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叫魂”事件，為何週而復始？

最近重讀孔飛力老師的《叫魂》，故事雖然發生在清朝乾隆年間，但是孔飛力卻說這本書是寫給當下中國人的，讀完確實有種脊背發涼的感覺。如果250年前的事情時至今日還在反覆發生，一定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歷史規律，像我們的宿命，避無可避。

前段時間我在朋友圈裡發了一段文字：

我們小區每一層消防門用釘子釘死，然後關停電梯，還有一群人從樓頂往下灌酒精，我在想：如果有人在衛生間裡抽菸，是不是都要一同陪葬？結果不幸被言中，雖然沒有發生在我的身上，就像《叫魂》裡預言一樣，避無可避。

那麼《叫魂》到底講了什麼內容呢？

先說下歷史背景，故事發生在1768年，也就是英國第一次工業革命後的第3年。

經過康熙和雍正的治理，到了乾隆繼位時，大清對內沒有天災人禍，對外也沒有戰爭和威脅，一副國泰民安的景象，可以說，乾隆手拿一副令所有皇帝都羨慕的好牌。

這一時期也被後世稱為“康乾盛世”，當時清朝GDP是法國的8。2倍，英國的17。3倍，所佔世界GDP的比重達到32。4%，比現在美國24%還要高出8個百分點，而且當時整個歐洲所佔世界GDP比重僅為23。3%。

“叫魂”就發生在當時最富庶的江浙地區，正值春天3月份，有一個可怕的妖術傳言傳遍了江南小鎮的每個角落，一些遊方和尚利用一個“叫魂”的妖術，透過剪掉人身上的髮辮做法，可以竊取他人的魂魄，和現在東南亞巫蠱術非常相似。

這種妖術據說喜歡對男童下手，先用粉狀迷藥迷倒男童，然後再將他們的髮辮取走，之後就可以利用髮辮竊取魂魄。

對於一個傳統的中國家庭來說，男童不僅是傳宗接代的火種，也是未來的支柱與希望，竊取了男童的魂魄，就竊取了他們的生命，此類謠言可以說傳播力非常強。

很多百姓也據此將很多遊方術士抓去衙門，在衙門刑訊逼供之下，遊方術士們便屈打成招，編造了很多的謊言。可是這些案件呈到浙江省按察那裡的時候，主審發現漏洞百出，因此也沒有將這類事情放大，放走了遊方術士。

可是從1月初，一直到11月份，各地陸續出現了類似的叫魂的案件，而且案件事發地從浙江蔓延到全國，涉及全國十幾個省份。作案手段千奇百怪，有些是寫符咒進行拍打，有些是取別人家的衣服，更多是取對方的頭髮。

由於此類似案件眾多，最終被乾隆皇帝知曉，當他瀏覽這些資訊看到“剪頭髮”三字的時候，立刻觸動了敏感神經。雖然“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已經過去了100多年，但是關於漢人“留頭不留髮”的痛苦記憶依然深刻。

同一時間很多地方都發生了類似的案件，這背後肯定有著巨大的政治陰謀。他相信有人借剪辮子來煽動漢人對滿清的仇恨，並陰謀挑起叛亂，所以他立刻下令地方對妖術進行清剿。不僅如此，這次危機當中，官僚機構的表現讓他非常憤怒和失望，也加強了他對這群官僚們，尤其是漢族官僚們的猜忌。

他懷疑這群官僚們懈怠懶惰，敷衍塞責，欺上瞞下，所以才導致這次“叫魂”的妖術橫行無阻，到處蔓延。對於整個帝國來說，這種腐敗的毒瘤同樣也是一種危害，其程度不亞於民間的妖術。

雖然乾隆強調事態的嚴重性，但是在“叫魂”事件發生的前兩個月時間裡，幾乎沒有一個省級官員主動向乾隆皇帝申報，他們的應對政策大致相同，那就是安撫群眾的恐慌情緒，懲治那些興風作浪者。當乾隆皇帝要求各地如實相報的時候，除了山東巡撫富尼漢主動上報以外，其餘地方官員都試圖控制資訊的上傳。

江西巡撫吳紹詩在乾隆下旨後，在江西全境佈下一張嚴密的警戒網，無論他如何賣力地稽查這些“妖黨”，竟然沒有發現一起“叫魂”案。其實不難推測，這只是吳紹詩在做樣子而已，他壓根就沒有打算辦這件案子，之所以搞出這麼大的動靜，無非是要忙給乾隆皇帝看，這叫忙而不動。

皇帝用成文的法規約束官僚，以此確保他們在常規權力當中辦事，然而皇帝自身權力也容易被常規化。這套機制約束官僚同時，皇帝也會受到制約，所以吳紹詩只要利用好法規賦予他的權力去行事，也為自己營造了一座避難堡壘。也就是說吳紹詩按照正常的程式操作，就是乾隆也拿他沒有辦法。

在每隔三年一次的考核當中，很多官員會形成同盟，因此乾隆希望打破這種常規權力的束縛，掌握主動權。他建立了“粘杆處”這樣的機構，四處打探情報，利用這次“叫魂”事件，肅清朝政。

他先後6次下江南，體察民情的同時，也在培養自己的心腹嫡系。“叫魂”案件為乾隆皇帝提供了一個契機，給他一個合理整肅官僚階層的機會，透過這次案件，他將普通事件升級到“妖黨”，藉此充分利用專制權力衝擊傳統的官僚體系，企圖解決官僚體一直存在的固有弊端。

時間來到1768年年末，在付出無數的無辜生命之後，案件其實真相大白，所謂的“叫魂”案，不過是一場庸人自擾的鬧劇。沒有一件妖術案件是能夠坐實的，有的只有誣陷以及屈打成招。

如果這樣一個震驚朝野的案件，以這樣啼笑皆非的方式收場，不免讓乾隆皇帝很難堪。 因此即便如此，也要維護皇帝的尊嚴，將錯誤推到官僚階層的身上，之後一大批官員被降職，流放或者彈劾。最後劉墉的父親劉統勳藉助於自己在朝廷的威望，給乾隆一個臺階，叫停了這場“叫魂”運動。

很多人在看完《叫魂》之後便想起了上個世紀60年代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的那項運動，十年的時間，無數個家庭在這場運動中妻離子散，很多人不堪其辱自我瞭解，而有些則是被活活折磨致死。老舍選擇自沉湖底；陳寅恪老先生被年輕人拿著擴音器，活生生嚇死；吳晗哪怕“表忠心”接受改造，也沒有逃過家破人亡。

如果說那項運動太過於特殊，那麼那項運動之前的“除四害”運動更像是整場運動的序曲。

1958年，全國上下開展了聲勢浩大的“除四害”運動，理由很簡單，因為教員在八屆三中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其中提到：

“還有一個除四害、講衛生，消滅老鼠、麻雀、蒼蠅、蚊子這四樣東西……要來個競賽，硬是要把這些東西滅掉，……中國要變成四無國：一無老鼠，二無麻雀，三無蒼蠅，四無蚊子。”

於是在全國展了聲勢浩大的“除四害”群體性活動，整個活動陣勢之大，讓外國友人都驚掉了下巴。

一位加拿大記者記錄了他所看到的壯觀場面：一位年僅10歲的小女孩，在鐵路邊瘋狂奔跑，利用手裡的一塊布不斷摔打地面，僅僅是為了追趕一隻蒼蠅。而且他在華一個月時間裡，居然真的沒有看到一隻麻雀，蒼蠅也僅僅見到15次。

《人民曰報》記載：

1958年4月19日至21日，北京市300萬人連續突擊三天，共殲滅麻雀40餘萬隻。上海人民大戰一天，滅麻雀掏雀蛋共25萬隻！隨後各地都發布捷報，利用、彈弓、面盆、鐵桶、竹竿、紅旗、鑼鼓、假人、毒餌、喇叭、音響等等各種手段消滅“四害”。

而且當時還出現了很多先進人物，比如山西有一位138歲老人，計劃在他壽辰前，率領一家40口人，每人完成40只麻雀的任務；甘肅雙目失明的兒童，聽聲打麻雀，百發百中。除了老人、盲人，很多殘障人士都義務加入滅“四害”的活動，聲勢空前。

由於“除四害”在統計資料上很難操作，於是就靠各家“回憶”數字，然後統計上報，這為資料造假提供了巨大的漏洞，浮誇之風盛行一時。為了抑制編造數字的現象，後來出現了購買老鼠、麻雀等行為，老鼠、麻雀一度洛陽紙貴。

難道沒有人質疑嗎？

當時很多生物學家都對這一集體行動提出過質疑，比如中科院動物所副所長錢燕文，他認為像麻雀這樣的動物，雖然在冬季的時候吃穀物，但是其它季節是有益的。

而且鳥類學家鄭作新也對不同季節的麻雀進行了解剖，發現麻雀主要吃蟲卵、草籽，穀物是在冬季缺糧的時候才會吃。

但是他們的言論，被認為是“右派”，在制度層面予以打擊，之後再無質疑反對的聲音。

在如火如荼地“滅四害”活動當中，很多公眾人物也喪失了自己的立場，讓更多無知群眾陷入盲目狂歡當中。比如著名詩人郭沫若，寫了一首《咒麻雀》，並發表在《北京晚報》上：

麻雀麻雀氣太官，天垮下來你不管。麻雀麻雀氣太闊，吃起米來如風颳。麻雀麻雀氣太暮，光是偷懶沒事做。麻雀麻雀氣太傲，既怕紅來又怕鬧。麻雀麻雀氣太驕，雖有翅膀飛不高。犯下罪惡幾千年，今天和你總清算。毒打轟掏齊進攻，最後方使烈火烘。連同武器齊燒空，四害俱無天下同。

作家葉聖陶也從消滅麻雀過程中悟出了現實的意義：

“餘又謂此舉之效，蓋不僅在殲滅麻雀，尤重要之意義在訓練人民，使浸漬於集體精神，凡有利於公眾之舉，人人均須參加。此種精神越來越強，我國之鞏固，社會主義世界之鞏固，均有最可靠之保障矣。”

在輿論指導下，舉國上下地開展了聲勢浩大的“除四害”活動，據不完全統計，從1958年年初到11月份，累積捕殺麻雀19。6億隻。

隨後在1959年就爆發了全國範圍內的糧食歉收問題，教員也開始反思“除四害”的錯誤，之後起草了“麻雀不要再打了”，這場鬧劇才算收場。

對我們個人有何衝擊呢？1959年，我姥姥姥爺活活被餓死，我母親因為成為孤兒被集體收養，才躲過一劫。

在《叫魂》案當中，那些遊走在社會邊緣的遊方術士成為最初的受害者，他們在鄉土社會當中沒有任何的基礎，隨後是乞丐、流民，最後整個活動蔓延到權力階層。在這場運動中乾隆打破了士大夫所形成的同盟，隨後的文字獄算是徹底消除了他的顧慮。

而“除四害”則測試了百姓的“愚忠”，為後來的那項運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當然底層運動者也獲得了空前的權力幻覺，年輕人可以衝進任何一座大院，可以決定任何一個人的生死，甚至能夠與天鬥，與地鬥，無遠弗屆、無所不能。

我看現在網際網路上還有很多人懷念那個時代，那項運動所帶來的力量，可以讓任何一位年輕人從底層爬到頂端，滿足所有野心與慾望。

借用孔飛力老師在《叫魂》當中一段話結尾：

越是萬事基業，越是在肇始之時達到極盛，基業由盛轉衰，權力的罌粟之花盛開，然後花落人亡。越是盛名的皇帝，越是在萬民俯首的時候，萬民窮極而靜默，敢怒不敢言，戾氣的瘟疫大音希聲，然後天崩地裂。

說實話，我很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