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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視紀錄片《千年書法》5—8集（合集配《千年書法》解說詞）

由昍朤教育發表于綜合
2022-04-02

董其昌趙孟書法劉墉王羲之

簡介所以說如果元代的書法潮流是復古，而高舉復古大旗的這個人就是趙孟

博物館解說詞怎麼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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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年書法》之《悲情書家》

解說詞

明代著名學者何良俊說“自唐以前集書法之大成者，王右軍也；自唐以後集書法之大成者，趙集賢也”。這個自唐以後集書法之大成者說的就是元代大書法家趙孟。

趙孟開創的迴歸魏晉、迴歸傳統的書風一直影響了中國書壇幾百年，直到今天，他的影響依然存在。趙孟是一個非常全面的文人，他的書法瀟灑中見高雅，秀逸中吐清氣。他的繪畫開宗立派，是文人畫派的一代宗師。他通音律，著有音樂專著；他的詩文清邃奇逸，讀之使人有飄飄出塵之想。元代詩人楊載稱：“孟之才頗為書畫所掩，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之學”。趙孟在書畫方面的名聲太大了，以至於遮掩了他在其他方面的名聲。就是這樣一個人，在他的身後，卻一直存在著“譽之甚隆”和“毀之甚烈”這樣兩種截然對立的評價。那麼為什麼在趙孟身上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趙孟又是怎樣的一個人呢？

趙孟，字子昂、號松雪道人。浙江吳興人。趙孟的血統是正宗而高貴的，他是趙宋王朝的後裔。他的十世祖先可以追溯到宋太祖之子八千歲趙德芳身上。雖然出身高貴，但趙孟的青少年時代卻是在坎坷憂患中度過的。他的父親官至戶部侍郎，優越的家庭環境給了幼年的趙孟以良好的文化薰陶。不幸的是在趙孟十一歲時父親便去世了。

趙孟自幼聰敏，讀書過目成誦。十四歲時，趙孟便擔任真州司戶參軍，他把這個職務看做是報效朝廷的機會和實現抱負的起點。但南宋王朝其時已如大廈將傾，朝不保夕。他一心想為之效力的朝廷已然是風雨飄搖，這個搖搖欲墜的王朝大廈已經託不起趙孟的夢想了。隨著南宋的滅亡，趙孟不得不閒居家中。

趙孟人騎圖紙本，設色，縱30釐米，橫52釐米，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在閒居的日子裡，趙孟苦研學問，沉浸於詩文書畫之中。當時的趙孟已然是吳興一帶傑出的青年才俊了，最先推薦趙孟出山的是吏部尚書夾谷，他力推趙孟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然而這時的趙孟卻無心在元朝做官，他婉言謝絕了夾谷的推薦。他在《贈別夾谷公》的一首詩中這樣寫道：“青青蕙蘭花，含英在林中。春風不批拂，胡能建幽心”。趙孟借山中靜靜開放的蕙蘭花婉轉地表達了自己寧願閒居在山林，也不願出去做官的心情。

然而幾年之後，趙孟卻改變了初衷，他沒有能像蕙蘭花那樣，靜靜地在深山中開放。最終還是做出了出山的選擇。趙孟到達元朝的統治中心元大都後，立即受到了元世祖忽必烈的接見。看到趙孟相貌清奇，器宇軒昂。忽必烈大為讚歎，“以為是神仙中人”。最高統治者的親切會見，使得年輕的趙孟熱血沸騰，不禁有些飄飄然起來。趙孟表示：“士少而學之於家，蓋亦欲出而用之於國。”此時的他決心要用自己的所學到的知識來報效國家了。

趙孟行書欣賞《千字文》

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中，趙孟終於開始對自己的出山感到懊悔了。三十七歲時，入京四年的他寫下“誤落塵網中，四度京華春”的詩句。其後趙孟所做《罪出》一首詩中，他內心的悲傷更是溢於言表：“在山為遠志，出山為小草。古語已云然，見事苦不早。平生獨往願，丘壑寄懷抱。圖書時自娛，野性期自保。誰令墮塵網，婉轉受纏繞。

昔為海上歐，今如籠中鳥。哀鳴誰復顧，毛羽日催槁。”從這首詩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趙孟內心的矛盾和痛苦。想為國盡力，又深知自己的特殊身份。自己寄人籬下，雖然榮華富貴，卻事事堪慚。

他像一隻籠中的小鳥在哀鳴，只能任由“毛羽日催槁。”這種痛苦的心情無法向人訴說，因此只能從佛教教義中求得解脫，他拜高僧為師，與夫人管道昇一同作了虔誠的佛門弟子。

趙孟的痛苦並不在於他的懷才不遇，無時無刻擠壓在他心口的巨石恰恰是他太熟悉太瞭解的儒家道德規範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一士二主的所為是與這個規範截然相悖的，他的心靈時時刻刻都在經受這條無形鞭子的抽打。在元代，當時的漢族知識分子似乎能夠理解趙孟，並對他推崇備至。但到了漢族重新統治的明代，對於趙孟的議論卻越來越多。

雖然衡量文人和衡量浴血疆場的將士標準不一，但是在歷史上也不乏慷慨赴死、英勇就義的事例。在趙孟出生之前570年的唐貞元元年，唐朝的三朝元老、光祿大夫、大名鼎鼎的書法家顏真卿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以七十五歲高齡，抱著必死的決心，奉旨到叛軍營中招降。面對叛將的威脅利誘，顏真卿大義凜然，慷慨赴死。在趙孟去世220年之後的明末清初，福建的黃道周作為明朝的遺臣，儘管為官時因為直言，被廷杖、被囚禁、被革職，多次受到崇禎皇帝處罰。但當清兵攻進北京時，已經身為庶民的黃道周毅然在故鄉起兵，抗清失敗，面對屠刀，寧死不降。他和追隨他一同赴死的四個學生一起，談笑自若，在南京引頸就戮。他們死得壯烈，博得了後人的稱讚和景仰。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趙孟《浴馬圖卷》（遼寧省博物館藏）

和顏真卿、黃道周相比，趙孟的行為自然就形同變節事敵，猥瑣無骨。趙孟的書法自然也受此牽連。明代的書法理論家項穆就曾以衛道的立場指斥“趙孟之書，溫潤閒雅，似接右軍正脈之傳，妍媚纖柔，殊乏大節不奪之氣。”

清代馮班也說：“趙書精工，直逼右軍，然氣骨自不及宋人，不堪並觀也。”這些評論儘管都肯定趙孟的書法是和王羲之一脈相承的，但同時又指出，趙孟書法中流露出來一種缺乏氣節、缺乏骨氣的奴性。

這一切的罪惡之源就是因為趙孟“天水之裔” 卻“甘心仇祿”。既然你趙孟是趙宋皇室的後裔，怎麼能甘心食仇敵俸祿呢？

趙孟《定武蘭亭序》獨孤本殘本

首都師範大學書法文化研究所教授葉培貴：“明末清初的一個很著名的思想家同時也是著名的書法家，同時他還是個醫學家叫傅山。是比較早的也是比較集中的對趙孟出山這個問題提出反對意見的人。傅山本人是堅決不和清朝合作的。比較著名的例子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他為了不剃頭寧願出家做道士。同時穿紅衣服，為什麼呢，朱衣，明朝的姓是朱，明朝皇族的姓是朱。”

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在康熙十七年（1678年）頒詔天下，令三品以上官員推薦“學行兼優、文詞卓越之人”，“朕將親試錄用”。傅山稱病推辭，陽曲知縣強行將傅山押送北京，逼迫他參加康熙主持的考試。身至北京，傅山臥床不起，拒不參加考試。康熙面對傅山如此之舉並不惱怒，反而詔令“傅山文學素著，念其年邁，特授內閣中書。”

如此隆恩，傅山卻絲毫也不領情，拒絕叩頭謝恩。就是這個寧死不做大清官的傅山，在年輕時也曾經欣賞並學習過趙孟的書法。滿清推翻明朝之後，國破之恨無法釋懷，轉而對“事敵”的趙孟變得極為鄙視，容不得趙孟的“貳臣”行為。他告訴他的子孫說：“予極不喜趙子昂，薄其人遂惡其書”，“痛惡其書淺俗如無骨”。意思就是說因為極端鄙視趙孟這個人進而才鄙視他的書法。

趙孟是無力改變現狀的。他只能在詩文中感慨人世的艱難了。“功名亦何有，富貴安足計？唯有百年後，文字可傳世。譬溪春水生，必志行可遂。閒吟淵明詩，靜學右軍字。”這時的趙孟能夠靜下心來讀一讀古人的詩文，能夠心慕手追魏晉書風，寄情於書法藝術，已經成為趙孟擺脫內心痛苦的精神寄託了。

趙孟紅衣羅漢圖卷紙本設色遼寧省博物館藏

元貞元年，元世祖忽必烈去世，趙孟藉口身體有病，終於返回了闊別多年的故鄉吳興。

趙孟在江南閒居四年，無官一身輕，寄情山水，頗感自在。他時常到山清水秀、人文薈萃的杭州活動，與四方才士常聚於西子湖畔，談藝論道，揮毫遣興。在書法實踐中，他極力推崇東晉書聖王羲之，他認為，王羲之能夠“總百家之功，極眾體之妙”，而達到“盡善盡美”的藝術境地”。趙孟以魏晉法度為書法藝術的理想境界，他說“古法終不可失”，得古法者品位自然就高。所以說如果元代的書法潮流是復古，而高舉復古大旗的這個人就是趙孟。

大德三年，趙孟被任命為集賢直學士，官職雖然沒有升遷，但此職並不需要離開江南，在這個職位上，趙孟一直幹了十一年。

皇慶三年，隨著仁宗即位，趙孟的命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據《元史》記載，仁宗非常器重趙孟，他說：“文學之士，世所難得，如唐李太白，宋蘇子瞻，姓名彰然，常在人耳目。今朕有趙子昂，與古人何異。”仁宗皇帝把趙孟比做唐朝的李太白和宋朝的蘇東坡。

那麼他今天擁有了趙孟，與擁有李白、蘇軾的唐、宋皇帝便沒有了區別。得意之情溢於言表。延佑三年七月，趙孟被拜為翰林學士、榮祿大夫，官至一品，備受帝王恩寵。至此，趙孟的政治地位達到了一生中的頂峰。

然而趙孟面對功名利祿，內心的痛苦仍然不能緩解。回顧自己的一生，他感慨萬千，不禁悲從中來：“齒豁童頭六十三，一生事事總堪慚。唯餘筆硯情猶在，留與人間作笑談。”牙齒和頭髮都已經掉光了，在自己六十三年的生命歷程中，除了書畫尚可聊以外，其他一事無成，令他感到慚愧。

趙孟的夫人是著名的女詞人管道昇，她深知趙孟的內心痛苦，曾填詞勸慰趙孟說。“人生貴極是王侯，浮名浮利不自由。爭得似，一扁舟，吟風弄月歸去休！”她認為富貴名利都不及自由更可寶貴，不及駕一葉扁舟，吟風弄月來得痛快。

延佑五年，管道昇病逝。相濡以沫的夫人離他而去，趙孟受到的打擊可想而知。其間，仁宗、英宗數次召他赴京，但此時的趙孟早已是心力交瘁，根本無心於朝政了。

趙孟肖像

1322年的6月，趙孟無疾而終，享年六十九歲。

北京師範大學藝術與傳播學院教授倪文東：“蒙古族統治的元朝，到後來的明朝，這樣一個過渡時期我覺得趙孟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那麼這個過渡人物，能夠在少數民族統治這樣的時代，能夠使傳統的這種漢族書法發揚光大、尊崇傳統，我覺得他的這個路子走得非常巧妙，幹什麼呢？他復古，復古幹什麼呢？以復古來創新。”

趙孟書法的溫雅秀潤是前無古人的，後人稱其“肉不沒骨，筋不外透，雖姿媚溢發，而波瀾老成，譬之豐肌玉環，作霓裳舞，誰不心醉？”

趙孟書法是秀潤之美的典型，如同王羲之書法的中和之美、顏真卿書法的氣格之美一樣，是無與倫比的。

趙孟作為元代地位最為低下的“南人”，卻能夠官至一品，名滿四海，這在元代歷史上獨一無二。儘管如此，痛苦而壓抑的心態依然伴隨著他的一生，使趙孟成為一個悲劇人物。但是由於趙孟的出現，元代的書畫風氣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蒙古大汗的鐵騎徵滅了南宋，趙孟則以優秀的漢文化藝術征服了大汗的子孫。一個偉大的藝術家，做到了薪火不滅、古法不失。

對於這樣一個嘔心瀝血，把一個文人的微薄之力發揮到極致的人，我們還能苛求他什麼呢？

在趙孟身後700多年來，他的聲譽一直受到損毀，他的書法成就也一再受到貶低和忽視，他的歷史貢獻被打了折扣。這一切無一不是和沉浸在中國文人血脈當中的儒家倫理道德規範密切相關。

趙孟行書作品《趵突泉詩》

趙孟在個人內心極度痛苦的狀態下，忍受著世人所無法理解的心靈折磨，把中國的書法藝術在元代得以傳承併發揚光大。由於他的作為，在中華民族文明史上同樣樹立起一座豐碑。

曾經對趙孟深惡痛絕的傅山，到了晚年，對趙孟的評價產生了根本的變化。他在《秉燭》一詩中寫道：“秉燭起長嘆，其人想斷腸。趙廝真足奇，管婢亦非常。醉起酒猶酒，老來狂更狂。斫輪餘一筆，何處發文章。”

趙孟鵲華秋色圖紙本設色縱28.4 釐米橫90.2 釐米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趙孟鵲華秋色圖 (區域性)

令傅山在深夜秉燭長嘆，輾轉難眠，他思念的人到底是誰呢？從詩中可以看出，這個人正是趙孟。詩中用“足奇”、“非常”這些詞彙，充分表達了詩人對趙孟的敬佩。這時的傅山開始理性地看待趙孟了。也許是隨著清朝統治的逐步鞏固，明亡的歷史不可更改；也許傅山也意識到薪火相傳的意義？不管怎麼說，這時的他也許才領悟到趙孟把自己的理想和抱負寄託於手中的管筆之上是多麼難能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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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年書法》之《淡筆尚書》

解說詞

清乾隆年間，嘯園主人、著名的收藏家沈古心在園內建造藏書樓時，將他用畢生心血收藏的書法墨跡《戲鴻堂帖》，請篆刻名家刻碑鑲嵌於迴廊壁之上，作為鎮宅之寶。

《戲鴻堂帖》的書寫者就是明代最負盛名的書畫大家董其昌。

董其昌，字玄宰，號思白，生於公元1555年的松江華亭，董其昌曾經官至禮部尚書，權高位重。但是後人知道董其昌的卻往往不是因為他那顯赫的官職，真正使他聲名遠揚的是他那影響後世長達三百多年的書法藝術。

據《明史。文苑傳》記載，董其昌在世時已經

“造請無虛日，尺素短箋，流佈人間，爭購寶之。”

到了清代，康熙、乾隆皇帝都對董其昌的書法作品愛不釋手，以為楷模。歷經三百多年的滄桑，又有帝王的備至推崇，難怪李鴻章在嘯園不惜留下惡名，也要把董其昌的書法碑刻掠為已有了。

董其昌出生在一個窮困的鄉村秀才家中，據《雲間雜識》記載：

“董思白為諸生時，瘠田僅二十畝。”

貧瘠的二十畝土地要維繫一家人的生活，其艱難是可想而知的。生活的窘迫激發了年輕的董其昌一心要走科舉入仕之路。他潛心學習經史，鑽研八股文章。很顯然，董其昌走科舉入仕的路是為了出人頭地，光宗耀祖。而走上書法藝術道路，成為明代書法的開派之人卻完全是出於一個偶然的原因。

董其昌草書《張籍七言詩軸》

董其昌在自己的書論《畫禪室隨筆》中，這樣記述了自己這段特殊的學書歷程：

“郡守江西衷洪溪以餘書拙置第二，自是始發憤臨池矣。吾初師顏平原《多寶塔》，又改學虞永興。以為唐書不如晉魏，遂仿《黃庭經》及鍾元常《宣示表》，凡三年，自謂逼古，不復以文徵仲、祝希哲置之眼角。”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因為我書法不好而被剝奪了本該是我的第一，因此發奮向書法前輩學習。先學唐代大師顏真卿、虞世南。之後覺得魏晉書法更為風流，於是，又臨王羲之和鍾繇。這樣苦學三年，已經深得古人之法。文徵明、祝枝山這樣的本朝大書法家們已經不看在眼裡了。可以說，青年時代這種咄咄逼人的進取勇氣，也正是董其昌日後書藝大進的巨大動力。

據記載曾有落魄的大姓人家子弟以六十金出賣古人的墨跡，當時還困頓貧寒的董其昌竟然拿出自己全部的教書所得購買下來，以致“垂囊而歸”，這種舉動自然招來家人的責罵。董其昌對此毫不在意，相反，如獲至寶的激動竟使他夜不能寐。他說：“吾度未即溝壑，不忍王謝子孫一寒至此，將使古人手眼狼藉求田間舍翁。較論重輕，詎非罪過？”我再難也還沒有到窮途末路的地步，怎麼能忍心看到他拿著這麼好的墨寶去求人呢？如果坐視不管，豈不是我的罪過嗎？

萬曆十七年，公元1589年，已經三十四歲的董其昌迎來了他命運中的一次重要轉折。這一年，已經多次參加科舉的董其昌，終於得中進士，入北京翰林院學習。告別了散淡的雲遊，董其昌終於開始了他嚮往已久的仕途生活。而這種生活等待他的又將是什麼呢？

當時的北京，是明朝的文化中心，翰林院又是文人、學士雲集的地方，董其昌的同僚都是來自各地的文章高手和丹青名士。特別是董其昌的老師、翰林院學士韓世能，此人嗜書畫成癖，在當時是很有名氣的書畫收藏家和鑑賞家。這麼一個人出現在董其昌的面前，是為大幸。董其昌一面聽從老師的教誨，一面又大量借閱平日裡難得一見的晉唐法帖，“心摹手追至忘寢食”，短短几年，董其昌書學大進，開始在京城漸漸有些名氣了。

董其昌草書冊頁欣賞《書譜一則》

董其昌儘可能小心翼翼地履行著他“傳道授業解惑”的職責，授課之餘他幾乎從不過問政治，即便如此，董其昌也還是難逃厄運，當他在授課時講解“治國平天下”儒家學說，試圖去啟發這位失寵的皇長子的時候，終於災難降臨。萬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他被排擠出京，調任湖廣副使。這一年，董其昌四十三歲，已是他踏入仕途的第十個年頭。

深感宮中是非莫測，宦海不定，董其昌乾脆稱病，不去赴任，他回到了松江，此後在松江一住就是六年。董其昌常常和友人泛舟浦江，即景乘興，潑墨山水，觀賞法帖，行筆揮毫。這個時期的董其昌不遺餘力地蒐集王羲之、米芾等諸多名家的法書，日夜賞玩臨摹，他的傳世書法佳作《戲鴻堂帖》就是在這一時期問世的。

中國書協創作委員會委員鄭歌平：“可以說，董其昌不是一個創新派，他筆筆取法古人，有本有源，但他又是一位明代的“開派”的大家。那麼值得我們研究的是，他是怎麼開派的呢？董其昌有一個良好的習慣，也就是他臨書不死臨，正像他自己所說的這樣：

“臨帖如驟遇異人，不必相其耳目、手足、頭面，而應當是觀其舉止、笑語、精神流露處。”

正當董其昌在江南遊目騁懷、放情山水的時候，朝廷的一道聖旨令他不得不再一次告別已經過了六年的隱逸生活。此番朝廷派他出任的是湖廣提學副使。提學的主要職責，是監督、巡查當地的學堂以及其他教育事務，這本來應當是一個需要高度責任心的職務。但到任後的董其昌並沒有認真履行他的職責，在遊山玩水之餘盡情地筆墨翻飛，似乎成了董其昌唯一樂此不疲的事情。這到底是因為什麼呢？或許是六年的隱逸生活過於長久，使董其昌喪失了一個朝廷命官對公務所應當具備的嚴謹和刻板？或許是湖廣一帶那些能夠給他帶來創作靈感的山山水水使他心無旁騖？或許是朝廷的風雲變幻、官場的是是非非使他無所追求，心灰意冷？還或許湖廣提學副使這個官職太小，董其昌根本就沒有放在眼裡呢？

在湖廣任職僅僅一年的董其昌，出事之後，反落了個無事一身輕，他返回故里，重新過上了那讓他得意的悠遊林泉、蕭閒疏曠計程車大夫生活。董其昌朝夕以書畫詩文為樂，佛學禪理寄情。他在一首小詩中這樣寫道：

無邊蕙草嫋春煙，穀雨山中叫杜鵑。

多少朱門貴公子，何人消受靜中緣。

董其昌這次自作自受的官場失意，對於他來說非但沒有任何悔意，反倒是成為他求之不得的結果了。

董其昌山水畫作品

能夠安心消受靜中之緣，的確不是浮躁之人所能為之的。董其昌所追求的鬧中取靜或許要得益於他對佛教的篤信。禪宗與道教相比是悲觀的，是美好理想幻滅的產物。自然更加符合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在現實生活中被擠壓的心理狀態。被禪宗吸引計程車大夫，無不處在對封建秩序既依附又疏導的矛盾心情之中，因此也就更加容易接受禪宗這種從不自由中追求自由的精神生活方式。

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明光宗朱常洛即位。這位當年的皇長子，忽然想起了曾經給他講過課的董其昌。董其昌的才學和為人都給這位新皇帝留下過深刻的記憶，董其昌的時來運轉自然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一道聖旨頒下，欽點董其昌任太常寺少卿、掌管國子司業事，國子司即全國最高學府和教育管理衙門。浩蕩的皇恩使董其昌興奮不已。然而就在董其昌即將動身赴京任職之時，卻忽然傳來了光宗朱常洛駕崩的訊息。這一噩耗對董其昌來說，就像是晴天霹靂。他仰天長嘯，痛感時運不濟。

雖然光宗朱常洛的短命，沒有讓董其昌走上教育天下英才的國子司業職位，但是在天啟二年（1622年）董其昌還是被新皇帝朱由校招入京城。並在天啟五年（1625年），出任南京禮部尚書。這是董其昌的第三次入仕，這時候的董其昌已經是一位古稀老人了。

由於當時的黨禍酷烈，閹黨毒焰熏天，為了明哲保身免遭不測，董其昌在擔任尚書一年後便再一次請辭官職，告老還鄉了。

董其昌《棲霞寺詩意圖》畫軸

這是董其昌的畫作《棲霞寺詩意圖》，這幅山水所描繪的是南京著名的棲霞寺。這幅畫創作的時間是公元一六二六年，也正是董其昌再一次隱退的那一年。董其昌目睹了眾所不齒的宦官奸黨魏忠賢最終掌管了朝政大權，而昔日與他同朝的許多大臣，都被魏忠賢誣陷處死。在這幅畫中，董其昌描繪的佛寺隱隱約約地坐落在遙遠的山谷之中。這或許表達了董其昌在當時混亂的政局之下，力圖找尋一方清靜之地的願望。

崇禎九年，公元1636年8月，八十二歲的董其昌走完了他的生命歷程。這一年，距董其昌考中進士走上仕途整整48年。究其一生，董其昌似乎一直處於一種矛盾之中。一方面是他對於仕途功名的切切向往，另一方面當遇到政治風浪的時候，他又能心甘情願地棄官返鄉，去過他那種怡然自得的隱士生活。如果說這是一種政治上的需要和智慧，是一種以退為進的人生經營的話，那麼董其昌在日常生活中的所作所為似乎又無所顧忌、有恃無恐。

董其昌的書法藝術以儒雅清淡和書卷氣濃郁被世人稱道。然而“書品即人品”、“書為心畫”等等這些衡量中國傳統書法最高藝術境界的尺度在董其昌身上似乎很難得到清晰的解釋。幾百年來，人們對董其昌書法藝術的追捧從來就沒有中斷過，與此同時，衡量傳統文人的價值尺度卻始終對董其昌有著更多的寬容。

中國畫研究院理論研究部副主任梅墨生：“趙孟和董其昌他們都曾經有過汙點，在歷史上人們所謂的汙點。一般人們認為趙孟的汙點更大一些，他是所謂的二臣，宋朝的宗室做了元朝的大官，備受皇帝的恩寵，就有點背祖離宗的意思，不肖子孫。而董其昌所謂的這種汙點主要是他在鄉間，在他的家鄉，他的家人如何的霸道，當然也與他的霸道有關係了。就是他的這種聲望、地位、家世，那麼就是在鄉里橫行，乃至引起了民憤和眾怒。所以這兩個問題雖然都是汙點，好像在中國人的習俗的觀念裡性質不同。”

董其昌山水畫作品

不管怎樣，作為書家個體，董其昌的確不失為一位引領時代書風的大家。他的書法神韻令人折服，他的筆墨法則不僅影響了當時的審美取向，也深刻的影響了身後近300年的大清王朝。

締造康乾盛世的康熙和乾隆兩位皇帝，都對董其昌的書法愛不釋手，並以董書作為他們學習書法的楷模。

為了表示對這位書家的仰慕，康熙皇帝還在一次南巡時專程來到董其昌的故里松江，他利用檢閱士兵水操的空閒，來到董其昌的祠堂，揮毫寫就了四字匾額，書為“芝英雲氣”，並稱贊：

“華亭董其昌，書法天資迥異，其高秀圓潤之致，流行於楮墨間，非諸家所能及也”。

帝王的偏愛，使董其昌的書法被尊崇到了空前的高度。董其昌的書體被衍生成為了清代科舉考試的規範體例，這就是所謂的“館閣體”。一種對於書體的美學評判，在皇權的干預下轉換成了一種不可違背的規則。不可抗拒，只能遵從。董其昌決然不會料想到，他的筆墨竟然對後世造成了如此深刻的影響。

董其昌山水畫作品

歷史似乎在董其昌身上畫了一個頗有意味的圓圈。董其昌恐怕萬萬不會想到，當初他自己因落筆不工而痛失入仕良機，但是在他去世幾十年後，莘莘學子們如果要想走上仕途，首先就必須仿效他的一筆一畫，寫出屬於董其昌的書體來。董其昌一生倡導“臨書不臨死”，而他身後的文人士大夫們卻在皇權的威懾下，必須拿出畢恭畢敬的態度來臨摹董書。不但臨摹，而且必須是“死臨”，真正是“千人一面，全國一體”。如果不是後來的咸豐皇帝對董其昌的書法尊崇發生了改變進而引起所謂碑學派的陡然“起事”，董其昌很有可能將一直作為後代的書壇正宗而被人頂禮膜拜。

作為一代書法大家，作為一位畢生都在追求文人理想的倡導者，面對這一切，董其昌究竟是應該感到自豪還是應該感到悲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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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年書法》之《濃墨宰相》

解說詞

乾隆四十七年，對於六十四歲的劉墉來說，是春風得意的一年。這一年，剛剛才過了正月，雖然還是天寒地凍的季節，但劉墉卻在飛揚的雪花中早早地嗅到了春天的氣息。這時候的劉墉雖然還在任湖南巡撫，但他已經接到了御旨，他被任命為左都御史，也就是大清朝的監察院長官。他終於可以回到闊別多年的北京了。

山東省書法家協會主席張業法：“劉墉除了他的政治身份以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身份，這一點，很少有人知道，但是對劉墉來說，這個身份對他來說是至關重要的，這就是能夠讓他在中國歷史上佔據了一個重要地位的原因，那就是，

他是清代著名的書法家，是清代帖學的集大成者，後人稱他為“濃墨宰相”。”

劉墉行書七言聯，蠟箋93。5×21。2cm×2，安徽省博物館藏。

釋文：句裡江山隨指顧，舌端幽眇致張皇。後山句。石庵。

從乾隆十七年劉墉考中進士到擔任湖南巡撫，除了在乾隆四十一年，回京擔任過一年內閣學士外，他就一直在地方上任職，從學政、知府進而攀升到了一省的方面大員。從山西、陝西再到江蘇、湖南，二十多年的時間過去，劉墉也已經是一位鬚髮皆白的老人了。但他又怎麼能甘心長期被排除在京城之外，只是做一個方面大員呢？劉墉的這種不甘心是頗有些依據的，除了對權力的慾望外，還因為他有一個赫赫有名的父親，他的父親就是他仕途生涯裡的座標。

劉墉的父親劉統勳剛正不阿，為官清廉，備受乾隆皇帝信賴，以至於乾隆讚歎道：劉統勳不愧為真宰相。在劉統勳政治生涯的巔峰時期，他既是內閣首輔同時又兼任軍機處的首席大臣，作為臣子，這已經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權力最高點了。

乾隆三十八年，已經忙碌了一天的劉統勳奉旨入宮議事，他冒著寒冷的夜風走進轎子。當他乘坐的轎子抵達東華門前時，轎伕開啟轎簾，卻發現劉統勳已昏迷不醒。儘管乾隆立即派御醫趕來搶救，但這位操勞了近半個世紀的老臣卻始終再沒有甦醒過來。誰也不會料到劉統勳竟是以這樣的方式完成了他最後一次的奉旨入宮。對於這位股肱之臣的去世，乾隆皇帝非常悲痛，親臨其喪。

乾隆對劉統勳一生的評價是：神敏剛正，終生不失其正。並把對臣子的最高諡號“文正”賜給了劉統勳。

劉墉行書臨米芾詩帖，80。1×46。7cm，上海博物館藏。

釋文：三枝朱草出金沙，來自天支節相家。當日蒙恩預名錶，愧無五色筆頭花。米南宮詩帖。石庵。

北京東城禮士衚衕129號，這座四合院就是清乾隆時宰相劉統勳的府邸。劉墉自乾隆十六年入仕以後，就住在父親府邸裡面。多年以後，再一次回到這裡，觸景生情的劉墉，心中自然是百感交集。

1782年對劉墉來說果然是一個好年份，這年11月，回到京城不久的劉墉在升任吏部尚書後又被奉派在上書房，也就是皇子們讀書之處的最高行政官員，以後劉墉長期兼任此職，這成為他一生中兼職時間最長的一個職務。

11月的京城，天氣已經傳來絲絲涼意，然而劉墉的心頭，卻湧動著融融的暖意。他知道，入主上書房責任重大，因為這個職務最有利於和皇子們建立起特殊的師生關係，所以擔任這一職務意味著往往能受到皇帝的寵信和抬愛。當然劉墉也知道，今天自己能夠和皇上寵信的滿洲貴族大學士三寶、嵇璜共同掌管上書房，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還是他那一筆出神入化的好字。

劉墉的書法在當時就擁有很大的名氣。清代學者徐珂在《清稗類抄》中說：

“諸城劉文清書法，論者譬之黃鐘、大呂之音，清妙明堂之器，推為一代書家之冠。蓋以其融會歷代諸大家書法而成自一家，所謂金聲玉振，叢集賢之大成也。”

劉墉書法的風格和明代以來帖學傳統最大的不同之處，便是他不追求一般學帖者習慣的流暢婉麗或縱肆跳宕，而是以豐腴渾厚的點畫、率意鬆散的結字和濃重的墨色，成功地營造出一種雍容、靜謐甚至還帶有一些慵怠落拓之相的美感。

劉墉行書《錄蘇軾南堂詩軸》紙本，86×33。5cm，雲南省博物館藏。

釋文：掃地焚香閉閣眠，簟紋如水帳如煙。客來夢覺知何處，掛起西窗浪接天。潁濱謂此詩似劉夢得。石庵。

這裡是紹興蘭亭，1600多年前，被後世書家尊為書聖的王羲之就在這裡完成了中國書法史上的偉大之作《蘭亭序》。千百年來，蘭亭成為了無數書家心目中的聖地。這塊碑被稱為“蘭亭御碑”，無論是它的高度還是它的重量，都堪稱中國古碑之冠。碑的正面是康熙皇帝手書的《蘭亭序》全文，背面是乾隆皇帝遊蘭亭時寫的七律《蘭亭即事》，因此，後人把這塊碑稱為“祖孫碑”。康熙和乾隆，清朝268年曆史中最有作為的兩代帝王，在中國書法的聖地，同時用翰墨在同一塊石碑上表達了對漢文化的崇敬和親近。

儘管劉墉博覽群集，書名遠播，又是名臣劉統勳的兒子，但他在科舉考試的道路上卻是一個遲到者，直到乾隆十六年，也就是1751年，劉墉才考中進士，那一年，他已經三十二歲了。關於劉墉在乾隆十六年的這次順利入仕，民間一直流傳著種種說法。

劉墉臨陸游與明遠書帖扇，上海博物館藏

根據記載，乾隆十六年科考的狀元並不是劉墉。既然劉墉的考卷被眾人推為第一，那乾隆皇帝為什麼沒有讓劉墉成為狀元呢？據王培荀的《鄉園憶舊路》中記載：

“劉墉殿試卷以前十本進呈，已名列第一，高宗皇帝欲得寒畯之士，遂有意拔吳雲巖鴻居榜首。”

另有傳聞說，因劉墉駝背，其貌不揚，遭遇乾隆鄙視。乾隆為了取笑戲弄劉墉，讓他以自身為題當場賦詩一首。劉墉忍辱負重，當即吟出：

“背駝負乾坤，腹內滿經綸。一眼辨忠奸，單腿跳龍門。丹心扶社稷，塗腦報皇恩。以貌取人者，豈是聖賢人。”

這只是一種傳說而已。歷史上的劉墉是否有駝背的殘疾，史書上並無記載。問題是，民間傳說中的劉羅鍋是個機敏絕倫、敢於諷刺皇帝、鞭笞佞臣的化身。那麼現實中的那個劉墉，在歷經了20多年的宦海沉浮，終於回到了皇帝身邊以後，他的作為是否和民間傳說中的一致呢？

據《棲霞閣野乘》卷下《劉文清軼事》條中對劉墉的記載：

“劉墉任外吏時，清勤剛正，一時有閻羅包老之稱。黃霸入相，聲名頓減。時和紳方炙手可熱，劉墉惟以滑稽悅容其間。”

也就是說，劉墉早年以清官的形象，直聲聞天下，而進入宮廷之後，卻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變得圓滑事故起來。

劉墉草書《臨王獻之草書扇面》灑金箋，16×59.8cm，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1782年，劉墉回到京城時已經六十四歲了。此時，比他小三十歲的和紳因為機敏年輕而備受皇帝的賞識，在政壇上迅速崛起。那麼劉墉與和紳的關係是不是就像民間傳說中的那麼勢不兩立，水火不容呢？

我們仔細查閱了清朝的相關資料，在與和紳同殿稱臣的二十多年裡，劉墉並未利用左督御史所享有的稽查之特權，以及擔任吏部尚書主持京察大計的有利條件對和紳及其朋黨進行有效地監督和彈劾。在這一方面，劉墉的確不像他的父親劉統勳那樣有稜有角。

由此可見，民間傳說中的那個劉羅鍋是憑空杜撰出來的一個充滿智慧、敢於伸張正義的化身，劉羅鍋已經同他的原型劉墉分道揚鑣了。虛構的形象活躍在舞臺上，而真實的歷史人物留給後人的則是充滿矛盾與苦澀的回味。

當時劉墉的這種處世方式在官場並非個別，由於封建專制在清代雍正、乾隆年間的極端強化，統治者並不希望他的臣屬追求好的名聲，因為在他看來，臣屬獲取好名的努力既有礙於朝廷吏治，也不利於維護專制權威。然而，士大夫要追求流芳百世的願望自古就是一種傳統，要想改變這種傳統，豈是一朝一夕。乾隆帝十分清楚這個道理。他解釋說：

“

朕以為本朝綱紀整肅，無名臣，亦無奸臣。”

乾隆帝“本朝無名臣”之說，固然說明了乾隆皇帝獨裁天下的專制心態，但皇帝的這種說法也從理論上斷絕了士大夫“名垂青史”的人生理想。出身清官、名相之後的劉墉，在這種政治環境中，也不得不收起自己的求名之心。這也許是劉墉個性轉變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他能夠長期受到乾隆寵愛的奧妙。

劉墉行草書《臨前賢法帖扇面》烏紙，16.4×48.4cm，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乾隆二十年，遠在西北邊陲的劉統勳因一紙疏奏而遭災禍，劉墉及其家人均被株連，家產也被查抄一空。入獄後，面對著徒有四壁的牢房，不知劉墉都在想些什麼。一個多月以後，獲釋出獄的劉墉即在自己的日記中提醒自己：今後為官為事要切記“敏於行，納於言”的聖訓，三思而後行。那一年，劉墉三十六歲。也許，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劉墉的為官之道發生變化了。

劉墉的一生除了為數不多的詩詞外，幾乎沒有留下任何其他文學作品，這可能就與他慎守“納於言”有很大關係。劉墉的這種性格，在他的書法中也有所流露。《清稗類抄》的作者徐珂就評價他的字是

“殆如渾然太極，包羅萬有，人莫測其高深耳。”

連寫字都不露稜角的劉墉，把自己包裹得嚴嚴實實，他的書法乍一看笨拙軟弱，全無法度。但若細細品味，則點畫轉折全由古人法度而來，而且舉重若輕，轉化巧妙而不留痕跡。豐富肥厚中藏遒媚之趣，平淡舒緩外露雍容志向，似乎在簡練的外表下隱藏著深不可測的豐富內涵。

劉墉行草書《臨前賢法帖扇面》烏紙，16×51.2cm，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古人評價劉墉的書法：五十歲時“書精湛圓，美中有璞”，七十歲以後造詣達到了高峰。

相傳劉墉的家鄉山東諸城名儒臧啟謨，“書體瘦金，蒼勁有力”。他對劉墉的書法歷來不以為然，臧啟謨認為劉墉的書法“肥而無神，柔而無力”。劉墉對這種看法嗤之以鼻，兩人爭執不下，於是便各選自己的得意之書，呈送乾隆皇帝品評。乾隆皇帝歷來就很讚賞劉墉的字，當他看到臧啟謨的書作之後，不禁啞然失笑。他用帶有嘲諷的口吻說臧啟謨的書法是“豎如枯枝，橫似幹蛇，渾然一體，枯枝掛幹蛇”。這個故事一時間傳為笑柄。氣得臧啟謨從此便再也不寫字了。

明末清初，一種方正、光潔、烏黑、大小一律的官場書體大行其道，這種書體被稱為“館閣體”。

劉墉雖然學富五車，不過小金榜顯示，他並沒有進入第一甲。

香港國際書畫院顧問李義興：“其實館閣體就是一種實用的書體，館閣體在書寫的時候，要求是必須既傳統又嚴格，完全掩蓋了書寫者本人的風格和特點。那麼我們來看，書法藝術最講究書法家本人的他的個性精神的流露，但是館閣體呢無疑是和這一點是背道而馳的。但是由於帝王的喜歡，而且由於帝王朝廷當時出於對思想禁錮的要求，館閣體這個風浪就愈刮愈烈，以至於到了後來，學子們如果寫不出一手漂亮的館閣體在科舉考試中成績都會受到影響。”

北京大學藝術學系教授徐寒：

“劉墉以自己的藝術實踐和膽魄，首先突破了“館閣體”的束縛，創作出了新的書法面貌。”

劉墉節臨顏真卿送劉太沖序帖立軸，山東省博物館藏

到劉墉七十歲以後，又開始潛心於碑派書法的學習。碑派書法，是指重視漢魏、南北朝的碑版石刻的審美主張以及主要以碑刻為取法物件的創作風氣。這時候的劉墉，已經被譽為帖派書法的集大成者，他為什麼又會改變方向，重新去學習北朝碑版中的書法呢？

也許，他是想超越自己，也許他已經感到了帖學的侷限，也許是學習碑派書法的風氣已經開始在整個社會蔓延，他預感到了碑派書法以其強勁的生命力將會代替帖派書法，他不甘心被時代所拋棄？無論怎麼說，劉墉此時已經是年邁力衰，這對於他來說，不能不是一個遺憾，他已經沒有時間和精力把自己推上又一個高峰了。

劉墉行書節錄白居易錢唐湖石記立軸，山東省博物館藏

晚年的劉墉崇尚佛老，對儒教、道教都有很深的研究。他晚年的字融合佛道，生平灑脫之心性浸透字裡行間。因此朝野內外渴求劉墉墨跡之人多如牛毛。可是劉墉卻極少以字酬人，甚至當朝同僚也很難得到劉墉的真跡。

劉墉幾乎一生都在暗流洶湧的官場左右逢源，謹慎務實，歷史真實的他既不像電視劇所描寫的那個剛直不阿、畢生和貪官汙吏水火不容的劉羅鍋，也不像他的父親劉統勳錚錚鐵骨，豁出身家性命也要為黎民百姓構建起“天下糧倉”。作為一個官僚，劉墉既無大功，也無大過，他以圓滑事故的處世哲學平安地保住了他的身家性命和榮華富貴。

但是作為一個氣貫古今的大書法家，劉墉卻實實在在地給後人留下了一份寶貴的精神財富。

嘉慶九年，也就是1804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劉墉以86歲高齡在京城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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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年書法》之《紫氣東來》

解說詞

開啟一部部中國書法史書和一卷卷前賢法帖珍品，我們從字裡行間不難發現一些特殊人物的影子。然而這些人物在中國書法史上起的作用卻絕不像影子一樣無足輕重，他們的力量和影響是其他任何人所不能比擬的，他們就是那些擁有至高無上權力的帝王。

在北京的紫禁城內，皇帝起居的地方叫內廷。養心殿就位於內廷的深院高牆裡面。養心殿的西暖閣，這所面積不大的房子卻有著很大的名氣。似乎是為了昭示它的與眾不同，乾隆皇帝御筆親書的匾額“三希堂”高懸在門楣之上。在這裡，珍藏著東晉大書法家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王獻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遠帖》。

王珣的《伯遠帖》

王羲之、王獻之、王珣都是生活在距離乾隆皇帝1400多年前的東晉。王羲之被後世譽為“書聖”，王獻之和王珣則分別是王羲之的子侄。乾隆皇帝認為這三卷法帖是稀世珍寶，故而將存放這三卷法帖的西暖閣命名為“三希堂”。

按理說，清宮中珍藏的歷代名家書法作品非常之多，可是令人費解的是乾隆並沒有將被譽為“天下第一行書”的《蘭亭序》劃歸“三希”之內，卻偏偏選擇了無論篇幅、字數和名氣都遠遠不及前者的《快雪時晴帖》。

王羲之《快雪時晴帖》

如果說，《蘭亭序》是因為後人臨摹而不能進入“三希堂”，那麼，唐代顏真卿所書《祭侄稿》、北宋蘇東坡所書《寒食帖》這兩本法帖確是被後人公認的真跡，這兩篇被奉為“天下第二行書”和“天下第三行書”的珍品，為什麼也沒有被乾隆皇帝請進“三希堂”呢？

根據乾隆皇帝在位時的社會書風和他本人的書法特點，我們可以推測，在乾隆的心目中，代表書法最高境界的仍然是王羲之，而不是其他什麼人。我們從乾隆留下的墨跡中也可以看出，他本人走的也是一條學習王羲之的道路。顏真卿、蘇東坡追求變法的書風或許並不被乾隆認可為書源正統。再者畢竟東晉的王羲之要比唐、宋的顏真卿、蘇東坡早幾百年，自然更顯得珍貴。

閒暇之餘，乾隆總喜歡到“三希堂”翻閱欣賞珍藏在這裡的書法和繪畫，這成為他獨特的休息方式。來自義大利的宮廷畫家朗世寧就曾經傳神地描繪了乾隆皇帝在“三希堂”賞玩珍藏時閒逸恬淡的情形。

宋徽宗《瑞鶴圖》

喜愛書法的帝王可以倡導一代書風，就連王羲之書聖地位的確立和歷代帝王的推崇也有著密切的關係。

將王羲之推上書聖地位的關鍵人物是唐太宗李世民，他親自為王羲之撰寫了一段御評，這就是《王羲之傳論》。唐太宗寫道：

“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唐太宗在《傳論》中還說到：

“所以詳察古今，精研篆隸，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

正是唐太宗李世民確立了王羲之的書聖地位，使得一千多年來中國書法有了以王羲之父子作為衡量尺度的美學標準。從唐朝之後，王羲之受到了歷代的推崇與宗法。

“書不入晉，固非上流；法不宗王，詎稱逸品”

，這就是說，學習書法如果不從晉人入手，就不能提高書法的品位；如果不遵從王羲之的法度，便不能得到書法的真諦。明代的項穆總結的這一評價書法的基本原則就是李世民所確立的書法理想境界。

虞世南長期在李世民身邊為臣，君臣之間經常在一起討論書法。虞世南相貌儒雅、身體瘦弱，然而他的書法卻是

“裾帶飄揚而束身矩步，有冠劍不可犯之色。”

李世民對虞世南的評價極高，稱讚他有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詞，五曰書翰。虞世南去世後，李世民悵然若失，嘆息沒有可以與他一起討論書法的人了。為了表示厚愛，他欽定將虞世南陪葬於為自己選定的陵寢——昭陵之內。由於酷愛書法而做出如此舉動的帝王，李世民堪稱千古一人。

李世民喜愛王羲之書法，下令在全國範圍內徵集王羲之的書作，一時間各地爭相獻上，魚龍混雜，真偽莫辯。於是，褚遂良便擔當起勘訂真偽的重任。

褚遂良深得唐太宗李世民的信任和器重。李世民病重時，召見了褚遂良，他說：“漢武帝寄霍光，劉備託諸葛亮，朕今委卿矣。太子仁孝，其盡誠輔之。”李世民借用了歷史上漢武帝向霍光、劉備向諸葛亮託孤的典故，向褚遂良託孤，請他盡心竭力輔佐太子。李世民又對太子說：“遂良在，爾毋憂”。

開明皇帝李世民對虞世南、褚遂良的情意感人至深，可是他對王羲之的推崇就不僅僅是帝王對於書法作品居高臨下的喜愛了。正是由於他的推崇，奠定了中國書法千年不變的審美標準。

這塊立於太原晉祠的石碑，是中國書法歷史上第一塊以行書書體的碑刻。在它出現之前，碑刻的書體僅僅限於篆、隸、楷書，而從沒有出現過行書。這塊碑的書家便是唐太宗李世民。可以看出，李世民的書法也是師出二王。李世民之所以把王羲之抬到“書聖”的地位上，是由於王羲之“力兼眾美，會成一家”，出神入化地將中庸思想形象化為書法藝術。王羲之能成為“書聖”應該說是歷史的選擇，李世民順應了這一歷史潮流。

王羲之《蘭亭序》區域性

因為喜歡王羲之的書法，李世民調動了各方面的力量，在全國範圍內搜尋。各地收集到的王羲之書作非常多，其中唯獨不見《蘭亭序》。唐太宗下令，無論如何要找到《蘭亭序》真跡。這幅南唐畫家巨然所畫的《肖翼賺蘭亭圖》表現的就是這一歷史故事。

為了執行李世民的命令，御史肖翼單人匹馬，奔波於崇山峻嶺之間，最終是他將《蘭亭序》從一個和尚手中騙到手，獻給了唐太宗。從此，《蘭亭序》找到了它的最後的歸宿。

公元975年，立朝三十九年的南唐便被北宋滅了，後主李煜在被宋兵攻破金陵而被迫投降，後來被毒死，僅僅活了四十一歲。李煜做皇帝昏庸無能，但他在藝術方面卻有著獨特的才華，是一個非常全面的藝術家。他擅長詩文、精通音樂、能書善畫。他的詩詞寫得非常好，語言生動，形象鮮明。“無語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李煜在詩詞書畫方面投入了很大的興趣，他創辦了歷史上最早的畫院，把當時的著名書畫家聚攏在一起，大家談詩論畫，揮毫潑墨。

李煜認為要創造好的書法、繪畫作品，必須要有高品質的筆、墨、紙、硯。

北京師範大學藝術學院美術與書法系主任秦永龍：“中國書法的表現除了文字構型和書寫的方法、技巧之外，它之所以能成為一種特殊的藝術，它和書寫的工具，就是我們說的文房四寶，筆墨紙硯，這是分不開的，這個東西主要是到了漢代以後，就是漢字隸變以後，到了今文字的時代，特別是到了魏晉這個紙張的使用更加普遍以後，那麼這個書法和筆墨紙就有直接的關係了。”

南唐巨然《秋山問道圖》

南唐畫家巨然的《秋山問道圖》，使用“李墨”點染出樹葉和小草，雖歷經千年，依然墨色明亮，層次分明，富有質感。北宋大書法家蘇軾就非常喜歡用“李墨”作書，被稱為天下第三行書的《寒食帖》至今墨色依然如新。

自古以來，名家作坊對於墨的製造方法是密不示人的，因此高質量的墨產量極少，真正李廷珪造墨產量就更加有限，能流傳下來更是絕無僅有。於是，乾隆皇帝命人整理了李墨的生產工藝，繪成《墨法集要圖》，再現了李墨的工藝流程，他還指使太監在宮中仿製李墨。

中國的書法逐步從甲骨、竹簡、絹帛、麻紙上走了下來，隨著宣紙生產技術的不斷提高，書法的筆墨變化更加出神入化，相得益彰。北宋大書法家蔡襄就是使用了由李煜命名的“澄心堂”所生產的宣紙後，寫了這封被稱為“澄心堂帖”的簡訊，信的內容是稱讚了宣紙的質量以後，進而表達了獲得這種宣紙的願望。

宋徽宗趙佶的《閏中秋月詩帖》

宋徽宗趙佶的荒淫無道是世人皆知的，然而在中國2000多年封建歷史上歷任的346位皇帝中他卻是最富藝術氣質、最才華橫溢的。

宋徽宗《紅蓼白鵝圖》

趙佶可以稱得上是一個“不愛江山愛丹青”的皇帝。在位期間他主持編纂了《宣和書譜》和《宣和畫譜》。僅《宣和畫譜》就有二十卷，包括二百三十一位畫家的六千三百九十六件作品。他的書法別具一格，筆畫瘦勁鋒利、屈鐵斷金，因此被後人稱為“瘦金體”，瘦金體的用筆特點是“橫劃收筆帶鉤，豎劃收筆帶點，撇如匕首，捺如切刀，豎鉤細長，個別連筆則如遊絲飛空”，在中國書法的歷史長河中以此面目示人的僅此一人。

宋徽宗《桃鳩圖》

宋代翰林圖畫院畫師們的平時畫作，大多是由趙佶親自命題，完成之後都由趙佶“御覽”。如果對一幅作品滿意的話，他會在畫上題寫詩文、簽名畫押。於是，後人把這些畫稱作為“御製畫”或“御題畫”。徽宗利用至高無上的皇權推進了繪畫的發展，使宋代的繪畫藝術有了空前的成就。

宋徽宗《竹禽圖》

這是北宋張擇端所作的《清明上河圖》，《清明上河圖》是現存古代繪畫中反映社會生活最豐富、場景最宏大，集人物、屋宇、舟橋、林木為一體的鴻篇鉅製。張擇端完成這幅歌頌太平盛世的歷史長卷後，首先將它呈獻給了宋徽宗。趙佶因此成為此畫的第一位收藏者。趙佶酷愛此畫，用他著名的“瘦金體”書法親筆在圖上題寫了“清明上河圖”五個字，並鈐上了他專用的雙龍小印。

帝王的喜愛，固然會提高書法地位，弘揚學習書法的風尚。但是有時帝王對於某一派書法的過於痴迷，對於書法的發展卻未必是一件幸事。清代中前期書法的發展，因為康、雍、乾三朝皇帝他們自己那一手標準規範“館閣體”的導向作用，使得發自明末的“館閣體”書法很自然就成為那一時期書法發展的主流。

宋徽宗《草書千字文》區域性

到清代後期，單一的“館閣體”書風已經難以滿足時人的審美要求，正所謂“物極必反”，一些有識之士對全國一體、千人一面的“館閣體”一統天下的現狀不滿。執政的嘉慶、道光皇帝也不像他們的前輩那樣一味僵化，無形之中網開一面，所以社會上有了“復古求新”的要求，希望開創新的書法風貌。當時以鄭板橋為代表的“揚州八怪”，由於仕途坎坷，於是在他們的心目中，那種為仕途而必備的“館閣體”書法就像令他們屢試不中的科舉制度一樣，逆反心理驅使他們對“館閣體”進行抵制和改造。之所以被人們稱之為“怪”，就是因為在他們的書畫中鮮明地表現出一種叛逆精神。

帝王的喜好勢必影響到臣下，清朝的閱卷官員便把書法的好壞作為科舉考試的一項重要標準，以此決定取捨。而好壞的標準也往往以皇帝的好惡為準繩。殿試是由皇帝主持的，能寫一手讓皇帝喜歡或感覺熟悉的字型，的確在閱卷時佔有優勢。狀元首先必須是書法優秀者。順治皇帝時，因為他喜歡歐陽詢，連續兩屆科考狀元都是歐體的優秀書家。康熙皇帝喜歡王羲之父子的書法，於是就有三屆狀元書宗二王。

王獻之《中秋帖》

北京大學藝術學系教授徐寒：“縱觀這中國歷史，封建帝王之施政，不外就兩件事，文治與武功，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這不文啊便被揶揄，這文治對於皇帝來說當然包括著許多非真正的內容。而它的象徵便是詩、文與書法，能書表示的是文化素養與文明程度。幾乎所有的帝王都要沾上書法的邊。對於帝王而言，書法當然不完全是一般意義的藝術活動。古人道，言之無文則行之不遠，要行之致遠感人至深。這就不僅要求文辭美，還要書法美，方能誦之賞心，觀之悅目。因此，對於統治者來說，書法就更具有宣教和服務的作用。”

如果我們對歷代引領時代書風的扛鼎書家進行一番梳理之後，就會發現一個共同的特點，歷朝歷代最傑出的書法家幾乎都集中在朝廷周圍，他們的背後就站著最高統治者。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古代那些最負盛名的書法大家無一例外都是當朝著名的官吏、文人或者高僧。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各朝各代的書法家數不勝數。但是我們今天所能看到流傳下來的作品創作者中幾乎沒有布衣白丁。能被稱之為大書法家的都是身份顯赫、地位崇高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