件下，人類某些原生文化的相同和相似是存在的，但這並不能說明西越源於東越，西越文化源於東越文化。上述西越地區的幾種文化特徵在東越地區基本上沒有，就是最明顯的例證。這些原生文化不可能是東越傳播的結果。同樣，西越地區的這些原生文化也不是中原文化傳播的結果，它是一種獨立起源的文化形態。

首先，從體質人類學看

，嶺南古人類體質特徵與嶺南現代人類特徵相似。本世紀80年代，有學者將廣西現代壯族的體質特徵與柳江人、甑皮巖人、曇石山人、河宕人進行比較，指出甑皮巖人與現代廣西壯族相比，二者在最小額寬、垂直顱面指數、面角、眶指數、鼻指數等方面十分接近，二者均屬中眶型、闊鼻型，這意味著現代壯族很有可能有甑皮巖人血統。壯族在頭長、頭長高指數、頭寬高指數、顴寬、上面高、鼻根指數等項更接近於較甑皮巖人晚的河宕人，顯示了這種淵源關係。而自甑皮巖人往前追溯，甑皮巖人的接近闊上面型的上面指數、鼻闊型的鼻指數、低的鼻根指數和突領型的齒槽面角等方面，表現出若干赤道人種傾向，恰與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柳江人接近。而這種繼承關係表明了生活在廣西新石器時代的居民是土生土長的。另外，李富強、朱芳武在對柳江人等古人類骨骸及現代壯族活體測量獲得大量資料並進行分析比較後也指出：“現代壯族在其體質形成過程中，與嶺南地區和東南亞地區某些新石器時代人類有一定繼承關係，而其根源似乎可追溯到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柳江人”。

其次，從考古發現看。

在“那”文化圈中，在雲南省元謀縣有距今150萬年的“元謀人”，在廣西右江盆地發現有73萬年前古人類活動遺址，在廣東省曲江縣發現距今約10萬年的“馬壩人”，在廣西柳江縣發現距今約5萬年的“柳江人”，在來賓縣發現距今約3萬年的“麒麟山人”，還有“靈山人”、“隆林人”等。考古發現還表明，許多舊石器時代晚期的古人類遺址周圍分佈著極為密集的和較為發達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顯示其互為銜接和前後相因的繼承性。例如，在“馬壩人”遺址的周圍不僅發現了相當密集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而且在此後，又是嶺南戰國墓群的分佈中心，從而說明它們之間具有不可分割的連續性和繼承性。在距今5萬年前的“柳江人”遺址不遠的地方有距今3萬年的來賓“麒麟山人”及仍屬舊石器時代的柳州“都樂人”遺址、“九頭山人”遺址、“白蓮洞人”遺址、柳江縣“甘前人”遺址、忻城縣“牛巖人”遺址，新石器時代柳州市“鯉魚嘴人”遺址等。從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看，也有時代的延續性。早的如距今1萬年左右的桂林甑皮巖洞穴遺址、貝丘遺址，往下的有距今4000-6000年的大石鏟文化遺址。其中分佈在石山地帶的洞穴遺址，早的距今1萬年，晚的也有3000年以上。這些都說明了這些遠古時代的人類沒有滅絕，也沒有遷走，而是世代相傳繁衍下來，成為“那”文化圈中的原始居民。這些遺址的文化內涵包括農耕稻作、喜食蚌蛤、居住幹欄、屈肢蹲葬、鑿齒、使用有肩石斧和石鏟等特徵，顯然與“那”文化圈族群文化有密切的關係。其中特別是屈肢蹲葬式，僅在廣西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中就發現有200多例。這種屈肢葬直至現代在“那”文化圈族群中仍較普遍地存在。

馬壩人遺址

第三，從語言上看。

關於“那”文化圈族群語言的同源關係，前文已作論述，這裡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長期以來我們認為壯侗語與漢語是同源關係，而新的研究成果表明，它們僅僅是接觸關係。近年來一些語言學家運用前述的“語言關係階曲線圖”對漢語和壯侗語進行比較，結果是，兩種語言的關係詞數量從第一階到第二階為上升的趨向，說明壯侗語與漢語之間只是接觸關係而非同源關係。事實也是如此，僅以壯族為例，從地理條件上看，壯族先民分佈地區和漢族分佈地區之間的交通條件遠比與泰族分佈區之間方便得多；從交往的歷史來看，即使是從秦代算起，壯族先民和漢族的交往至少已有2000多年，而且從未間斷過，但直至今日，壯漢之間的語言差距仍很大，用壯語和漢語仍然無法直接進行交談。潘其旭先生透過對壯漢語詞序結構的思維模式的比較研究，證明壯侗語族群的語言體系與漢語不是發生學上的同源關係，而是接觸關係。他指出，壯語的結構型別與人們的惑知和思維的順序同步，體現為一種A＋B的思維模式；漢語的結構型別與人們的感知和思維不同步，須要經過充分的前加工過程才能表達完整的概念，體現為一種B＋A型的思維模式。緣此，壯語形成了類比化的構詞方式，具有整體性的思維走向；漢語形成了情態化的構詞方式，具有意象性的思維特徵。壯語造詞的語音形式具有演繹性邏輯思維特質，同音詞較少；漢語造詞的語音形式具有跳躍的模糊思維特點，同音詞繁多，等等。顯然，壯語與漢語的表達方式及其思維走向，可謂是南轅北轍，互為“顛倒”。由此可見，“那”文化圈族群的語言即壯侗語族語言是一種獨立起源的語言體系，它們與漢語只是接觸而不是同源關係。

五

“那”文化圈與漢文化及印度文化的關係

我們說“那”文化圈族群及其文化獨立起源，並不是說它是孤立發展的。這是因為它的東部受著漢文化的強大影響並吸收了大量的漢文化因素，西部則受印度文化的影響並吸收了印度文化的因素。

中原地區居民與華南及東南亞地區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傳說中的堯舜時期。《墨子·節用》說：“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趾”。《大戴禮記·少間篇》：“虞舜以天德嗣堯，……南撫交趾”。《尚書·堯典》：“申命義叔宅南交”。這裡的交趾，南交，都泛指嶺南地區。《史記·五帝本紀》：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嶷，是為零陵”。《禮記·檀弓下》“舜葬於蒼梧之野”。《淮南子·人間訓》高誘注：“九嶷山名也。在蒼梧，虞舜所葬也”。據考證，其中所提到的零陵、蒼梧，都是壯族先民蒼梧、西甌和駱越部族聚居之地，說明壯族地區很早就與中原有了文化交流。到了商周時期，這種交流得到進一步加強。《逸周書·王會解》說：“正南匝、鄧、桂國、損子、產裡、百濮、九菌，請以珠磯、玳、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為獻”。這裡的甌（即西甌）、桂國都是指嶺南地區，從而說明這裡的土著居民與中原商王朝已經有了交往。周王朝與嶺南土著居民也有著經濟文化的往來，《逸周書·王會解》有“路人大竹”，“蒼梧翡翠”的記載，《呂氏春秋·孝行覽》有“越駱之菌”的記載，說明嶺南的特產仍不斷地輸送到中原地區。1974年在廣西武鳴縣和興安縣各出土了一件商代銅卣，在興安、灌陽等地發現西周的銅鐘，其器形、紋飾與中原地區青銅器相似，說明中原地區文化也不斷傳人嶺南。

春秋戰國時期，隨著楚文化的南漸，嶺南與中原文化交流更多更廣泛，這些從桂北地區恭城、平樂等地的考古發現就可以說明。如平樂銀山嶺西甌戰國墓出土的銅雙肩鉞、長方銎首，折肩、寬弧刃或直刃，與兩廣地區新石器時代流行的雙肩石斧十分相似。武鳴元龍坡駱越西周春秋墓都是小型的土坑墓，隨葬品以陶器為主，還有銅、玉石器；銅器中的卣、盤與中原地區西周時期的同類器物相似，刀、鉞、匕首、鏃等形制特殊，富有濃厚的地方色彩。秦漢以後，大批中原漢族移居嶺南，使嶺南地區與中原的文化交流更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那”文化圈東部受漢文化影響較大的首當壯、布依、侗、水、仫佬、毛南等民族。

僅以壯族為例，壯漢文化交融在語言中體現得尤為突出。壯語中融入了大量的漢語藉詞，如中古時期融入的pwn6（糞）、pan1（分）、pi2或pei2（肥）的壯語讀法還保留有中古漢語“無輕唇音”的語音特點。早期這種藉詞主要是日常生活用語，如“碗”、“筷子”、“桌”、“椅”、“斤”、“兩”、“尺”、“寸“等等，需用壯語拼音系統來拼讀。有人粗略統計，這種藉詞在壯語詞彙中所佔的比例大約在10%左右。如讓農民敘述種黃豆的全過程，藉詞約佔10%（包括重現詞）。而在敘述現代政治等內容的文章中，藉詞的比例則高達50%左右。壯人使用漢語的人數比例也隨著社會的發展而增加，戴慶廈先生在《社會語言學教程》一書中舉了這樣一個例項：南寧市和南寧附近地區的壯族，除了使用壯語外，還使用漢語的普通話、粵方言、西南官話等，有些人能操多種漢語方言。

文字方面。

唐代以來，壯族民間就開始流行一種土俗字，壯語稱為“Sawndip”或“Sawdauh”，意為“生僻字”、“道公字”。其主要透過摹仿漢字“六書”的某些構造方法創造出來的，大多數以漢字楷書的偏旁、部首作為造字要素，其中也有不少為自造字。按結構型別可分為形聲字，如伝（vun，人）；會意字，如

（kwn2，上面）；假借字，如眉（mi，有）；借漢字，如心（sim1，心）；自造字，如

（ku6，做）。這種古壯字在壯族民間最早見於澄州（今上林縣境）刺史壯族韋敬辦於唐永淳元年年（682年）撰寫和豎立的“澄州無虞縣六合堅固大宅頌”碑，其中有“

”等。此碑現在仍完好地保存於今廣西上林縣麒麟山。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莊綽的《雞肋篇》、周去非的《嶺外代答》對古壯字及其使用的情況都有記載。《桂海虞衡志》說：廣西一帶“邊遠俗陋，牒訴券約，專用土俗書，桂林諸邑皆然。”說明當時古壯字使用已很普遍。1988年由張聲震先生主編的《古壯字字典》收入流行於壯族地區的古壯字10700個，其中使用較普遍、結構較合理、被列為正體字的有4918個。這種古壯字被大量用於民間契約、碑刻、師公經詩唱本、抄錄民歌、神話傳說等，壯族著名長詩《布洛陀》、《莫一大王》、《布伯》、《傳揚歌》等及以漢族故事題材創作的長詩《何文秀》、《二度梅》、《梁山伯與祝英臺》的唱本等，都是用古壯字記載儲存下來的。

文化教育方面。

秦始皇統一嶺南，設定郡縣，秦亡後趙佗治理嶺南，棄中原冠帶，易服變俗，執行“和輯百越”的民族政策，倡導漢越通婚，同時主張“以詩禮化其民”。漢武帝平南越國後，在“以其故俗治”的同時，把中原先進的文化介紹到嶺南地區，並在嶺南設立學校。隋唐以後，科舉制度在嶺南推行；宋元至明清，廣西各地書院發展；民國以後，現代學校建立，都推動了中原漢族文化在壯族地區的傳播，促進了壯漢文化交流和融合。

宗教方面。

近代以後，道教、佛教大規模地傳入壯族地區，但均沒有成為壯族的宗教，而是被壯族有選擇地加以利用，吸收其中適合本民族的內容和形式，揉進本民族的民間宗教之中，形成了師公。在壯族師公儀式中，既有道教的內容，又有佛教的內容。

“那”文化圈的西部主要是傣、泰、老、撣、阿含人的居住區，這裡地理位置偏遠，在歷代中原政治家心目中，這裡都是“蠻貘之地”，“化外之域”。他們對它毫無瞭解，僅憑傳聞構築印象，認為這些地方，得之不足興邦，棄之不足損國，再加上地理形勢上的重重險阻，因而朝廷多次征伐而又止，尤其當中原國力衰微之時，更不來此問津。當然不是說這裡與中原沒有聯絡，只是聯絡不多，史書記載也很少。雲南學者黃惠焜先生認為，這個區域的越人（即後來的傣、泰、撣、阿含人）受到來自四個方面的文化影響，一個是來自東北部的中原文化的影響，一個是來自北面氐羌文化的影響，一個是來自東面楚文化的影響，一個是來自西部印度文化的影響。其中，中原文化留下了應有的烙印，楚文化到滇中而中斷，氐羌文化因型別太不相同且並不顯著優先於百越文化，沒有取得征服性的效果，唯有印度文化的影響發生了奇蹟般的威力。印度文化博大而精深，柔和而富魅力，一旦和越人的民風民情乃至民族性格相結合，再加上小乘佛教的傳播，更象菩提樹一樣生根發芽，蔚為壯觀。它改變了越人的文化走向，豐富了越人的文化內涵，重塑了越人的文化性格，推動了越人文字創造，推進了這一地區越人最後形成為泰撣等民族。可以用一個形象的比喻：如果壯族是“漢化較深的越人”，那麼泰族便是“印度化了的越人”。

六

“那”文化圈與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文化

我們論述“那”文化圈的存在，是想說明，由於自然生態環境不同等原因，決定了亞洲文化起源的多元性，經過長期的歷史發展，各個民族在各自的國度裡形成並顯示出同源異流的文化特徵。就中華民族文化而論，也是由許多民族文化匯合而成，是“多元一體”的文化。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說的：“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幾千年的歷史過程所形成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形成過程，“它的主流是由許許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單位，經過接觸、混雜、聯結和融合，同時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個你來我去、我去你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個性的多元統一體。”他還描述了中華民族這個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過程的特色：“在相當早期，距今三千年前，在黃河中游出現了一個由若干民族集團彙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稱為華夏，像滾雪球一般地越滾越大，把周圍的異族吸收進入了這個核心。它在擁有黃河和長江中下游的東亞平原之後，被其他民族稱為漢族。漢族繼續不斷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壯大，而且滲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區，構成起著凝聚作用的網路，奠定了以這個疆域內許多民族聯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統一體的基礎，成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經過民族自覺而稱為中華民族。”

長期以來，我們都以黃河流域文化為中華民族文化之源，把“黃河文明”等同於“中華文明”，在論述古代文化的時候，重北方輕南方，認為北方（黃河流域）是“源”，而南方是“流”，中華民族文化是起源於黃河中下游流域而後向四方擴散的。因而在研究過程中，只重視黃河流域的漢族文化，而不重視周邊地區的少數民族文化，因而導致了一些不科學的結論。

大江大河多為人類文明的瑤籃，兩河流域之於西亞如此，尼羅河之於埃及如此，黃河之於中華民族亦如此。

但是我國地域廣大，民族眾多，其文化的源頭不可能就是一個。

事實也是如此，黃河流域文化在我國文明史上確實起著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在進人金屬時代以後，一直是居於主導地位，對周邊地區產生著重要影響。但是也應該看到，在同一時期內，其他地區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點和按照各自的規律發展著。一個重要的例子就是，當黃河流域出現以粟為主要標誌的旱作農業文化時，長江、珠江流域也出現以稻作為中心的農業文化。如前所述，“那”文化圈即稻作文化圈，這個文化圈，就是稻作農業的起源地之一，南方民族對中華民族農業文明的貢獻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我國從新石器時代開始就逐步形成的從北到南的牧業、旱作農業和稻作農業三個文化帶，從目前考古發現看，南方稻作農業的出現在時間上早於北方的旱作農業。正如費孝通先生指出的：“很難想象在這種原始時代，分居在四面八方的人是出於同一來源，而且可以肯定的，這些長期分隔在各地的人群必須各自發展他們的文化以適應如此不同的自然環境。……考古學上有關新石器時代的豐富資料更有力地表明中華大地上已出現地方性的多種文化區。如果我們認為同一民族集團的人大體上總得有一定的文化上的一致性，那麼我們可以推定早在6000年前，中華大地上已存在了分別聚居在不同地區的許多集團。新石器時期各地不同的文化區可以作為我們認識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起點。”

正如本文前面所論述的，嶺南文化與中原文化，珠江流域與黃河流域文化是互相影響、互相促進的。中華民族的文化之所以沒有發生過中斷，始終保持著強大的生命力，其原因就在於它是由中華各民族文化互相滲透、互相融合而形成的。我們必須以這樣的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研究中華民族的歷史和文化，同時也必須以這樣的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研究漢族的歷史和文化。

END

文章作者： 覃乃昌

文章來源：《廣西民族研究》1999年第4期

選稿：何鉑羽

編輯：劉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