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均”：儒家的治國理念

作者：韓濤（四川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研究員）

儒家在國家治理方面主張“均平”，為政者在施政時公正不偏，佈政有均，將“政均”視為治國理政的理想境界。“政均”的治國理念與追求已深深浸潤到中華民族的價值觀念和民族心理之中，儒家的均衡治國思想與上古流傳下來的中道傳統有密切關聯。

均地之政

古人對於“政均”的追求有一個悠久的歷史傳統。《說文》：“均，平偏也，從土從勻。”“均”有分多就少、損盈餘補不足以達到均衡之意。“政均”似乎也可以看成是公天下到私天下的過渡階段的思想觀念。原始共產時代，部落內部財產公有，兄弟族屬之間“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儀禮·喪服》）。由財產公有到財產私有制出現，如何平衡私有財產的分配呢？

從《周禮》的相關記載來看，西周時期在土地分配、產品分配、賦稅分配等方面，已經提出了“均地”、“政均”的管理思想。如《周禮·地官·司徒》：“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周代有專門的“均人”“土均”來掌管地政，為“主平土地之力政者”，負責監督實施土地和重要生產資料的分配，其人員配備有數十人之多。當時施政者的政事主要是均地和制稅兩項，孔子說：“先王制土，籍田以力。”（《國語·魯語》）施政者把土地分配給耕種者，然後從耕種者手裡收取租稅，“天子之田九畡，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國語·楚語》）把天子所能掌握的土地，分配給天子所掌握的人口，最理想的分配方案是原始的樸素的平均分配。然而在具體操作時，要考慮家庭人口規模、人口老幼、土地肥瘠等因素，保證均平。孟子所推崇的“仁政”其實也是均平之政，如孟子所重視的“制民之產”，首要的就是分配田產，做到“井地之均”。在孟子看來，行“仁政”就是要勘正經界，均平土地和谷祿，如此方能實現仁政理想。

均市之政

在商品市場上，有賈師和司市專門負責商品供求的均衡和買賣的均平，《周禮·地官》記載了賈師和司市“辨其物而均平之”“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的市場管理職能。西漢末王莽依託《周禮》古五均說，置五均官，管理市場。

《逸周書》中也有糧食排程、賦役均平的思想觀點，時人已經認識到“均”對於國計民生的重要，“均分以利之，則民安，利用以資之，則民樂，明德以師之，則民讓”（《逸周書·本典解》），行政之均平有利於社會的安定和諧。

均民之政

“政均”也體現為均民之政，使民安居樂業。根據《周禮》，大宰的職責就是“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西周培養人才的高等學府稱為“成均”，即培養能夠掌握“均”的人才。《周禮·春官·大司樂》：“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鄭玄注引董仲舒之意雲：“成均，五帝之學。”如何實現“均”，是上古時期留下的治國智慧。唐代垂拱元年（685）二月，改國子監曰成均監（《舊唐書·職官志》），後世曾稱國子監為“成均”。把高等學府稱為“成均”，充分說明了古人治國理政是以“均”作為理想目標的。

若要實現“政均”的社會治理目標，那就需要在財富、名位等社會稀缺資源的分配上實現均平。孔子說：“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論語·季氏》）很多學者把這句話理解為絕對平均主義的淵藪，是不準確的。“均”字並非現代漢語中數量相等、絕對平均之義，而是合理的差等，且這種合理差等能夠保障利益分配的均衡。古人早已對“均”有此註解，何晏《論語集解》：“政理之均平”，“均者，言班爵，制田裡，皆均平也。”朱熹《論語集註》雲：“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程樹德《論語集釋》也認同此解：“均，謂各得其分。”

孔子認為“不均”是為政之大患，孔子說：“君子蒞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達諸民之情。……故世舉則民親之，政均則民無怨。”（《孔子家語·入官》）孔子認為季氏真正的禍患在於“不均”和“不安”，後來果然季氏家臣陽虎叛亂。“均”、“和”和“安”才是保障國家長治久安的法寶。

清華簡第八冊《治邦之道》記載了智者和愚者兩種不同的治國方式，愚者認為治國之道一陰一陽，日月西行，有自己的規律，只要聽從天命即可，其觀點類似無為而治。智者認為需要行有為之政，君主應憂民所憂，喜民所喜，關心百姓疾苦，體恤民情，憂慮瘟疫、水旱、兵甲、盜賊等禍亂因素，君主應反省施政是否均平，是否以時行事，是否賦稅過重，此觀點與孔子政均思想頗為接近。清華簡第九冊《治政之道》把君臣共事比作市場交易之買賣雙方，是相互有利的，彼此暢通，才能達到政事之均平。新出清華簡文獻與傳世文獻相互印證，都反映出上古時期“政均”作為一種治國的思想，或者說是一種治國的理想目標，是頗受統治者和思想家的重視的。

禮樂之均

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重視以禮樂制度來規範社會秩序，以“周禮”來實現“政事之均”，禮樂秩序的規範體現出“政事之均”。“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禮記·樂記》）“樂”主和，強調同一性；“禮”主分，強調差異性，一分一合是一體兩面，“政均”就是同一性和差異性的統一，禮義立，樂文同，則政均矣。善為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禮記·祭統》）

孔子主張以禮制中。“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禮記·仲尼燕居》）合乎禮制了就是“中”，禮就是規定“中”的法則。子游問何謂禮？孔子說：“禮也者，理也。……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禮就是治事，對於君子來說就是治國理政。如果以禮治國，則“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而“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禮記·仲尼燕居》）。由此可以看出，禮就是治國的一個準繩，符合禮制，就能使政事“得其施”，“得其施”即“政理均平”之意。而不符合禮制，則政“失其施”，就不能“政理均平”，“則手足無所錯”。

政均之“中”

政均的治國思想，要求在施政時充分考慮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得，把為政之德、發展之果惠及所有階層，使之“均平”，社會各方面合力的變動淨趨勢為零，達到一種社會資源分配的均衡狀態（即止於至善），如此則無社會之怨，社會趨於穩定和諧。這一治國思想與儒家中道和諧的哲學理念密切相關。

均衡不是憑空而來的，而有著相當久遠的思想積澱和文化淵源。正如有的學者所說“把有差別的收入分配冠之以‘均’的名稱，這確實顯示中國傳統經濟理念的哲學特點”。先秦時期並無“均衡”一詞，先秦儒家的均衡理念是以“中”的思想來呈現的。

“中”的思想，在中國文化中由來已久，是以我國名曰“中國”，吾族名曰“中華”。甲骨文裡即有“中”字出現，先秦文獻裡“中”字出現頻率較高，在當時人的觀念中，“天道尚右，日月西移；地道尚左，水道中流。人道尚中，耳目役心。……天道曰祥，地道曰義，人道曰禮。……人有中，曰參，無中曰兩，兩爭曰弱，參和曰強。”（《逸周書·武順解》），此處天地人三才自然組成一個系統，人有中，故此成三，沒有“中”的話就是兩，兩者相爭為弱，有第三方就是和。故此有“中和”之說。周代“師氏掌國中、失之事，已教國子弟”（《周禮·地官·司徒》），師氏是周代掌管德行教化的官職，“中、失之事”是指國家符合中道、偏失中道的事情交由師氏來掌管判定，符合中道之政事即“政均”。《逸周書》首篇名為《度訓》，整篇都在講平衡的道理，“天生民而制其度，度小大以正，權輕重以極，明本末以立中，立中以補損，補損以知足，□爵以明等極，極以正民，正中外以成命，正上下以順政。”（《逸周書·度訓解》）《度訓》要求為政者確立制度，立中補損，補損知足，明等級，正上下，目的就是要保證政均的實現。

清華簡《保訓》篇四次提到“中”，透過“舜久作小人”在民間承受磨難以求取中道和上甲微執法兩個事例，講述了上古中道之傳承。李學勤等學者研究指出，《保訓》篇是周文王臨終的政治遺言，將中道傳給姬發，中道即是“政均”的理論依據，是古代帝王即大位之前必須掌握的法寶，是治國安邦平天下的道理。

孔子對於中道十分重視，稱中庸是鮮能久持的至德，“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論語·雍也》）甚至將中道視為天下之根本道理，“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禮記·中庸》）。《論語·堯曰》有堯對舜關於“允執其中”的政治訓誡，舜繼承了堯的遺命，“用其中於民”，猶如祖宗家法，舜又將這個訓誡再傳給禹，再聯絡《保訓》篇所載上甲微把中道“傳貽子孫，至於成湯”，可以發現上古時期有一個清晰的中道傳承譜系，即：堯—舜—禹—上甲微—湯—周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子思。從某種程度上說，中道的傳承其實也是“政均”治國理念的傳承。

此外，“政均”與“政平”同義，先秦文獻中常常有“平其政”的說法，《周易》第十五卦謙卦曰：“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裒，即斂取、減少的意思，損有餘以補不足，使之平。故，“均”與“平”可以互訓。如“施其職而平其政”“平政以齊民”“其政平而不苛”等。由此，進一步聯想到《大學》開篇提出的“八條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中的“平天下”其實就是“均平天下”之意，“就是要用平均或均平的思想和方法去治理國家或天下，要建設一個以均平為特徵的至公至正的理想社會”。（李振宏：《儒家“平天下”思想研究》）《禮記》中的兩條文獻“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及“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便是很好的證明。

《光明日報》（ 2022年11月26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