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熊之間：從熊羆入夢到見熊有火

數千年來，中國人對熊的印象可謂跌宕起伏。從最早的神熊崇拜，到以熊為氏，再到夢熊的吉兆，乃至後來寓意朝廷政治清明，以及寄託於熊的“不死之身”以求永生，古人對熊都鍾愛有加；但與此同時，帶有政治失敗色彩的死而化熊，以及拆“熊”字為“能火”的凶兆，又讓人們“談熊色變”，近代以來甚至將熊作為西方列強之一的寫照。這其中既有充滿想象力的浪漫色彩，又有對現實的理性關照，讓熊的形象成為中華文化史的獨特見證。

圖1：“女神廟”遺址出土熊爪泥塑件和第十六地點一號冢M4出土玉鳳，牛河梁國家考古遺址公園藏，任疆 攝早在中華文明的起源階段，熊是我們祖先最早的圖騰崇拜之一。在公元前3500至前3000年的新石器時代晚期，紅山文化的“女神廟”中便出現了泥塑的熊和鳳凰（注：牛河梁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將其殘件介紹為鷹，似不妥，可對比參照第十六地點一號冢4號墓出土的玉鳳，見圖1）。先民們對於熊冬眠的樸素認知，將熊視為與涅槃重生的鳳凰一樣擁有長生不死之身，因而才有了最初的神熊崇拜。正因如此，有學者認為作為紅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玉器之一的“玉豬龍”更準確來講應當是“玉熊龍”，是由一隻冬眠中的熊的形象抽象而來（圖2）。到了炎黃時代，黃帝所領導的部落以“有熊”為名號，據西晉皇甫謐《帝王世紀》所載：“受國於有熊，居軒轅之丘，因以為名，又以為號。有熊，今河南新鄭是也”，一方面說明當時中原一帶有熊出沒，另一方面或許是早期神熊崇拜的延續，後來黃帝部落又以國為氏，“黃帝有熊國君，號曰有熊氏”（唐代張守節《史記正義》）。

圖2：熊冬眠（左）與牛河梁遺址出土玉玦形龍（遼寧省博物館藏）對比圖

圖3：熊首玉人，劍橋大學菲茨威廉博物館藏到了堯舜時代，堯以治水不利為名將鯀處死，鯀的魂魄便化身為黃熊，據《禮記正義·卷十二·王制第五》所載，“昔堯殛（jí，殺死）鯀於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於羽淵”，鯀的魂魄之所以化身為黃熊，與上古時代的神熊崇拜不無關聯。後來禹成功治水，因此當上了部落首領。上海博物館藏楚國簡《容成氏·簡20》記載道，“禹然後始為之號旗，以辨其左右，思民母惑。東方之旗以日，西方之旗以月，南方之旗以蛇，中正之旗以熊，北方之旗以鳥”，禹號令天下四方所使用的旗幟中，代表其部落所處天下之中的旗幟上便是熊的圖騰。禹治水後分封功臣，楚國的先祖被封到了熊地，南宋羅泌在《路史·後紀》中記載道，“伯禹（注：禹代鯀為宗伯，故稱“伯禹”）定荊州，季羋實局其地。生附敘，始封於熊，故其子為穴熊”，從附敘的兒子開始便以熊為氏，於是後來楚國的國君名字中也多半都帶有熊字。

商周時期，歷史文獻中多有進獻熊的記載。周文王早年被商王帝辛羈押在羑里城，散宜生散盡千金購得一隻黃熊獻給商王，商王大喜之下便免除了周文王的罪責，《淮南子·道應訓》中記載了此事：“紂拘文王於羑里。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黃羆，以獻於紂。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需要注意的是，古人所說的熊、羆並不是現代生物學意義上的不同亞種，而只是雌雄或體型的區分：“熊是其雄，羆則熊之雌者，羆力尤猛而甚害人”（《爾雅翼·卷十九》），“小者為熊，大者羆”（《欽定盛京通志·卷十五》）。周成王在位（前1042-前1021年）時，周邊少數民族部落曾向周天子進獻熊，據《天中記·卷六十》引《周書》所載：“成王時東胡獻黃熊”，“成王時不屠國進青熊”。在周代，夢見熊是一種吉兆，最有名的便是“飛熊入夢”的故事，據宋元話本《武王伐紂平話》所載，“卻說西伯侯（即周文王）夜做一夢，夢見從外飛熊一隻，飛來至殿下。文王驚而覺……有周公旦善能圓夢。周公曰：‘此要合注（即註定）天下將相大賢出世也’”，周文王夜夢飛熊，後來聽從周公指點，“乘駟馬車出獵，巡狩尋賢”，最終遇見了大賢姜子牙。《詩經·小雅·斯干》是一首慶賀西周貴族宮室落成時的歌辭，裡面也歌頌了夢熊的吉兆：“吉夢維何？維熊維羆……大人佔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夢熊預示著生兒子，將來就可以成為君王：“乃生男子，載寢之床，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夢熊生君王的吉兆甚至影響到了一千多年後，東晉十六國時期前秦的開國皇帝苻健便是其母夢大熊而生。

在周禮中，熊是勇武善戰的象徵，據《春秋左傳正義·卷五》所引《周禮·考工記》，“熊旗六旒，以象伐”，意思是繪有熊的形象的旗幟有六條飄帶，代表了象徵戰爭攻伐的伐星。《周禮·夏官司馬·大司馬》中記載了當時所實行的九旗制度，即九種不同旗幟代表不同身份：“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而《周禮·春官·司常》中九種旗幟上的圖案進行了描述，即“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旜，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旌”。東漢劉熙在《釋名·釋兵》中解釋道，“熊虎為旗。軍將所建，象其猛如虎，與眾期其下也”，軍中將帥的旗幟上畫有熊、虎圖案，他們所率領的軍隊會合在旗下，熊和虎的形象代表了必勝的信念：“虎、豹、熊、羆，鷙（zhì，兇猛）而無敵，有必勝之理也”（《商君書·畫策》）。

除此之外，熊皮還出現在周代禮儀中。在大射禮（關於“大射”禮參見拙作《人豹之間：從君子豹飾到豹獵歸隱》）中，諸侯所使用的是熊皮箭靶，據宋代聶崇義的《三禮圖集註》所載，“王大射，司裘亦共熊侯，此助祭諸侯所射之侯也，亦以熊皮飾侯側，兼方制其鵠（即靶心）”；在鄉射和燕射禮中，天子用的則是熊皮靶，據《三禮圖集註》所載，“鄉射記曰：‘凡侯，天子熊侯，白質’……白質者，謂以蜃灰塗之，使白為地，正面畫其熊之頭狀，亦象正鵠”，將蜃殼製成的灰料將箭靶塗成白底，上面還要畫上一個熊頭作為靶心，“王燕射……天子諸侯特射熊麋之首”。與此同時，用熊皮製成的席子也是周天子出外打獵時所使用的坐席，據《周禮·春官》所載，“甸役（賈公彥疏，‘甸役，謂天子四時田獵’），則設熊席，右漆幾”。後來到了春秋時期，禮崩樂壞，諸侯也可以使用熊皮了，據《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五》所載，衛靈公有一年冬天要開鑿護城河，宛春勸諫道，“天寒起役，恐傷民”，衛靈公就問“天寒乎？”宛春回答道，“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灶，是以不寒”，衛靈公身穿狐裘，坐在熊席上，房間角落裡還點著火爐，當然不冷了。另外，或許是受到上古以來神熊崇拜的影響，熊被人們賦予了逐疫驅邪的神力，以方相氏身披熊皮的方式出現在驅疫儀式中，據《周禮·夏官·司馬下》所載，“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儺，以索（即藏匿）室驅疫”，鄭玄在《周禮注》中解釋道，“冒熊皮者，以驚驅疫癘之鬼”。另外，熊皮帽還是周天子出行儀仗先導隊伍的裝束，據《爾雅翼·卷十九》所載，“熊……以皮為冠，執罼者冠之，謂之‘旄頭’，乘輿之出則前旄頭而後豹尾”，熊皮帽取熊出行在外不會迷路的寓意：“熊出而不迷，故開道者首熊以出焉”。

春秋時期，熊作為鯀的化身出現在諸侯和卿大夫的夢裡，便帶有了一種不祥之兆。《左傳·昭公七年（前535年）》中記載了晉平公（前557年-前532年在位）臥病三月不起，睡夢中便夢見了黃熊，出訪晉國的鄭國大夫子產解夢道，“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為夏郊（即祭祀天地），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病症痊癒）”，原來晉平公之所以患病是因為晉國作為諸侯國的盟主，卻沒有像夏、商、周那樣盡到祭祀鯀的義務，於是黃熊託夢提示，後來韓宣子急忙安排在夏郊祭鯀，晉平公這才病體痊癒。晉定公十二年（前500年），晉國執政趙鞅患病不省人事，睡夢中也夢見了熊，據《史記·趙世家》所載，“簡子（即趙鞅）寤（睡醒），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sì，匣子），皆有副（首飾）。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趙鞅夢見在天帝居所玩樂，一熊一羆過來找他，天帝便讓他射殺了它們，賞賜他兩個盒子和他兒子一條翟犬。不久，趙簡子路遇一位奇人為他解夢：“帝令主君滅晉二卿，熊，其祖也……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翟犬者，代之先也”，原來殺熊預示著趙鞅滅掉範氏和中行氏，而翟犬則預示著趙鞅的兒子日後攻滅代國。此外，天帝還告訴他，“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也預示了晉國的國祚。

圖4：熊形石嵌飾，海昏侯國遺址博物館藏到了漢代，西漢廢帝（即第一代海昏侯）劉賀白日做夢中看見了熊，也預示著他短命的皇帝氣數。據《漢書·五行志》中所載，“昭帝時（前87年-前74年），昌邑王（劉）賀聞人聲曰“熊”，視而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郎中令龔遂，遂曰：‘熊，山野之獸，而來入宮室，王獨見之，此天戒大王，恐宮室將空，危亡象也。’賀不改寤，後卒失國”。龔遂一語成讖，劉賀只做了27天皇帝就慘遭廢黜，成為漢代在位時間最短的皇帝，後來還被迫離開了自父輩起便一直生活的繁華的昌邑，移居到了豫章（今江西省吉安市以北地區）的一片澤國，這種昔日的天降異象想必在劉賀的心目中留下了揮之不去的陰影，在他的墓裡便發現了一件熊形石嵌飾的神情舉止中便處處透著狡黠和詭異（圖4）。

圖5：南陽新野出土畫像磚上的熊、鳳和雙龍穿璧，河南博物院藏

圖6：南陽新野樊集鄉出土畫像磚拓片（區域性）上的羿射、熊和蟾蜍、伏羲女媧形象，河南博物院藏遠古神熊崇拜中人們在熊身上追求永生的寄託在漢代得以迴歸，當時社會普遍崇尚死後昇仙的思想，於是紅山文化中象徵不死的熊、鳳形象出現在了墓葬的畫像磚上（圖5）。另外，此處熊與蟾蜍的一同出現也加強了熊原本所帶有的不死寓意，據黃暉《論衡校釋附編一·論衡佚文》所載：“羿請不死藥於西王母，羿妻嫦娥竊以奔月……託身於月，是謂蟾蜍”；在熊和蟾蜍的下方還出現了伏羲、女媧交尾的形象（圖6），其中也同樣蘊含著陰陽交合以生萬物，代代不息的“永生”含義。

圖7：武士鬥熊畫像磚，河南許昌博物館藏在現實生活中，熊是漢帝國宮苑中畜養的野獸。漢元帝時曾發生了熊從虎圈跑出來驚動聖駕的事故，據《漢書·卷九十七下》所載，“建昭中（前38年-前34年），上幸虎圈鬥獸，後宮皆坐。熊佚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等皆驚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馮婕妤捨命護駕的事蹟被收錄於《列女傳》而流傳後世。除虎圈外，最著名的當屬長楊宮射熊館，該館最早為秦昭王所建，漢成帝在位時，曾觀胡人在此鬥獸，據漢代揚雄《長楊賦》所載，“明年（注：《漢書·卷八十七下·揚雄傳下》引漢書成紀雲：元延二年（前11年）冬，幸長楊宮，縱胡客大校獵是也），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驅漢中，張羅網罝罘（fú，捕獵用網），捕熊羆豪豬，虎豹狖（yòu，一種黑色長尾猴）玃（jué，一種似獼猴的大猴子），狐兔糜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網為周阹（qū，圍獵野獸的圈），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漢成帝向胡人誇耀中國禽獸眾多，徵發百姓去終南山捉回各種野獸，放到射熊館中讓胡人徒手與之搏鬥（圖7）。後來，射熊的傳統從北魏、唐、遼、金，一直延續到清代。《魏書·太宗紀》中記載了北魏明元帝拓跋嗣在神瑞二年（415年）北巡途中射殺了一頭白化熊：“（夏四月）辛酉，次於濡源（今河北省張家口市沽源縣），築立蜯臺。射白熊於頹牛山，獲之”；唐代李商隱在《獻侍郎鉅鹿公啟》中也有“柏臺侍宴，熊館從畋（tián，田獵）”的記載。

狩獵得到的熊皮有一部分被做成了蔽泥（馬鞍下的墊子，用於遮蔽塵土泥沙），據《西京雜記·卷二》中所載，“後得貳師天馬，帝……以綠地五色錦為蔽泥，後稍以熊羆皮為之”，當貳師將軍李廣利從大宛國帶回了汗血寶馬，漢武帝就命人將熊皮做成了蔽泥，“（熊皮）皆長二尺者，直百金”，當時的蜀郡富商卓文孫擁有熊皮蔽泥多達百餘雙，於是漢武帝“詔使獻二十枚”；還有一部分被做成了熊席，在繼天子、諸侯所用之物後，又為達官顯貴人家的女子所鍾愛，據《西京雜記·卷一》所載：“趙飛燕女弟居昭陽殿，中設綠熊席，席毛長二尺餘，人眠而擁毛自蔽，望之不能見，坐則沒膝，其中雜燻諸香，一坐此席，餘香百日不歇”，皇后趙飛燕的妹妹、漢成帝的寵妃趙合德喜歡臥於熊席之上，再後來，古樂府中所記載的歌女莫愁嫁到豪富盧家後，亦是“膝坐綠熊席，身披青鳳裘”（唐代寒山《詩三百·三首》）。

圖8：鎏金熊形青銅鎮，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在漢代，赤熊還是朝廷政治清明的象徵，據《太平御覽·獸部·卷二十》轉引漢代佚名《孝經援神契》所載，“赤熊見則奸佞自遠”；《金石索·石索四·武氏石室祥瑞圖二》所收錄的修建於東漢桓帝建和元年（147年）的武梁祠畫像題銘中也有“赤羆，仁奸明則至”的記載。或許正因如此，後來的漢代席鎮中也出現了熊的形象，比如上世紀五十年代出土於安徽省合肥市的青銅熊鎮，此時的熊早已擺脫了漢廢帝劉賀墓裡的熊的那種詭異，而是一種憨態可掬的蠢萌形象（圖8）。除此之外，這樣的形象也出現在器物足上（圖9）。

圖9：鎏金熊形器物足，合肥市文物管理處藏赤熊的政治寓意一直延續到南北朝時期，當南朝梁武帝改革宮廷樂制的時候，作為宮廷雅樂的“十二案鼓吹”中，熊羆便成為了樂案上唯一的裝飾形象。據《文獻通考·卷一百三十九》中所載，“梁武帝始設十二案鼓吹，在樂懸（周禮中宮廷正樂有關鍾、磬樂器設定數量和方位的樂制）之外以施，殿庭晏饗用之，圖熊羆以為飾”。到了隋朝，“隋煬帝更於案下為熊、羆、、豹騰倚之狀，象百獸之舞，又施寶幰於上，用金彩飾之。奏《萬宇清》、《月重輪》等三曲，亦謂之‘十二案樂’”，隋煬帝在熊羆之外增加了、豹的形象，以與《尚書·舜典》中“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相附和。後來到了唐代，“十二案鼓吹”的樂案裝飾重新迴歸了熊羆形象，據唐代段安節《樂府雜錄·熊羆部》中所載“其熊羆者有十二，皆有木雕之，悉高丈餘，其上安版床，復施寶幰，皆金彩裝之。於其上奏雅樂，含元殿方奏此樂也，奏《唐十二時》《萬宇清》《月重輪》三曲，亦謂之‘十二案’。”後來五代時期，據《宋史·志第七十九·樂志》所載，由於當時的分裂政權都是“三、五之興”，所以導致了“禮樂不相沿襲……禮樂之器淪陷”，於是乾德四年（966年）春，宋太祖趙匡胤“始令有司復二舞、十二案之制……其制：“設氈床十二，為熊羆騰倚之狀，以承其下；每案設大鼓、羽葆鼓、金錞各一，歌、簫、笳各二，凡九人，其冠服同引舞（即舞樂開頭部分）之制。”

從宋代一直到清代，熊因為拆字為“能火”而被視為火災的凶兆。中國歷史上發現熊有“能火之應”的第一人是宋高宗時擔任開府儀同三司（注：一品文散官）的高世則。據《陶朱新錄》所載，“紹興（南宋高宗年號，1131年-1162年）己酉，永嘉（今溫州市永嘉縣）火災，前數日有熊自楠溪之江滸躍入小舟，渡至城下。初不懼人，命獵士殺之。時高開府世則寓城中，謂其倅（同“卒”）趙允蹈曰：‘熊於字為能火，郡中宜慎火。’趙笑不以為然，果延燒官民舍十七八，獨州治存焉”。明代弘治年間，一位地方官根據高世則的歷史經驗成功預測了火災。據《明史·五行志三》所載，“（弘治）十一年（1498年）六月，有熊自西直門入城，郎中（注：正五品官員）何孟春曰：‘當備盜，亦宜慎火’……是年，城內多火災”，當時的官員就是。後來萬曆年間，《定州志》中也記載了“萬曆十三年（1576年）秋八月，有熊入州境，熊自西山來，至於位村（位於今北京市房山區青龍湖一帶），獲之，是後多火災，人以為熊‘能火之應’”。後來到了崇禎末年，“見熊有火”又再度發生。時任上猶縣（今江西省贛州市上猶縣）知縣的周嬰後悔沒能根據歷史經驗加以預防，導致大火從正月初一一直燒到了三月，後來周嬰在《巵林·卷五》中詳細記載了此事：“崇禎壬午（1642年）歲杪（即歲末），上猶南鄉民於大林中搏得一熊，舁（yú，多人共舉）致堂下，邑民聚觀……致予答言：‘此熊耳，亟當慎火。’半月許，為癸未元日朝賀畢，次詣學宮，忽見城東火光燭天，出視之，已延燒百餘家，幾及縣門而止，隨而處處火起，廨中亦災，禜禳（yǒng ráng，祭祀禳災）於百神，三月乃息。餘亦偶憶‘能火’之言，不知其又驗也。”到了清代，孔劍秋在《心向往齋謎話》中轉引《揚州營志》載，“新城緞子街一帶鋪戶，每於晚間發見黑人在屋上跳躍往來，或疑是竊賊，執梃捕之，旋復不見。有人曰：此‘熊’也，‘熊’為‘能火’，祝融氏將稅駕（tuōjià，解下駕車的馬）而來耶？未幾，其地果成焦土。”

正因熊有“能火之應”，所以在宋明兩代並不見皇室有獵熊的記載，反而是北方少數民族政權頗好射熊。北宋年間，遼國的契丹皇室，不僅皇帝喜好獵熊，甚至皇太后也能射熊。據《遼史·興宗本紀》所載，“重熙五年（1036年）九月癸巳，獵黃花山，獲熊三十六，賞獵人有差”；《遼史·卷二十二·道宗本紀》載，“（清寧）八年（1062年）……秋七月甲子，射熊於外室剌”，“鹹雍元年（1056年）……秋七月丙子，以皇太后射獲熊，賞賚百官有差”；《欽定續文獻通考》載，“（大康）九年（1083年）……九月射熊於白石山”。金國的皇室也同樣喜好狩獵，據《遼史·天祚皇帝本紀》所載，“（天慶二年，1112年）二月丁酉……（完顏阿骨打）其弟吳乞買、粘罕、胡舍等嘗從獵，能呼鹿，刺虎，搏熊。上喜，輒加官爵。”金太祖完顏阿骨打的弟弟們曾陪同遼國末代皇帝耶律延禧一同狩獵，他們刺虎搏熊的本領讓天祚帝大喜過望，也因此受到了加官晉爵的賞賜。

圖10：郎世寧等繪《乾隆皇帝殪熊圖》軸，故宮博物院藏在清代前中期，狩獵作為帝國對外彰顯武力最直接有效的手段，不論是最初的盛京行圍還是後來的木蘭秋彌，皇室成員能獵得熊是一種無上的榮耀（圖10）。據《欽定盛京通志·卷十五》所載，皇太極“甲戌（即天聰八年，1634年）行圍，並曽殪之，羆重千餘斤，熊亦及半”，皇太極後來把兩張最大的“羆皮”掛在宮殿裡，民間據此杜撰出了“鎮殿侯”的傳說。滿清入關後，每年定期舉行木蘭秋彌，正如康熙帝所訓示的那樣：“圍獵必講武事，必不可廢，亦不可無時。（《清實錄·康熙朝實錄·卷一百二》）”。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八月己未，康熙帝與御前侍衛回顧自己一生行獵所得：“朕自幼至今、凡用鳥槍弓矢、獲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清實錄·康熙朝實錄·卷二百八十六》）後來雍正帝即位，終日忙於朝政，並且厭惡殺生，所以其在位的十三年間中斷了木蘭秋彌，但他仍勉勵後世子孫“當遵皇考所行習武木蘭，毋忘家法”（《清實錄·乾隆朝實錄·卷之一千一百六十四》）。乾隆帝小時候曾跟隨康熙帝參加木蘭秋彌，一次射熊的經歷成為了他一生最深刻的記憶，《欽定熱河志·卷四十六》對此有翔實的記載，在乾隆帝晚年還曾感念此事，“家國詰戎矢弗諼（國家整備軍事莫不敢忘），五十三年事重憶射熊，於此始承恩”。然而，道光帝即位後，於道光四年（1824年）正月上諭內閣“再今歲秋獮木蘭，允宜遵循成憲，肄武綏藩，然不可不審度時事，量為展緩（《清實錄·道光朝實錄·卷之六十四》）”，國力的衰微讓道光帝不得不暫停了木蘭秋獮，直至清末也再沒有恢復。當熊的形象在清晚期再度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時，它不再是祖先的圖騰，亦不是帝國的赫赫武功，而是成為了《東亞時局全圖》中外國勢力（即俄國）的象徵（圖11）。

圖11：謝纘泰繪《東亞時局全圖》（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