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多克託羅：未得諾獎的國寶作家，理解他需要持續閱讀

原創 傅小平 文學報

E·L·多克託羅（1931年1月6日—2015年7月21日）

E·L·多克託羅一直抵抗歷史小說家的標籤，雖然他的小說大多以美國曆史上的各個時期作為背景，但多克託羅有自己的理由。他坦言，如果說他的一些小說寫到了什麼歷史背景，那只是純屬偶然，有什麼小說不寫到一定的歷史背景呢，小說不都是寫的過去發生的事情？不止於此，多克託羅似乎有意要與恆久的歷史唱對臺戲，他喜歡把自己當作一名“即刻”作家。

這只是他的調侃之語。多克託羅更可以說是美國國民作家。在長達半個世紀的職業生涯中，他發表了十二部長篇小說、三部短篇小說、一部舞臺劇、以及諸多時評文章。雖然算不上高產作家，但他的作品卻頗獲好評，併為他包攬了美國幾乎所有重要的文學獎項。不僅如此，他的作品被翻譯成三十多種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在很多年裡，他都是諾貝爾文學獎的熱門人選。他也和菲利普·羅斯、託尼·莫里森、約翰·厄普代克等文壇巨匠一起贏得了“20世紀下半葉美國最富才華、最具創新精神和最受仰慕的作家之一”的美譽。

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

鑑於多克託羅之於美國文壇乃至世界文壇的重要性，國內出版社在其代表作《大進軍》的扉頁上一言以蔽之：“E·L·多克託羅是一個國寶。” 多克託羅也確實不負“國寶”的稱譽。這不只是說他的作品深入人心，還在於他生前不懈的實驗精神至今依然激動人心。他曾表示，自己不想做擁有“風格”的作家，他希望讓每本書“找到”各自不同的聲音與敘事方法，但即便如此，他的作品仍深深植根於現實主義小說的傳統。恰如評論家彼得·S·普雷斯科特所說，多克託羅在他的每一本書中他都會實驗不同的小說形式，試圖實現別人未曾實現過的效果，他會嘗試某種他未曾用過的語調、結構和作品肌理。與此同時，他又是位極其傳統的作家，試圖對美國曆史、美國文學原型，甚至是型別小說進行新的創造。

的確如此，多克託羅一生筆耕不輟。臨去世前一年，他仍在寫一部新書，面對前來採訪的記者，他說：“我還不是十分理解它，所以不能向你描述它，但是它很有意思。” 多克託羅的小說也以“很有意思”著稱，他最有意思的地方在於，對真實歷史人物加以虛構。這樣的寫法曾遭到批評，但多克託羅依然故我，他堅持認為，執著於事實本身沒什麼意思，賦予講故事更大的權威才有意思。誠如有評論所言，他的這種想法與新歷史主義不謀而合。在新歷史主義的視野中，歷史作為一種“總體敘述”已經不具備權威性，歷史的維度也不再是連續的，宏觀的大敘事已然被割裂的小敘事取代，我們唯有通過歷史的碎片尋找歷史寓言和文化象徵。今年是多克託羅逝世五週年，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這位既後現代又可謂傳統的大作家奉獻了怎樣“很有意思”的創作？他的創作又對我們有何啟發？

01

雖然多克託羅不認為自己是歷史小說家，但他寫得最多，產生最大影響，並且最為人熟知的，是他的歷史小說，他的作品就像有評論指出的那樣，如時間膠囊一般封存住美國曆史的不同切片：《拉格泰姆時代》中五光十色的20世紀初葉，《世界博覽會》與《比利·巴思格特》中的1930年代，《大進軍》中的南北戰爭……

圖為多克託羅小說《拉格泰姆時代》《世界博覽會》《比利·巴思格特》封面

也因此，《紐約客》文學編輯特萊斯曼形容他是“世界級的文藝歷史學家”。但多克託羅對這樣的標籤不以為然，他在接受有關記者採訪時說：“如果你問我是不是歷史小說家，我說不是。是不是政治小說家？不是。是不是種族小說家？不是。我就是一個小說家。”在另一個場合他又半開玩笑說，或許可以把他叫做地理小說家，雖然他從不認為自己是像威廉·福克納或薇拉·凱瑟那樣的“地域作家”。他多部書的故事都發生在美國的不同地區，達科他州的西部、喬治亞州的南部，還有紐約州的阿第倫達克山脈等等。他1931年出生於紐約布朗克斯，在紐約長大，他的好幾本書也設定在紐約，但他從不覺得紐約是他寫作的“地域”。

這是因為在多克託羅看來，紐約是一個變動不居的地方，事物永遠在變化，你每一次轉身都會有一幢舊樓被拆掉，一幢新樓拔地而起，每一個代際都有來自不同國家的移民在移民社群紮下根來，它從來不會給人以一種永恆的感覺。而那些有著濃厚地域色彩的“南方作家”、“西部作家”，他們的寫作卻都依賴於一個地方所提供的穩定性。以此看，多克託羅書寫紐約，處理的主要是不同的年代，更甚於一個固定的地點，正因為此，一段歷史時期之於他，恰如一個地理區域一樣能成為他很好的構建小說的支點。他說：“福克納有他在密西西比的一塊地，而我則有20世紀的某個10年，它會給我想要講述的故事提供邊界。”

年輕時的多克託羅

然而多克託羅孜孜以求的卻是打破邊界，即使是被視為其童年回憶錄的《世界博覽會》（1985）也不例外。小說以上世紀三十年代的美國社會為背景，當時正值經濟大蕭條時期，作為居住在紐約的猶太移民第三代，主人公埃德加以孩童的視角描述了他成長過程中遇到的人與事，描述了1939年紐約世界博覽會的空前盛況，記下那一時期紐約社會生活和猶太家庭生活的實錄。

事實上，多克託羅雖說不在意，甚至是有意模糊虛構與想象的邊界，但他十分關注細節的真實。這其實也是他能寫下生活實錄的前提。幾乎在每一次寫作之前，多克託羅都會閱讀大量材料。有一則軼事說的是，寫他的成名作《拉格泰姆時代》（1975）時，他寫到身為剪紙藝術家的父親和小女孩坐電車穿過韋斯切斯特，但他並不確定故事發生的年代，是否真的可以一路坐車到馬薩諸塞州。後來有一天，他在圖書館中查閱資料，膝蓋碰到一本書，低頭一看，正是關於電車公司的歷史，於是問題迎刃而解。這就能理解，多克託羅何以信心滿滿地表示：“這部小說裡的一切都是真實的，我盡我可能令它真實。比如說，我想我對J·P·摩根的看法，比他的權威傳記更貼近他的靈魂。”

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

頗有意思的是，在《世界博覽會》裡，除埃德加的自述外，還穿插了母親羅茲、哥哥唐納德、姑媽弗朗西斯的敘述。雖然多克託羅用了這些親人的聲音，就像是他做了關於他們的口述史記錄一般。實際上，這一切都他虛構出來的。而多克託羅也恰恰擅長以口語體寫作，他在小說裡把各種聲音組合在一起，用意不只是為敘事程序提供某種節拍或者延宕，更是意欲在當今機械複製的時代復興傳統的“講故事”的技藝。

當然，多克託羅並不是簡單地講故事，他在文學實踐中往往故意打破文類界限，將成長小說、自傳、偵探小說、犯罪小說等融於一體，他還故意打破精英文學與通俗文學之間的界限，將多聲部敘事、悖論、戲仿、拼貼等後現代派寫作技巧靈活運用於小說，也是在這個意義上，他被稱之為後現代派作家。

02

要據此以為多克託羅甘願被按上“後現代”的標籤，那就大錯特錯了，他戲謔道，自己不知道這派作家是個什麼樣子。他不僅不把自己歸於此列，他也不認為他的前輩約瑟夫·海勒是後現代派作家。在他看來，海勒在小說中首創性地用荒誕手法揭示美國空軍內部爭權奪力、上級壓制下級等腐敗現象，無非是故事情節發展使然，而他採用許多後現代派寫作技巧，也只是為了小說敘事的需要。

約瑟夫·海勒

事實上，多克託羅如此辯解，不如說是為了“越軌”的需要。他很早就意識到，想要當一名好作家，就必須要有一種“越軌”的感覺。而只有敢於蔑視規則，挑戰禮法，他才能在不受束縛的自由中找到真理。“如果我在‘越軌’，這意味著我的思想是自由的，只有擁有這種感覺時，我才感到自己的寫作是成功的。”

但直到40歲之前，多克託羅在寫作上都不能說取得成功。雖然他出生時就被寄予厚望——他那熱愛文學的小唱片店主父親，用大作家埃德加·愛·倫坡的名字為他取名，希望他日後能躋身文壇。他也確實早早表現出寫作的才能，並在九歲那年就立志成為作家。他大學畢業不久參軍，1954年退伍回國並與海倫結婚，後育有三個子女。此後數年，當過哥倫比亞電影公司的審讀員、新美國文庫的編輯、戴爾出版社的主編，生活波瀾不驚。在電影公司工作期間，正值美國流行西部片，多克託羅的任務就是大量閱讀西部型別小說，看看有沒有可以被改編成電影的故事，併為公司高層撰寫評估報告。在此過程中，他產生了寫一部關於西部小說的反諷之作的想法，並以此寫了一個短篇，他的頂頭上司讀後，認為這是一篇很不錯的小說，建議他不妨擴充套件成長篇。他照做了，但寫著寫著，小說就越出了原有的軌道，他沒法再以原先準備好的廉價材料去炮製一部俗套的商業型別小說，他最終寫出了一部真正值得閱讀的“越軌之書”《歡迎來到艱難時代》。

小說於1960年出版後獲得成功，不僅讓多克託羅堅定了自己當作家的信念，也讓他在“越軌”的路上越走越遠。他在歷史小說中，將歷史人物與虛構人物混合在一起，或展開恢弘的想象，構建發生在歷史人物身上的故事；他在紐約系列小說裡，讓半自傳體的“我”，在他筆下真實的紐約社會里自由穿梭。但他的“越軌”也有失敗的時候。1966年，他出版了第二部長篇小說《大如生活》。其中寫到紐約出現了比帝國大廈還高的裸體巨人，但對這樣的“越軌”，讀者並不買賬。1969年，多克託羅成為加利福尼亞大學的訪問作家，開始專事寫作。

此後，他於1971年出版了為自己奠定文壇地位的第三部小說《但以理書》。小說背景設定在上世紀50年代，美國麥卡錫主義製造白色恐怖，猶太移民夫婦含冤而死，兒子但以理成年後調查案件，為父申冤。小說中的羅森堡夫婦“出賣原子彈機密”一案是歷史真事，羅森堡夫婦因所謂“間諜罪”被處死，因此轟動全球，而主人公但以理是虛構人物。小說彷彿是1960年代美國社會的縮影，揭示了美國政府捲入越南戰爭，迫使大批青年去當炮灰，草菅人命專斷獨行的弊病。次年，小說榮獲古根海姆獎，並在1983年被改編成同名電影搬上銀幕。《衛報》將這部小說稱為“傑作”，他本人也因此被《紐約時報》評為“一流的美國作家”。

小說集《幸福國的故事》《詩人的生活》，上海文藝出版社

如此，多克託羅成功“越軌”了。他不只是在寫作方法上“越軌”，他也喜歡寫“越軌”的人。他們過著某種極端的生活，或是處於文明的邊緣。他的短篇小說集《幸福國的故事》寫了連環殺手、盜嬰者、聯邦特工、邪教信徒等邊緣人物。在另一本小說集《詩人的生活》裡，他則以其中的六部短篇，探索了主人公從童年到中年所經歷的各類古怪暴力。

多克託羅的奇崛之處，更在於他能經由自己的筆，讓這些邊緣人物煥發出神話般的奪目光彩。他根據一則真實報道寫成的長篇小說《紐約兄弟》（2009），是另一個很好的例子。故事的起源很簡單，一對古怪的兄弟在大都市過著隱居的生活，去世時卻成了報紙頭條，因為他們家裡的每個房間，從地板到天花板都堆滿了一生收集起來的東西。多克託羅一直不能忘記這則新聞，他帶著把它們寫成小說的想法和感情過了許多年，有一天他發現自己寫下了這樣一個句子：我是霍默，眼盲的弟弟。這時他才意識到他要開始寫關於科里爾兄弟的故事了。不過，他對他們的症狀的醫學層面不感興趣，他是將他們當作“神話”來對待，這對古怪的囤積垃圾的兄弟，由此成了美國文明的收集者。有意思的是，小說以小人物來隱喻大歷史——在十萬字出頭的篇幅中容納了40年的歷史，貫穿一戰、大蕭條時期、二戰，直到越戰——多克託羅卻沒有擴充套件和渲染，而是壓縮。在故事結尾，多克託羅正如有評論所言，不是把故事推向高潮，而是用最後幾句極度悲傷、恐懼的句子，直接把讀者推下了懸崖。

確乎如此，多克託羅似乎變著法兒在挑戰讀者的認知，他不屑於去迎合讀者。他反映美國南北戰爭時期社會生活的長篇小說《大進軍》，圍繞著南北戰爭的最後一戰展開。然而指揮這場戰役的謝爾曼將軍，林肯總統和格蘭特將軍，並不在小說的中心位置，越是實際深入小說的腹地，就越會發現處於小說中心的，是一些在他筆下鮮活起來的、充滿人性的普通人。多克託羅透過這樣一部氣勢磅礴的小說，要表現的則是無數被美國南北戰爭捲入國家暴力的普通人的生活。

而多克託羅這麼做，並不只是出於敘述“越軌”的需要，而是包含了另一層深意：他要揭示出美國社會內在的悖論。以《拉格泰姆時代》為例，小說以三個具有代表意義的家庭作為主線，描繪了美國二十世紀初到一戰爆發前的芸芸眾生相。雖然這一時期被稱為進步時期，史學家們也總是頌揚文明光鮮亮麗的一面，多克託羅卻更多關注與繁榮共生的種族矛盾、移民危機、性別歧視等社會問題，他感興趣的不是廣為人知的主流歷史，而是歷史上那些被湮沒的聲音與事實。

03

多克託羅的寫作立足於美國社會，他同時有著更為宏大的追求：即對於人類生存與發展的深刻思考。他於2014年年初推出的新作《安德魯的大腦》，以神經系統科學家安德魯與其精神治療醫師的一系列對話為框架，透過追述他在兩次婚姻以及在政府任職的人生經歷，意在對如今流行的“歷史終結論”思想加以批判。

上海文藝出版社2017年

在小說裡，多克託羅還借安德魯的口吻，探討了人的認知、記憶，包括人隱藏於內心深處的災難記憶。在多克託羅看來，如果人們能弄清楚人的大腦如何形成思維，如何產生思想和情感，以及我們的主觀生活等問題，將是一個了不起的智力成就。但這同時也會給我們帶來危險，因為假如我們理解了大腦如何運作的每個細節，那電腦就可以仿製我們的大腦和意識。“如果這種事情發生了，那就是自青銅時代以來我們所生活的這個神秘世界的終結，我們也將不再需要用各種故事來解釋人類的生活。那將是個大災難，如同小行星撞擊地球一樣。”

多克託羅的思考貫通古今，常給人天馬行空的印象，但他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一個耽於幻想的作家。他抵抗歷史小說家的標籤，卻對傳統的歷史小說進行過深入的研究。他在小說裡運用很多後現代派的寫作技巧，總體給人感覺卻極盡寫實。為了寫出變革時期美國拉格泰姆音樂似的社會氛圍，在《拉格泰姆時代》裡，他甚至在語言上也進行了變革，運用大量互不關聯的短語、略句，給人一種類似切分音節拍那樣的跳動感。而他對自己筆下每個歷史時代的忠實描繪，正如有評論指出的那樣，實在不亞於塞尚對一盤桃子的忠實，其精細程度表現在甚至連當時人們的居室佈置、服飾愛好都描繪得一絲不苟。

作為一個喜歡時時“越軌”的作家，多克特羅的每部小說都有變化，不變的是他對西方社會小說傳統真正意義上的繼承。他不像如今大多作家所做的那樣侷限於敘述個人生活，而是像他崇尚的狄更斯、雨果、西奧多·德萊塞、傑克·倫敦等作家那樣，深入外部世界，力圖記錄和表現一個時代。他說：“近年來小說進入居室，彷彿戶外沒有街道、公路和城鎮。我則一直留在門外。”

新媒體編輯：傅小平

配圖：歷史資料、出版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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