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中有太多的吳儂軟語和各地方言

渚怎麼讀音是什麼意思

作者：王華東

上世紀70年代之前，紅壇上認為曹雪芹是生活在北方的旗人，《紅樓夢》是用北方話寫的。1979年，戴不凡先生髮表《揭開〈紅樓夢〉作者之謎——論曹雪芹是在石兄〈風月寶鑑〉舊稿基礎上巧手新裁改作成書的》等文章，提出書中有大量的吳語，論證《紅樓夢》作者是“難改吳儂口音的石兄”，曹雪芹只是改作者而非原作者。但卻遭到圍攻。有的文章只承認書中夾雜一些吳語。1994年王稼東先生的《〈紅樓夢〉吳語初探》，1999年秦一民先生的《〈紅樓夢〉裡吳語多》這兩篇文章，大大增加了“吳語例子”，指明書中有大量的吳語，不是“夾雜”的問題。他們的文章中都列舉了大量的吳語詞彙的例子。如將頭皮說“油皮”，姨夫叫“姨爹”，姑媽喚“姑娘”，開水謂“滾水”，蔬菜曰“菜蔬”，去年說“舊年”，“本處”指原籍，捉弄人的人為“促狹鬼”、“促狹嘴”，父母稱呼“老子娘”，舒服說成“很受用”，翻跟頭是“翻筋斗”，紡織轉音讀“紡績”，喝茶喝酒是說“吃茶、吃酒”。還將筷子寫“箸子”，馬桶為“馬子”，衙役稱“門子”。從《紅樓夢》前三回中取例，就有：事體、那廂、越發、作甚、作速、療治、這等、本貫、些須、展眼、舊日、物事、今歲、歲底、吃疼不過、不解、勞什子。粗略統計書中的這類詞彙至少在八百個以上，若細查定會達到千餘。當然，吳語有“儂”字，不全是“軟語”，杭州話還有開封音。秦一民先生經過考證研究，認為這些詞彙都與吳語區杭州片的方言相一致。為證明這個結論，我特地向杭州本地人詢問，瞭解到：馬桶，上海話說馬桶，杭州人說馬子；拿東西的拿，上海人說乃（音，第一聲），杭州官話說讀（音），杭州城西西溪說搦（音挪），與書中第18回（元春）“親搦湘管”一樣。第70回，寶玉笑道：“你們那裡人也不少，怎麼不頑？”碧月道：“我們奶奶不頑，把兩個姨娘和琴姑娘也賓住了。”這“賓住”二字，上海人說“攔牢”，杭州官話說“擋牢”，西溪人卻真正說：“賓住”。證明秦一民先生考證的結論是正確的，而且位置偏向杭州城西。

下面我們來欣賞一些文字中的句子，瞭解吳語在其中的表現。首先來看大家都熟悉的《葬花詞》：

爾今死去儂收葬，未卜儂身何日喪？

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

四句裡面連用4個“儂”字，這“儂”字是吳語，這沒有疑問吧，難道北方人說“你“也用“儂”字？“儂今葬花人笑痴”的“痴”字也是吳語區的方言詞，北方人說“傻”。“痴”字書中特別多。

再看第51回，（晴雯）氣的喊道：“我那裡就害瘟病了，只怕過了人！我離了這裡，看你們這一輩子都別頭疼腦熱的。”

第52回，麝月忙披衣起來道：“……老嬤嬤們已經說過，不叫他在這屋裡，怕過了病氣。”

“只怕過了人”、“怕過了病氣”，這裡的“過”字，是吳語中“傳染（疾病）”的意思。上海人說“過撥我”，就是傳染給我的意思。

第59回，一日清曉，寶釵春困已醒……見園中土潤苔青，原來五更時落了幾點微雨。稱“下雨”為“落雨”。

把喝茶、喝酒說成吃茶、吃酒就更多了。就舉第41回一例，黛玉因問：“這也是舊年的雨水？”妙玉冷笑道：“你這麼個人，竟是大俗人，連水也嘗不出來。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著，收的梅花上的雪……你怎麼嘗不出來？隔年蠲的雨水那有這樣輕浮，如何吃得。”喝茶用“吃”。

“夾菜”稱“搛菜”。也是第41回，賈母笑道：“你把茄鯗搛些喂他。”鳳姐兒聽說，依言搛些茄鯗送入劉姥姥口中。

“頂嘴”稱“強嘴”。第44回，鳳姐兒道：“……你聾了不成？你還和我強嘴！”說著便揚手一掌打在臉上，打的那小丫頭一栽；這邊臉上又一下……”

“爆竹”稱“炮仗”。第54回，鳳姐兒笑道：“我們是沒有人疼的了。”尤氏笑道：“有我呢，我摟著你。也不怕臊，你這孩子又撒嬌了，聽見放炮仗，吃了蜜蜂兒屎的，今兒又輕狂起來。”

將“客人”稱為“人客”。第64回：寶玉見無人客至，……吩咐了茗煙，若珍大哥那邊有要緊人客來時，令他急來通稟。

“倒黴”稱“晦氣”。第70回，看到一隻大蝴蝶風箏掛在樹梢上，黛玉笑道：“可是知道是誰放晦氣的，快拿出去吧。把咱們的也拿出來，也放晦氣。”

我們還發現，書中有許多埭、塢、圩、渚的叫法。如“翠樾埭”的埭，是堵水的土壩，北方人叫堤。杭州、西溪現在仍有許多以“埭”為名的地名，如陸家埭、姚家埭、郭家埭、丁家埭、洪家埭等。洪家埭曾有洪昇家的祠堂。據說以“埭”為名的地名比較多的區域主要在太湖周邊的杭嘉湖地區。“塢”北方指土圍子、土堡，南方指四面高中間低的處所。書中有“暖香塢”“方離柳塢，乍出花房。”杭州西溪有著名的十八塢。“圩”是低窪處防水護田的土堤，西溪有龍頭圩、石坎圩、登雲圩、南小圩等。“渚”是水中的小洲，如無錫的黿頭渚。河渚是西溪溼地的一處古地名。書中有柳葉渚。

還有一些杭州方言，如午間晚間（第30回）、益發（第25回）、戲耍（第18回）、日頭（第31回）等。書中還有許多兒尾音。如大家比較熟悉的稱兒童為小伢兒，稱老翁為老頭兒，稱女孩子為姑娘兒。人物稱謂多帶兒字，書中的鳳姐兒、珍哥兒、芸兒、環兒、顰兒、平兒、巧姐兒、鶯兒、四兒、金釧兒、柳嫂兒、旺兒、興兒、劉姥姥家的狗兒、板兒；地名有暖閣兒；談話中的眼圈兒、趣兒、解解悶兒、沒個空兒。第31回翠縷道：“難道那些蚊子、虼蚤、蠓蟲兒、花兒、草兒、瓦片兒、磚頭兒也有陰陽不成？”北方人的兒化音較輕，而杭州市區“兒”字說得很重，如第19回的女孩兒、餅兒、毛病兒、歇歇兒，第24回的不得空兒、巧宗兒、小雀兒、信兒等。還有第7回的“吃這東道”，第23回的“戲文”，以及第6回的“響快”、“倒不拿大”都是地道的杭州話。

關於詞尾的“兒”字，鮑士傑的《說說杭州話》書中說得很清楚：“北京話的字尾‘兒’，是依附在詞根之上的，只做了一個捲舌的動作，不能獨立地自成音節。例如‘花兒’寫出來是兩個字，讀出來只能是一個音［huar］，我們稱之為‘兒化’。杭州的‘花兒’，寫出來是兩個字，讀出來也是兩個音［huaer］，這個‘兒’是獨立自成音節的，我們稱之為‘兒尾’。”並且說：“杭州的‘兒尾’是杭州固有的。……浙江有許多方言都是有兒尾的，……”又說：“杭州說袋兒、耍子兒；北京說兜兒、玩兒。杭州話帶兒尾的，如襪兒、筷兒、相貌兒、黃鼠狼兒；北京話卻沒兒化，如襪子、筷子、相貌、黃鼠狼。”北方人看《紅樓夢》書中帶“兒”字的詞，一看就知道有些是北方話不帶“兒”字的，那就是杭州一帶的浙江話。

我看到《紅樓夢》第24回，倪二對賈芸說了這麼一句話：“倘或有要緊事兒，叫我們女兒明兒一早到馬販子王短腿家來找我。”這裡用“我們”似乎不通，應該說“我的女兒”怎麼說“我們女兒”呢？在鮑士傑的這本書裡，我找到了答案。他說：杭州話中人稱代詞作定語時，習慣用複數表示單數，並不加助詞的‘的’，這一點很特殊，跟北京話不一樣。如：這封信請你交給我的丈夫，杭州話這樣說“格封信請你交撥我們老公”；你的妻子回孃家去了，杭州話說“你們老婆回孃家去得”。原來“我們女兒”是“我的女兒”之意。看來倪二是杭州人，說杭州話，應該不會錯。前面說到的鳳姐兒說的“我們是沒有人疼的了。”這裡的“我們”，也是指鳳姐自己。

有人說，三百年前的說話與現在不一樣，能作為判斷作者的依據嗎？從歷史上看，朱元璋定都南京時，編了《洪武正韻》。據百度百科記載：“明代官話不以北京音為標準，……是以金陵音為代表的江淮官話，也就是當時的南京話為代表的江淮話與傳統讀書音相調和的產物，……它的依據是江左的吳音。……後世編書，往往以《洪武正韻》標序。”據此可知，明朝官話接近南京江淮口音，也含有吳語口音。朱棣遷都北京，帶去了一批南方官員，南方官話和北方語言有一個交融的過程。但南京仍然是留都，南京官話仍然是文人的標準語言。看到有論文說，雍正十年下旨“正音”，以北京話為標準音，但收效不大。一直到乾隆以後，才逐步使北京話成為官話。從官話中減少吳語，必定需要一個不算短的過程。

有人引用《水滸》《金瓶梅》《西遊記》等白話小說原句，來反駁戴不凡先生的觀點，說他列舉的吳語詞彙，有的那些名著中也有。實際上《水滸》雖然講的山東故事，據杭州水滸研究會的馬成生、應守巖等專家考證，作者錢塘施耐庵是長期生活在杭州的人，書中也有許多杭州方言，徵方臘部分對杭州附近的地理地貌寫得特別生動細緻；《金瓶梅》作者不明，雖然書中有很多“俺”字，也不見得是山東人寫的，有人考證語言與武功山伍家溝民間土語相近，也有人說含有江蘇泰州方言；《西遊記》作者是江蘇人，也是明朝的作品，語言都可以與帶吳語的官話聯絡起來。如果說《紅樓夢》的用詞造句、語言特點跟《水滸》《金瓶梅》很像，那就對了，因為《紅樓夢》是明末清初的作品，基本上也是用當時的普通話——明朝官話創作的，也是以《洪武正韻》為依據的。就像現在我們看賈平凹的作品，主要用普通話創作，夾雜一些家鄉土語，我們一看就知道作者是西北那邊的人，不是北京人。《石頭記》中主要用明朝官話創作，有大量吳語，可以看出作者是吳語區人。

有人說，書中的語言不知它的讀音，能分辨出是吳語嗎？以上我們在用法上已經可以看出，如鬧熱對熱鬧，過對傳染，埭對堤，吃酒對喝酒，杭州的兒尾音與北方兒化音的區別等等，觸目皆是。

而要分辨古代詞語的讀音，最明顯最可靠的例子，可以從必須押韻的詩詞和酒令上來看。《紅樓夢》第40回行酒令一節，鴛鴦規定“都要叶韻”，也就是押韻或合韻。那他們都合的是北方官話的韻呢？還是吳語的韻呢？我看出鴛鴦說的是吳語。下面我們來具體分析一下。鴛鴦說：當中是個“五和六”。賈母道：“六橋梅花香徹骨”。如果是北方話，六（liu）和骨（gu）不合韻，可是，如果是吳語，就完全合韻。吳語的發音六念lo，骨念go。就合韻了。再看，鴛鴦道：湊成“二郎遊五嶽”。薛姨媽道：“世人不及神仙樂。”這嶽（yue）和樂（le），也不合韻。但按吳語，尾音都是o（音喔），分別讀嶽和樂（音螺）就合韻了。鴛鴦道：左邊“長么”兩點明。湘雲道：“雙懸日月照乾坤。”鴛鴦道：右邊“長么”兩點明。湘雲道：“閒花落地聽無聲。”這明（ming）和聲（sheng）合韻中東轍，可是坤（kun）是人辰轍，如何合得了韻？湘雲說的是哪種方言呢？後來看到《說說杭州話》這本書才明白，鴛鴦說的“明”不是北方話的明，而是杭州話的明［men門］。杭州話和吳語中的明天、明年都說成“門朝”、“門年”的，而且浙江人說話一般沒有後鼻音、捲舌音。這樣我們再來看這三個字的發音：明［men］、坤［ken］、聲［sen］就完全合韻了。這裡可以確定是用吳語說的酒令，難道還有什麼疑問嗎？有誰能夠推翻這個結論？

我們再來看21回的回前詩：自執金矛又執戈，自相戕戮自張羅。茜紗公子情無限，脂硯先生恨幾多。是幻是真空歷遍，閒風閒月枉吟哦。情機轉得情天破，情不情兮奈我何？這首詩看起來是梭坡轍，也叫五歌韻，尾音是e和o，實際上用姑蘇轍讀起來才最押韻，尾音全是u（烏）。如果用吳語來唸這首詩：“自執金矛又執戈（音姑），自相戕戮自張羅（音爐）。茜紗公子情無限，脂硯先生恨幾多（音督）。是幻是真空歷遍，閒風閒月枉吟哦（吳語我的音）。情機轉得情天破（音舖），情不情兮奈我何（音吳）？”戈（音姑），羅（音爐），多（音督），哦（吳語我的音），破（音舖），何（音吳）。是不是應該押韻的地方都押韻了？這首詩的作者一定是說吳語的。

說了這麼多，大家對《石頭記》中的吳語應該有了深刻的印象。此書的作者一定是難脫吳語方言的人。

當然，《紅樓夢》裡的語言不是那麼簡單，從對多種出版物的研究來看，包含北京方言、河北地方方言、江蘇沛縣（長安）方言、如皋方言，大量的吳語，還有江西的贛語，湖南的湘語，甚至還有滿語、雲南方言。從《石頭記》的批語來看，創作此書的很可能是以南方人為主的創作集團，他們才華橫溢，懂得多地方言，但絕不可能是北京西郊那個旗人曹雪芹！

先來看看湘語。湖南婁底人謝志明和長沙人上海大學教授鄧牛頓，他們對照《長沙方言詞典》，舉出了大量湘語方言的詞語。謝先生在書中說：“我列舉了數十條冷僻的婁底方言，如村你、葳葳蕤蕤、松泛、竹信子等等，還對《紅樓夢》的語言習慣與邏輯方式進行了分析和探討。認為其語言習慣與邏輯方式與婁底方言的運用相一致，指出了湘方言的特點有‘大與太不分，小與細不分，很與好不分，會與陣不分，些與點不分，頭與面不分’，還有一詞多用，一字多音，片語分析與重疊，詞彙省略等特徵。而這些特徵與《紅樓夢》中村言的語言習慣完全吻合。”謝志明先生舉了很多例子。如：才剛（第16回）、油皮（第9回）、日頭曬著屁股（第39回）、嘴碎（第62回）、鬧熱（第76回）、響快（第6回）等等。鄧教授也在他的書中舉了很多例子，如：磁瓦子（第61回）、娘母子（第29回）、木屐（第45回）、樣範（第41回）、益發（第20回）、好生（第17-18回）打尖（第15回）、賭狠（第21回）、洑上水（第57回）過（第51回）等等。舉出這麼多例詞，書中有湘語無疑。

《紅樓夢》中的方言與贛語有沒有關係？歷史上曾經有大批江西人移居湖南。謝志明先生特地到江西吉安地區的峽江縣作了調查，把湖南婁底方言與峽江方言列表對比。表格列的58個詞中，相同的有16個。他得出結論說：“從比對錶中看出，兩者是存在較大差異的。”我認為有16個詞相同不能算少，而且他只調查一個縣是不夠的。我在南昌、吉安累計生活了50年，能說流利的南昌話和吉安泰和話。我看到謝志明和鄧牛頓書中列舉的許多湘語，跟贛語完全一樣。譬如：躲懶（第56回）、湯泡飯（第62回）、解手（第28回）、好生（第17-18回）、偏生（第26回）、巴不得（第80回）、討嫌（第27回）、崽（第43回）、勞神（第2回）、懶賊（第9回）、堂屋（第6回）、滾水（第52回）、藥末子（第7回）、噴香（第60回）、涼快（第62回）、認了半日（第6回）、篩酒（第28回）撮簸（第56回）、發躁（第77回）、短住（第72回）、歇肩（第75回），脂批中的茅廝、屙屎（第3回）、賊婆（第25回）逗榫（第8回）以及吃酒吃湯（吃念恰，吳語念切）等等。

我們來欣賞書中的原文。64版《紅樓夢》第9回，寶玉去上學，碰到賈政，賈政說：“你竟玩你的去是正理。仔細站腌臢（音阿扎）了我這地，靠腌臢了我的門。”這“腌臢”二字北方人說骯髒，《方言大詞典》註明是贛語。我知道吳語說齷齪。

第56回，寶釵笑道：“……再者，各處笤帚、撮簸、撣子並大小禽鳥、鹿、兔吃的糧食。不過這幾樣，都是他們包了去，不用帳房去領錢。你算算，就省下多少來？”北方人說的掃把，吳語、贛語都是說笤帚。這裡的撮簸是南昌話，吳語叫畚箕，裝垃圾的。

第28回，薛蟠道：“女兒愁，繡房攛出個大馬猴。”眾人呵呵笑道：“該罰，該罰！這句更不通，先還可恕。”說著便要篩酒。篩酒，一般都說斟酒、倒酒，而江西人說篩酒。

篇幅有限，就舉3例。湖南話我不會說，就不舉例了。下面來舉幾個如皋方言的例子，是引述自如皋紅學會冒廉泉先生的《如皋的〈紅樓夢〉70證》。他特別說明那是小範圍的如皋土話。

第20回，（鳳姐）隔窗說道：“大正月又怎麼了？環兄弟小孩子家，一半點兒錯了，你只教導他，說這些淡話做什麼！”“說淡話”，在如皋話中是閒談、閒話，和上海的“講閒話”、北方的嘮叨是一個意思。

第47回，那丫頭道：“好親親的姨太太，姨祖宗！我們老太太生氣呢，你老人家不去，沒個開交了，只當疼我們吧。”“開交了”，在如皋是“解決了”、“交代了”、“好辦了”的意思。

第44回，“不想落後鬧出這件事來，竟得在平兒前稍盡片心，亦今生意中不想之樂也。”“落後”，在這裡是後來之意，與如皋方言一致。

第21回，寶玉道：“這盆裡的就不少，不用搓了。”再洗了兩把，便要手巾。翠縷道：“還是這個毛病兒，多早晚才改。”寶玉也不理，忙忙的要過青鹽擦了牙，漱了口。“手巾”是如皋人對毛巾的叫法。另外，許多如皋人不說刷牙而是說“擦牙”。還可以舉許多例子。

《紅樓夢》書中使用多種方言，這引起我們的思考。

洪昇很可能是《石頭記》創作集團的重要成員。據考證，洪昇的祖籍是江西鄱陽，南宋時洪皓受賜宅第於西湖葛嶺，並賜田三頃，在杭州城西十幾裡外的五常；以後洪氏家族在此繁衍發展，修了祠堂；明朝時在緊鄰五常的西溪建了洪鐘別業。從洪皓到洪昇，歷時500年。到洪昇時，洪氏家族的鄱陽話是否一點也沒有留存下來？鄱陽離南昌省城不過140公里，說話跟南昌話差不多。洪昇有意加進幾個江西方言應該不困難。

當然，語言不可能一成不變的，一個地方的主要語言隨著時間等因素，互相影響，交叉變化。如杭州這邊，現在說“過了病氣”的人已經較少了，很多人說“傳染”了；拿東西說搦，主要是祖父輩說了，年輕人說呆的音了。如皋話現在屬江淮官話，可語言中很多詞句的說法是跟吳語一樣的；如皋跟常州、無錫僅僅隔一條江，可以推知，300年前的如皋，吳語必定也是重要的語言。據我瞭解，一個家族的語言及習俗是很頑固的。上海許多內遷、支邊的家庭，兩三代人在家裡仍然說上海話。這還是全國普及普通話的情況下。客家人的中原祖先從公元四世紀開始南遷。易中天先生說：（他們）“雖然也得‘入鄉隨俗’，但決不肯輕易苟同。相反，只要有可能，他們就會頑固地保持自己獨特的風土人情和語言習慣。……‘寧賣祖宗田，不改祖宗言’正是客家人的口號。”閔語也是受中原人南遷的影響，至今保留了許多中原的古語古音和文言文的用法。這都有一千多年的時間了。曹曉波寫的《老底子杭州話》（2013年出版）記述了這樣一件事，地點在西溪附近：“某日，在蔣村的一個茶館，和原居地老人聊天。當老波說了老杭州官話‘昨立（日）子’時，一個老人綿綿拖了長音：‘哦，長啊子啊。’自從宋室南遷，為杭州築下鐵桶似的城牆以後，城裡人說起了官話，城門外還是在‘自說山話’，十座城門以外，語音各有差別。而作為杭州的發源地，即西面的山丘，以及老蔣村一帶，因為地域關係（有山地、水鄉），本著語音確實較少受到外來影響。”曹曉波說的雖然不是“昨天”的事，可是四五十年前的西溪居然還保留著不同於杭州官話的老杭州話，真難以想象，要知道那距南宋已經有800年了呀！從洪皓到洪昇，洪氏家族都生活在杭州城外城西的葛嶺、孤山、西溪。從以上的事例，我們是否可以產生這樣一個設想：洪昇說的是老杭州話，也會說杭州官話，也瞭解一些江西的鄱陽話，都用在了《石頭記》的創作中，但主體語言還是明朝官話。當時文人才會學說官話，多數農民及大戶人家的下人，應該多講家鄉方言。

我們可以發現，湘語中的一些詞跟吳語中的詞是一樣的。如例詞中的益發、過、滾水、油皮、響快、日頭、解手、鬧熱、巴不得等等，這是什麼原因呢？易中天先生在《大話方言》一書中對湘語、贛語和吳語之間的關係作了很生動的描述。他說：“湘語和楚語是嫡親，和吳語則是近親。”“事實上直到隋唐，吳語和楚語還被看做一種大方言。”“然而一把刀子卻從吳楚之間插了進來。這把刀子就是贛語。”“長沙人藍男不分，泥犁卻分得很清楚，南昌人也一樣。”“直到現在，湘語和吳語還有不少相同之處。比如‘吃’便都念成‘恰’，只不過聲調不一樣，也就是腔同調不同。父親叫‘爺’，讀作‘衙’，也一樣。”

《紅樓夢》語言中還有一種南方方言共有的特點，就是大量的“子尾”詞。鄧教授在書中列舉了不少，我選一部分供大家欣賞：

紫檀架子、神仙妃子、鳳辣子（第3回）、地租子（第6回）、馬鞭子、新法子（第9回）、手帕子（第19回）、柺棍子（第20回）、茶爐子（第27回）、一罈子、嘴巴子、籤子（第28回）、兩下子（第34回）、勞什子（第36回）、夾被心子（第40回）、湯婆子（第51回）、當票子（第57回）、毛崽子、小粉頭子（第60回）、瓷罐子、多喝點子、灌他十下子（第41回）等等。

劉心貞先生編寫了一本《<紅樓夢>方言及難解詞詞典》。他在前言中說：“發現《紅樓夢》中所使用的長安方言和沛縣的方言有很多相似之處。……比如‘拉硬屎’‘肏攘’（音rirang）、‘下作黃子’‘扔崩’等，這些都是地道的沛縣方言。”我們看到書中有那麼多吳語、湘語、贛語，怎麼還有沛縣方言呢？有一種說法，創作此書的很可能是以南方人為主的創作集團，他們才華橫溢，懂得多地方言。這個創作集團中的人員目前無法確定，現在的各種說法中涉及到一些人，如吳梅村、洪昇、冒闢疆、曹寅、趙執信、顧景星等等。從《年譜》等研究資料可知，這些名人經常穿行於南北兩地。而他們的出行必定是坐船，走大運河。翻開地圖，我們可以看到，沛縣位於江蘇北端，靠近山東，恰恰在運河邊上。船行緩慢，在縣鎮停泊補給應是常事。對於文學、戲曲的大家而言，他們對語言必定敏感。無論在船上還是停泊地，接觸多種方言，並用於寫作是很容易很自然的事。當時書中也多有方言，有的書甚至是用方言寫成。對於博覽群書的大才子來說，寫作時自然可隨手拈來

《石頭記》是多人參與創作，還可能是接力完成，從書中的批語來看，有可能由一人執筆，一人主持，多人協助。由於篇幅巨大等多種因素，潤色者可能是多人。俞平伯、林語堂等多位紅學家都說“《紅樓夢》必經多人之手”。參加人中有明末清初的官員遺老，他們對宮廷內禮儀制度、官員家庭陳設、人員關係安排那是瞭如指掌；對各地官員、來京人員也有廣泛接觸，甚至創作人員本身就有南方方言的背景；對京城的東北等北方語言，當然也不會陌生。因此《石頭記》一書的創作語言，有杭州話、如皋話、蘇州話、南昌話等等多地的方言，就可以理解了。鄧教授的書中有一句話，“脂批關於《紅樓夢》‘東西南北互相兼用’的創作主張，刻意留下‘避其東南西北’的文字痕跡。”我認為，這可能就是《紅樓夢》作者的用意和“狡黠”的手法，以免招禍。

我的觀點是，如果要判斷作者是北方人還是南方人，說書中有大量官話，就認為作者是北方人，這要打個問號；若書中有大量南方方言，那可以斷言是南方人或在南方長期居住的人寫的。南方人用北方話寫作容易，而北方人在小說中用大量的吳語等南方方言寫作，那是難上難，簡直是不可能之事。完全可以排除北京西郊的旗人曹雪芹用南方方言創作《石頭記》的可能性。

鄧教授在書中籲請：“語言學家對《紅樓夢》作一次語言學的全面考察。歷史學家對《紅樓夢》原始作者的身世及其相關材料作廣泛的搜尋。文學藝術家對《紅樓夢》的文學價值、美學價值作出更加充分，也是更加實事求是的估量。紅學專門家將目光和才智更多地投注到對原始作者及其原作風貌的相關研究。在此基礎上，全面提高《紅樓夢》研究的水平。”他的這一呼籲，正是紅迷們期望的，也希望能引起社會的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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