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富濟貧”，帝國主義發展不平衡，讓貧窮的德意日決定武力搶奪！

曾經有位非常著名的經濟學家，舉了個形象的例子來形容希特勒帝國的發展觀。

在自由貿易的世界裡，一個人想喝咖啡，但同時自己不是一個咖啡種植者，他就必須購買它，無論他是德國人、義大利人還是一個哥倫比亞人，它必須能為他人提供某種商品或服務，把掙到的錢的一部分用來花在想要的咖啡上。

就一個在自己國內不生產咖啡的國家而言，意味著出口商品或資源以支付進口咖啡所需的費用，但是希特勒、墨索里尼不想以這種方式解決問題，他們想要的是兼併生產咖啡的國家。

這個例子可以解釋一切侵略的本質——資源。

如果細看二戰的爆發，我們可以看到，就當時國際而言，經過一戰世界確立了《凡爾賽和約》秩序後，整個世界分為兩類國家：“有”的國家與“無”的國家。

任何一個國家想實現經濟上的自給自足，必須具備的一個前提條件是擁有或支配廣闊的資源豐富的領土。

要麼像英國法國那樣，雖然本國領土、資源、市場有限但卻擁有遍佈全球的帝國，勢力範圍和保護國要麼像蘇聯和美國那樣，雖沒有或很少佔有殖民地但本身卻擁有廣裹的資源、豐富的領土和國內廣大的市場，這就是“有”的國家。

然而，快速工業化的德國、義大利和日本要麼殖民地被剝奪殆盡，要麼佔有有限的殖民地，與那些“富裕”的帝國相比，它們則是“無”的國家。

二戰前夕，英、法、美控制的地球資源的70%和3000萬平英里的土地，這種富裕的現狀，當然是它們透過包括一戰在內的一系列戰爭所取得；

另一方面德國、義大利、匈牙利和日本則只控制15%的資源和100萬平方英里的領土。這種“不公平”的分配結構不能不引起所謂的‘無’的國家的不滿。就像阿諾德·湯因比觀察的那樣，

“由於財富在‘有’的國家和‘無’的國家之間的分配精神上或物質上的極端不平等，大國間面臨著戰爭風險。”

為什麼這些“無”的國家會不滿？或者說為什麼它們執意要擁有多的資源呢？這就涉及到“自給自足”思想了。

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世界曾爆發了一場罕見的經濟危機，如今我們將那次危機稱作“大蕭條”時期，大蕭條時期，各個帝國社會都遭受了巨大沖擊，但相對來說，資源越豐富的國家，所受到的波及會越輕，因為它們可以“自給自足”。

經過大蕭條後，各國領導人為了免受世界經濟波動的影響，愈發重視“自給自足”思想，即：一國應儘可能地在自己國內生產、提供食物和工業需求及其進口替代品。

由此，希特勒提出“生存空間”和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口號，實際上就是為追求經濟獨立的反應。因而，這一時期，法西斯國家的擴張受到實現經濟“自給自足”思想的推動。

然而經濟“自給自足”理想的實現，則要求擁有廣闊的富有資源和人口的領土，於是德國謀劃自己的生存空間帝國主義下的“歐洲新秩序”，日本尋求建立自己的“大東亞共榮圈”，而義大利則欲重溫昔日“羅馬帝國”的夢想。

但此時，世界格局已經固定，有殖民地“富裕”階層，無殖民地的“貧困”階層。墨索里尼就抱怨到，世界已經分為“有產”。和“無產”兩個型別的國家。

英國、法國和美國是擁有富裕的資源可供支配的富有國家，而德意日資源貧乏、沒有更多的國際財富，並且一直處於被“有產”國家拒絕原材料和市場的危險中。

日本首相近衛為大東亞共榮圈辯解時說，

“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政策只有在不公正的世界政治經濟結構的背景下觀察才能被充分理解，這個背景就是世界‘有的國家’和‘無的國家’的分化，這是世界衝突的根本原因所在。”

他抱怨世界上領土、原材料、人口的不平等。他指出澳大利亞相比日本而言，作為一個資源豐富的國家，在領土上是日本的二十倍，而人口只有六百萬，只相當於日本一個城市東京的人口。

另一方面，在這明顯的不平等情況下，澳大利亞為了保持作為一個白人國家的種族的純潔，拒絕有色人種日本的移民，對日本來說這只是不平等的冰山一角。

面對這場大危機促成的嚴峻的國際經濟形勢，英法美蘇這些“有”的國家依託本國或帝國市場實行自給自足的做法，使得殖民帝國和經濟發展，也即領土征服和經濟繁榮之間聯絡密切的觀念更加流行。

那些“無”的國家認定領土擴張和對外統治是國際體系不變的特徵。在所有三個“無”的國家中，德意日三國國內都有人士認為，他們國家長期的經濟利益，尤其是民族的生存取決於獲得更大的被征服的領土，以作為原材來、廉價勞動力和來自母國的剩餘人口的安置。

日本和德國都認為他們的人口增加如此之迅速，以至於超出國家的疆域和財政可支援的限度。因而希特勒尋求在中東歐的生存空間，而日本則把中國作為最適合擴張的範圍。

有日本學者認為太平洋戰爭，

“是一個德意日這些‘無’的國家對‘有’的國家。尤其是美國和英國的一個挑戰。目的在於消除作為世界衝突根源的不平的世界政治經濟結構。並建立新秩序。”

事實上，儘管殖民帝國更多地是個負擔而非財產，但法西斯國家對這種平等地位的追求是非理性的，阿諾德·湯因比對20世紀30年代“有”的國家和“無”的國家的競爭性關係的一個解釋模式是：

我堅持要擁有一份財產（或負擔）X，Y，Z，因為這些財產被我現在的同等地位者ABC所壟斷。為了滿足該要求，試圖證明它們根本不是財產而是負擔根本無用。A擁有而我沒有這個事實本身就證明那是有價值的；如果A不僅擁有它而且很珍視它，那就變得更不可能勸說我，它們是既費錢又費事的累贅或無價值的東西。

因而，我們可以看出，德意日法西斯試圖以武力修正世界秩序的根源在於，對侵略發展模式的信服和追求，以及英法對帝國的堅持給他們帶來的錯覺。

在一戰後的地圖上，德意日的殖民財富是很少的，無論就地區、人口和產品來講。德國人被《凡爾賽和約》剝奪了所有的殖民地，義大利的兩塊東非殖民地在價值上可以忽略不計，日本的殖民地完全不足以支援日本工業所需的資源、市場。

在戰前相對自由的世界裡，殖民財富分配的不平等對工業國家的經濟生活不是一個嚴重威脅，因為在19世紀的體制下，無論是在本國或殖民市場或資源供應都是在或多或少平等的基礎上開放的。

然而在戰後經濟民族主義體制下，殖民市場和本土市場關稅牆林立，沒有任何一個工業國家在目前可以確定地，能夠在他們國旗之外的地域做買賣。

大危機之後，英法等殖民大國為維持其殖民體系，對其他國家通商貿易採取“不支援”態度，這就讓本來資源就少，依靠貿易過活的德意日國家心理更加不滿了，這為日後爆發的戰爭埋下了最直接誘因。

總結

一戰後爆發的經濟危機，讓各大帝國主義國家心有餘悸，為了避免再次陷入經濟危機的動盪中，英法等殖民大國極力維持自己殖民體系，防止外來國家“干擾”，以維持“自給自足”的發展。

而德意日等國因為本身資源貧瘠，在加上殖民地已經被各大帝國瓜分殆盡，使得自己想透過殖民擴張發張已不現實，而想透過貿易之路時，卻發現這條路已經被殖民帝國“堵死”。

它們無法獲取資源、市場，惹國內過剩的人口，生產力又亟待消化，於是對外戰爭爆發了，它們企圖透過“殺富”來濟自己的“貧”，但這場戰爭充滿了不正義性，失敗是註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