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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平樂下不清平:仁宗朝的重臣韓琦,終究是負了仁宗,負了大宋

  • 由 江東汪郎 發表于 籃球
  • 2021-08-19
簡介但當我們代入到那個環境,就會發現,韓琦的做法對得起大宋的新官家趙曙,卻負了那位視他為重臣,心腹之臣的仁宗趙禎

海河晏清出自哪裡

一部《清平樂》,把大家帶回了歷史上的那個曾經文治高峰的王朝,使得我們忽視了大宋的內憂外患,只把目光停留在大宋的海河晏清。

也是,無論是人物的服飾,還是街巷的佈局,畫面徐徐展開,像極了一幅活著的《清明上河圖》。

宋仁宗趙禎在位四十二年,文人名臣輩出,群星璀璨,劇中自是如此。

但在眾多名人之中,其生平所事最讓汪郎想要說道一二的,就是劇中那位在街邊和惡霸相搏以衛百姓,當趙禎的面痛罵趙禎,中了進士之後反而性格內斂,真實歷史上和范仲淹並稱為“韓範”的一代名相,先後三次被宋廷賜爵“國公”,被世人稱為“韓公”的韓琦。

對於韓琦,汪郎給予的評價是:

仁宗朝的重臣,但終究是負了仁宗,負了大宋。

清平樂下不清平:仁宗朝的重臣韓琦,終究是負了仁宗,負了大宋

《清平樂》中的宋仁宗形象

1、仁宗朝的重臣

天聖五年(公元1027年),韓琦登進士科,成為這一屆的榜眼,因為他本人的敢言、直言,而且每次指出問題時能夠一針見血,故而官運亨通,深受趙禎器重。

他的敢言、直言,大都直指權力中樞的不作為,這一切,和當時的大宋面臨的環境有關。

今天的我們通常只看到大宋美好的一面,卻看不到大宋的憂愁和幽暗,的確,宋仁宗趙禎的統治時期,文治昌盛,名人輩出,給我們留下了太多的精神財富、物質財富。

我們今天所熟知的“唐宋八大家”中的“宋家六子”,都是在他治下登上的大宋政壇,名垂文壇;被我們兒時津津樂道的天波府,其歷史上的第三代楊文廣,以及被我們稱為“包青天”的包拯,都主要活躍在這一時期。

從這一點看,仁宗朝儼然是宋朝最好的時代,當然,這裡的“最好”只針對大宋的官場而言,而事實上,宋朝的內憂外患已經讓趙禎揹負著沉重的壓力。

清平樂下不清平:仁宗朝的重臣韓琦,終究是負了仁宗,負了大宋

宋仁宗畫像

內憂,“三冗”問題已經讓帝國的財政不堪重負,而民間又災情頻發,流民四起,民變已讓朝廷疲於奔命,正如歐陽修所說,

“今盜賊一年多如一年,一夥強於一夥”①

,在這種情況下,那些在朝中身居高位者,如宰相王隨、陳堯佐,參知政事韓億、石中立等人卻是一群庸臣,毫無治國的良方,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國家在頹廢中放任自流。

外患,自趙禎的父親宋真宗趙恆簽署了“澶淵之盟”後,雖然短暫緩解了宋遼之間的爭端,有利於帝國節省了鉅額的戰爭開支,但也使得大宋

忘戰去兵

武備皆廢

,大宋的北疆依舊處於大遼的軍事威脅之下,最後釀成了“慶曆增幣”的慘痛,正如范仲淹所說,

“國家御戎之計在北為大”②;

不僅如此,夏州節度使李元昊脫宋自立,建國號夏,自此成為大宋西北邊陲的一支勁敵,直到“靖康恥”後依然存在。

在這樣的背景下,韓琦以諫官的身份對朝中庸臣發出了挑戰,又針對治國時事提出了見解,同時還和范仲淹一起成為宋朝西北抗夏的前線指揮官。

歷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拜右司諫。時宰相王隨、陳堯佐,參知政事韓億、石中立,在中書罕所建明,琦連疏其過,四人同日罷。又請停內降,抑僥倖。凡事有不便,未嘗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佞為急,前後七十餘疏。——-《宋史。卷三百一十二》

趙元昊反,琦適自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悉,即命為陝西安撫使……進樞密直學士,副夏竦為經略安撫、招討使……與范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故天下稱為“韓範”。——-《宋史。卷三百一十二》

清平樂下不清平:仁宗朝的重臣韓琦,終究是負了仁宗,負了大宋

韓琦畫像

正因為如此,積貧積弱的大宋急需改革,以擺脫來自內外的憂患。

慶曆三年(公元1043年),范仲淹開始了大宋歷史上的第一次革新,時任樞密副使(類似國防副部長)的韓琦以軍方的身份成為改革派中的重要一員。

此時的韓琦,無論是在文官之中,還是軍方,資歷都很深,這一年,他才三十六歲,就已經享受著大宋副部級待遇。

慶曆五年(公元1045年),新政在守舊大臣的攻擊下以失敗告終,韓琦被汙為“朋黨”,但因為趙禎本人的仁厚和保護,他沒有遭到政治清算,反而以安撫使、大學士的身份治理地方。

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五十歲的韓琦被趙禎召回東京,拜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即俗語中的宰相,嘉祐六年又被趙禎賜於儀國公,一時殊榮至極。

可以這樣說,韓琦自十九歲高中進士之後,他在大宋留下的名聲和足跡,大都是在仁宗趙禎的領導下完成的,如果沒有趙禎創造的一個寬鬆的文治環境,韓琦的成就能有多高是個未知數。

對於趙禎而言,這位比自己大兩歲的臣子,實際上也是伴隨自己一路成長起來的人。

無論是最初的諫官,還是自己最後給予他的宰相之位,韓琦在事實上已經是他統治下的大宋權力中樞中的重要成員。

然而,誰又能想到,趙禎駕崩之後,韓琦卻負了趙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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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曆新政下的宋朝士大夫

2、負了仁宗

趙禎這一輩子最難以釋懷的事,汪郎以為是無子(三個兒子都早夭了,女兒是多,但無法繼承皇位),這在皇權時代的男尊社會里是最大的不幸!

有皇位需要繼承,但繼承皇位的不是自己的兒子,平心而論,寬仁了一輩子的趙禎,其內心的痛苦恐怕是那些他同時代有兒子的人無法感同身受的,站在這個角度來說,他雖貴為帝王,卻遠不如尋常百姓家。

當然,對於古人來說,身後無子,從宗族之中過繼一個兒子來繼承家產是最正常不過的事,但這有一個前提,即:

養子只能以養父養母為自己的血系宗脈,並寫入族譜,世代傳承下去,不能繼承了家產後翻臉無情,反而要認回自己的生父生母,這對於逝者來說太過於殘忍。

不幸的是,宋仁宗趙禎駕崩後就出現了這種情況。

他的養子名叫趙曙,即歷史上的宋英宗,而趙曙的生父濮王趙允讓,小時候被真宗趙恆收為養子,趙禎出生後又回到了生父身邊,是仁宗趙禎的堂兄。趙曙登基時,他早已不在人世間了。

也就是說,趙曙的養父、生父都已經歸天,但作為大宋的皇帝,他想抬高生父趙允讓的名分,將自己的生父趙允讓稱為“皇考”,但這違背了大宋君臣、百姓都要遵守的社會道德契約。

清平樂下不清平:仁宗朝的重臣韓琦,終究是負了仁宗,負了大宋

宋英宗畫像

趙曙畢竟是以趙禎的兒子身份繼承了大宋王朝,按照當時的倫理道德,趙禎就是他的“皇考”,生父趙允讓只能是“皇伯”,何況皇宮之中,仁宗的皇后曹氏(此時已經為太后)還活著。

對於這一點,其實並沒有任何質疑之處,趙曙想要這麼幹是沒有任何理由的,對於民間而言,趙曙的這種做法其實已經破壞了既定的社會倫理道德秩序。

但問題就在於,他得到了宰相韓琦的支援。

治平元年五月、治平二年四月,韓琦先後兩次主動提出這個禮法的問題,支援趙曙將生父趙允讓稱為“皇考”,由此引發了百官們之間的爭論,使得廟堂之上迅速分成了兩派,歷時十八個月之久,才以韓琦為首的實權派獲勝,史稱“濮議之爭”。

當然,我們是無法去評論韓琦的對與錯,站在今天的角度,我們可以將韓琦此舉看成是他對封建守舊那一套的蔑視,畢竟是參與過慶曆新政的人,敢於挑戰世俗的禮教,敢於對已經成型的理學發起進攻。

但當我們代入到那個環境,就會發現,韓琦的做法對得起大宋的新官家趙曙,卻負了那位視他為重臣,心腹之臣的仁宗趙禎。

清平樂下不清平:仁宗朝的重臣韓琦,終究是負了仁宗,負了大宋

宋朝濮議之爭的背後,是務實派和倫理派之爭

3、負了大宋

韓琦這一生充滿了精彩,少年得志,意氣風發,面對大宋的“三冗”問題他是深痛於心,所以他參與慶曆新政,甚至不惜丟官,敢直言強權,不為別的,只求大宋能夠強大、安康。

儘管新政失敗,但韓琦的形象已經在大宋文人之間樹立起來了。

然而,這樣一位不畏強權,又敢直言,心繫大宋的韓琦,竟於熙寧三年(公元1070年)上書公然反對王安石變法,無論青苗,亦或者是免役、市易等法都在他的反對之中,這和他年青時期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臣準散青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不使兼併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乞盡罷提舉官,第委提點刑獄官依常平舊法施行。——-《宋史。食貨四》

事實上,宋朝的“三冗”在神宗朝已經到了必須要變的地步,沉重的財政重擔已經壓得大宋直不起腰。

無論是對遼、夏的歲貢,還是大宋官僚體系的俸祿支出,亦或者是軍費、社會公益等,財政已經處於幾近崩潰的邊緣,社會危機已經到了燃爆點,這都是現實問題。

清平樂下不清平:仁宗朝的重臣韓琦,終究是負了仁宗,負了大宋

熙寧變法的主持者,王安石

韓琦知不知道大宋的現狀?知不知道新法的缺點在哪裡?作為慶曆新政的重要經歷者和參與者,他當然知道,也清楚朝廷應該如何去做。

臣嘗竊計,始為陛下謀者,必曰治國之本,當先聚財積穀,募兵於民,則可以鞭笞四夷,故散青苗錢,使民出利;為免役之法,次第取錢;迨置市易務,而小商細民,無所措手。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官吏茫然不能詳記,監司督責以刻為明。——-《宋史。卷三百一十二》

可惜的是,他既對王安石的變法條款的不足之處有了認識,卻沒有選擇和王安石精誠合作,而是一味的反對變法,賭氣之下外放地方。

這種行為在事實上已經違背了士大夫“天下為公”的治國理念,在今天看來,有負於大宋。

汪郎以為,王安石變法屬於天才之創,但王安石本人十分激進,在用人上難免有些失誤,如果他能夠得到韓琦的支援和建議,也許此次變法真的能夠改變宋朝的命運。

畢竟老成持國,韓琦的從政經驗和威望放在那裡,文人的圈子、軍方的人脈,這都是變法能夠得到有力貫徹的資源,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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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民圖》,宋朝守舊派攻擊王安石的武器

汪郎說:

熙寧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公元1075年8月8日),韓琦與世長逝,享年六十八歲。

他死後,趙頊不僅罷朝三日,痛哭不止,還為他豎了一塊“兩朝顧命定策元勳”的墓碑,賜諡號“忠獻”,又配享英宗廟庭,享受著趙家世代香火。

這是皇權對他的蓋棺定論。

但汪郎想說的是,韓琦的功績基本上是在仁宗趙禎朝建立的,到最後卻配享在英宗趙曙的廟堂,主要在於他做了有負於仁宗的舉動,獲得了英宗、神宗父子的認可,

“功茂者賞惟其稱,德厚者報不可忘。”③

忠獻,忠於趙家,獻策定論,和趙曙心意相通,支援趙曙改寫人倫秩序,卻對趙禎的恩德忘卻在身後。一生敢言、敢戰,但最終走上了反對變法的道路,由進取走向了守舊,到底還是活成了他自己討厭的樣子。

當“忠獻”的諡號、配享英宗廟堂的聖旨一下,汪郎認為,這位“相三朝、立二帝”的韓公,這一生最對不起的人就是仁宗趙禎了。

也不知九泉之下,這對君臣倘若相遇,是執手相看淚眼,還是橫眉冷對呢!

注:

①《歐陽文忠公文集。卷一百》

②《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二十四》

③《韓琦配享英宗廟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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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時期的宋朝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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