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變後北宋亡，殘存宗室建立南宋小朝廷，“恢復”的情緒蔓延

宋代三百餘年是中國古代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長足發展的時代，卻也是邊患頻仍，遭受屈辱較多的時代。

從公元十世紀到公元十三世紀，中國北方的各少數民族政權相繼崛起，遼、西夏、金等在政治、經濟、文化上吸取中原的先進經驗，成長為與宋朝相頡頏的強鄰，自兩漢以來由漢族政權“蒞中國而撫四夷”的局面被打破了。

宋代“守內虛外”的軍事防禦策略和“重文輕武”的取士觀念，使得隋唐以來，開邊連戰皆捷的精銳之師消失了；這直接導致終宋一世，其在與外族爭衡的軍事鬥爭中，處於極為不利的局面，是以國人常有“弱宋”之喟嘆。

金興起之後，對當時己病入膏肓、衰朽不堪的北宋發動了連年的軍事進攻，以靖康二年（1127年）“靖康之變”為節點，北宋滅亡，宋殘存宗室南渡，建立了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

自此宋金進入了長達百年的對峙狀態，一直到金朝滅亡，這期間主要經歷了數次和戰，如紹興和議、隆興北伐、隆興和議等等。

自“靖康之變”以來，兩京失陷，二帝蒙塵，神州有陸沉之危，社稷有傾覆之險。高宗雖然南渡，建立了南宋朝廷延續宋祚。

但是在故宋衣冠士人的記憶深處，中原故土的淪喪，東京夢華的昔日光榮，溫文爾雅的舊日記憶，是難以倉促之間磨滅掉的。

傷心之餘，在對待周邊少數民族的態度上，宋人再也不可能重拾唐代對夷狄愛之如一的那種包容的價值觀念，他們重拾孔子在《春秋》中“嚴夷夏之防”的主張，認為漢族政權跟異族政權終究是水火不容的，透過武力鬥爭，恢復故土，驅逐夷狄是合乎伯王大略的應有之義。

同時，由於南宋政權先後被秦檜，湯思退，史彌遠等投降派把持過，愛國志士往往報國無門，他們有的借詩文以諷喻現實，排解煩悶；有的潛心著述，研究經國方略；也有的直言上書，勇於反抗主和派的賣國政策。

同時南宋的君王，往往也對宋金關係中自身的屈辱地位不滿，故而從孝宗朝開始，“恢復”成為了當時最為流行的熱詞，是有其深刻的歷史原因的。

“恢復”一詞在宋以前早已使用，比如唐人在安史之亂後會說恢復兩京；又比如周世宗給

南唐

後主李煜的國書有言“恢復內地”，但是具體到宋朝，“恢復”一詞，不僅僅具有了收復失地的含義，更有著強烈的華夷之辨的色彩。

北宋前期與遼雖然摩擦不斷，但自澶淵之盟之後，兩國邊境相對安定達數百年之久。

直到西夏建立，頻頻在西北燃起戰事，才給北宋邊境造成了嚴重的邊患，士大夫的“華夷意識”也隨之逐漸堅固。

以至於當遼式微之時，北宋迫不及待地與兇悍的“金”締結海上之盟，最終引狼入室，遭遇靖康奇變。

由此，宋人的華夷有別情緒達到了頂峰，在南宋人的言辭裡，主張重華夷之別，報靖康之仇的議論並不少見。

如在紹興八年的一封奏議裡，胡詮這樣陳述反對和議的理由，他說：

“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此膝一屈而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矣！”

將和議之論與國運直接相聯絡，可見時人對處理民族關係之看重。

陳亮在自己的文章裡每論及世仇金國，情緒都會非常激動，有詩文曾言道“復仇自是平生志，勿為儒臣鬢髮蒼”，甚至於把抗金復仇當做一生的功業抱負，可見其執念之深重。

就連理學宗師朱熹一談到夷狄，也會神色莊重，語氣沉痛地表示“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以上足可見嚴華夷之大防的意識，在不少南宋士人心中早已是固若磐石，難以搖動。

有鑑於此，南宋人對於“恢復”之事尤為上心，在他們看來，“恢復”事業不僅僅可以收復失地，關鍵可以救民於水火，將遭受野蠻人統治的華夏故民從“披髮左衽”的狀態中解救出來，從而宣示正統，恢復王業。

也就是說，夷夏之防的大義突破了以往狹窄儒家經義的束縛，成為能夠影響政治決策的一種輿論聲勢。

所以宋人關於各種“恢復”事蹟的記載可謂比比皆是。

如周密《齊東野語》言“壽皇雄心遠慮，無日不在中原。伲胄習聞其說，且值金虜寢微，於是患失之心生，立功之念起矣”。

講的就是韓侘胄因為聽聞前代孝宗銳意進取，志在恢復的事蹟，意圖籍此撈取政治資本的史實。

陸游《老學庵筆記》中記載了這樣一條事蹟“淳熙中，黃河決入汴。梁宋間歡言，謂之‘天水’來。天水，國姓也，遺民以為恢復之兆”。

范成大在出使金國途中，發現中原漢人對故宋眷戀尤其深刻“男子髡頂，村落間多不復巾，而父老遺黎往往垂涕嗟嘖，指使人曰：此中華佛國人也。老嫗跪拜者尤多”。

近人陳登原先生在其扛鼎之作《國史舊聞》中更是專闢一節，用來敘述呂祖謙、陸九淵、陳亮、葉適、真德秀等名儒力主恢復的言談事蹟。

宋儒於“恢復”之事辭鋒之銳，不由得使他感嘆道：“上下百五十年，宋竟無日不見脅於外族，而宋人固亦無時不言恢復”。

此外，以“恢復”為主旨的中興愛國詩詞瀰漫著南宋詩壇，南宋人用慷慨激昂的詩句抒發著對國家統一事業的支援，對山河分裂現狀的不滿，以及對忠臣義士的嚮往。

比較知名的如陸游臨終時的《示兒》詩，“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

詩人臨死所不能釋懷的，仍然是故土家園未復，國家沒能振興，這是何等的愛國情懷！又如辛棄疾的《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一詞，作者借古諷今，用孫權、劉裕事蹟批評朝野安於現狀不思進取中原。

同時又對準備不足貿然出兵的北伐心存憂慮，特別是以不久前的“隆興北伐”為前車之鑑，希望此時正在進行的“開禧北伐”，可以得到妥善籌謀，並在結尾抒發了自己老當益壯的豪情壯志，以至於明朝三大才子之一的楊慎在《詞品》當中說“辛詞當以京口北固亭懷古《永遇樂》為第一”。

又如劉過《西江月·堂上謀臣樽俎》一詞，則完全是一闕戰前的動員令，作者用極大地熱情謳歌開禧北伐，並殷切地祝願南宋恢復事業可以籍此底定。

南宋中興詩人們用自己的優秀作品，共同譜寫了一腔只屬於那個獨特時代的愛國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