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寂蕩：我相信有一有二就有未來，總想與命運之神抗爭

原創 訪談者 生活週刊 收錄於話題#上海訪談30個

李寂蕩

1970年生於貴州福泉水洞，曾任中學歷史、美術教師，現為貴州省作協副主席、《山花》雜誌主編、貴州省出版協會副會長。詩歌作品被多種選本選載，編入大學教材，並有詩集《直了集》出版。翻譯作品在《世界文學》《十月》廣泛發表，被《思南·文學選刊》轉載，並有兩部譯作即將出版。曾獲第七屆貴州省文藝獎、貴州省青年作家突出貢獻獎、百花文學獎·編輯獎、第三屆尹珍詩歌獎、第二屆海內外華文文學期刊“人和青年編輯獎”等。為第三屆貴州省德藝雙馨文藝工作者。

曾參與高校教材《20世紀中國文學作品選讀》（上下卷，西南師大出版社出版）的編寫工作；曾擔任國家社會科學重大專案、藝術科學國家重點專案《中國歌謠整合·貴州卷》副主編，由於在編纂工作中成績突出，被全國藝術科學規劃領導小組授予文藝整合志書“編纂成果個人三等獎”。

李寂蕩大學畢業被分配到礦山工作，礦山瀕臨倒閉時，又調到家鄉的鄉鎮中學任教，那裡非常偏僻而荒涼，宿舍裡經常有蜘蛛、癩蛤蟆和蛇出入，於是決定開始考研。研究生畢業時非常吃香，許多機關單位來挑他，但是他毅然決定來到了《山花》，因為編輯部裡可以吃火鍋，具有人間的煙火氣。在不到四十歲的時候，他被推到了主編位置，當時賬戶上幾乎沒有什麼錢，岳父看他愁眉苦臉的樣子，說當不了就不當吧，沒什麼大不了的。但是他不甘心，如果當不了，會覺得是一個恥辱。

於是，他揹著包出發，四面出擊找錢，甚至還去過墓地。《山花》雜誌從此走上了提升之路。這種提升不僅僅是經濟的，更是文學的，《山花》在全省的年度核驗中，幾次名列非時政期刊第一名，被評為2018年度貴州文化產業十佳品牌之一，被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和龍源期刊網等機構評為2019中國人文大眾數字閱讀影響力期刊TOP100。李寂蕩反過來卻以為，他個人力量畢竟有限，取得如此大的成績，是因為編輯團隊的力量，甚至把這歸結為前輩們的精神傳承，提起老主編葉辛、何士光和何銳，他言語間都是滿滿的感激之情和敬仰之心。

本期焦點人物 李寂蕩

青年報記者 陳倉 李清川

1

我外出時間一久，

門前就荒草叢生，

其實地上是有路的，

沒人走了，也就沒有路了。

青年報：你是哪裡人？你從文化或者文學的角度，介紹一下你的故鄉吧。

李寂蕩：我是貴州福泉人。我的老家叫水洞，地處三縣交界，十分偏僻，有好多條溪流，也有不少溶洞。據說，曾經叫“匪洞”，是土匪盤踞的地方。我有一首詩叫《水洞》，詩中有這樣的句子，“水洞，一半屬於漢語，一半屬於苗語”，我們的村寨的確一半是漢族一半是苗族。水洞四面環山，中間是一片廣闊的壩子，貴州像這樣的壩子是不多的。這壩子都是水稻田，油菜花盛開的時候，金黃一片，夏天則是一片碧綠，白鷺翩飛。有一條河流從壩子中間穿過，再往下走就有幾條溪流匯入，到了下游水量就很大，隨處可以聽見溪流的聲響。

老家的河帶給我很多的樂趣，捉魚、游泳，熱天躺在石板上曬太陽……老家的山上以前是原始森林，秋天在森林裡可撿拾到很多果實；也讓我知道什麼叫“松濤”，後來松林被砍伐了，長起來的是次生林，“松濤”也就消失了。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在部隊的父親回鄉與武裝部的人還圍剿過一頭老虎，我家分得一張虎皮，賣了買了一臺縫紉機，這臺縫紉機現在還在，是“蝴蝶牌”。

我母親是水洞小學的老師，是教我語文的老師，也是我的班主任。父親在縣城工作，我五年級就轉學到了縣城。老家的縣，據說是古國且蘭舊地，曾經叫“平越”，後來改叫“福泉”。因為有一泉水名叫“福泉”，此泉所在的山就叫“福泉山”，而這座山所在的縣便叫“福泉縣”，後來改為福泉市。福泉縣是一座古城，現在東西南北四個明清時期的城門洞都儲存完好。我讀北街小學時，每天都要穿過北門城門洞，教書時要穿過南門城門洞。有一座明朝修建的橫跨河流兩岸懸崖上的石拱橋“葛鏡橋”，橋樑專家茅以升稱之為“西南之冠”，有“北有趙州橋，南有葛鏡橋”之說。據傳，張三丰是在“武當山得道，在福泉成仙”的，老家有許多關於他的傳說。抗戰時期，國立交通大學唐山工程學院遷徙至此，辦學六年，茅以升是院長。我讀的中學就是在這所大學的舊址。

青年報：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離開故鄉的方式，你是怎麼離開的？你還有哪些親人住在故鄉？你最近一次回故鄉都幹了些什麼？

李寂蕩：我是考上大學離開老家縣城的，後來又在老家的一個鄉鎮中學教書，借調到縣城中學後考上研究生就離開了。我老家還有父母、哥哥姐姐，老家離貴陽不遠，高速公路一個多小時就到了，但太忙，很少回去。最近一次回去是夏天的時候，是到老家掛牌“山花·福泉文學創作基地”。

青年報：你的文學理想是從中學時候培養起來的嗎？你記得你真正意義的第一篇文學作品是怎麼創作出來的？

李寂蕩：我最早喜愛的是畫畫，自發的，應該在讀小學前。我對文學的喜愛是從看連環畫開始的，初中的時候又從連環畫轉到了文學原著。我讀的第一部純文學意義上的長篇小說是《復活》，對於小說的宗教主題我是似懂非懂的，但馬車吱嘎吱嘎碾過冰雪的情景印象深刻，如身臨其境，這讓我深深感受到了文學的魔力。後來又看了《少年維特的煩惱》，因為那時我是少年，也有了煩惱，於是很好奇維特的煩惱是什麼。我在初中時，開始練習寫古體詩，還自己裝訂成冊，算是我的第一部詩集吧。同時迷戀上了郁達夫，我經常過河到對岸的山坡上讀郁達夫。秋天的夕陽映照著風中搖曳的格桑花或茅草穗，那意境頗具郁達夫筆下古典的詩意，但我要說，郁達夫給我帶來了過度傷感的負面影響。

到了高中的時候，我就開始寫新詩了，並加入了學校的文學社，主編了一份油印詩刊，我一個人編一個人刻蠟紙一個人印刷，可以說我當“主編”是從高中開始的。讀高中時，父親的單位分來了一位年輕人，相貌俊朗，他寫詩彈吉他，晚上他的宿舍的視窗總會傳來吉他聲和美女的朗朗笑聲。我在他那裡借閱到不少詩集，尤其喜歡《戴望舒譯詩集》，喜歡其中的洛爾迦，喜歡其中的果爾蒙，喜歡他呢喃般的話語和溫柔的深情，以及他的樸素與自然。我的第一篇文學作品也許是讀大學時發在校報的一首散文詩，叫《地下河》，傳統的擬人化的寫法。

青年報：你的大學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長春師範學院，橫跨大半個中國去求學，這中間應該有特別的故事吧？從南到北，地域化的巨大落差，給你帶來了哪些衝擊？

李寂蕩：我考去東北，正如魯迅先生所說“彷彿是想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可能是讀文學作品的緣故，對“別處”充滿嚮往。故鄉實在是太熟悉了，總想去陌生的地方，而且與故鄉的反差越大越好。初到長春，在南方是秋天，但在那裡已是初冬了。首先印象深刻的是凜冽的寒冷，很奇怪，這兒出太陽了雪不會融化，在貴州雪和陽光是不相容的，只要出太陽，溫度就會在零度以上，而在這裡，晴空萬里，溫度卻在零下很多度；其次是感覺這裡很遼闊，有異域風格的建築和筆直寬闊的大街；人也不一樣，輪廓很清晰，身材高大，說話語速快，聲音洪亮。

我們班有一半的同學是長春市的，他們耿直熱情，給我縫褥子，春節我沒回家，會從城裡騎車到郊區給我送餃子；我後來在鄉下教書，準備考研，同學買了考研書籍寄給我，還織毛衣寄給我。我記得寒假沒有回家，住在學校裡，每天去吉林藝術學院畫畫，早晨雪地上第一行腳印是我留下的，回來時在菜市場買的豆腐凍得像磚頭。感覺冬天的東北就像一口巨大的冰箱。巧合的是，我父親當兵也是在東北，後來他轉業去的地方重慶，也是我讀研究生的地方，從最冷的地方到了最熱的地方。對東北的選擇可以看出我性格中愛走極端的一面。

青年報：我們剛剛採訪過吉林《作家》雜誌主編宗仁發，你在上學期間和他認識嗎？

李寂蕩：在長春階段，我不認識宗仁發老師。我第一次見他，是《山花》《作家》《大家》《鐘山》搞“聯網四重奏”，一年一度的聯席會由《山花》做東在貴陽舉辦，那時我剛到《山花》，負責做會務。宗老師給我的印象，特別像中學歷史教科書上的一幅女真人畫像。後來得知他是漢人，我還納悶，他怎麼長得那麼像那幅畫裡的女真人呢，再後來得知，他母親是滿族，他有一半的滿族血統。宗老師是編輯家，對我很關心，在《作家》上發過我的散文和詩作，還作為第二屆“海內外華文文學期刊獎”的評委會主任授予我“人和青年編輯獎”。很感激。

青年報：你的第二階段是西南大學（當時叫西南師大）研究生，也由歷史系轉回到了中文系。我們想問一下，那個年代研究生很難考，你本來就是學霸呢，還是文學給你帶來了幸運？

李寂蕩：我不是學霸，我是被“逼”出來的。我大學畢業後分配到一座礦山，礦山資源枯竭，很快就垮了。同事們紛紛調離，我曾一度去過海南打工，覺得長此以往不是辦法，後來返回，從礦山調到了家鄉的一所鄉鎮中學教書，說是鎮中學，實際上是在一個村子裡，離鎮上還有幾公里。我記得去的時候，我的幾麻袋行李扔在操場上，孤零零的，感覺和自己一樣。那個操場是泥巴地，籃球架是農民用木頭自己做的，一到放暑假，操場就長滿了荒草。在那所中學，老師們的理想是調到離縣城較近的鄉鎮。如果有誰能調進縣城，便會認為他有本事，佩服羨慕得不行。調不走就只有在這裡安家落戶，一大群單身漢是找不到物件的，有的就找學生，學生是當地農村戶口，所以娶學生為妻的家庭便成了半邊農，放學後是要扛著鋤頭去挖土的。

我不想重複他們的命運，那麼，考研便成了改變命運的方式。我考的是文學專業，文學教材、英語幾乎靠自學。白天教書，早晚學習。晚上坐久了，蜘蛛會在我頭上牽線，我起身時要將絲線拍斷；下雨天，屋子裡會爬進癩蛤蟆；晴天早晨，有時聽見有人敲窗，以為是誰來鄉下探望我了，心情激動地開啟門，才發現是鳥兒把窗戶玻璃裡的天空當作真實的天空不停地往裡飛；門口有時會有蛇，有一天鄰居的孩子大喊有蛇，有一條蛇鑽進了他家廚房又跑出來，最後被我逮住打死了。記得我的木棍壓著它的七寸時，它吐著信子，也許它的目光裡充滿了仇恨。晚上睡覺時，我會掀開被子看看有沒有蛇鑽進去，我可不想與蛇同眠。魯迅先生說，“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而我外出時間久了，宿舍門前的路便荒草叢生，我便想到，其實地上是有路的，沒人走了，也就沒有路了。

我是1996年考取了西南師大的研究生，那年全國招生三萬多人。多年的文學閱讀的確對我考文學專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考研主要是考英語。那年的我的英語考分是我所報考的西南師大全校第三名，前兩名都是英語專業畢業的。但我學的英語是“Silent English”。

當年的《山花》美編黃冰去西南師大接李寂蕩

2

我選擇《山花》是出於文學理想，

雖然編輯部辦公條件簡陋，

但是很有人間煙火氣。

青年報：《山花》是一份老牌刊物，創刊於1950年，今年已經迎來了七十週年。但是世紀之交是文學最不景氣的時候，尤其是文學期刊十分艱難，你畢業的時候為什麼選擇了《山花》？

李寂蕩：我1999年研究生畢業，那時研究生很少，很多單位都招研究生，尤其是高校，所以畢業時，研究生宿舍樓前門庭若市。不少單位開出很優厚的待遇，比如提供幾萬元安家費、住房、配偶工作安排等等，而當時的重慶才升為直轄市沒兩年，黨政機關也需要不少高學歷的文科生，尤其是中文系畢業的。我唯一應聘過一個區委宣傳部的職位，面試後對方決定要我，但我後來不想去了。面試的一位領導還專門打電話給我做工作，他說即使你不來宣傳部，我們可以推薦你去報社啊，貴州那麼落後你回去幹啥。

我決定去《山花》，是不想留重慶，重慶夏天太熱了，夏天電扇從早吹到黑，但當時就沒有想到有了空調就不熱了啊。當然主要還是出於文學的理想，其實早在頭一年，我就去《山花》實習過，《山花》辦公條件簡陋，但很有人間煙火氣，冬天的時候，辦公室裡燒著鐵爐子吃火鍋，整個辦公室瀰漫著菸草的煙霧、火鍋的熱氣和濃烈的酒味。要畢業的時候，主編何銳老師派了《山花》的美編（既是美術編輯也是美女編輯）黃冰去西師接我。我和黃冰沿石階款款而下時，正是吃午飯的時候，男生們目光齊刷刷地向我投來，目光中飽含仰慕，我一邊得意一邊納悶，我有什麼好看的？後來才反應過來，看的不是我。

青年報：你們現在還在科學路66號辦公嗎？這應該是許多文學愛好者的聖地，你介紹一下這個辦公地點和窗外的這條街吧。

李寂蕩：是的。《山花》在貴州省文聯大樓裡，隔壁就是貴州省科技廳，文藝與科學毗鄰。科學路的由來或與科技廳在這兒有關。這條路其實很短，只有二百米，更像一條深巷。出去就是貴陽市的市中心——大十字。省文聯門口還有貴州省京劇團，有時上班的時候，是一邊看稿，一遍聽著京劇蒼涼悠遠的唱腔。我寫有一首詩就叫《科學路》。我上班在大樓，居住在大樓旁的一棟破舊的小樓，住的是以前《山花》編輯部的幾間辦公室，門楣上還釘著編輯部各組的牌子，我的臥室是小說組，廚房是詩歌組，客廳是評論組，散文組那間是別人在住。所以說，我幾乎全天都在《山花》，上班在《山花》，吃飯睡覺在《山花》。

青年報：你和《山花》幾任主編有過交集？這些主編身上應該有很多為人做事的精神激勵著你們吧？

李寂蕩：我和《山花》四任主編有過交集，文志強老師、葉辛老師、何士光老師和何銳老師。我到《山花》不久，文志強老師便去世了，他是遵義人，面善。葉辛老師視貴州為第二故鄉，他經常回來，所以見面較多，前不久在惠水縣還建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書院。葉辛老師是一位勤奮的作家，著作已有160種，可以說是著作等身，他的電視劇《孽債》影響很大，曾經家喻戶曉，當時我讀幼兒園的侄女都會唱這部電視劇的主題歌。何士光老師，他說起話來，有激情，有哲理，像演講似的，極具感染力，真有大家風采。我特別喜歡讀他的散文，他的文字纏綿悱惻，很有詩性，在明麗的背後是深深的憂傷。他寫鄉下連綿的陰雨，寫春天布穀的鳴叫，在鄉下時難以排遣的憂愁，讀來容易激起共鳴。他善飲，說自己打通了任督二脈，儘管近八十高齡，飲酒不醉。世人都愛感嘆人生苦短，他總說人生太漫長。

我的前任主編何銳老師對我的人生有重大影響。我是他要來《山花》的，來了就給他當助理，寄給他的稿件基本都先交給我處理。留用的少，退的多，鑑於我以前投稿常常石沉大海苦等不到編輯部的隻言片語，我便善解人意地給不少作者寫信，有的現在已是很知名的作家了，見面時他們會對我說，我還保留你寫的信呢，我會有點難為情，因為我知道那是退稿信。

何銳老師對我影響最大的是職業精神，他認為編輯不是為他人做嫁衣，編輯和作家是平等的對話關係，雜誌就是編輯的作品，對於不合用的稿子要敢於拒絕，不徇私情。他還提出了全能編輯的概念，不是寫詩的編詩歌，寫小說的編小說，而是四種文體都要編。我當主編後，有幾年的《山花》封面便是由我創意設計，由美編執行落實的。那時，《山花》還沒有專門的工人，雜誌印出來時，我們編輯要親自動手捆包裹的，我可以將包裹打得方方正正的。有一段時間，我們的彩頁是在深圳印，印好了發來。有一次，我和何銳老師去航空貨運站自己搬運，搬完了，他帶我去他家喝酒，以算是犒勞吧。何老師不苟言笑，所以喝酒時大家很沉默，這搞得我很緊張，他不知說了一句什麼，一家人笑起來，我惶惑地打量著他，他的夫人，他的女兒，他們看著我的窘相，又是一陣笑，在他們的笑聲中，我更是惶惑了。

何老師去年去世了，我和同事到重症監護室，看見他平常緊閉的雙唇這時閉得更緊了，平常沉默的他這時是完全地沉默了。我們將他的遺體抬出來，抬上殯儀車，守著他的靈柩，直到送去公墓安葬。

青年報：你是哪一年開始接任主編的？你們辦刊思路比較特別，有許多著名欄目和專案，我們想問的是，哪些是從前輩編輯家那裡繼承的，哪些是你主持工作後創新的？

李寂蕩：我是三十二歲時任《山花》副主編的，三十九歲時主持《山花》工作，次年正式任主編，迄今任主編已有十一年。我任主編後，基本沿襲了雜誌過去的風格和辦刊思路，只在區域性上有所調整，調整也是漸進式的。仍然是堅持“雙重文字”——文學與視覺藝術兩種文字結合。我們的“視覺藝術”欄目，不僅是讓雜誌圖文並茂，將視覺藝術作為裝飾，也不是發表文人逸情雅興的書畫作品。它關注和探討的是人的生存狀況，在這一點上是與文學共通的，也因此二者的結合才是有機的，而不是機械的。而且藝術形式多有創新和探索，和我們的文學作品一樣，強調前衛性。比如，我們推出過張曉剛、方力鈞、陳丹青的繪畫作品，徐冰的裝置藝術，老重慶的照片、海外的建築和中國傳統民居，日本表達“侘寂”觀念的園林，等等。我們與四川美院有長期的合作，一起舉辦過“虎溪詩會”——可謂是詩中有畫，畫中有詩。

下一步，我們會將“視覺藝術”進一步社會化，譬如策劃並在美術館舉辦畫展；現在《山花》還保留“三葉草”欄目，這是《山花》的品牌欄目，在全國文學期刊中獨一無二，就是展示一個作家（詩人）多方面的寫作才能，也就是三種文體的寫作，詩歌、小說和散文，不少作家（詩人）很嚮往這個欄目；我們的詩歌欄目“詩人自選”仍然保留，每期推出的詩人只有三五位，但給予的篇幅卻很大，有的是長詩，可達十幾個頁碼。北大教授、著名詩人臧棣提到《山花》時說，“裡面的詩歌欄目，一直是當代詩的高地。”而評論欄目較以前減少不少，我們很少刊發對當代某個作家作品的評論，因為這類評論多有溢美之辭，更多的是對文學現象的評論；推新人仍然是《山花》的重點，因為新人會帶來新氣象，會帶來不一樣的人生經驗和審美趣味，是文學的生長點，我們為此開有“開端季”欄目。

我任主編後，《山花》一個大的變化，除了堅持純文學的藝術探索，可能是實踐文學的泛化，在雜誌的形式與內容的多樣性上有所強化，無論寫什麼怎麼寫，都強調緊緊圍繞著對生命、人生、人的存在的關注；對時代精神狀況的記錄；對真善美的張揚。其實，中國具有文史哲不分家的傳統，史學的、哲學的文章往往也是生動的文學作品。我們所踐行的可能正是當下文學研究界正在討論的“大文學”概念。當然，我們要掌握好一個度，掌握好“純文學”與“大文學”的搭配和比例。我們增加了雜誌的“文化性”，文化隨筆的比重加大，開闢了作家專欄，譬如“陳丹燕專欄”“張承志專欄”，開闢了“詩文間讀”欄目，對傳統經典進行獨到解讀，在“大視野”欄目推出像鮑鵬山的系列文章“典故中的中國”，對歷史重新闡釋；開闢了“譯記”欄目，關於文學新譯著的前言或後語，或札記或評述。

在世界文學相互交融的時代，外國文學的翻譯對漢語寫作的影響是巨大的，不少作家是在外國文學的影響下開始寫作的，像莫言便稱福克納為他的導師，他說《喧譁與騷動》他並未讀完，但翻譯家寫的序言對他啟發很大，讓他知道小說可以大膽虛構的，因為福克納連他自己的人生經歷也敢虛構，沒有上過戰場，偏說自己參加過空戰。（《我與文學大師的對話》）我發現很多外國文學作品的譯者所作的序或後記是很好的文章，除了對所譯作家、作品有一個概述之外，對所譯作品也有自己獨到的解讀，同時也有翻譯的心得體會，這可讓讀者在第一時間接受到翻譯作品的相關資訊。這些翻譯作品大多是首譯，小部分是經典重譯；我們大力推薦海外的華語作家，推過像黎紫書、倪湛舸、黑孩、南橋、陸蔚青、小杜等，他們的創作與國內作家相比，無論所寫的生活，抑或寫法上會有些異質性，可與國內的寫作形成一種對比和參照。

《山花》以前從未完整推出過長篇小說，今年就推出了馬來西亞華語作家黎紫書的《流俗地》，並配發評論家王德威為其所寫的評論文章，推出後備受關注，多家出版社都想獲得出版授權，最後被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獲得，我們已刊發著名作家王安憶為此書作的序。我們辦刊，不僅要有全國視野，而且還要有全球視野，將漢語文學納入世界文學的座標中來考量。這種考量還直接融入到各種文體的選稿及編稿過程之中。

為嘗試文學走向大眾，走向市民，《山花》曾一度與貴州當時發行量最大的一家報紙《貴州都市報》合辦過幾年的《文學週刊》；《山花》過去很少有文學獎，現在“山花文學雙年獎”已舉辦了三屆，表彰了一批《山花》推出的優秀作家和優秀作品，涵蓋各個文體；我們還做寫作培訓，“山花寫作訓練營”已舉辦多屆，一批有潛力的作者從中湧現出來，像夏立楠、尹文武、豐一畛、田興家都是其中的學員，其中豐一畛的小說集還入列“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2019年卷。寫作營的舉辦為貴州文學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人才保障。此外，《山花》舉辦的採風活動也比較多，也參與了對貴州旅遊的宣傳，承辦了一些貴州各地旅發大會的活動。在多地掛牌“創作基地”。《山花》與全國各地的文學交流也很密切。《山花》有些小說還被改編為影視劇；有不少作品被翻譯到國外。

《山花》多年的堅持，得到廣大作家的肯定。著名作家邱華棟說：“一個作家在《山花》上發表過作品，那他/她一定是一個好作家。”《小說選刊》雜誌主編、著名作家徐坤說：“《山花》就是貴州文化的一個魂。”

青年報：《山花》是作者們通往文壇的主要陣地，許多文學愛好者渴望登上雜誌，而主編是掌握著生殺大權的，你選擇稿件和作者的根本標準是什麼？

李寂蕩：其實生殺大權是掌握在作者手裡，發表與否主要是由他作品的水準決定的。中國的文學期刊是很多的，“東邊不亮西邊亮”，當然也有可能“東邊不亮西邊也不亮”，出現這種情況可能是你作品真有問題，當然被埋沒的可能性也有，但機率很小，如是這種情況，那隻好認命，就像梵高生前的畫畫廊接受不了一樣。“文無第一，武無第二”，文藝作品的標準有時不是那麼明確，但相對的標準還是存在的。很多作者對於自己的作品，就像自己的孩子，是自己身上掉下的肉，寵愛有加，但這種寵愛會矇蔽自己的眼睛。所謂旁觀者清，況且編輯不是一般的旁觀者，他“閱器無數”，判斷大都是可靠的。

作為編輯來說，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否定和拒絕，因為一本雜誌容量再大，發表的只是來稿的極小部分。當然，這也不等於發表出來的作品都很完美，好不好只是比較而言的。做編輯，很多人不缺乏文學眼光，有的缺乏的是堅持，對文學標準的堅持，對人情稿、關係稿的拒絕。當編輯，有可能是既被人讚美，又被人詛咒的職業。但我們作者要有一個寬容平和的心態，有時與其去埋怨編輯，還不如回過頭再看看自己的作品，可能會發現不少問題。敢於面對問題是解決問題的前提。其實，作為編輯，他們投稿有時也會被退稿的。

我選擇的標準主要是文學性，而文學性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兩個向度，生命向度和審美向度。文學是生命的美學。

李寂蕩與《山花》老主編葉辛

3

我被推到主編這個位置，

也只能豁出去了。

如果當不下，我是不甘心的，

會覺得是一個恥辱。

青年報：網路對紙媒影響巨大，許多報紙包括雜誌紛紛關閉，貴州的文學環境或者說對文學的扶持如何？《山花》是靠什麼生存了下來，而且發展得似乎更好的？

李寂蕩：老主編何銳說，維持一本雜誌的運轉要靠兩隻輪子——一個是財源，一個是稿源。老主編是六十六歲退休的，都說《山花》主編不好找，要既能找錢，又能編稿子。我當主編後，大家對我是有疑慮的，其實連我自己當時也有疑慮。編稿子這一塊問題可能不大，關鍵是能不能找錢，因為當時《山花》辦刊經費缺口較大。而我一介書生，性格內向，似乎是不善於交際的，也未跑過廣告。但既然被推到主編這個位置，也只能豁出去了。

接《山花》的時候，賬上幾乎沒什麼錢，寢食難安、如坐針氈、如履薄冰，這些詞用來形容我當時的狀態一點也不誇張。我的岳父見我愁眉苦臉的樣子便開導我，當不了就不當吧，這沒什麼見不得人的。但我如果當不下，可能會如人所料，我是不甘心的，會覺得是一個恥辱。於是我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礙，揹著包包，天一亮就出發，四處出擊。只要有一點線索的地方我都去跑，甚至跑過公墓。我記得我跑的第一個廣告是2。5萬元，是烏江邊上的一家水泥廠。為等廠領導，我坐在水泥廠的值班室，看著從門口不斷走過的工人，滿身滿臉的水泥灰。跑了兩天才簽下合同。從工廠所在的山頂向下俯瞰，可見山下靜靜流淌的烏江，這不是石達開的“烏江”，也不是項羽的“烏江”，但我禁不住地想到他們。遵義真不愧是一個轉折之城，於我也是，我在這裡算是完成了廣告處女作，我知道，有一就有二，就有未來。

後來我又跑了劉青雲做廣告的“青酒”，“喝杯青酒交個朋友”。記得從鎮遠返回貴陽的途中，貴陽的朋友給我打電話，“寂蕩，你到哪兒了，我們在等你啊！”當時藍色正沉入黑暗，夕陽的餘暉映照著路旁高聳的峰巔，我一下子淚流滿面，可謂是“悲欣交集”吧，因為我知道，青酒的廣告跑下來，我在倉皇中算是立穩了腳跟，而且自己也還有朋友惦記。

我還記得，臨近春節，要去黔北籤合同，但約好時間的那幾天貴州凝凍，我還是上路了，路面很滑，一路上是車禍。有一次去畢節跑風景區廣告，夜晚在村長家吃飯，他家是在山上，席間我出門來接電話，目力所及，盡是莽莽蒼蒼的大山，這是氣勢磅礴的烏蒙山區，當時在我眼裡，那些黑黢黢的山峰就像沉默的命運之神，我為什麼走到今天，我要到哪兒去？他是什麼也不回答的。我感覺去重慶讀研的經歷像做了一場夢，大山就像迷宮一樣，我一直沒有走出去，或者像當時的一首流行歌曲所唱的“終點又回到了起點”，我總想與命運抗爭，可命運之神的力量實在太強大了。我的母親，一個受過很多苦的地主的女兒，有時看著我嘆氣，眼裡滿是同情和愛莫能助。

作為主編，我雖然竭盡所能，但力量畢竟是有限的。《山花》在全省的年度核驗中，幾次名列非時政期刊第一名，被評為“2018年度貴州文化產業十佳品牌”之一，被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和龍源期刊網等機構評為2019中國人文大眾數字閱讀影響力期刊TOP100。她能走到今天，有現在的樣子，是因為有一支極為敬業的編輯隊伍，多年來一直得到了政府部門的大力扶持，而且還得到了貴州茅臺集團、貴州中煙公司、遵義市播州區文旅投公司等有社會責任擔當的企業的大力支援，譬如貴州城鄉公司有幾年支援我們實行雙稿酬，貴州茅臺集團向世界100所著名大學贈刊，已堅持了二十年。這也是中國文化、中國文學走出去的一個舉措。很多圖書館是很敬業的，缺哪幾期會寫信跟我們要，比如斯坦福大學、東京大學、牛津大學、劍橋大學等等。

青年報：我們再來談談你的詩人身份吧。有評論家敏銳地發現了你詩歌中的“死亡現象”，你沒有有關死亡方面的刻骨銘心的經歷吧？你想借助死亡來反襯生命的意義，以表達你對世界的悲憫，我們這樣理解對嗎？

李寂蕩：死是生的一面鏡子，既會照出生的無常，生的短暫，生的脆弱，也會照出生的絢爛，生的美好，生的珍貴。日復一日的日常生活會讓我們感覺到生的恆定和漫長，但死是警鐘，會讓我們警覺，這絕不是生的全部真相。我們看見他者的死亡，某種意義上講也是看見自己的死亡。因為這是所有生命的結局。所以，所有生命的存在的確令人心生悲憫。我的詩歌中，《隔壁鄰居》《傍晚的森林》都寫到了死亡。

我的詩歌寫作量很小，至今只出過一本詩集《直了集》。我有文學理想，但寫作上沒有野心，也沒有規劃，近乎於偶爾為之，至今寫的詩也就一百餘首。我的詩多是經驗性的寫作，寫的是日常，當然，我不想就日常寫日常，會在日常中發現和凸顯“日常”中“非常”的一面。我寫詩基本上是有感而發，希望做到“言之有物”，“惟陳言之務去”。

青年報：現在出書難，出詩歌更難，但是每年還是有大量的詩歌出版，你怎麼看待這種現象？你下一步有出書計劃嗎？你能談談自己詩歌寫作上的追求嗎？你自己認為已經被經典化的作品是哪幾首？

李寂蕩：現在寫詩的人不少，出版的詩集也很多。我覺得這不完全是壞事，儘管讀者很少，許多書出版後也不會有市場。但這是自己詩歌創作的總結，是對自己的一種肯定和鼓勵。而且出版也是自家掏錢。對於寫作者來說，寫作是一種愛好，一種傾訴，一種宣洩，甚至是其生活的一部分。未嘗不可。當然，不少是垃圾。

我想三五年後我會出版自己的第二部詩集，寫作上可能要有一個規劃，量要增大一些。我很快要出書，但不是詩集，是翻譯的作品，一部短篇小說集和一部長篇小說，接著可能還有另外兩部。

我不知道自己的詩歌有沒有被經典化，經典化應是一個時間問題。我自己的詩歌有幾首自己比較喜歡，《隔壁鄰居》《水洞》《午夜飛蛾》《河流》《雙河客棧》《我將死不瞑目》《要習慣於……》《語言障礙患者》《暮飲》《晚景》。

青年報：最後一個問題，你覺得文學閱讀對於年輕人的成長意義在哪裡？現在是碎片化的閱讀時代，你認為對年輕人的人生會產生什麼影響？

李寂蕩：文學是人類語言之美的集中體現，是語言傳承的重要載體，所以文學作品的閱讀是年輕人語言能力訓練的一種重要方式。文學閱讀可以拓寬年輕人的內心世界，讓他們的內心世界變得遼闊，而且可以豐富他們的審美趣味，以及在現實生活中對詩意的追求；同時，讓他們對生命、對世界、對人生有深刻的理解。文學從根本上講，還是張揚“真善美”的，文學的薰陶就是讓年輕人深刻地感受到真善美，追求真善美，最後自己也變成真善美的化身。

碎片化的閱讀也許會導致青年人對世界的理解和認知是碎片化的、支離破碎的，不是深入的、完整的，甚至充滿了謬誤。

作者：青年報記者 陳倉 李清川

原標題：《上海訪談 | 李寂蕩：我相信有一有二就有未來，總想與命運之神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