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尼作品中的汽車意象與情感流動

原標題：捕捉千禧一代漂泊不定的感覺 魯尼作品中的汽車意象與情感流動

不久前，根據愛爾蘭文壇新秀薩莉·魯尼（Sally Rooney）小說《聊天記錄》（Conversations with Friends）改編的同名電視劇在英國廣播公司三臺（BBC Three）、愛爾蘭廣播電視一臺（RTé One）和影片網站Hulu上熱播。此前，根據其小說《正常人》（Normal People）改編的同名電視劇在2020年播出並引起極大關注，一舉打破BBC三臺有史以來的電視劇網路播放紀錄。魯尼的作品透過刻畫千禧一代在建立親密情感關係過程中的困境與迷惘，反映了現代社會情感關係的流動性與不確定性。而在劇集改編中，又藉助汽車這一意象為人物之間的情感糾葛找到了具象化的依託。

　　流動性：建立關係的重要方式

魯尼於1991年生於愛爾蘭卡斯爾巴鎮，大學就讀於都柏林聖三一學院英文系（像她筆下的人物一樣），獲美國文學碩士學位，研究方向為美國超級英雄與“後9·11”政治。她於2017年出版了首部長篇小說《聊天記錄》，並因此獲得愛爾蘭《星期日時報》“年度最佳小說家”稱號，次年出版的《正常人》先後榮獲英國圖書獎（British Book Awards）和科斯塔圖書獎（Costa Book Awards）的最佳小說獎，併入圍布克獎（The Booker Prizes）和女性小說獎（Women’s Prize for Fiction）的長名單，兩部小說都榮登各大報刊暢銷書榜單。除長篇小說以外，魯尼還創作詩歌、散文和短篇小說，《正常人》就脫胎於其短篇小說《在診所》（At the Clinic）。魯尼不僅被《紐約時報》譽為“首位重量級千禧一代作家”，更是在今年作為唯一的小說家，入選《時代》週刊評出的全球百名最具影響力人物。《聊天記錄》主要講述了兩位女大學生弗朗西絲和博比與女作家梅麗莎及其演員丈夫尼克之間錯綜複雜的情感關係；《正常人》則以瑪麗安與康奈爾從高中到大學四年多的情感糾葛為主線，兩人在分合不斷的情感流動中不斷嘗試著新的親密關係，但又始終遊離在彼此左右。

由小說改編的影視劇往往面臨一個是否忠實於原作的元問題（meta-question），在跨媒介的轉換中如何彰顯小說原旨常常成為公眾討論的焦點之一。具體到這兩部電視劇，網路讀者和觀眾大都認為其對小說的還原度較高，與原作一樣讓人沉浸其中，被公認為是影視改編的佳作。由於魯尼還參與了《正常人》第一集到第六集的劇本改編，所以在某種程度上，該劇可視作原作者基於視聽語言的再創作，體現了原文字的最高含量。儘管如此，電視劇在劇情呈現上還是有所增刪和調整（如為了增強戲劇衝突，電視劇中的聖誕慶祝髮生在康奈爾收到紐約大學創意寫作碩士入學通知書之後，而小說則在這之前），劇中一些讓觀眾感到迷惑不解的細節往往能在小說中找到答案，而小說文字所留下的空白也能透過視覺想象得到某種意義上的填補。因此，觀賞電視劇和閱讀小說這種相互結合、互為補充的觀看之道或許是較為適合的選擇。

在敘事策略、情節構建、人物刻畫、心理揭示等方面，兩部劇集都有諸多異曲同工之處。如《紐約客》專欄作家勞倫·柯林斯（Lauren Collins）所言，兩部小說的重點都皆非情節，而是人物本身以及這些人物“如花樣滑冰選手般”任意進出的男女關係。魯尼在接受採訪中也坦言，她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總是懷有極大熱情，會讓人物參與到多組流動關係之中，並追蹤這種關係所帶來的變化和影響。魯尼相信人不是獨立的個體，每一個人物之間都是相互聯絡的，這種維持聯絡的流動媒介既可以是手機等現代通訊工具，也可以是汽車等現代交通工具。由此可見，關係是理解魯尼作品的核心關鍵詞之一。英國人文地理學家彼得·阿迪（Peter Adey）在其社會學專著《流動性》（Mobility，Routledge，2017）中指出：流動性是一種有生命力的關係，是面向自我、他人和世界的一種定位；流動性是一種特殊的“情感結構”，也是傳達含義和意義的方式；流動性既是維持朋友關係的紐帶，也是威脅邊界的重要手段。要而言之，流動性是建立關係的重要方式。

　　汽車意象：自主性和流動性的結合

我們可以發現，劇中人物常常利用汽車、火車、快鐵（DART）、飛機等現代流動性技術來建構和協調彼此的親密關係，具有豐富的隱喻價值。弗朗西絲常常乘坐公交和快鐵去尼克家；尼克曾被稱為飛機客，和一位空姐有過“戀情”。但出現頻率最高的流動性工具無疑是汽車。汽車自發明以來就一直被視作現代性的重要表徵之一。從詞源上看，汽車（automobile）一詞由希臘語autós（自我）和法語mobile（流動）組合而成，意為“自我的流動”，體現了自主性和流動性的結合。汽車有效地拓展了身體流動的空間，提升了流動的效率。如阿迪所言，汽車創造了許多“時間”的可能性，讓人們能“以個性化的、主觀的時間”自由選擇流動，到達想去的地點。

作為理解魯尼作品中的重要線索之一，汽車對劇中人物之間的情感流動關係發揮了重要的透視作用。康奈爾在小鎮卡里克里搭建起了以汽車為中心的社會關係。為了買車，他在加油站打了兩年半的工，這一打工方式成為他日後重要的經濟來源之一。他平時需要開車接送母親洛蘭去瑪麗安家上下班，這也成為他與瑪麗安之間愛情生髮的重要機緣。他常常駕車和瑪麗安幽會，也時不時載同學出去遊玩。而這種以汽車為流動媒介的人際關係在康奈爾入讀都柏林聖三一學院之後消失，這間接使他在都柏林感受到深深的孤獨與疏離，彷彿與瑪麗安活在不同的宇宙裡。與康奈爾一樣，尼克也常開車去見弗朗西絲或接送梅麗莎、博比和伊夫林等人外出工作、遊玩和購物，承擔著流動的責任和義務。

在劇中，汽車作為流動的私密空間為情感的發展、鞏固、成熟和“重燃”發揮了重要作用。瑪麗安向康奈爾表白後，後者駕車在兩條路間徘徊：一條是回家的路，一條是去瑪麗安家的路，最後他驅車前往瑪麗安家，兩人的關係也因此得到昇華。汽車作為身體的延伸，不同的公路也暗含著康奈爾的人生道路選擇：留下或離開。掙扎在“兩個世界”和“兩種人生”之間，他意識到：“是瑪麗安讓他明白還有其他可能性。自那之後他的人生就不一樣了。”（《正常人》，鍾娜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20年版，下同）後來他們有時在車上約會，有時開車前往海邊遠足。瑪麗安在籌款活動中受到傷害時，康奈爾開車護送她回家；長期遭受父親和哥哥家暴的瑪麗安曾以為自己不配得到他人的愛，但在車上，她覺得自己重獲新生，“哪怕多年後她仍會覺得：是的，我的人生，是從那一刻開始的”。兩人因為誤會而分開後，汽車為兩人提供了冰釋前嫌的契機和舊情重燃的助力。瑪麗安被她哥哥艾倫用門壓出滿臉鮮血之後，汽車又為康奈爾提供了“英雄救美”的有利條件。

尼克和弗朗西絲常常透過手機進行交流，甚至分手也是透過簡訊，但兩人的複合卻是透過汽車這一流動性中介完成的，汽車為他們提供了獨處的機會。在克羅埃西亞（小說中的度假地為法國）度假時，尼克載著弗朗西絲和博比外出購物，在回去路上的湖邊，尼克和弗朗西絲兩人解開心結，重歸於好，於是返程時之前坐在後排的弗朗西絲坐到了前排的副駕上，這種空間上的親近象徵著關係的親密。在敘述者的視角中，此時，儘管她和尼克看向對方時都會飛快地移開視線，但時間已長到足以讓他們對彼此微笑。度假回來後，兩人是在車內進一步確認了彼此的心意。故事結尾處，尼克給梅麗莎打電話，結果卻打給了弗朗西絲（此時兩人分手已有一個月）。打電話時尼克又上了車。兩人在電話裡聊了一會兒，弗朗西絲又決定繼續和尼克保持關係，於是對他說：“快來接我。”她突然意識到“要明白生活你需要先經歷它。你不能總是做一個分析的人”（《聊天記錄》，鍾娜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9年版）。因為生活有時是不講邏輯的，我們能做的只能是先流動起來，只要處於流動中就有機會獲得拯救。康奈爾最終也流動到紐約，再次選擇“移動中”的生活：“他的人生在他面前展開，通往四面八方。”正如一位學者所言，流動使我們的思考更加清晰，很多重要的思考，人生中的很多重大決定大都是在乘坐交通工具時完成的。

　　現代交通：流動的情感隱喻

汽車在劇中還起到了延展家庭空間的作用，其所內含的流動性揭開了傳統上穩固的家庭關係中的裂縫。不管是康奈爾還是弗朗西絲，他們都在車上與自己的母親發生過爭吵。康奈爾的母親洛蘭總是在回家的車上勸兒子對瑪麗安友好一點，當她聽說康奈爾沒有邀請瑪麗安去畢業舞會後甚至生氣地甩開車門下車，選擇乘坐公交車回家。當弗朗西絲的母親確認自己的女兒在和尼克偷情之後，在堵車間隙，她幾乎是有點狠地抓住了女兒的手。在送弗朗西絲去車站的路上，母親不忍心批評她，只是讓她把腳從車上的儀表盤上拿開。此外，瑪麗安所遭受的家庭暴力也在汽車這一隱秘的空間中得到了延續，哥哥艾倫可以在傾盆大雨的路上讓瑪麗安下車淋雨走去學校，只因他要馬上掉頭去接他的“朋友”。汽車承載著人物之間的情感表達，也為敘事場景的變換提供了更多可能。

汽車等現代交通工具所具有的快速流動性也可視作劇中人物之間情感流動的隱喻。康奈爾獲得獎學金後和室友尼爾乘坐火車在歐洲旅行，中途曾到瑪麗安的義大利別墅做客，瑪麗安提議他們一起去威尼斯看杜尚的名畫《火車上憂傷的年輕人》（這一情節為電視劇新增），而劇集的結尾處正是他們一行人坐在火車上的憂傷畫面。杜尚指出，這幅畫主要表現的是兩個平行的運動：火車的運動和過道里憂傷的年輕人的運動。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幅畫透過交通工具象徵了他們之間情感的流動性和瞬間性，此時火車上的瑪麗安剛和傑米分手，而康奈爾則掙扎在海倫與瑪麗安之間，畫作中“運動著”的線條與他們的情感狀態相互呼應。他們的感情流動不定，快速而多變，總是分分合合、不斷變換著愛人，呈現出三角甚至多角形的情感關係形態，在一次又一次的危急時刻不停地探究著自己究竟愛的是誰。這種情感模式背離傳統，洛蘭就為此感到困惑：“我上學那會兒，大家要麼在約會，要麼就沒有。”她不明白自己兒子這一代人為什麼總是在分手和複合間來回。

有評論認為魯尼的作品完美地捕捉到了千禧一代在現代世界漂泊不定的感覺。進一步講，這種漂泊感的核心正是孤獨，譬如，康奈爾在學校有很多朋友，但卻和他們缺乏深入、有意義的交流，他和尼克一樣，都曾被抑鬱症所困擾，是他們各自的愛人瑪麗安和弗朗西絲才使其走出精神困境，“一個人真的可以改變另一個人”，《正常人》結尾處瑪麗安的這句感嘆直指魯尼小說要義。可以說，魯尼筆下的人物，幾乎都在努力尋找一種歸屬感，而兩部劇集透過現代流動性技術為網路時代的年輕人搭建起真實的線下平臺，創造出可供交流的私密空間，超越了基於社交媒體的虛擬溝通，讓他們找到了真正的歸屬，完成了自我的成長教育。一如劉震雲在其茅盾文學獎獲獎小說《一句頂一萬句》中所言：“一個人的孤獨不是孤獨，一個人找另一個人，一句話找另一句話，才是真正的孤獨。”這種找尋的過程體現出在一段關係中流動所具有的重要意義。

　　（作者單位：中國民用航空飛行學院外國語學院、上海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