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前啟後與漸臻成熟：試論宋代科舉改革完善及創新轉變

試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是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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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前的文章中，子淵給大家詳細介紹了唐代對科舉制所進行的全方位改革，今天咱們再來談談宋朝對於科舉制度所進行的創新與完善。雖然宋朝對於科舉制度的改造不如唐代那樣具有顛覆性，但宋朝同樣是科舉制度承前啟後的重要朝代，也是科舉制臻於成熟的朝代。甚至可以說，自宋朝創新完善科舉之後，直至清末正式下詔廢除科舉為止，科舉制在中國基本沒有任何本質改變。

▲唐代科舉場景繪畫

一、宋朝科舉怎麼考

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宋太祖趙匡胤順應趙普等人請求黃袍加身，於陳橋驛發動兵變，建立北宋。在這一年，各地尚未統一，國家也處於半戰爭狀態，然而趙匡胤對於開科取士卻沒有絲毫懈怠，在百忙之中舉行了大宋王朝的第一次科舉考試，總共錄取進士19人。關於進士人數，其實也有講究，自唐末五代以來，每科進士人數一般都控制在二三十人上下，大宋王朝的首次科舉又要為今後做出表率，因此本著寧缺毋濫的精神反覆挑選，最終選出了這19名佼佼者。建隆二年（公元961年），趙匡胤下詔再次舉行考試，這次進士更少，只錄取了11人。此後數年每榜進士大約都在十人左右，乾德四年（966年）最少僅錄取了六人，這在千餘年的科舉史上都是鳳毛麟角般的存在。

▲陳橋驛兵變舊址

趙匡胤為宋朝定下了善待文人的祖制，要求“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為籠絡文人士子，趙匡胤在開寶三年（公元970年）給主持科舉的禮部下詔，命其組織人手整理近十年及後周乃至後漢等國的舉子檔案，並統計歷經15次考試全部終場還未考中計程車子有多少人。禮部經過仔細核查，列出了以司馬浦為首共計106人的名字，趙匡胤體諒這些屢試未中計程車子著實不易，便下聖旨統統賜予進士出身。自宋朝起，此類進士就有個專門的名稱，叫做“恩科進士”，即皇帝開恩特賜的進士。趙匡胤這次“恩科”規模龐大，然而又不無道理——畢竟國家百廢待興，急需人才。由此不難發現其治國理政手段之高超靈活。此後歷屆“恩科”的規模有限，只涉及到極少數人，對科舉整體無礙。

▲宋太祖趙匡胤坐像

除去“恩科”這一特例，宋朝前期的常規性科考基本承襲了唐朝和五代做法，依舊是常科與制科兩大系統。“常科”即常設之科，除去最令人熟知的進士科外，還有諸科，如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三傳、明經、明法、明字等。各地舉子都是每年秋季參加鄉試，中鄉舉者於冬末匯聚到京城汴梁，等到次年開春，參加由禮部主持的國家級統一考試——會試。

▲古代貢院模型

二、宋朝科舉考什麼

所謂“九經”科，考的是唐朝所定下來的九部儒家經典；“五經”科則對應西漢時確定的五部儒家經典；“開元禮”科指的是唐朝政府組織修纂的一部大型禮書，可用作實用“禮學”的專科考試；“三史”科指《史記》、兩漢史書《漢書》與《後漢書》以及《三國志》，可以理解為史科的專科考試；“三禮”科是指十三經中的《周禮》、《儀禮》和《禮記》，即對禮學理論的專科考試；“三傳”科則是“春秋三傳”，即《左傳》、《公羊傳》和《榖梁傳》，是對經部史書的專門考試；“明經”與唐朝時類似，考察的全部經書，即傳統經學訓詁類的考試；“明法”科是法學知識專門考試；“明字”科則是字學素養考試。

▲《榖梁傳》書影

自唐代以來，舉子和士人最看重的還是“進士”與“明經”兩科，兩科之中又以進士科為。原因其實非常簡單，中進士者日後仕途順暢樂觀，往往能夠高居宰輔重臣，明經及第的前途則顯得坎坷，能夠成為朝部高官的寥若晨星。至於其餘各小科，從名字上看就知道，即使考中也不過是主政官手下的刀筆文吏，很難進入權力核心。

▲宋仁宗趙禎畫像（區域性）

至於第二類“制科”，則是由皇帝親自主持的小範圍考試，此類考試可以追溯到漢朝的射策，唐代得以發展普遍，至宋朝時逐漸形成一些“常科”性質的制科，即經常重複考試的制科題目。比如宋太祖所設“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閒吏理達於教化”三科；宋仁宗所設“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明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詳明吏理可使從政”、“識洞韜略運籌帷幄”、“軍謀宏遠材任邊寄”等六科，這些都是自唐朝承襲而來。

▲今人仿建的宋朝皇宮

制科考試範圍雖然狹窄，但應試資格卻放得極為寬鬆。無論是在任官員還是山野小民，都可由宰相重臣舉薦參加相關考試，那些已經考中進士的人也可參加制科考試。北宋名臣富弼本想參加進士科考試，以進士身份步入仕途，不料赴考當年岳父晏殊擔任主考，為避嫌只能選擇參加當年的制科考試；蘇軾、蘇轍兩兄弟，本來在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就考中進士，卻嫌名次不夠靠前，於是又參加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的制科考試，入第三等。據宋人郎曄考證，大文豪蘇軾考的應該是“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蘇軾雕像

值得注意的是，宋朝科考題量眾多，完全不是隻答一張卷子就能考取功名的。以進士科為例，需要“試詩、賦、論各一首，策五道，帖《論語》十帖，對《春秋》或《禮記》墨義十條”。其中最為重要的是詩、賦、論三項，另外的“帖”全稱為“帖經”，即默寫經典中的段落；“墨義”即筆答經義，一般規定為十條。默寫經書叫“帖”是因為這類考試是將經典原文的前、後句子裁去，只露出中間的某一兩句或某一兩行，讓舉子們把前、後文默寫補齊。除去“帖經”、“墨義”以外，還要回答“時務策”三條，此三項屬於附加專案，作用不大，但到明經科則顯得至關重要，幾乎是該科考試的全部內容，而這也是進士歷來看不起明經及第的緣由——明經考試靠死記硬背就能取得不錯成績，完全不像進士科那樣需要超凡文筆與才能。因為考題量大，不論是鄉試還是會試，舉子們都要在考場內“閉關”專心三四天，才能將所有內容盡數答完。

▲科舉考場復原

三、宋朝科舉創新完善之處

宋朝統治者完善了此前科舉的種種弊端，也確立了最佳的考試內容。與唐朝相比，宋朝科舉有許多創新變革之處，這些改變中，最值得肯定的當是以下四點：

第一，確定糊名制度。即將考生所填寫的姓名、籍貫等一切可能作弊的資料資訊全部密封，主考官與閱卷官進行評改時無法得知每張卷子為誰所做。宋初，請託、投獻風氣依舊，直至宋真宗時才開始採用糊名制度。當時有許多名臣儒生對此表示反對，最著名的就是范仲淹、蘇頌等人，他們認為糊名過於冒險，害怕平時聲名狼藉之人依此取得上佳的考試成績，從而步入仕途。這種擔憂不無道理，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與實踐的證明，糊名制度最大程度保證了科舉的公平性。

▲宋英宗趙曙畫像（區域性）

第二，確立考試時間。唐朝科舉每年一考，國家為此需要動用龐大的財力、物力與人力。宋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定科舉為三年一大比，這個規定直到科舉廢除都沒有做過任何改變，古籍所載“大比之年”往往指代就是這年禮部舉辦的“春闈”會試以及之後的殿試了。 透過降低考試頻率，國家能夠省下大量人力及物力。

▲歐陽修雕像

第三，轉變文風。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歐陽修知貢舉，主持當年科舉，他向來厭惡無病呻吟的程式化文章，於是在此次考試中他將延續百年的程文考卷全部黜落，所取文章都是言之有物、論之成理的“古文”。善於議論古今成敗之理的蘇軾、蘇轍兩兄弟，就是在此次科舉中佔了大便宜，順利脫穎而出，歐陽修也因此成為宋朝古文運動的“旗手”。

▲宋代官員審案場景繪畫

第四，轉變考試內容和科目。王安石變法措施中，對於科舉內容與科目進行了大量更改，“古之取士俱本於學，請興建學校以復古。其明經、諸科欲行廢黜，取明經人數增進士額。”意思是明經、明法等繁雜科目盡數廢除，只留進士一科，今後考試也只考經義，不必再考詩、賦。王安石給出的理由是，一個人從小寫詩作賦熟知音韻，對聖人之言卻知之甚少，在為官治世時勢必會缺少治國理民經驗。雖然明經等科最終並未廢除，但後世科舉不再考詩、賦而專考經義卻是由此開始的。

▲“拗相公”王安石雕像

四、宋代科舉甲科與乙科的區別

唐朝科舉最初並無甲、乙兩科區別，從唐高祖武德年間到唐玄宗開元初年，所有進士都被稱為“乙科”，唐玄宗後來為彰顯文德才下詔設立甲科。終唐一代，“甲科”也只是進士科中前三名（狀元、榜眼、探花）的代稱。宋朝前期的進士考試，甲科、乙科還都只是指代進士而言，而且甲科出身也不一定會優於乙科，如名臣張詠，乃是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公元980年）“進士乙科”，歐陽修之子歐陽棐、大文豪蘇軾中的也都是乙科。到北宋後期，甲、乙科就成了進士分檔的概念，即甲科為一檔，乙科為二檔，甚至還有第三檔的“丙科”。

▲清代科舉皇榜（複製品）

​南宋時期，朝廷明確規定進士考試共分五甲，如宋理宗寶祐四年（公元1256年），文天祥考中的那一榜共錄取了六百零一人，其中一甲二十一人，二甲四十人，謝枋得為二甲第一，其餘為三甲、四甲、五甲。《宋史·謝枋得傳》記載，“意擢高第矣，及奏名，中乙科。除撫州司戶參軍，即棄去。”即謝氏本想登一甲高第，結果僅“中乙科”，內心不服，乾脆放棄功名。由此可見，南宋的“二甲”與“乙科”是等同概念，也是從這開始，官方沒有所謂的“乙科”叫法，只是民間還將二檔進士稱作“乙科”罷了。明清時期，科舉考試又出現甲、乙科之稱，這次很容易區別：凡經過殿試的正規進士都是甲科，未經殿試的舉人都是乙科，殿試甲科又分為一甲、二甲、三甲。

參考資料：

《中國科舉史》《中國科舉史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