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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雨叢談|解讀魏晉名士飲酒(4):從興亡之兆到慢形之具

  • 由 雅雨書屋 發表于 綜合
  • 2021-12-31
簡介今人謝選駿在《神話與民族精神》中說:“酒與宗教的關係如此密切,殷人的宗教祭儀有如此頻繁,那麼殷人嗜酒的習俗亦當有其深刻的宗教政治意義

太初之母是什麼意思

雅雨叢談|解讀魏晉名士飲酒(4):從興亡之兆到慢形之具

“雅雨叢談”

解讀魏晉名士飲酒(4):從興亡之兆到慢形之具

——《世說新語》之十五

寧稼雨

雅雨叢談|解讀魏晉名士飲酒(4):從興亡之兆到慢形之具

除了祭祀、禮教和養生之外,古人還在飲酒活動當中發現了它重要的政治性功能。《說文》在解釋了酒的造就人性善惡的功能外又接著說:“一言造也。吉凶所起造也。”也就是說,它往往是事物吉凶福禍的起因。正是從這個角度,周成王在《尚書·酒誥》指出,先民造酒是用來娛神的,不是用來娛人的。殷紂王等人違背了這一初衷,濫飲無度,所以造成國家的滅亡。顯然,周成王十分敏銳地看到了飲酒對於政治興亡的重要作用。所以他要引以為戒,禁止人們“群飲”和“崇飲”。然而問題還並非如此簡單。周成王釋出這篇《酒誥》還有其更深一層的政治用意。

《酒誥》的第一句就是“明大命於妹邦”。這裡首先交代了釋出此誥的地點是在殷的國都“妹”地。孔氏傳:“妹,地名。紂所以都,朝歌以北是。”周人以這種口氣向殷人釋出誥令顯然帶有明顯的震懾和威嚇意味。可疑問也就出在這裡。既然這篇誥令是在殷地國都給殷人看的,而殷人又是那麼酷嗜飲酒,那麼讓殷人自己以此法自取其亡豈不是一件好事?可見此誥另有用意。原來,殷人帶有宗教政治聚會色彩的“群飲”和“崇飲”對周朝的政治新秩序構成了潛在的威脅,所以周人要用禁酒的方式,來切斷殷人可能借飲酒的聚會進行政治顛覆,捲土重來的可能。這就表明無論是殷人還是周人,都十分清楚地意識到飲酒活動所可能產生的政治作用。今人謝選駿在《神話與民族精神》中說:“酒與宗教的關係如此密切,殷人的宗教祭儀有如此頻繁,那麼殷人嗜酒的習俗亦當有其深刻的宗教政治意義。正因為如此,《酒誥》中的‘荒湎於酒’的指責和嚴禁,事實上是對殷人頻繁進行傳統宗教活動的變相譴責。起到了壓制殷人傳統宗教文化的作用。”(見該書第362頁,山東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所以從此之後,人們對於飲酒對於政治興亡所可能起到的作用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從負面看,酒可亡國的道理從《酒誥》開始就廣為人知;從正面看,關於酒對於興邦治國的作用,孔融在《難曹公表制酒禁書》中所羅列的事例大體已包含在內:

酒之為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禋宗,和神定人,以濟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曜,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堯非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戹鴻門,非彘肩卮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廝養,東迎其王,非引卮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畼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袁盎非醇醪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非酣飲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不餔糟歠醨,取困於楚。由是觀之,酒何負於治者哉?

孔融列舉的這些事例並非完全是他自己的總結,而是一些歷史傳聞,且有些傳聞人們的看法還不盡相同。據《孔叢子》記載,平原君和子高一起喝酒的時候,強迫子高飲酒說:“過去俗話說‘堯舜千鍾孔子百斛。子路嗑嗑,尚飲十榼’。可見古代的聖賢也不能不飲酒,你為什麼要推辭呢?”子高回答說:“我只聽說聖賢用道德來教化人,沒聽說用飲食的。”平原君說:“你這話有什麼根據呢?”子高說:“根據就在於那些酒鬼。那些話不過是酒鬼們自己編出來的讚美酒和詆譭酒的話,並非實際情況。”其實孔融的本意也並非是要認真地以此彰揚飲酒的興亡作用,而只不過是想為酒徒們的狂飲找到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而已。但既然《孔叢子》中子高的話與孔融所說大相徑庭,所以它實際上也就隱含著一個對飲酒與興亡榮衰,是非功過等國家大事關係的態度問題。說得形象具體一些,就是“以醒為榮”,還是“以醉為榮”?正是在這一微妙而深刻的問題上,從先秦到《世說新語》中士族名士飲酒的文化內涵發生了質的變化。

由於《尚書·酒誥》中已經明確宣佈對群飲濫飲的取締,所以以入世為特徵的儒家信徒從“修齊治平”的大業出發,堅決抵制酒精對正人君子的侵蝕。屈原那句名言“世人皆醉我獨醒”可謂是這種觀念的集中代表。如果說屈原這句話還帶有某種象徵意味,或許不宜完全以坐實的態度理解為具體的飲酒活動的話(但此語顯然也應當包含具體的飲酒活動),那麼《孔叢子》中子高的話則完全可以作這種理解。因為如果說孔融所列舉的事例中那些古代傳說中的堯舜乃至子路飲酒的故事都難以落實,可以視為傳聞或嗜酒者的編造的話,那麼其他事例(從樊噲到於定國)卻都是有史可查的。可是無論是那些日旰宵食、勵精圖治的明君,還是那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賢臣,都不會願意把自己的豐功偉績與那些醉醺醺的酒鬼聯絡在一起。所以就只好採取子高的辦法矢口否認。這就明白地顯示出受儒家思想統治規範的人們是以“以醒為榮”的態度來看待飲酒的政治興亡功能的。曹植在《酒賦》中虛擬的“矯俗先生”的話很能代表這種觀點:

於是矯俗先生聞而嘆曰:“噫,夫言何容易?此乃荒淫之源,非作者之事。若耽於觴酌,流情縱佚,先王所禁,君子所失。”

可見曹植本人雖然是一位因政治失意而戀酒的人,但他還是反對飲酒過渡,“流情縱佚”。但是這種觀點到了魏晉時期已經不是佔主流地位的觀點。這是因為魏晉時期險惡的政治環境所決定。

漢末以降,儘管世家大族的經濟實力已經有了迅速膨脹,但其政治地位還沒有很快達到與王權掣對抗的地步。在東晉之前,士族的政治地位還要受到王權的制約。所謂門閥政治也是東晉以後的事情。所以在曹魏和西晉時期,由於曹操和司馬氏政權的強大力量以及他們相互之間的尖銳衝突,使得廣大士人普遍感到政無準的,依違難就。如果像何晏、夏侯玄等人那樣,積極投身於兩派的政治角逐,就會招來殺身之禍;而像何曾、賈充、鍾會那樣,以賣身投靠換來政治地位,又為廣大士人所不齒。所以,從正始時期開始,就有部分文人努力尋求第三條道路,即以泯滅是非,忘卻時事的辦法來回避現實中的政治是非。他們努力用面紗和煙幕把自己掩蔽起來,使別人看不清自己的真實政治態度。為此,他們一方面少說話――出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但這還不是最根本的辦法,因為人不可能將自己包裹得那麼絕對嚴實,於是他們自然想到了醉。人在喝醉以後,即使說幾句醉話,也會因容易被人諒解而遮掩過去。於是,荒唐的醉鬼形象不再是受到指責和鄙夷的物件,而是成了大家都爭相效仿的弄潮兒。

雅雨叢談|解讀魏晉名士飲酒(4):從興亡之兆到慢形之具

劉伶在《酒德頌》中所講的“兀然而醉,慌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見太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慾之感情”,正是當時文人們普遍的希望以醉酒躲避政治是非的心態。晉庾闡《斷酒戒》也說:

蓋神明智惠,人之所以靈也;好惡情慾,人之所以生也。明智運於常厓,好惡安於自然。吾固以窮智之害性,任欲之喪真也。於是椎金罍、碎玉碗、破兕觥、捐觚瓚、遺舉白、廢引滿,使巷無行榼,家無停壺。剖樽折杓,沈炭消爐。屏神州之竹葉,絕縹醪乎華都。

庾闡在這裡已經把當時人們以飲酒作為避世手段的道理講得比較清楚了。在他看來,人的智慧和是非觀念雖然是個好東西,但對它不能刻意追求,而應當將其溶注於自然生活中。因為過分刻意追求它們,就會落入“窮智害性”、“任欲喪真”的境地。所以要用酒來淹沒這些是非功過,不要讓智慧窮盡。可見庾闡和劉伶的觀點一樣,完全走到了與屈原的“世人皆醉我獨醒”,以及子高“以醒為榮”相反的立場上了,而代之而起的,自然是“以醉為智”的新的飲酒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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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約在《七賢論》中曾經對於竹林七賢以飲酒的方式逃避現實之舉的內在原因作過透僻入理的分析:

嵇生是上智之人,值無妄之日,神才高傑,故為世道所莫容。風邈挺特,蔭映於天下;言理吐論,一時所莫能參。屬馬氏執國,欲以智計謀皇祚,誅詛勝己,靡或有遺。玄伯太初之徒,並出嵇生之流,鹹已就戮。嵇審於此時非自免之運。若登朝進仕,映邁當時,則受禍之速,過於旋踵。自非霓裳羽帶,無用自全。故始以餌術黃精,終於假塗託化。阮公才器宏廣,亦非衰世所容。但容貌風神,不及叔夜,求免世難,如為有塗。若率其恆儀,同物俯仰,邁群獨秀,亦不為二馬所安。故毀形廢禮,以穢其德;崎嶇人世,僅然後全。仲容年齒,不齒不懸,風力粗可,慕李文風尚,景而行之。彼嵇阮二生,志存保己,既託其跡,宜慢其形。慢形之具,非酒莫可。故引滿終日,陶兀盡年。酒之為用,非可獨酌;宜須朋侶,然後成歡。劉伶酒性既深,子期又是飲客,山王二公,悅風而至;相與莫逆,把臂高林。徒得其遊,故於野澤銜杯舉樽之致,寰中妙趣,固冥然不睹矣。

“慢形”就是塗抹面孔(見陸德明《經典釋文》),就是用酒精的作用將自己的真實面孔隱藏起來,以醉酒的方式達到逃避政治是非的目的。以酒作為“慢形之具”,可謂竹林七賢的天才發明。有了它,就可以忘卻現實的是非福禍,“寰中妙趣,固冥然不睹矣”。周顗在過江之後,曾經常大肆飲酒,曾經三天不醒。人稱“三日僕射”(見《世說新語·任誕》)。周顗熱衷沉醉不醒,似乎與其“深達危亂”有關;而且他“三日不醒”的事件經常發生。據該條劉孝標註引《語林》,周顗為自己尋找了許多爛醉的理由。姐姐死了要“三日醉”,姑姑死了要“二日醉”。依此類推,生活中各種大小事件均可成為其幾日醉的理由。他沉醉不醒的用意,就是儘可能地躲過政治和政務,打發時光。《語林》還載其“每醉,諸公常共屯守”。以醉酒的藉口,讓別人代替自己理政,豈不是躲過政治是非的最好辦法?他如阮裕得知王敦有篡逆之心,為避免是非,遂“縱酒昏酣,不綜其事”(見《世說新語·賞譽》“大將軍語右軍”條劉注引《中興書》)。楊淮“見王綱不振,遂縱酒,不以官事規意,消搖卒歲而已”(見《世說新語·賞譽》“王大將軍語丞相書”條劉注引荀綽《冀州記》)等等。然而以酒為“慢形之具”,以躲過政治是非的最成功者當推阮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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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約關於阮籍以酒為慢形之具的分析在《世說新語》等有關故事中完全可以得到印證。《世說新語·任誕》記載,一次王恭問王忱:“阮籍比司馬相如怎麼樣?”王忱沒有直接回答,卻說:“阮籍胸中填滿了大石頭,需要用酒來澆灌化解。”說明他是借酒澆愁。但他借酒澆愁的很大功用,卻是遮掩面孔,躲避是非。《晉書·阮籍傳》也稱“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放,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說明他的飲酒酣醉,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離開當時的政治漩渦,尤其是司馬氏的政治迫害。他甚至替別人代筆,向司馬昭寫勸進表。然而他引以為辱,所以他的勸進表寫於酣醉之中。說明他時刻在自己的良知與外在表現,以及環境歷能容許的程度三者之間尋找最恰當的選擇。但這種選擇是痛苦的。當司馬昭為司馬炎向阮籍提親求婚時,阮籍當然不能同意這樣的親事,但直言拒絕又容易招來禍害。於是,阮籍便大醉六十天,使司馬昭一直沒有開口的機會,終於作罷。那個給嵇康羅織罪名,向司馬氏進讒言,使其被害致死的鐘會,曾三番五次地在阮籍面前丟擲時事的話題,想在阮籍的談話中尋找把柄,致之死罪,但均被阮籍以大醉的方式遮掩而獲免。鍾會以同樣的方法,在嵇康身上獲得了成功,而在阮籍這裡卻毫無收穫。這正說明阮籍以酒避禍的成功。他為酒而求步兵校尉,以及在守母喪時酣飲自若,連何曾在司馬昭面前的中傷竟也不起作用,都應歸功於他把酒作為保護自己的煙霧與面紗這樣一種明智的選擇。難怪他的韜晦竟然得到司馬昭的讚賞。阮籍的好友嵇康也對此有過類似的評價:“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仇,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見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司馬昭和嵇康兩個視同水火的冤家竟然在對阮籍飲酒及其效果的看法上完全一致,這就清楚地說明阮籍以飲酒為慢形之具的確得到了各方面的認可。不過從阮籍的行為上似可得出這樣一點推測,要想真的以酒為慢形之具,恐怕不能真醉,因為如果真醉的話也就容易嘴上把不住門,達不到“至慎”的效果了。這也許是阮籍和嵇康均為七賢成員,又同樣嗜酒,然而下場卻迥然不同的原因之一。

作為慢形之具的輔助手段,酒還有緩衝政治矛盾衝突,躲避政治災難的作用。有人乘著醉意,說出一些平日不敢說出的話。晉武帝不顧太子司馬衷的愚鈍,堅持要傳位給他。眾朝臣多以此為憂。衛瓘總想直諫武帝,勸其廢掉太子衷,但一直沒敢說出。一次,武帝在陵雲臺設宴,衛瓘喝得大醉,跪在武帝面前,說:“臣欲有所啟。”武帝說:“公所言何耶?”衛瓘幾次欲言而止,最後撫摸著龍床,嘆息道:“此座可惜!”意思是說不該傳給司馬衷;武帝聽出了他的意思,卻也假裝糊塗地說:“公真大醉耶!”衛瓘知道武帝主意已定,遂不再提及此事(見《世說新語·規箴》)。兩個人的意見針鋒相對,又事關國家命運,卻能在調侃的氣氛中和風細雨地解決。很顯然,酒在這裡起到了緩衝和調合的作用。

酒,還有些意想不到的效果。當蘇峻作亂,庾氏家族紛紛逃散。庾冰當時任吳國內史,隻身出逃。周圍百姓和官吏都跑了,只有府中一個差役用小船載著他逃到錢塘江口,用席子遮蓋著他。當時蘇峻懸賞捉拿庾冰,叮囑各地搜查,形勢非常急迫。那個差役把小船丟在市鎮的港口邊,自己跑到市裡喝得酩酊大醉而歸。來到小船前,還醉醺醺地揮舞船槳對小船說:“何必到處去找庾冰,他就在船裡邊啊!”庾冰聽到這話嚇得戰慄不止而又不敢動彈。那些搜捕者見到小船狹窄,以為差役酒後胡說,就放過他們走了。差役把庾冰送過浙江,寄住在山陰魏家,庾冰這才得免。後來叛亂平定,庾冰想要報答那個差役,問他有什麼願望要求。差役說:“我出身賤役,不慕名譽官位,只是自小苦於當差,常以酒解憂,所以和酒很有感情。如果後半輩子能喝足酒就足夠了。”庾冰就給他建了一座大房子,買了奴婢,存上上百斛的酒一直供養他到死(見《世說新語·任誕》)。在戰亂中,庾冰差點兒因差役的醉酒而被捕送命,也正因差役的醉酒而瞞過了蘇峻手下人的眼睛,使庾冰躲過大難。差役也因好飲而發跡變泰。

從以上四個部分分析論述可以看出,作為魏晉文人重要生活內容的《世說新語》中名士的飲酒活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當時社會的政治文化思潮的左右影響,在飲酒文化的內涵上,表現出與古代傳統飲酒文化的很大變異。這些變異走向的基本特徵是,飲酒的社會性色彩大大淡化,而個人色彩卻大大強化。其人人可用的世俗性取代了事神從禮的莊嚴性;其次,飲酒的物質需求的色彩大大淡化,而精神、文化的色彩卻大大強化。其超凡脫俗的精神需求取代了視而可見的物質需求。從此,飲酒活動走進了文人百姓的個人生活,走進了文人的詩篇文章,成為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的重要酵母和源泉動力,成為中華精神文明的值得驕傲的一頁。從某種意義上說,沒有魏晉時期名士飲酒的文化內涵變異,就沒有中國文化史和中國文學史上酒文化和酒文學的繁榮和興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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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古典文學知識》2021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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