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為何痛罵“中國無史”？

新史學在建構過程中，是透過批判舊史學來確立自我身份的，最激烈也是最有效的方式，在於豎起“中國無史”說大旗，給舊史學以釜底抽薪式打擊。

以新史學自稱，就意味著要與舊史學劃清界限。梁啟超先後在《中國史敘論》和《新史學》中聲稱：“以此論之，雖謂中國前者未嘗有史，殆非為過”；“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

這一石破天驚的論斷迅速在知識界形成共振效應，文章尚在連載期間，已有學人予以聲援：“今日談新史學者，輒謂吾中國無史。非無史也，不過二十四姓之家譜年表耳”；“吾中國塵塵四千年乃有朝廷而無國家，有君譜而無歷史”；“我中國之無史久矣。”

當然，所謂“無史”並非無歷史、無史書，而是沒有符合現代科學標準的史學，主要表現為不懂進化原理、不成體系、缺乏民史和專史等，尤其是缺乏具備現代科學素養的史家。鄧實明言：“非無史，無史家也。非無史家，無史識也。”而造成這一切的根源，在於政治專制，“蓋中國無史家之獨權故”，故：“史遷以後，中國之史絕矣。雖然，此非作史者之罪也”。

當時，梁啟超在文化觀念和學術觀念上應該已經清楚地意識到，新史學的建立必須融合中西史學的長處。那麼，緣何他會使用類似“中國無史”這種對傳統史學採取近乎全盤否定態度的過激詞彙呢？

很顯然，當時中國已處於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救亡和啟蒙是最緊迫的時代任務，在梁啟超看來，“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今日歐洲民族主義所以發達，列國所以日進文明，史學之功居其半焉”，而“於今日泰西通行諸學科中，為中國所固有者，惟史學”。

然而，傳統史學卻與君主專制制度相適應，因此反封建的政治訴求決定了梁啟超必然要對傳統史學展開猛烈攻擊，而發表在《新民叢報》上的《新史學》自然也就成為國家、國民、群、社會等近代概念的重要宣傳中介。從這個意義上講，《新史學》確然可以看做是近代政治史學對傳統政治史學的批判。

晚清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深深刺激著具有強烈愛國情懷和民族責任感的梁啟超，戊戌維新的失敗更直接引起他思想的激盪。因此，這一時期是他思想較為激進的階段。一言以蔽之，則為：破壞理論。

梁啟超認為，“古今萬國求進步者獨一無二不可逃避之公例”乃“破壞而已”。此處的“破壞”包含破壞和建設兩層含義。

他指出：“古今萬國之仁人志士，苟非有所萬不得已，豈其好為俶詭涼薄，憤世嫉俗，快一時之意氣，以事此事而言此言哉！蓋當夫破壞之運之相迫也。破壞亦破壞，不破壞亦破壞。破壞既終不可免，早一日則受一日之福，遲一日則重一日之害。早破壞者，其所破壞可以較少而所保全者自多；遲破壞者，其所破壞不得不益甚，而所保全者彌寡。用人力以破壞者，為有意識之破壞，則隨破壞隨建設。一度破壞，而可以永絕第二次破壞之根。故將來之樂利，可以償目前之苦痛而有餘。聽自然而破壞者，為無意識之破壞，則有破壞無建設。一度破壞之不已而至於再，再度不已而至於三，如是者可以歷數百年千年，而國與民交受其病，至於魚爛而自亡。”

又謂：“人群中一切事事物物，大而宗教、學術思想、人心風俗，小而文藝、技術、名物，何一不經過破壞之階級以上於進步之途也。”

由此，他有感於國家已到了危亡關頭，必須對一切不符合時代潮流的東西施以破壞，並主張進行有意識的破壞，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更多地保全本國文明的優良部分，才能在此基礎上“隨破壞隨建設”。

具體到學術和史學上，自然也是如此。“凡一新學派初立，對於舊學派，非持絕對嚴正的攻擊態度，不足以摧故鋒而張新軍。”梁啟超自覺承擔了歷史賦予他的重任，廓清封建迷霧，並初步建立起新的史學體系，打開了新局面，帶來了新氣象。正是基於此，我們將新史學視為近代中國學術和史學上的第一聲春雷。因此，即使是批評《新史學》“其文多取材東籍，論列亦多謬誤”的繆鳳林也充分肯定其樹立了國史之新觀念，“實開史學界無數法門”。

雖然梁啟超已經意識到新史學的建立必須融合中西史學的長處，但此時他正處於如飢似渴地攝取西學營養的階段，西學在其知識體系中無疑佔有參照系的位置，由現代關照傳統，與君主專制相適應的舊史之弊端自然暴露無遺，又恰逢民族危亡的緊急關頭，深知不“破壞”則無“建設”、懷有史學救國思想的他展開對舊史的猛烈攻擊也就順理成章，而挖掘傳統史學中的優良部分實非此時的學術重心，加之過多的政治參與也讓他有心無力。

因此，其“隨破壞隨建設”更多的表現為對舊史的“破壞”和以西方史學思想為主體的“建設”，而且其開創的新文體、文風以及報刊的承載和傳播方式，亦在很大程度上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破壞”擊中了舊史的要害，而“建設”則初步立起了先進的史學主張，因而在世紀之交產生了無比巨大的影響，標誌著新史學典範的生成。

當然，新事物在產生之初，常常帶有籠統和不成熟的特點，而矯枉又往往過正，因此新史學在建立過程中表現出自身的不完善和對舊史批判過頭的現象，而這種過度批判被簡約化為宣傳式的口號後，在當時激進的時代思潮下產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民國初年呈現的儘量擴充史料而不讀二十四史的矛盾現象，恐怕與這種觀念也不無內在關聯。

因此，我們應辯證地看待早期新史學對舊史激烈批判所產生的影響，正如瞿林東所言：“從學理上看，《新史學》在中國史學史的發展上，無疑是中國史學走向變革的一份宣言”，“當然，《新史學》所論，有片面性的地方，如對古代史學的否定性評價，因而也不免有負面的影響；這種片面性和負面影響，有的已為梁啟超本人後來的撰述所糾正，有的則為史學發展本身所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