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正東｜恩格斯在《神聖家族》中的思想建構與學術貢獻

「來源： ｜實踐與文字 ID：marxismnju」

恩格斯在《神聖家族》中的

思想建構

與學術貢獻

唐正東

載《江西社會科學》2021年第6期

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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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恩格斯在《神聖家族》中是有其獨特的思想建構的。他批判了群眾的貧困化源自於其渴望暴富的錯誤思想，指出貧困化的現實是社會歷史過程的結果。他批判了思辨唯心主義者在英國工業史問題上的錯誤解讀，澄清了關於英國工業革命、英國工人階級的思想覺悟等方面的客觀事實。他批判了工人什麼都沒創造的錯誤觀點，強調歷史是作為社會積極成員的個人進行的現實的人的活動。恩格斯的這些觀點以其對現實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敏銳洞察而在唯物史觀形成史上作出了重要的學術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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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恩格斯；貧困；工業史；現實的人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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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唐正東，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研究中心暨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恩格斯在《神聖家族》中所寫的篇幅不長，但我們不能因此而忽視或弱化他在其中作出的理論貢獻。除了與馬克思一起撰寫了全書的“序言”之外，恩格斯還單獨撰寫了第一至三章、第四章第一、二節、第六章第二節的第一部分以及第七章第二節的第二部分。不少學者在研究這一文字時喜歡把馬克思、恩格斯合在一起加以討論，這在總體上當然是對的，因為他倆此時的歷史觀發展狀況大體上處於同一水平，即現實人道主義的理論層面。他們都從現實的人的活動的角度來理解歷史過程的內涵及意義，因而都處在唯物史觀誕生的前夜。但由於他們當時所處的實踐語境不同，馬克思在法國，而恩格斯在英國，因而他們在對現實的人的活動過程的具體理解上是不完全相同的。把握住這種細節上的不同，決不意味著去刻意地凸顯他們之間的思想差異，而是透過揚棄以往研究中存在的籠統和抽象之處，透過具體地分析馬克思、恩格斯在建構唯物史觀的過程中的不同側重，更為深入地挖掘新唯物主義歷史觀的深層內涵及思想史意義。

在《神聖家族》中，恩格斯在幾個月前的《英國狀況》系列文章取得的思想成就的基礎上，批判了卡·賴哈特、茹爾·法赫爾、布魯諾·鮑威爾等思辨唯物主義者在赤貧化、英國工業史、歷史觀、群眾等問題的觀點，既顯得駕輕就熟，又充分體現他基於英國社會革命的視角闡發的現實人道主義歷史觀蘊含的強勁思想張力。

▲ 青年恩格斯

一

對賴哈特關於赤貧化問題的思辨唯心主義闡述的批判

“批判的批判”陣營中的重要成員卡·賴哈特在《文學總彙報》第1、2期（1843年12月和1844年1月）上發表了“關於赤貧化的論文”。恩格斯在《神聖家族》中用第一章的篇幅對此進行有力的批判。賴哈特在主導思路上跟布魯諾·鮑威爾是一致的，從思辨唯心主義的角度把歷史解釋成對人的自由本質具有充分自我意識的所謂歷史主體，在不斷超越各種異化的自我意識的過程中取得的各種成就的總和。對他們來說，歷史過程的重要內容就是跟各種異化的自我意識進行批判與鬥爭。賴哈特、布魯諾·鮑威爾對歷史過程的解釋不是從個人的自我意識出發，而是從籠統的、抽象的人的自我意識發展史的角度來展開。他們的問題在於對人的自我意識的發展過程作了唯靈論的，即思辨唯心主義的解釋，沒有從現實的人的活動的角度來闡發人的自我意識發展的基礎與動力。這既是恩格斯（馬克思也是如此）與他們之間的不同之處，也是他對這些人的觀點進行批判的方法論切入點。對布魯諾·鮑威爾、賴哈特等人來說，異化的自我意識中就包括只停留在利益層面的、在群眾身上體現出來的利己主義思想，以及在社會制度層面上為私人利益辯護的自由的市民社會理念。在他們的唯靈論思路中，具有歷史意義的不是利益層面的貧困與富有，而是能否對人的自由精神具有足夠的自我意識。因此，就現實社會中出現的赤貧化問題來說，他們這些人實際上既無能力來作出解釋，也無意願來把它當作一個正面的問題來回答，而只是把這種圍繞著利益而建構起來的觀點或想法當作異化的自我意識來加以批判而已。

恩格斯從賴哈特在闡述赤貧化問題時的文風和思路兩個方面展開批判。首先是讓人無法理解的生硬文風。賴哈特關心的其實並不是現實生活中在群眾身上體現的赤貧化問題，而是作為異化的自我意識而存在的群眾只關心特殊利益層面的赤貧問題，卻不關心普遍層面的人的自由本質的那種思想。但賴哈特又要表現出對群眾的貧困有所關心的樣子，因此，可以想象，他闡述現實貧困問題的文風一定是思辨的、抽象的。恩格斯說他是在“用外國話批判地胡言亂語”。事實也是如此。譬如，在談到貧困問題時，賴哈特不是去分析群眾遭受的貧困的具體內容及深層本質，而只是說“貧困制度是他們恐懼的物件”，“人類思想的每個活動在其中都成為洛特太太的形象的責任感學說”，等等。不過，只要把握住賴哈特真實的解讀思路，他的這一堆難懂的外國話其實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一旦把群眾對貧困這種利益問題的關注說成異化的自我意識，那麼，所有跟貧困有關的東西都會放在意識或思想觀念的層面上來解讀。於是，現實貧困問題的核心便不再是貧困本身，而是群眾對貧困制度的恐懼，因而，只要解除這種意識上的恐懼，就可以解決貧困問題。由此可見，賴哈特的讓人無法理解的文風其實是跟他的思辨唯心主義思想分不開的。

其次，賴哈特在赤貧化問題上的解讀思路是唯靈論的或思辨唯心主義的。他從異化的自我意識的角度入手，把現實的貧困問題歸咎於群眾渴望富裕的心情，“渴望暴富等等的心情就是那種始終貫串在復辟時期中的精神，這種精神帶著相當數量的漠不關心歸附於新的時代”，並說正是這種貪婪心抑制或打破了普魯士民族意志中的自由幻想能力，“醜惡的貪婪心會很快打破一切民族意志的幻想”。對賴哈特來說，人的真正的自我意識是對大寫的人的自由本質的意識，是在揚棄基於利益關係的利己主義意識的基礎上不斷生長。這種觀點其實也是“神聖家族”即“批判的批判”理論陣營的基本觀點。布魯諾·鮑威爾對此有很多的說明。他在《目前什麼是批判的物件？》一文中指出：“法國革命是一種還完全屬於18世紀的實驗。它想促成一種新的人的秩序——但是，法國革命所產生的思想並沒有超出革命想用暴力來推翻的那個秩序的範圍。因此，在革命由此而消滅了人民生活中的封建屏障以後，它就不得不滿足於民族的純潔的利己主義，甚至煽起這種利己主義。”賴哈特、布魯諾·鮑威爾等人正是把群眾視為這種民族性的利己主義思想的承載者，就難怪他們會對群眾的貧困現狀視而不見，卻對群眾在赤貧化問題上的意識猛烈攻擊了。

恩格斯指出，作為“批判的批判”的重要成員，賴哈特之所以會降低身份，下凡到群眾中間，以訂書匠的姿態對群眾的赤貧化現狀進行胡言亂語，其實並不是為了真的要使自己成為群眾的一員，也不是為了要讓群眾真的擺脫赤貧化的困擾，而只是為了使群眾在自我意識層面上超越利益關係的異化狀態，進而達到大寫的人的自由本質狀態而已。對於這種思辨唯心主義的解讀思路，此時的恩格斯已經具備了足夠的批判能力。在1843年10月至1844年1月所寫的《英國狀況 評托馬斯·卡萊爾的〈過去和現在〉》一文中，他已經把在英國出現的財富過剩與工人群眾餓死並存的現象稱為“社會禍害”，並強調，否定私有制對消除這種禍害有重要意義。在寫於1844年1—2月的《英國狀況 十八世紀》一文中，他已經明確地從社會革命或社會歷史觀的角度入手，把人的普遍本質的實現過程與從奴隸制度、封建制度、資本主義私有制到自由的自主聯合階段的發展過程緊密地聯絡在一起，建構初步的唯物主義歷史觀的闡釋框架。而在寫於1844年2—3月的《英國狀況 英國憲法》一文中，恩格斯更是清晰地指出，未來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只能建立在現實實踐鬥爭的基礎上，“實踐反對理論、現實反對抽象、生活反對毫無意義的空泛詞語的鬥爭，簡言之，人為了反對不合乎人性而進行的鬥爭，一定會得出結果，至於勝利將在哪一方，這是不容置疑的”。之後，在寫於1844年6月的《普魯士訊息 離婚法和西里西亞騷亂》《西里西亞騷亂的詳情》等文章中，恩格斯闡述了工人階級反抗資本主義工廠制度的鬥爭。

▲ 1844年西里西亞紡織工人起義

可以說，此時的恩格斯在對工人貧困問題的解讀上達到了當時英、德理論界的最高水平。這不僅是因為他站在英國這一當時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語境中來談論工人貧困的問題，而且也是由於他明確地站在社會主義的理論立場上來解讀這一問題。而賴哈特、布魯諾·鮑威爾等人是做不到這些的。他們只具有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理論立場，而且還只是以當時德國的實踐語境為思想背景的。在19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德國，下層群體的貧困作為社會問題經歷了一個從被發現到被討論的過程：以前認為的貧困者是一種固有現象，這時轉變為越來越多的貧困者這一社會現象。但鑑於德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緩慢性和不成熟性，德國國內理論界對此社會問題的解讀在唯物主義歷史觀的維度上看是很不深刻的。大多數的理論家並不把它與資本主義工業化聯絡起來，而是專注於從人口增長、就業困難等具體的經濟角度來談論出現這種問題的原因。正像美國學者沃倫·布雷克曼（Warren Breckman）所說：“19世紀30年代德國較低的社會階層處在這樣一些問題之交叉的煎熬中：一方面是18世紀晚期以來人口的急劇增長，一方面是下層群體之解放的要求，還有一方面是緩慢發展的經濟根本無力吸收在轉型——從野蠻社會到工業社會——初期形成的大規模就業大軍。”即使到19世紀40年代，雖然上述這些問題給德國下層民眾帶來的煎熬在不斷加劇，但德國資產階級理論界對此的解讀力度卻沒有得到應有的深化，他們大多沒有把它與資本主義工業化程序的推進聯絡在一起。當然，這也不只是德國理論界才有的侷限性，即使是在當時的英國，像托馬斯·卡萊爾等人也只是把工人貧困與財富過剩的矛盾歸咎於人喪失了自己的靈魂等原因。這就把貧困的問題只當作一種社會問題，因而可以透過經濟、社會及文化等方面的措施解決，而沒有提升到歷史觀的層面，從私有制之固有弊病的角度來深刻地認知。

當此時的恩格斯面對賴哈特的這種觀點時，實際上已經在以下兩個層面上遠遠地超越了賴哈特：首先，恩格斯已經把工人階級的貧困問題置放在社會歷史過程的視域中解讀，並把它視為由英國工業革命帶來的現實社會關係變革的產物。對他來說，工人的貧困已經不再只是一個市民社會在經驗層面上出現的社會問題，而是一個由工業生產力的發展帶來的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中固有的問題。它反映的不只是市民社會的利己主義特性，而是整個資本主義私有制在歷史觀層面上凸顯的內在矛盾性。其次，恩格斯站在無產階級的價值立場上，已經把工人階級反抗資本主義工廠制度的鬥爭實踐視為工人解決貧困化問題的現實路徑。對他來說，工人階級的現實特性就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社會關係的矛盾特性，使工人階級擺脫自己的貧困特性，就是要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在社會主義原則下建立社會民主制。他的這種初步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觀點是與其在歷史觀維度上向唯物史觀發展過程中取得的重要進步分不開的。而對於賴哈特來說，他所謂的使群眾擺脫自己的群眾性，其實無非是在自我意識的層面上讓群眾擺脫自己的利己主義意識，讓群眾不再去想利益、貧困等問題，而去專注於領悟人的精神自由本質。賴哈特的這種唯靈論思路不會使現實的貧困問題得到哪怕是一點點的改善，而只會讓工人群眾在唯心主義自我意識觀念的籠罩下放棄對現實私有制社會的批判與鬥爭。

二

法赫爾對英國工業史的“批判的”解讀

同樣是作為“批判的批判”陣營的成員，茹爾·法赫爾在《文學總彙報》的第7、8期（1844年6月和7月出版）上發表“英國的迫切問題”一文。恩格斯在《神聖家族》第二章中專門對此進行了批判。他在一開始就明確地指出，法赫爾對英國的迫切問題即英國工業史的解讀，既無主觀的願望，又無客觀的能力，因而，他只能在這一具體的實踐和歷史的問題上胡言亂語一番而已。“自滿自足、自圓其說和自成一家的批判當然不會承認歷史的真實的發展，因為這無異於承認卑賤的群眾的全部群眾的群眾性，而事實上這裡所涉及的正是要使群眾擺脫這種群眾性。因此，歷史將從它的群眾性中解脫出來，而自由地處理自己的物件的批判又向歷史吆喝道：‘你知道嗎，你應當如此這般地產生！’對法赫爾、布魯諾·鮑威爾等人來說，歷史只是具有自我意識的人去發現異化的自我意識並找到揚棄它們的方法與路徑的過程。這一歷史過程雖然會表現為對各種異化的自我意識形式的批判性鬥爭，但它的鬥爭內容只是自我意識或思想觀念。這便決定了法赫爾不僅不願意去理解歷史的真實發展過程（因為這種真實過程對他來說不是歷史的本質內涵），而且也沒有能力去理解這種歷史過程。真實的歷史對他來說只是註解自我意識發展史的材料，因而是可以自由地加以處理的物件。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恩格斯頗帶諷刺意味地說，法赫爾等人只會向歷史吆喝：你應當如此這般地產生。

▲ 《神聖家族》

在此基礎上，恩格斯從真正的歷史（群眾的歷史）與批判的歷史相對比的角度，列舉一長串事實，充分證明法赫爾在對英國工業史問題的解讀上所說的觀點完全是胡言亂語。

首先是與英國工業革命相關的問題。恩格斯指出，在真正的歷史過程中，總是先出現工廠然後再有工業城市的興起。可在法赫爾的批判的歷史中，這一事實卻被顛倒過來，變成先有繁榮的工廠城市再有工廠的出現，於是，曼徹斯特、波爾頓等工業城市在工業興起或者說工廠出現之前就已經莫名其妙地出現了。與此相類似，在真正的歷史中，棉紡織業的發展是從哈格里沃斯的珍妮紡紗機和阿克萊的水力紡紗機運用到生產過程之中才開始的。但法赫爾的批判的歷史卻輕易地否認上述兩種機器的歷史性作用，“但是批判的歷史善於辨別：它輕蔑地否認了珍妮紡紗機和水力紡紗機的片面性，並把騾機譽為這兩個極端的思辨的同一。實際上，隨著水力紡紗機和騾機的發明，立即有了在這些機器上運用水力的可能，但是批判的批判卻把那些被歷史的粗笨的手撮合在一起的原則互相分割開來，並把水力的這種運用當作一種完全特殊的東西歸於較晚的時代”。另外，恩格斯指出，在真正的英國工業史中，工廠工人的工資是分成若干個等級的，可在法赫爾的批判的歷史中卻只有一種工資；在真正的歷史中，英國工業革命帶來的是機器對手工勞動的代替，可在法赫爾那裡卻成了機器對思想的代替；在真正的歷史中，工廠勞動是很折磨人的，可在法赫爾看來，勞動過程中真正出力的是機器而不是人，等等。

▲ 珍妮紡紗機（上）、水利紡紗機（下）

其次是與工人的思想覺悟相關的一些問題。恩格斯指出，法赫爾等“批判的批判”陣營中的成員由於把群眾僅僅視為異化的自我意識的承擔者，因而透過故意製造出群眾的愚蠢來反襯自己作為“精神”的偉大。他們在貶低群眾的思想覺悟和實踐能力方面是無所顧忌的。譬如，在真正的英國工業史中，群眾是有自己的政黨的，但法赫爾在批判的歷史中卻為群眾創造出一個新政黨，即所謂的工廠黨，“批判不滿意英國的群眾的政黨；它創造了新的政黨，創造了‘工廠黨’，為此，歷史應對它表示感謝。可是它把廠主和工廠工人混為群眾的一團，——這點區區小事又何足為怪呢！”在真正的歷史中，英國的工廠工人已經被剝削得一貧如洗，他們是絕對不可能同意再降低工資的。可法赫爾在批判的歷史中卻說一旦廢除穀物法，英國的農業短工就一定會同意降低工資。在真正的歷史中，英國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財產的集中給無產階級帶來的後果已經透過憲章運動等維度而得到了清晰的把握，但在法赫爾的批判的歷史中，這種情況卻被說成無產階級對此還無動於衷，“批判武斷地說，財產的集中及其對勞動階級所造成的後果，在英國無論是有產階級或是無產階級都沒有看出來，可是愚蠢的憲章派就認為他們對財產集中的現象瞭解得非常透徹，社會主義者也認為他們早已詳盡地描述了這種後果，而且連托利黨人和輝格黨人（如卡萊爾、艾利生和蓋斯克爾）都可以用自己的著作來證明他們是瞭解這種現象的”。在真正的歷史中，英國工人為了爭取十小時工作法案，已經進行無數次的集會和請願鬥爭，憲章運動是他們的政治旗幟。而在法赫爾的批判的歷史中，這種情況卻被說成英國工人只對工作時間的立法表現出部分關心，他們只是被憲章運動的允諾暫時迷住了而已。

其實，法赫爾根本不瞭解英國工業史的真實狀況，更談不上對英國當下的迫切問題提出有價值的看法。他關心的只是英國的群眾如何在自我意識的層面上超越利己主義的水平，達到人的自由本質的狀態。因此，他實際上是從思辨唯心主義的自由的自我意識這種哲學原則出發，來改造英國的歷史及當下的迫切問題的。這種解讀思路在此時的恩格斯看來是很無聊的，因為恩格斯從1844年初的《英國狀況 十八世紀》開始就在談論英國的社會革命比法國的政治革命及德國的哲學革命都具有更為廣泛和深遠的歷史影響，而法赫爾在1844年6月仍然在用德國唯心主義維度上的哲學革命來詮釋英國工業革命的內涵及意義。對恩格斯來說，這已經不僅僅是一個跟不上時代潮流的問題，而且更是一個對真正的歷史加以任意編造和胡言亂語的問題。

恩格斯此處對法赫爾的批判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它清晰地提示我們：此時的恩格斯已經從由英國工業革命帶來的社會革命史的角度，來理解歷史過程的內涵。他在《英國狀況 十八世紀》中就已經深入研究工業革命帶來的工廠制度以及整個社會關係的變革，並初步探討工業革命創造的無產階級及其鬥爭實踐。事實上，他在與《神聖家族》差不多同時撰寫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還將對上述這些問題進行詳細的解讀。因此，此時的恩格斯站在英國社會革命的角度上對“歷史”的唯物主義解讀，實際上已經是當時西歐理論界的最高水平。對他來說，歷史已經不僅僅是群眾的政治活動，而且更是現實實踐語境中特定的群眾（即無產階級、資本家階級等）的具體的經濟活動和政治活動（即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等）。對恩格斯來說，一方面，這些活動本身建構了英國的社會革命史，另一方面，英國的工業化及社會革命史過程也為這些特定群眾的經濟和政治活動提供了具體的、歷史的社會關係基礎。也就是說，特定群眾的這些活動與社會歷史過程是相互統一的。

當我們站在這樣的解讀視域中來看恩格斯（與馬克思一起）在《神聖家族》的“序言”中所說的“現實人道主義在德國沒有比唯靈論或者說思辨唯心主義更危險的敵人了”這句話時，我們就能更深刻地理解他這裡的“現實人道主義”的豐富內涵。這種現實人道主義不能僅僅在人的本性在歷史過程中的現實生成這種單一維度上來把握，不能把此處的這種現實人道主義思想與青年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人道主義思想的區別僅僅理解為：在後者那裡，人的本質的異化與物件化過程是分開的，因而其異化勞動的思想帶有較強的抽象人本主義色彩，而在前者那裡，這兩條線索是統一的，因而已經表現出初步的歷史唯物主義特徵。實際上，僅僅在哲學的或政治學的層面上來強調人的本質的物件化過程的重要性，還不足以使馬克思、恩格斯真正領悟現實歷史過程的豐富內涵及其對人類解放的重要意義。正因為如此，我們要強調馬克思、恩格斯在《神聖家族》中的現實人道主義闡釋思路，包含人的本質的實現過程與社會制度的發展過程這雙重闡釋維度的辯證統一。這是恩格斯寫的第二章給我們解讀整個《神聖家族》帶來的重要啟示，也是我們理解《神聖家族》的思想史地位的重要視角。它提醒我們，只有把恩格斯在《神聖家族》中撰寫的所有章節當作一個思想整體來看待，才能獲得關於此時恩格斯思想的準確界定。

三

歷史是現實的人的實踐活動

埃德加·鮑威爾在1844年4月第5期《文學總彙報》發表對弗洛拉·特莉斯坦《工人聯合會》一書的評論，布魯諾·鮑威爾在同一期《文學總彙報》發表《欣裡克斯〈政治講義〉第二卷1843年哈雷版》一文，他還在《德國現代哲學和政論界軼文集》（1843年蘇黎世-溫特圖爾版第2卷）上發表《神學意識的痛苦和歡樂》一文。恩格斯在《神聖家族》中分別用第四章第一節、第六章第二節第一部分、第七章第二節第二部分等篇幅，對鮑威爾兄弟的思辨唯心主義觀點，尤其是他們在歷史觀上的唯靈論觀點進行了批判，並從現實的人的實踐活動的角度，清晰地闡釋歷史的內涵與本質。

▲ 1844年的馬克思恩格斯與一批社會主義者

埃德加·鮑威爾在對《工人聯合會》一書的評論中，針對法國社會主義者所說的工人生產了一切卻一無所有的觀點，非常奇怪地指出，工人其實什麼也沒有創造，他們的工作只是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因此，他們當然會一無所有，如果工人真正想要創造一切，那就需要擁有比現在工人的意識更強有力的意識才行。這種聽起來很拗口的觀點實際上跟他的思辨唯心主義解讀思路相一致。對埃德加·鮑威爾來說，工人的勞動只是停留在自己的利益需要這種特殊意識的層面上，還沒有達到實現人的自由本質這種普遍意識的高度，因此，它其實什麼東西也沒有創造出來。應該說，這種觀點不僅妨礙工人正確理解無產階級革命的必然性，而且影響工人參加這種革命的積極性。因此，恩格斯對此加以猛烈的批判也就是一件必然的事情了。

恩格斯一上來就準確地抓住了埃德加·鮑威爾的要害，即其觀點的思辨唯心主義特質：“在這裡，批判達到了如此高度的抽象，以至於在它看來，只有它自己的思想創造以及和任何現實都矛盾的普遍性才是‘某種東西’，甚至就是‘一切’。工人之所以什麼都沒有創造，是因為他們所創造的僅僅是‘單一的東西’，即可以感觸到的、非精神的和非批判的物件，這些物件中的任何一種都會使純批判深惡痛絕。凡是現實的、活生生的東西都是非批判的、群眾的，因此，它是‘無’，只有批判的批判的理想的、虛幻的創造才是‘一切’。”他清晰地指出，埃德加·鮑威爾之所以無法理解工人群眾的現實的活生生的創造活動，原因就在於他本身是站在唯心主義的抽象普遍性的理論立場上的。埃德加·鮑威爾無法理解工人的現實實踐活動對人類解放的創造性意義，因而也無法理解工人群眾真正的歷史地位。他只能躲在自己的唯靈論思想框架中，一方面編織著唯心主義的胡言亂語，另一方面則不斷地攻擊工人群眾本身以及他們的實踐活動。

恩格斯指出，事實上，只有工人創造一切。工人階級不僅透過自己的勞動實踐而創造了包括工業革命、社會革命在內的歷史進步，而且還創造了真正的人：“批判的批判什麼都沒有創造，工人才創造了一切，甚至就以他們的精神創造來說，也會使得整個批判感到羞愧。英國和法國的工人就很好地證明了這一點。工人甚至創造了人，批判家卻永遠是不通人性的人（Unmensch），然而，他的確對於自己是一個批判的批判家這一點感到一種內心的滿足。”恩格斯此處所講的由工人創造的“人”，當然不可能是鮑威爾兄弟所說的那種抽象的人，因為這種“人”只會由思辨哲學家創造而來，而不可能由工人來創造。恩格斯此處想表明的是，工人透過現實的實踐活動把自己發展成一個成熟的工人階級，就像他在《英國狀況 十八世紀》中所說的那樣，由英國工業革命產生的無產階級已經以工人民主派的政治身份投入現實的鬥爭實踐。因此，當恩格斯在《神聖家族》第四章第一節中批評埃德加·鮑威爾等人永遠不通人性時，不是指他們不通抽象的思辨人性，而是指他們不通現實的、活生生的人性，即人的現實實踐性。

布魯諾·鮑威爾在《欣裡克斯〈政治講義〉第二卷1843年哈雷版》一文中對右派黑格爾主義者欣裡克斯的觀點進行了批判。對布魯諾·鮑威爾來說，批判家的使命在於深入人類心靈的最深處，對人的自由本質擁有充分的、徹底的自我意識，然後透過與自己的敵人即各種異化的自我意識的鬥爭來創造歷史和實現人類解放。在這一過程中，群眾是自我意識進步的最大敵人，因為他們只是停留在利己主義這種異化的自我意識層面上，簡單地認為真正的自我意識這種“真理”是能夠輕易地把握住的，是不需要透過與異化的自我意識的鬥爭這種歷史過程就可以輕易地實現的。“群眾以為自己佔有許多不言而喻的真理，以致他們好像就不需要證明、檢驗和研究真理了。在他們眼裡，為了證明真理而不懈努力的批判家是在做無用的努力——他們不需要參與到這種努力中，他們可以輕易地免除這種努力，這種努力遠遠低於他們已經達到的立場。一切對他們來說都是顯而易見的。”從這種解讀視角入手，布魯諾·鮑威爾當然看不慣欣裡克斯在其著作中提到的哲學家命中註定要去實現群眾的心願等觀點。在他看來，他的批判理論即自我意識哲學已經完全超越黑格爾哲學體系的束縛，已經用“人的意義”“歷史的驚人的內容”“人的關係的現實豐富性”等嶄新的概念來替代黑格爾哲學中的那些陳舊的概念及思維方式。

恩格斯指出，這只不過是處在醉醺醺狀態的布魯諾·鮑威爾在莫名其妙地對哲學狂呼亂叫而已，他不但沒有真正完成對黑格爾唯心主義哲學體系的超越，而且甚至“從未逃出黑格爾派考察方式的樊籠”。在恩格斯看來，真正揭露黑格爾哲學體系的唯心主義秘密的，不是布魯諾·鮑威爾等所謂的批判家，而是費爾巴哈。只有費爾巴哈才從“人”本身出發，既摧毀黑格爾主義的概念辯證法，又摧毀了被布魯諾·鮑威爾等批判家們濫用的“人的意義”等思辨唯心主義範疇。只有費爾巴哈才讓人們清楚地認識到人是歷史的全部活動及現實狀況的基礎及本質。布魯諾·鮑威爾在費爾巴哈提出這種觀點之後，仍然堅持從自我意識生成史的角度來理解歷史，這在恩格斯看來是不可思議的。“歷史什麼事情也沒有做，它‘不擁有任何驚人的豐富性’，它‘沒有進行任何戰鬥’！其實，正是人，現實的、活生生的人在創造這一切，擁有這一切並且進行戰鬥。並不是‘歷史’把人當做手段來達到自己——彷彿歷史是一個獨具魅力的人——的目的。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加拿大渥太華大學的道格拉斯·莫加奇（Douglas Moggach）對鮑威爾關於費爾巴哈哲學的評價進行了概括：“鮑威爾堅持認為特殊性與普遍性都必須得到轉型，特殊性將克服實踐關係對它的限制與扭曲，普遍性將放棄其超越性特徵及無休止的、實質性的外在顯現。費爾巴哈的自然主義始終異在於歷史；只有把特殊性和普遍性都融進歷史生成的流變之上，後者對前者的吸收才可能完成。”應該說，這種概括是比較準確的。事實上，布魯諾·鮑威爾在《維幹德季刊》1845年第3捲上發表的文章中對費爾巴哈哲學提出了直接的批評：“人先借助批判的行為被創造出來，然後人類才被創造出來。如果遵守費爾巴哈教條的人想起來反對批判，他是不配而且不能知曉這一切的。他必然會歪曲批判，他必然會把批判變成結晶的狀態，他必然會把它變成石塊，把批判從流動的形式中拉出來。”在布魯諾·鮑威爾的眼裡，費爾巴哈的“人”是不需要通過歷史生成性而實現的，尤其是不需要透過布魯諾·鮑威爾所說的那種從異化的自我意識向真正的自我意識的生成過程而加以實現的，因此，它只是一種自然主義的自我意識，是異在於歷史過程的，因而只是一種無法知曉“批判”之深層意義的教條式的理論觀點。

▲ 布魯諾·鮑威爾

應該說，布魯諾·鮑威爾在此處看到了費爾巴哈人本主義理論的非歷史主義特性，僅就這一點而言，他是正確的。馬克思、恩格斯後來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也說：“當費爾巴哈是一個唯物主義者的時候，歷史在他的視野之外；當他去探討歷史的時候，他不是一個唯物主義者。在他那裡，唯物主義和歷史是彼此完全脫離的。”但問題是，布魯諾·鮑威爾沒有看到費爾巴哈透過“人”而不是“人的意義”的概念而在唯物主義思想史上作出的貢獻，尤其是當別人接過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思想接力棒並把它在社會歷史領域加以運用與發展的時候，其潛在的理論增長空間是多麼的巨大。恩格斯（馬克思也是如此）就是接過這一接力棒的人。而布魯諾·鮑威爾在看出費爾巴哈哲學的侷限性之後，根本沒有踏進唯物主義的思想門檻，而只是在思辨唯心主義的理論層面上建構其所謂的生成性歷史觀。只不過，在這種歷史觀中只有自我意識這一主體，歷史只是自我意識的生成史而已，而現實的人卻成了自我意識這一歷史主體為實現其自由的自我意識而使用的一種工具。

另外，針對布魯諾·鮑威爾在《神學意識的痛苦和歡樂》一文中對法國社會學說尤其是其中的共產主義理論的誤讀，恩格斯在《神聖家族》的第七章中專門用《“軟心腸的”和“需要解救的”群眾》這一小節來加以批判，並進而拓展與深化歷史是現實的人的活動等觀點。布魯諾·鮑威爾不加區分地指責法國人的社會學說還沒有擺脫舊秩序的前提。恩格斯指出，這是因為布魯諾·鮑威爾僅僅站在唯心主義的自我意識生成史的層面，把自己高高地凌駕於各民族的現實實踐活動之上，他其實根本不瞭解法國社會中現實存在的共產主義實踐的真實內容。“真正的運動和對這些各不相同的社會傾向的改造不僅沒有日薄西山，而且只是在現在才真正開始。這一運動將不會像批判的批判所希望的那樣以純粹的、即抽象的理論為歸宿，而將以實實在在的實踐為歸宿，這種實實在在的實踐決不會為批判的那種絕對的範疇耗時費力。”在恩格斯看來，布魯諾·鮑威爾站在無限的自我意識的角度對各民族的未來發展指點迷津的作法，不過是基督教日耳曼精神的漫畫化表現而已，它彰顯的根本不是所謂“精神”的先進性，而只是德國落後的民族性。

▲ 19世紀40年代的德國

在此基礎上，恩格斯對法國人和英國人的批判活動進行了具體分析，進而對“現實的人的活動”概念的內涵作出拓展。在《神聖家族》第六章中，為了針鋒相對地批判布魯諾·鮑威爾對費爾巴哈人本主義思想的汙衊，恩格斯緊緊抓住人是歷史全部活動及全部狀況的本質的觀點，強調指出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針對布魯諾·鮑威爾把群眾與精神對立起來的觀點，他明確站在群眾立場進行批判。作為一篇與“批判的批判”進行論戰的論文，恩格斯的這種做法是完全正確的。但嚴格地說，要想徹底駁倒布魯諾·鮑威爾等人在群眾問題上的觀點，對群眾的具體分析是一項繞不過去的理論工作。因為布魯諾·鮑威爾所謂的“群眾”跟我們一般理解的工人群眾是不完全等同的。在《評討論猶太人問題的最新著作（1）》的一開始，布魯諾·鮑威爾就明確地對“群眾”作出界定：“在所有的人民中，大量一事無成的人（eine Mengegescheiterter Existenzen）證明了人的意圖和希望的虛弱，過去的世界教養的貧乏在矯揉造作的言辭和建議中暴露了自己，另一些人在這個世界中也無法找到自己的出路。……那些在一切地方都一事無成的人就是群眾——在那種意義上，群眾這個‘詞’的意思也包含所謂有教養的人士——當群眾使得幾乎連一部紮實的著作都找不到時，最有效的做法就必然是說出這些群眾，說出他們的影響和作用”。

顯然，布魯諾·鮑威爾是在自我意識獲得能力的層面上來談論群眾概念的。當時的德國理論界用“群氓”概念指稱傳統社會中生活中最底層的那些窮人，美國學者布雷克曼指出：“‘群氓’總是用以指認根據等級次序來劃界的傳統社會中生活在底層的人，而在這樣一個相對固定的語境中，最底層的人的貧困被認為是社會的一個自然屬性，或者是人類原罪的一種顯現。”如果說這個“群氓”概念由財富擁有狀況來界定，那麼，布魯諾·鮑威爾的“群眾”概念則是由對人的自由本質的自我意識水平來劃分的。這就是他把一部分有教養的人也包括在群眾之中的原因，在他看來，只要在批判異化的自我意識、促進真正的自我意識的生成方面一事無成的人，都應包括在群眾之中。應該說，布魯諾·鮑威爾雖然突破從社會自然屬性的角度來理解窮人（即群氓）的傳統思路，並開始從歷史生成的角度來解讀群眾，但問題是：他沒有從現實的歷史生成過程的角度來理解像無產階級這樣的具體的、特定的群眾，而只是站在思辨唯心主義的層面上，從自我意識之歷史生成的角度來理解籠統的“群眾”概念。因此，要徹底駁倒他在群眾問題上的錯誤觀點，除了要指出群眾不是一事無成，而是創造歷史的現實主體之外，還需要闡明在現實歷史過程中具體的群眾是如何創造歷史的，即他們的“現實的人的活動”是什麼樣的。

當我們從這一角度來閱讀《神聖家族》第七章的《‘軟心腸的’和‘需要解救的’群眾》這一小節時，我們不難發現，恩格斯實際上就是這樣做的。首先，他不再僅僅關注一般意義上的群眾，而是開始關注作為社會積極成員的個人，“法國人和英國人的批判並不是什麼在人類之外的、抽象的、彼岸的人格化的東西，這種批判是那些作為社會積極成員的個人所進行的現實的人的活動，這些個人作為人也有痛苦，有感情，有思想，有行動”。這裡所說的“作為社會積極成員的個人”，在我看來，就是恩格斯在《英國狀況 十八世紀》中所說的由工業革命所產生的英國無產階級，就是他在《神聖家族》第二章中所說的為了要求實行十小時工作法案而一次次地與資本家進行鬥爭的那個英國工人階級。當恩格斯說英國人的實實在在的實踐活動時，他想到的其實是英國工人用自己的力量推動的社會革命過程。其次，他不再僅僅關注一般意義上的群眾的事業，而是開始關注具體群眾（即無產階級）的具體事業（即共產主義事業），“他們的批判同時也是實踐的，他們的共產主義是這樣一種社會主義，在這裡面他們提出了實踐的、明確的實際措施，在這裡他們不僅思考，並且更多的是行動。因此，他們的批判是對現存社會的生動的現實的批判，是對‘衰敗’原因的認識”。這裡所說的不僅有思考而且有行動的社會主義實踐，在我看來，就是指像英國工人階級那樣在憲章運動的旗幟下進行的與資本家的鬥爭實踐。正像他在《英國狀況 英國憲法》一文的最後所說的那樣，這種鬥爭實踐的目的就是為了貫徹社會主義的原則。

四

結語

在《神聖家族》這部馬克思與恩格斯合寫的著作中，他們倆各自發揮自己的理論所長，共同推動唯物史觀的思想發展程序。相對而言，此時的馬克思側重於從現實人道主義歷史觀的角度來把握社會程序中的深層內涵。因此，他能夠敏銳地看出無產階級從事的僱傭勞動在為別人生產財富、為自己生產貧困的過程中，生產出了私有財產的瓦解這一結局。“私有財產在自己的國民經濟運動中自己使自己走向瓦解，但是私有財產只有透過不以它為轉移的、不自覺的、同它的意志相違背的、為事物的本性所決定的發展，只有當私有財產造成作為無產階級的無產階級，造成意識到自己在精神上和肉體上貧困的那種貧困，造成意識到自己的非人化從而自己消滅自己的那種非人化時，才能做到這一點。無產階級執行著僱傭勞動由於為別人生產財富、為自己生產貧困而給自己做出的判決，同樣，它也執行著私有財產由於產生無產階級而給自己做出的判決。”也就是說，馬克思清晰地把握住了私有財產的瓦解是由社會歷史層面上的私有財產的運動（透過無產階級執行的僱傭勞動而表現出來）而自我生產出來的。這一思路對於他和恩格斯一起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形成基於內在矛盾運動的唯物史觀是非常重要的。

當然，僅就《神聖家族》中的思想狀況而言，馬克思暫時還沒有準確把握私有財產自我運動中的內在矛盾。而恩格斯由於身處在英國工業革命及社會革命的實踐語境中，因此側重於從現實社會進步的角度來領悟現實人道主義歷史觀的豐富內涵。他敏銳地看到由工業革命帶來的生產力與英國現實社會關係之間的內在矛盾對於推動英國社會發展來說具有的重要作用，看到資本家階級透過霸佔工業革命創造的生產力而對英國無產階級實施的統治，也看到英國無產階級在社會主義原則的指導下進行的革命鬥爭。所有這些都使他在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客觀矛盾的把握上具有更清晰的思路。這對於他和馬克思一起共同建構唯物史觀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當然，僅就到《神聖家族》為止的思想狀況而言，恩格斯在現實客觀矛盾在社會歷史層面上是如何發展出來等問題上暫時還沒有獲得清晰的解讀思路。他能夠指認英國資本主義社會的客觀矛盾，但對於這種客觀矛盾在私有制的歷史程序中是如何演變出來的，他暫時還沒有闡釋清楚。在這一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他們倆在《神聖家族》一書中的這次理論合作，不僅是觀點上的合作，而且更是解讀思路上的合作，它的重要意義在於為一年之後他們倆撰寫的《德意志意識形態》提供了直接的思想及方法論支撐。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2］聶錦芳，李彬彬。馬克思思想發展歷程中的“猶太人問題”［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社，2017。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4］（美）沃倫·布雷克曼。廢黜自我：馬克思、青年黑格爾派及激進社會理論的起源［M］。李佃 來，譯。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Douglas Moggach。 The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of Bruno Bauer。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實踐與文字

編輯：劉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