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塊手錶，即是我的輕奢生活

去歐洲旅遊，啟程前就想好了，國內什麼都不缺，不要到了歐洲買了“中國製造”回來。諮詢去過的朋友，說是到了瑞士，表是可以買一塊的。於是暗下決心，到了瑞士就買塊瑞士表回來，應該不會有假貨。

在歐洲轉悠了五六個國傢什麼也沒買，確實沒什麼可買的。到了瑞士，導遊介紹說，這地方手錶不叫手錶，叫“腕錶”。導遊也是一直“腕錶、腕錶”的跟我們介紹，起初還以為是“萬表”，後來才搞清楚是“腕錶”，“腕”字我讀第三聲，人家讀去聲，所以誤會。導遊進一步解釋說，賣場裡有華語導購員，不用擔心語言不通。這些華語導購不一定是中國人，有可能是紐西蘭的華人或是生活在瑞士的第二代或第三代外籍華人，也有從中國臺灣或是香港來的，能講點華語就成了導購。說買手錶，人家就知道你是從中國大陸來的。

可是，在我的記憶裡以及所有的詞彙裡，只有手錶，沒有“腕錶”。

但我最初的手錶，確實又是畫在手腕上的，是名副其實的“腕錶”。

這是在上小學的時候，老師教我們認時間，用硬紙殼做了個大的錶盤，上面安了可用手撥動的時針和分針，轉著圈地向我們提問：“這是幾點幾分呀？這個呢？”我們也注意到了，老師手上也沒有表。怎樣掌握上課或是下課時間呢，全靠值周老師上課急促地搖鈴，下課懶懶地敲鐘。

因為這是幾十年前的事。那時候手錶是很金貴的，普通家庭有鐘錶的不多，如果擁有一塊手錶，那是很值得炫耀的事。受到老師的啟發，也是出於對手錶的嚮往，我們就把表畫在手腕上。用墨水瓶蓋按在手腕上畫個圓，再把圓等額分成四份，寫上12、3、6、9，在每一份上畫5根短線代表分鐘的刻度，然後再畫時針和分針，最後是繞著手腕畫表帶。雖然跟真表相比相差甚遠，但一群毛頭娃娃還是一有時間就擠在一起，比比誰的錶盤圓誰的走針直誰的錶帶有花紋；也有相互故意問對方現在幾點了，對方也就煞有介事地挽起袖子裝模作樣地看一下，隨口說幾點幾分了，另一個說你的表不準，應該是幾點幾分了，模仿當時有表一族的作派，顯然是一種少兒遊戲罷了。

上初中後，有個同學把他父親的表偷來戴了兩天，我們都圍著他轉了。你摸摸他戴戴，十幾個同學輪了個遍。因為我們兩家是一個寨子裡的，從家裡出發就看是幾點幾分，到了學校又看是幾點幾分。也就是那次，我知道從家到學校要走45分鐘，從學校回到家也要走45分鐘。到了高中時，擁有手錶的老師們也多起來，幾乎成了標配。我們班到學校“五七農場”勞動，老師有事不跟我們到地裡時，就把手錶讓我帶著去，好掌握勞動時間和休息時間。我可不敢把手錶戴在手上，只是裝在兜裡，生怕把老師的表碰壞了，思想壓力不小。

高中畢業後回到農村，我當了拿工分的老師——民辦老師。學校分為小學部和初中部，中間隔著一條小河，距離八百米左右，上課下課統一聽小學部的鐘聲。遇上颳風下雨，那鐘聲就聽不真切，常常是該上課了學生還在院子裡玩著，該下課了該講的還沒講完。初中部大多是民辦老師，我們一月的伙食補助費是十二元五角，當時一塊上海表是125元人民幣，攢錢買表沒那麼容易。何況有的民辦老師已有家室，要養家餬口，買表是天方夜譚。

為了準確掌握上下課時間，我先是買了個馬蹄鍾，鐘山牌的。錶盤上一隻老母雞帶著兩隻小雞一刻也不停地啄食，咔嚓咔嚓聲在課堂上很響亮。偶爾也有上錯鬧鈴的時候，正上著課叮鈴鈴一陣亂響，鬧得學生一激靈，還以為蘇修或者美帝打過來了，我一把拍了過去，關了鬧鈴，同學們明白過來後又哈哈大笑。於是暗下決心，一定要買一塊表。

一年後，東拼西湊花125元買了一塊上海表，那是我一年的生活補助費。當時買表很難，有錢也不一定買得著。因為按規定買表不僅要票證，還需要單位審批後加蓋公章，商店才予以受理。辦完審批手續後，我得到一張購買通知單，上面是這樣寫的：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而且越來越好，市場活躍穩定。近年來手錶的生產和供應雖不斷上升，但還不能滿足人民生活日益增長的需要。為了突出無產階級政治，打擊投機倒把，防止階級敵人的破壞搗亂，本店對手錶供應採取“定額分配，憑票供應”的辦法，以便更好地為人民服務。凡屬叛徒、特務、黨內走資派，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反革命資產階級分子和反革命知識分子概不供應，請你單位在發放票證時嚴格按此原則處理。此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敬禮！

用今天的眼光來看這樣的事情是有些難以理解，但在當時卻是天經地義的。我出身貧農家庭，縣供銷社主任是我姨爹（辦審批手續其實也是走過場），他放心這塊手錶不會落到“地、富、反、壞、右分子”手裡，而且是賣給非常土氣的“人類靈魂工程師”，雖說當時那叫“走後門”，他也不怕擔責。記得手錶買回來後，左看右看橫看豎看，時不時把手錶貼在耳朵上，凝神細聽全鋼手錶的鋼音，那種欣喜的感覺真的無法形容。還特意買了塊手帕，不戴時取下來用手帕擦淨汗漬，認真包裹好，睡覺時壓在枕頭下，輕微而清晰的走時聲伴我入眠。

這塊手錶陪伴了我10多年，沒有修過。因為隨著時代的進步，出現了電子錶，後來是石英錶，不用上弦，走時還準。有了手機之後更覺得戴手錶沒有必要，就把“老表”置入箱底，幾近遺忘。好在記憶還在，而且是非常美好的記憶，再拿出來戴時，因“老表”年邁而走時不準，於是乎就拿到鐘錶店裡修。

說到鐘錶修理店也有很大變化。過去鐘錶修理店，店員都有一個四方形的桌子上套著玻璃框，玻璃上會掛著待修的或是修好的鐘表。桌子上有小抽屜，每個抽屜裡裝著修理的工具和各個不同品牌鐘錶的配件。師傅修理鐘錶要先聽聽聲響，然後將鐘錶拆開檢視遊絲，時間快慢調整全靠遊絲，或者用油壺在需要補油的地方補油，增加潤滑。問題嚴重的要把表上所有零件都拆了清洗再安裝起來，修好後還要再觀察幾天，走時準確，才發還顧客，一絲不苟……

現在修表就簡單了，就是換電池而已。如果是好的機械名錶不容易壞，壞了也不容易修，修了也不會好，畢竟有這種技術的老師傅在世的也不多。在保山真正以修表為單一業務的店已經沒有了，最後一家是在陸家巷的“鐘錶門市老店”，看到在眼皮間卡著放大鏡的老師傅，歷史陳舊氣息撲來，與巷外繁華恍如隔世。本以為這樣的鐘錶店在保山已經絕無僅有，想不到在2017年中也關門了，成了水果商店。原因是修一塊老式手錶收費不可能太低，修理費可以買一塊全新的石英錶了，還不用上發條，真正是修不如買了。現存“修表”的地方是在理髮店或是什麼商鋪門口擺個小櫃，上面有“修理鐘錶”字樣。有的與刻章、補鞋合二為一，其實就是換換錶帶或是電池，跟傳統意義上的修鐘錶完全不一樣了。雖說在物質生活極其豐富的今天，浪琴、梅花、英納格，進而歐米茄、帝舵以至勞力士這些名錶，其足跡已遍及各大商場的專櫃。而舊式的鐘表修理行業，隨著時間的流逝，輝煌慢慢地只留在老一代人的記憶裡了。

世界上的第一塊腕錶是1868年由百達翡麗專為匈牙利一位伯爵夫人制造的，百達翡麗也因製造了世界上第一塊腕錶而顯示出品牌實力。半個世紀之後的1904年，卡地亞針對“飛行員在駕駛過程中掏出懷錶非常不便”這一實際問題，與製表商積家合作，設計出了用皮帶扣綁在手腕上的款式，成為真正的現代腕錶的開端。

不管怎樣，作為記錄時間的工具，手錶自誕生之日起便為世人所著迷。每一款手錶無論是簡樸凝重，還是高貴奢華，它們都以獨特的方式演繹著自己的人生。雖說如今顯示時間功能的物件比比皆是，手機、電腦、車裡的顯示屏，但我還是漸漸地意識到，作為一個男人，應該有一塊好一點的表。女人看包，男人看錶，於是才有了本文開頭的那個打算，到了瑞士就買了一塊瑞士表，算是自己買給自己的紀念品。

瑞士是手錶王國，有一千多個手錶品牌，在中國聽說過的也就那麼十幾種。人們就說到了瑞士看山看水看腕錶，在瑞士首都伯爾尼，到處都是賣表的商場，特別是在瑞士中央銀行附近，如同菜市場一般，感覺瑞士就是用腕錶堆砌起來的。

這次歐遊的團友，都跟我一樣是有個歲數的人，事實證明與我擁有一樣想法的人不在少數。到了瑞士後，幾乎每個團友都買表，不是買給自己就是買給親人或替朋友買，相似的生活閱歷，讓我們“英雄所見略同”了。

與四十年前買上海表不同，那是工作需要，現在買表，是在追求老來的輕奢生活。輕奢生活與財富多寡無關、與地位高低無關，但與年紀有關。我們早就不是“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而是那午後的陽光，西下的夕陽。買一塊好一點的表，看秒針在錶盤裡急促地趕路，我們反而不急了，慢悠悠地泡上一壺茶，就坐在那午後的陽光下，在等待夕陽西下時，看錶鏈上折射出的這個時代社會執行的軌跡，也是對那段從無表到有表相關生活的追憶。

作者：高 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