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明朝行政系統入手，淺談明朝內閣的發展變遷

前言

明帝國建立以前，歷代封建王朝主要採取並沿用丞相制，設立丞相一職來輔佐皇帝處理萬千政務。隨著時間的推移，丞相制的弊端也逐漸顯露出來，最為突出的便是手中的權力過重，時刻威脅著皇權。皇帝在行使皇權時一旦與丞相意願不和，則會產生很大的阻力，不利於政策的順利推行。

明朝紫禁城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城建立起明帝國後借胡惟庸案為由廢除了丞相制和中書省，同時繼續採用六部制，六部長官直接向皇帝負責。

起初朱元璋大權獨攬，各類奏摺都需要自己親自閱覽並批示。但人的精力畢竟是有限的，再加上朱元璋並非出身於官宦世家，沒有太多的理政經驗。為了減少弊政的出現，並減輕自己的理政負擔，故而設殿閣大學士一職輔政。隨著工作量的日益加大，殿閣大學士的責任和地位也在逐漸上升，漸漸轉化為皇帝的幕僚團，最終發展至內閣，成為明朝中後期的行政中樞。

廢除丞相制的朱元璋

初設殿閣大學士輔政，地位較低

歷代封建王朝的初期通常會存在一個普遍規律，即皇權微弱且分散。出現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在於推翻前朝腐敗統治的過程中，君與臣之間的界限劃分並不明顯。一旦新朝建立，君臣之間的差距就會瞬間增大。同時，在君臣之間的界限差距較小時，臣子手中的權力較大，比如武將集團掌握著兵權，而文官集團掌握著朝政和官員的任命。

隨著“君”上升為“皇”，皇帝自然要將權力回收，從而保證皇帝對臣子有著絕對的控制力。然而丞相制一直是歷代皇帝所無法逾越的門檻。丞相手中握有在封建政治體系下合法的大權，甚至能夠干預到皇權的行使，這是任何皇帝都無法接受的。

三省六部制度

明帝國建立後，朱元璋效仿前朝舊制，以胡惟庸為相設立中書省，下設六部。但手中權勢日益膨脹的丞相逐漸使朱元璋感到了威脅，於是於公元1380年以胡惟庸意圖謀反為罪名，將胡惟庸九族盡數誅殺，同時廢除沿襲了千百年的丞相制，自己親自統領六部。《明史·列傳·奸臣》中對此曾有相關記載：

“十二年九月，占城來貢，惟庸等不以聞。中官出見之，入奏。帝怒，敕責省臣。惟庸及廣洋頓首謝罪，而微委其咎於禮部，部臣又委之中書。帝益怒，盡囚諸臣，窮詰主者。未幾，賜廣洋死，廣洋妾陳氏從死。···於是惟庸及六部堂屬鹹當坐罪。明年正月，塗節遂上變，告惟庸。御史中丞商暠時謫為中書省吏，亦以惟庸陰事告。···乃誅惟庸、寧並及節。”

朱元璋誅殺胡惟庸及其黨羽

朱元璋藉助胡惟庸案，對功臣集團展開了大規模清剿，如韓國公李善長、滕國公的後代等等。朱元璋在這場變亂中共誅殺了三萬多人，嚴重打擊了功臣集團的勢力，皇權終於得以回收。

既然丞相制已經被廢除，那麼料理萬千政務的任務自然落在了朱元璋一個人的身上，朱元璋也樂於如此。但沒有人能夠做到以一人之力治理如此龐大的帝國。逐漸朱元璋也感到力不從心，故而設立殿閣大學士一職，擔任自己的理政參謀。

這一時期的殿閣大學士雖然擁有了參與政事的權力，但這種權力十分微弱。在負責整理全國各地發來的奏摺同時，偶爾提出意見供皇帝參考。如果皇帝不對殿閣大學士諮詢，則毫無發言權。

殿閣大學士官服

內閣正式組建，地位權力與日俱增

公元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病逝。由於太子朱標早年因病去世，故而朱元璋指認皇太孫朱允炆為儲君，然而此舉卻引來了身為嫡子的燕王朱棣的不滿。同年朱允炆繼位為帝，即建文帝，剛剛接手朝政便開始籌劃削藩事宜。在諸多藩王都被建文帝以各種藉口削除封地和爵位後，朱棣號召其餘不甘淪落如此下場的藩王共同發動了政變。因朱棣打出清君側，靖國難的口號，故而稱其為靖難之變。

建文帝朱允炆

公元1402年，朱棣率軍攻入南京城登基稱帝，即永樂帝。朱棣雖然也同朱元璋一樣不喜歡權力流失，但他卻清楚的認識到極端情況下的獨攬大權是無法治理如此龐大的國家。於是從翰林院中選拔才能出眾之人進入文淵閣協助皇帝辦理政務，內閣之名也由此而來。

從上述內容可以看出，內閣是由各大學士共同組成的。而大學士之首則稱之為首輔，負責管理內閣各項事宜，同時也是內閣中最具話語權的人。如解縉、楊榮都是這一時期的閣臣。但朱棣並沒有把內閣當作丞相來使用，依然將決策權牢牢抓在自己的手中，只賦予內閣議政的權力，六部則擁有行政權。

如此三權分立，可以有效抑制內閣坐大。六部則因六名最高行政長官互相監督所以一直比較穩定

。

《明史·志·職官》中曾記載：

“成祖即位，特簡解縉、胡廣、楊榮等直文淵閣，參預機務。閣臣之預務自此始。然其時，入內閣者皆編、檢、講讀之官，不置官屬，不得專制諸司。諸司奏事，亦不得相關白。”

內閣首輔解縉

透過這段史料可以看出，在內閣設立的初期，閣臣依舊沒有太大權力，只是較朱元璋時期提升了些許而已。內閣為皇帝的參謀團這一性質並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但此時的閣臣已經可以觸及大多數的朝政，成為後來地位上升的基礎。

隨著朱棣的精神和身體素質逐漸下降，理政能力也隨之下降，皇帝心有餘而力不足，只好逐漸將更多的權力下放給內閣。由明初設立的通政使司負責接收各地行政機構遞上的奏摺，將其進行簡單整理之後送至皇帝面前閱讀。

隨後再將皇帝已經閱讀過的奏摺遞送到內閣處，由閣臣商議後將批示意見報送給皇帝預覽，由皇帝親自裁決。從這樣的行政流程可以看出，此時的皇帝依然牢牢把持著決策權，但內閣卻逐漸擁有了觸及全部政務的權力。這種行政邏輯一直持續到朱棣駕崩後才得以發生改變。

永樂帝朱棣

內閣制度發展成熟，無丞相之名但有丞相之實

公元1424年，朱棣在北征蒙古的歸途中駕崩於榆木川，身為皇太子的朱高熾繼位為帝，即洪熙帝。剛剛繼位的朱高熾就對內閣進行了改組。因洪熙一朝的內閣成員大多都是永樂朝中忠實的太子黨，所以朱高熾也放心的將權力下放給內閣。此時的內閣地位已經開始快速提升，逐漸與六部平行。

至宣德一朝時，宣德帝朱瞻基再次將權力下放。在此之前，內閣在接過皇帝閱讀過後的奏章後要在一張白紙上寫下建議，並附在奏摺中一併遞交給皇帝預覽，由皇帝用紅筆在奏摺上作出裁決。朱瞻基很少親自批示，而由司禮太監代為執筆，如此宦官集團的勢力開始逐漸膨脹起來。

洪熙帝朱高熾

帝王之術在於制衡各方勢力，穩固平衡的政治局面。朱瞻基擔心內閣繼續坐大，成為威脅皇權的存在，故而提高宦官集團的勢力對其進行制衡。一直到正統年間，內閣的權力一直處於被官宦集團壓制的局面之下。自景泰一朝開始，內閣的權力出現了再度回升的趨勢。

內閣權力的大小同時也與皇帝是否勤於政務成反比。至萬曆一朝時，因皇帝多年不忙於政務，內閣的地位也因此達到了明代巔峰。在這時期，內閣甚至可以統領六部，成為明朝真正的權力和行政中樞，內閣幾乎可以代替皇帝草擬旨意和奏摺批示。《從明朝內閣制度看封建皇權的演變》中指出：

“到了明嘉靖、隆慶和萬曆年間，內閣權力逐漸達到明朝時的頂峰。 尤其是張居正任首輔期間，內閣盡收部權，似乎自然而然地壓制了皇權。雖說是皇帝授予首輔的大權，但張居正的確也以帝師身份，擅罷朝臣，大小事務‘聽張先生處分’（張居正，1586）。內閣幾乎僭越在皇權之上，皇權順勢處於下風。”

司禮監秉筆太監影視劇照

從上述史料可以看出，此時內閣的勢力已經幾乎膨脹到極點，甚至開始左右並奪取皇帝的決策權。造成這種局面的主要原因在於萬曆皇帝幾十年不過問政事，被迫使內閣的權力日益放大。雖然萬曆帝並沒有真正的將決策權下放給內閣，但按照明朝的行政邏輯來看，內閣成為行政中樞是必然結果。但在張居正死後，內閣的地位就開始快速下降。

清朝建立後，雖然沒有直接沿用明朝的內閣制度，但也逐漸發展出了軍機處這一和內閣制度有著共同點的行政機構。不過清朝的“內閣”權力相比起明朝來說更加微弱，內閣制度也名存實亡。

萬曆帝朱翊鈞

結語

縱觀明朝內閣的發展過程來看，內閣權力的擴大主要是皇帝處理政務的頻率降低造成的。皇帝並非異人，也有著和普通人一樣的生理衰退週期。隨著精神和身體狀況的逐步下滑，皇帝即便想要事必躬親也不可能做到。而內閣中的閣臣則一直頻頻更迭，擁有著最佳的精力和理政能力，皇帝只能夠將權力漸漸下放，除此之外別無選擇。

不過好在明朝內閣並未達到真正威脅到皇權的地步。主要原因在於，自洪武一朝開始，皇帝就明確規定了內閣僅僅是皇帝的幕僚團。即便後來的幾代帝王都不斷放大內閣的權力，但這一本質卻從來都沒有發生過改變。自宣德一朝開始，皇帝就已經意識到遏制內閣坐大的必要性，也正是從這時開始，內閣的政治對手開始出現。至萬曆一朝時，因皇帝基本不過問政事，導致對內閣的控制能力開始下降。

這也間接引發了明末時期的朋黨之亂，給明朝政治帶來了很大的負面影響。不過內閣給明朝帶來的積極影響也需要肯定，不但為皇帝減輕了許多負擔，還因政策出臺前的慎重決策而減少了弊政的出現和推行。總的來說，明朝內閣產生的積極影響要遠大於負面影響。

參考文獻：

1。《明史·列傳·奸臣》

2。《從明朝內閣制度看封建皇權的演變》

3。《明史·志·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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