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紙堆裡尋安全｜肆：武王伐紂：權把鴆酒對君酌

（王清茗）面對武王的軍事征伐，商紂王所採取的自衛反擊行動，可以看做是典型的救援失敗案例。

周武王十二年，公元前1044年，二月甲子日的凌晨，面對武王姬昌的突然襲擊，倉促間，商紂緊急徵調了京城周邊奴隸和監獄中的犯人七十餘萬人，組成臨時軍隊倉促迎戰。

從人數上，商朝的軍隊佔有絕對的優勢。武王僅率領戰車三百輛，虎賁三千，戎裝將士四萬五千人。對於崇尚武力又天生睿智的紂王來說，武王的行為算作是以卵擊石。

按照史書上的記載，紂王至少有三項過人之處：天生力大無窮，可以徒手與野獸搏鬥；天賦聰穎，口才卓越，有很強的煽動性；有超強的國家統治能力，在經濟建設中又有他獨到的思維和方式。

在明代許仲琳的怪志小說《封神演義》中，在紂王的社稷大廈將傾的危急時刻，紂王身邊依然有聞仲、箕子、費仲等能臣幹吏的存在。即便是在武王起兵的關鍵時刻，瞬間能將七十萬人組編為一支軍隊，可見紂王在組織能力、統籌能力和應變能力等當面，有著高超的領導藝術和社會統籌能力。

無疑，紂王是商朝民眾心目中的英雄。並非是每一次朝代的更迭均源於一方經濟的崩潰，更多的是統治階層隨著勢力的此消彼長而進行的利益再分配，甚至不能將暴虐和昏庸強加給亡國之君，來否定他的文治武功。比如酒林肉池、鹿臺、炮烙之刑也從另一個方面顯示了商朝的國力之強大，“橫徵暴斂、民不聊生”等詞彙不能用在商紂身上，否則政權的消亡應該是從內部的國民暴亂開始，而非異族周武王的“禮樂”征伐。“朝歌夜弦五十里，八百諸侯朝靈山”，說的便是商紂王統治時期下的都城朝歌。

縱觀先秦歷史，夏商兩個朝代的消亡，均為統治階級外部侵害造成，夏桀和商紂也有很多相近和共同之處，如為政不修、貪圖安逸以及牡雞司晨等。中國曆來有紅顏禍水的說法，以夏桀的妹喜、商紂的妲己為代表，反向來舉證亡國之君昏庸好色的本質

傳說本身就是演義。無論是夏桀還是商紂，都有著無比的自信。夏桀用太陽來比作自己，只有太陽消亡了，他才會消亡。而紂王更是不相信命運的人。西伯戡黎後，大臣祖伊驚慌失措地向紂王報告，說黎國作為商朝龍興之地，現今已經被周國滅掉，這是上天的懲罰，也是斷絕了商朝的氣運。紂王則毫不介意，他說，命不在天，又何必擔憂。

反觀周武王所帶領的西岐軍隊，儘管躊躇滿志，但也沒有攻必果、戰必勝的信心。甚至在武王姬發率領大軍渡過盟津的時候，甚至祈求上天將勝利的天平傾向大周。在武王的內心世界裡，他早已做好了失敗的打算：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武王姬發之所以敢率軍攻打商紂王，是他有著最起碼的防禦低線，即失敗後可以退守西岐，憑藉黃河和潼關天險保住自己的封地。作為國家戰略防禦的高階體現形式，以攻為守或者試探性攻擊或許是武王的上佳選擇。

歷史幾乎是重演。在商湯滅夏時，重臣伊尹也採取過相關手法。商王用了近二十年時間，首先採取分化瓦解的方式，將夏桀京畿周邊的小國據為己有，對夏桀形成了戰略性包圍。商湯對最後決戰仍持十分慎重的態度。幾經試探和權衡方才作出決定。立國近400年的夏王朝，即便已面臨滅亡之時，但仍具有相當的實力。當商湯在伊尹的建議下停止向夏桀納貢以試探其反應時，夏桀即調動九夷之師，準備討伐商湯。商湯視情馬上“謝罪請服，復入職貢”，穩住夏桀，繼續積蓄力量，等待時機。不久傳來了夏桀誅殺重臣、眾叛親離的訊息。商湯乃再行停止向夏桀的貢奉。這次，夏桀的指揮棒完全失靈了，九夷之師不起，有諸侯公開反抗。此時商湯見滅夏的時機已經成熟，才下令起兵征伐。

在商紂和夏桀的戰略防禦體系中，首先是錯誤地將國家安全保障放在鄰國間聯合抗敵和盟約的基礎上。這樣的做法，儘管在聯盟初期可以有效地拉大戰略防禦縱深，但由於聯盟的政治基礎和經濟基礎極其不穩定，隨著條件變化和不確定因素的增加，盟國的倒戈會瞬間造成戰略縱深的消失，遙不可及、看似無關的危險源會瞬間來臨。

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武王伐紂最終形勢出乎所有人的預料，一夜之間七十萬軍隊完全倒戈，瞬間就讓商王朝土崩瓦解，紂王以鹿臺自殺的悲劇完成了他作為“英雄”的最後展示。

傳統認為，在決定“小邦周”透過著名的牧野之戰能一戰而勝“大邑商”絕非偶然。周武王爭取人心、翦商羽翼、乘虛進攻的謀略以及商紂王缺乏警惕、毫無防範、多面作戰形成了鮮明對比。

禍生掣肘這句中國歷史上耳熟能詳的成語，事實上昭示著危險源的產生通常不是以“很暴力、很恐怖”的形式出現，更多的則是不經意甚至是主觀上認為“不可能”或者沒有可能的情況下發生。武王和商王的每一次軍事行動和外交行為，都是對紂王和夏桀的風險累積，當量變到質變的時候，便是改朝易代的時候，也將開始對前者心理和生理最大的折磨。

商湯滅夏和武王伐紂，在迷信鬼神的時代，打破了君王永固的思想。除去歷史和政治意義，兩件征伐事件本身還為現代安全生產應急管理帶來巨大反思。

西漢劉向《敬慎》篇有云：怨生於不報，禍生於多福；安危存於自處；不困在於早豫。就是指禍生於安享的太平，太平的驕奢淫逸定會成為災禍的本源，麻痺大意瞬間就是危險源的出現。

更為恐怖的是，當將危險源錯誤地判斷為安全訊號時，面臨的必將是滅頂之災。商紂王的錯誤就是在毫無應急預案和無兵源可用的情況下，強行將政權專制物件奴隸與罪犯配發武器哄上戰場，成為他失敗的直接原因。

現代應急管理是指相關機構在突發事件的事前預防、事發應對、事中處置和善後恢復過程中，透過建立必要的應對機制，採取一系列必要措施，應用科學、技術、規劃與管理等手段，來保障安全。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前提只要有一項關注，失望的結局將不會發生。

紂王在缺失了制度保障、物資保障的前提下，沒有采取任何有效防範措施。在飲鴆止渴般的奴隸上場倒戈後，直接造成了他的心裡崩潰。用不確定因素去影響甚至希望更改另一個不確定因素，已經造成了主觀上的形而上學，並不能對任何一方產生本質影響，因此紂王之死也成為必然。如同要搶救一名落水者，偏偏卻扔給他一塊秤砣。

事實上，紂王還有另一種選擇：逃離。從單純生命的意義講，紂王可以選擇逃離他的駐地京師朝歌，圖謀東山再起，也不失為上策。但是毫無思想準備的紂王不假思索就結束生命，顯得過於草率，暴露出他心裡承受能力此時已經完全崩潰。

在現代救援案例中，被救者本人的心裡素質在漫長的施救過程中將起到關鍵的積極作用，特別是在不可抗力等突發事件來臨時，被困者的鎮定自若或許將會迎來最佳救援時機。

或許，這又是商紂和西岐戰爭故事給現代應急理念的又一點啟發。（作者原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