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梁山泊忠義堂上的交椅，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李國文

我們剛剛發表了李國文先生的《不求多產，但要精粹》，今天驚悉他於11月24日凌晨在京去世，都深感意外，痛心不已。李國文先生以長篇小說《冬天裡的春天》於1982年獲得首屆茅盾文學獎，自改革開放以來在文匯報發表了大量文化隨筆。本文刊2005年1月12日的《文匯報 筆會》，原題“話說交椅”。圖為九十大壽的李國文先生

早年讀《水滸傳》，常自問：“梁山泊裡忠義堂上的交椅，究竟應該是怎麼一回事？”深入地探討一番，發現所謂的交椅，雖然不過是摺疊椅或者馬札之流，但在中國，卻是一個饒有興味的話題。

因為，它是一種有著久遠歷史的器物，更有甚者，它還是等級社會里體現地位的象徵物。

所以，人們常說的第一把手、第二把手的那個“把”字，其實與“手”並不搭界。確切地說，倒是與誰坐第一把椅子、誰坐第二把椅子的“把”字相關連。因此，在中國，這種交椅“情結”，也是弄得很多排排坐、吃果果的大人先生們，輾轉反側，不安於位，上下左右，坐臥不寧，甚至成為性命交關的事情。

清人阮葵生在《茶餘客話》中如此說：“交木兩支，如交椅之稱。胡床，即交椅。”

於是，我們知道交椅，也就是胡床。在漢唐時，凡從西域引進的物品，均冠以“胡”字，與明清時，從海外引進的舶來品，均加一個“洋“字，是同樣的道理。古代中國，沒有交椅這一說，那時的達官貴人，平民百姓，均席地而坐，或跪或跽或盤腿或打坐，至少在唐代以前，中國人的屁股底下用不著座椅這類器物。這種遺風，至於今仍可從日本人使用榻榻米的習慣看出來。

因此，胡床或者交椅，肯定是隨著境外遊牧民族的金戈鐵馬，大舉南下，他們的穹廬氈幕、羊酪胡床之類，也漸及中原，這才盛行河洛的。記魏晉間事的《世說新語》，也可看到當時就有了胡床這樣的外來事物。“舊聞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識。遇桓於岸上過，王在船中，便令人與相聞，雲：‘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車，踞胡床，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桓此時已是京城洛陽的衛戍部隊司令，一位有官有位的大人物，王即王羲之的兒子王子猷，世家子弟，風流名士，也是一位有頭有臉的大文人。王提出來這個不免荒誕的要求，桓不但不生氣，不見怪，也無所謂丟架子，立馬走下車來，坐在胡床上，一口氣連吹了三支曲子。全部過程，桓子野未說一句話，吹完笛後，抬屁股就走，王子猷如醉如痴地聽了以後，也沒有說一聲謝謝。這種魏晉風流，真令後人神往。

《三國志》裴注引《曹瞞傳》，也提到了胡床：“公將過河，前隊適過，超等奄至，公猶坐胡床不起。”這就是曹操差點送命那場潼關之戰，他也是由於太成功而驕傲，太得意而忘形，壓根兒覺得西涼馬超，不是他的對手，沒有放在眼裡，甚至到馬超策馬躍槍，殺至眼前，還在胡床上歇腳，準備賦詩一首呢！

胡人用胡床，我想有兩個原因，一是遊牧部落，多逐水草而居，經常遷徙，將座椅製成摺疊式的，自是為了攜帶的方便。二是處在奴隸社會里的胡人，民智未開，進化較晚，而統治者要向被統治者體現他的尊嚴，辦法不多。不如已進入封建社會里的漢族，為顯示帝王的至高無上，儒家的狗頭軍師如叔孫通之流，不知訂出了多少王朝法令、皇家禮儀，體現等級森嚴的制度，令人誠惶誠恐。但這一套繁文縟節的名堂，即使教給當時還在茹毛飲血的牧民，也未必學得來，學得會。所以，少數民族的頭人、可汗、單于、渠首，坐在高人一頭的胡床上，讓牧民們俯伏在地下，便是容易實行的，顯示高高在上的手段。

這種簡單的尊卑區分法，常為沒什麼水準而獲得權位的人所仿效。如紅衛兵小將，胳膊上綁一根紅帶子，動不動踏上一隻腳，讓人家永世不得翻身的趾高氣揚；如《紅樓夢》裡的焦大，當年為主子立過汗馬功勞，便覺得自己也人五人六了，一張嘴：“老子蹺起一條腿來，也比你高”的得意心態，都屬於遠古的交椅統治，在後來出現的返祖現象。

自從胡人開始以交椅為身份、地位、權勢、力量的象徵起，交椅便成為某些人的命根子。甚至像文壇這以清高著稱的一畝三分地裡，交椅，或交椅的變種，例如什麼排行榜啊，拉力賽啊，金牌獎啊，入圍獎啊，世紀經典啊，當代不朽作啊……；例如什麼十大散文家、十大小說家、十大文學大師、十大文學神童、十大青春詩人、十大老美女作家、十大小美女作家，乃至十大名編、十小名編、十大文學刊物、十大文學評論家、十大文學活動家啊……好像不這麼折騰一下前後次序、等級區別，很對不起自己似的。總之，別看人類已經要走向太空，但宇宙洪荒時代的交椅情結，仍在沒完沒了地糾纏著當代人的靈魂。

交椅這個詞語，現在已不多見，但影子還在，大多數中國人，知道交椅，都是從《水滸傳》來的，因為在水泊梁山裡的農民革命家們，最在乎這把交椅，坐得上坐不上交椅？坐上的是第幾把交椅？看作是頭等大事。我不知道那些逼上梁山的好漢們，開不開會？聽不聽報告？傳達不傳達檔案？估計這百把十人，光是到會場裡找到自己的交椅，得半天工夫。何況大多數為文盲的好漢們，即使秘書處的小姐在椅背上貼著什麼“浪裡白條”、“錦毛虎”、“鼓上蚤”、“霹靂火”之類標籤，在北宋政府沒有百分之百的掃盲以前，也是無濟於事的。

從《水滸傳》裡，懂得有交椅一說，但究竟是張什麼樣的椅子，為什麼叫“交椅”而不叫別的，通常囫圇吞棗地一目十行帶過，並不會作過太多考較。其實，交椅的交，即交叉；而交叉的目的，為了摺疊，不過如此罷了。所以，有些事情，朦朧著，倒好，弄明白了，不免掃興。一想到忠義堂上，擺了一百零八張肯定非電鍍得閃閃發光，而是小木匠們手工打做的馬札，那土得掉渣的場面，頓時令人生出威風掃地之感。

後來，我恍然大悟，為什麼玉麒麟盧俊義說啥不當第一把手，為什麼豹子頭林沖對把他排到什麼名位上不在乎，為什麼小旋風柴進推三阻四地不肯貿貿然地入夥？敢情這些人，雖然上了山，對於交椅的感情，不如那些農民弟兄看得重。說來說去，大概這幫北宋時期的有產階級，在他們的內心深處，肯定不屑於跟草莽英雄為伍。另外，也應該看到，盧俊義，林沖，柴進，與這些落草為寇的土包子，打家劫舍的流氓無產者不同。他們曾做過大官，曾當過貴族，曾帶過兵馬，見識過帝王排場，皇家氣象，覺得這種小兒過家家式的排座次，爭交椅，不過是沒見過大世面的大老粗們的自得其樂罷了，肯定背過臉去，會捂著嘴偷著笑。

所以，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交椅情結，具有農民意識的人更熱衷些，當不會錯。

這樣，便能理解黑旋風先生，發現一張摺疊椅上面貼著的紙條，寫有“李逵”二字，那份興高采烈了。雖然他尚未脫盲，但個人的名姓依稀能夠辨認，自然要在忠義堂上手舞足蹈，表現出分田分地後翻身農民的歡樂了。試想，昨天還面朝黃土背朝天，今天過上大塊吃肉、大碗喝酒的日子，能不鐵定下一顆心，跟著宋江哥哥造反嘛！因此，那第一把交椅，是黑三郎坐，還是盧大官人坐，對他來說，便十分關心。所以，苦大仇深的他，跳出來，擔綱主演了一出交椅保衛戰，一點也不奇怪。

現在弄不清梁山泊為什麼下決心，要把河北大名府第一等長者，人稱河北三絕的盧俊義，弄上山來？是從什麼算盤，什麼策略，考慮的結果？也許宋江到底是小吏出身，身份卑下，意識到光靠衝鋒陷陣的勇敢，靠無法無天的痞子精神，靠“分田分地真忙”吃大戶的物質滿足，是難以維持政權的。需要文官，需要謀士，需要智囊，需要專業人士，尤其需要一位招牌人物來撐場面，也是山寨漸成氣候的必然。但真的想象放手讓盧俊義坐第一把交椅，建立正規的政權機器，馬上遭到一百單八將中大多數昨天為農民的好漢們所抵制。三打祝家莊後，按晁天王彌留時的約定，應該是捉住史文恭的盧俊義為寨主才是。可真到了關鍵時刻，初嘗頭把交椅甜頭的黑三郎自己也變卦了，看來，古往今來的交椅情結，無不與個人利害有關。

我們能夠理解，黑旋風無論從階級角度，從文化層次，從膚色認同，從感情因素出發，都只有堅決擁護黑宋江一途，絕不贊成玉麒麟。而且馬上得到武松、劉唐、魯智深一班農民弟兄的鐵桿支援。最後，吳用等人，又裝神弄鬼地從地下挖出一塊石碑，把大家名字刻在上面，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罡，每人發現自己屁股底下，都有一把交椅，於是功德圓滿，眾好漢酒酣耳熱，稱心如意之後，托塔天王的政治遺囑，也就當它是耳旁風了。

外國人好像不怎麼講究這方面的學問，在美國南達科他州拉什莫爾山國家公園裡，刻有幾個類似中國樂山大佛的總統頭像。這事倘若放在我們這裡來做，從立項開始，到雕刻完成，不知要開多少次會，擬出多少方案，刻誰，不刻誰，先刻誰，後刻誰，誰在誰的前頭，誰在誰的後面，不知要費多少周章？在美國，刻這幾個總統頭像，其中雖因經費和二戰耽誤了不少時間，但人家好幾十個死去的和仍健在的總統，就選了這幾個刻了，也沒有因此定出這幾位是一級總統，剩下的便是二級總統這一說。座位感或第幾把的交椅感，沒有我們這裡強烈，刻在那兒的是總統，沒有刻在那兒的，也仍舊是被美國人尊敬的總統，甚至水門事件被彈劾下臺的尼克松，死後的哀榮，不也照樣莊嚴肅穆？

由此可見，交椅這東西如此深入人心，陰魂不散。一定要排出座次的行為，是中國農業社會的一種文化現象，也是農民最樂意乾的事情。因為歷朝歷代的農民革命，都是一呼隆地揭竿而起，誰不比誰多一塊，但誰也不比誰少一塊，只有經過造反，起義，失敗，成功，轉戰，流亡，內鬨，互鬥以後，才逐漸形成領導集體和領袖人物。於是，權力的分配就體現在排交椅的座次上了。這種水泊梁山式的誰坐頭把交椅，誰坐二把交椅，甚至火併，甚至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綠林氣息，由來已久，深入人心骨髓。

有交椅者，怕失交椅；無交椅者，想得交椅；坐在前面交椅者，擔心坐在後面交椅者擠掉他；而坐在後面交椅者，又無時不刻地想幹掉坐在前面交椅者；壓根兒沒有坐交椅希望者，也不甘心永遠不得交椅坐，便無所不用其極地想奪一把交椅；以為自己應該有交椅可坐者，更是火急火燎地做著交椅的夢。

嗚呼，一把交椅，可把我們這些江湖好漢折騰得天昏地暗而且沒完沒了啊！

作者：李國文

編輯：錢雨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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