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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暫而又叛逆的鴻都門學:上承兩漢經學,下啟魏晉玄學

  • 由 歷史中簡堂羚羊飛渡 發表于 綜合
  • 2021-10-23
簡介通觀整個中國主流思想發展史後,追根溯源,可以得知“三教合一”之所以出現,源自於魏晉時期一改兩漢時期的“獨尊儒術”,大力推行玄學,導致儒學衰落的舉措

三教並立是什麼時候

“三教合一”是咱們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一種特有現象,三教即儒道釋三家。但三教從並立到融合,這是一個漫長的曲折中前進的過程,三教中儒家佔據主導地位,所以細觀中國儒家學術思想的發展歷程,我們就可以“窺一斑而知全豹”。

短暫而又叛逆的鴻都門學:上承兩漢經學,下啟魏晉玄學

儒學雖然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起,一直至今都是中國的主流思想學術流派,但其實在這千年的歲月中,儒學有好幾次都被迫跌入了非主流之中。

魏晉時期,

玄學首次被列入官學之中,而且當時誕生了一大批玄學大家使得玄學大盛,此消彼長之下,儒學長期不振

短暫而又叛逆的鴻都門學:上承兩漢經學,下啟魏晉玄學

南北朝時期,

玄學依然力壓儒學一頭,再加上當時又逢佛學大盛,“獨尊儒術”的榮光一去不復返,“三教並立”的趨勢開始逐漸明朗

短暫而又叛逆的鴻都門學:上承兩漢經學,下啟魏晉玄學

唐朝時期,“尊崇儒術,兼重佛老”,“三教並立”正式形成,三教紛爭不斷,

唐高祖、唐玄宗時期佔據主導地位的是道家,武則天時期及中唐以後佔據主導地位是佛學,好在最終韓愈發起了古文運動,從維護封建統治出發,用儒家的天命論和封建綱常來反對佛道,使得儒學重新佔據了官學的主導地位

,“三教並立”開始向“三教合一”過渡;

短暫而又叛逆的鴻都門學:上承兩漢經學,下啟魏晉玄學

宋朝時期,依然延續唐朝的“尊崇儒術,兼重佛老”,

但此時儒學的主導地位已經不可撼動,在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了儒學新的學術流派——理學與心學,當時三教紛爭可以看做是儒家主導佛道兩家進行的內部爭鬥,“三教合一”初步形成

短暫而又叛逆的鴻都門學:上承兩漢經學,下啟魏晉玄學

元明時期,“三教合一”臻於大成,

當時的儒學尊崇以程朱理學為主流的兩宋理學,雖然陸王心學也曾在明朝興盛一時,但最終無法撼動兩宋理學的主導地位

清朝時期,“三教合一”根深蒂固,

學術紛爭主要以兩漢經學與兩宋理學的對立展開,因漢學的復興與漢族息息相關,於是儒家道統之爭逐漸演變為滿清皇權的道統之爭,

最終在康熙年間,宋學大師集團擊敗了漢學大師集團取得了儒家道統的主導地位,成功維護了滿清皇權的道統,慘遭敗北的漢學大師惠棟憤言“宋儒之禍,甚於秦火”

短暫而又叛逆的鴻都門學:上承兩漢經學,下啟魏晉玄學

民國至今,熊十力、馮友蘭等民國大師在宋明理學的基礎上開闢了新儒學,雖然新儒學與馬克思主義思想、西方新自由主義思想並稱為中國現代三大思潮,但其地位與古代不可同日而語。

通觀整個中國主流思想發展史後,追根溯源,可以得知“三教合一”之所以出現,源自於魏晉時期一改兩漢時期的“獨尊儒術”,大力推行玄學,導致儒學衰落的舉措。

短暫而又叛逆的鴻都門學:上承兩漢經學,下啟魏晉玄學

在魏晉時期,為什麼出現“玄興儒衰”的現象呢?

羚羊說

因為,在東漢末年由於鴻都門學的出現,將儒學拉下了“獨霸朝綱”的寶座,雖然鴻都門學存在的時間很短暫,但打破了儒學長期壟斷官學的現象,儒學地位開始下降,直到曹魏王朝末年玄學大盛,儒學終於徹底衰落。

鴻都門學是漢靈帝時期建立的高等學府,因其校址在東漢首都洛陽鴻都門附近,因此被稱為鴻都門學。

短暫而又叛逆的鴻都門學:上承兩漢經學,下啟魏晉玄學

鴻都門學設立的初衷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是宦官集團運用思想學術手段進一步打壓文官集團的體現。

漢靈帝繼位後,與他父親漢桓帝一樣重用宦官打擊外戚勢力,也因此使得宦官集團橫行朝野。隨後宦官集團與文官集團發生了激烈的黨爭,最終漢靈帝站在了宦官集團這一邊,效仿父親漢桓帝的做法,發動了“第二次黨錮之禍”。最終這場政治災難造成大量文官集團人員逃亡,被迫害致死的達六、七百人,至此朝堂之上,唯有宦官專權。

但宦官集團深知,如果治國理政還是以儒學為本,那麼研習儒學的文學集團早晚會東山再起,所以摒棄儒學,成為了宦官集團的政治需求,鴻都門學因此設立。

短暫而又叛逆的鴻都門學:上承兩漢經學,下啟魏晉玄學

鴻都門學的規模與儒學的最高學府太學相仿,而兩大學府的教學內容則完全不同。

太學以“經學”為主,“經學”又分為西漢時期大成的“古文經學”和東漢時期大成的“今文經學”,統稱為兩漢經學,都是以研究儒家經書而形成的學術思想流派。

而鴻都門學以“字畫尺牘”為主,即以書法、繪畫、尺牘文學為主要學習內容,是中國古代歷史上首次以文學藝術為主的高等學府。

短暫而又叛逆的鴻都門學:上承兩漢經學,下啟魏晉玄學

鴻都門學設立時間不長,雖然沒有出現名留青史的畫家,但卻出了不少著名的書法家,他們主要擅長鳥蟲篆和八分書,代表人物有師宜官、梁鵠、毛弘等。

不過鴻都門學對後世影響最深的是尺牘文學。

尺牘,在先秦時期是書信的名稱,由於當時的書信都刻在一尺一寸的木牘(即木簡)之上,所以稱為尺牘或者簡牘。但到了兩漢時期,由於漢賦的興盛,尺牘而被賦予了新的涵義。

我們熟悉的“漢賦四大家”司馬相如、揚雄、班固和張衡,他們的曠世名作均為氣勢恢宏的長篇辭賦,且司馬相如和揚雄是西漢人,班固和張衡是東漢人,因此漢賦又被稱為“兩漢鴻賦”。

書寫“兩漢鴻賦”需要花費大量的竹簡,而書寫詩歌、短文、公文、書法或者書信等等,則需要尺牘就可完成,因此這些文體被稱為“尺牘之文”,即尺牘文學。所以在兩漢時期,尺牘往往指的是“尺牘之文”的意思。

短暫而又叛逆的鴻都門學:上承兩漢經學,下啟魏晉玄學

長篇大論的“兩漢鴻賦”備受文官集團的推崇,所以宦官集團就要推崇短小精悍的“尺牘之文”,這是典型的黨政思維“反其道而行之”。

正是由於“尺牘之文”在漢靈帝時期的大行其道,讓詩歌在東漢末年重新煥發光彩,催生出了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為代表的建安詩歌,建安文學中也以詩歌成就最為顯著。

所以范文瀾在《文心雕龍·時序》註解道:“東漢辭質,建安文華,鴻都門下諸生其轉易風氣之關鍵與。”

短暫而又叛逆的鴻都門學:上承兩漢經學,下啟魏晉玄學

鴻都門學創立於漢靈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至中平二年(公元185年)董卓進京而被廢棄,不過短短7年的光景。

但就在這短短的7年中,鴻都門學卻衝破了自漢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以來“獨尊儒術”的思想藩籬,長達312年的思想藩籬被衝破,人們極具渴望有新的思潮出現,這是當時整個社會的精神需求,魏晉玄學應運而生。

所以,鴻都門學雖然短暫而又叛逆,卻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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