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門生死劫：太平天國與湘軍，命運的拐點與終點

如果站在上帝視角來觀察，當1856年“天京事變”爆發，太平天國從此走向消亡，就幾乎是無法避免的事實。

在這次著名的內訌事件之後，太平天國雖然又與清政府分庭抗禮了長達八年時間，其間，統治區域在不斷擴大，兵力在逐步增加，有過三河鎮大捷，二破江南大營這樣重大的軍事勝利，也湧現出了諸如英王陳玉成、忠王李秀成等一批優秀的軍事將領。

但“天京事變”幾乎給太平天國這個龐大而充滿活力的軀體造成了諸多不可逆且致命的潛藏傷害，外表的虛假繁榮並不能阻礙致病基因在機體內部產生持續性的破壞。

東王楊秀清，這個既有個人威望又具備軍事能力，且唯一能駕馭和統籌整個太平軍的統帥級人物，在內訌中喪命，使整個太平天國武裝力量從此再也沒有形成過統一而有效的指揮。

兩萬精銳廣西老兵蒙難，令太平軍最倚仗的核心戰鬥力遭受重創，翼王石達開的出走又進一步削弱了整個隊伍的實力。

此後的英王陳玉成也好，忠王李秀成也罷，確實是太平天國後期不可多得的優秀指揮人才。

但客觀上來說，二人並不是楊秀清式的帥才，也不具備東王當年那種對全軍的統御力，且根深蒂固的地域思想，又使得“太平軍雙子星”更多的時候並不是在彼此配合而是在相互掣肘。

而在這一系列的背景之下，以曾國藩為首的湘軍卻應運而生，這支由民間團練發展而成的湖南地方武裝，幾經沉浮之後逐漸壯大，並最終成為了太平天國的“掘墓人”。

但在1861年前後，安慶保衛戰的關鍵時期，曾國藩曾意外地給了太平天國一次“翻盤”的機會，如果抓住這次機會，也許此後所有的歷史，都將一一改寫。

移營祁門，曾國藩的無奈與抉擇

1860年，對於湘軍和太平天國都是相當重要的一年，這一年夏天，太平軍再次攻破臥榻之側的江南大營，隨即忠王李秀成乘勝東征，大軍所至沿途望風披靡，很快，江南最富庶的蘇、常地區宣告易手。

而湘軍主帥曾國藩也終於在這一年6月份被清廷署理兩江總督，節制江蘇、安徽、江西三省軍政民務。

此前七年有餘，曾氏累嘔心瀝血之功，官階卻未能更進一步，湘軍經血刃百戰之苦，卻始終如無根浮萍。

此際主帥位列封疆，權柄在握，湘軍居無定所、仰人鼻息的日子也即將成為歷史。

早在1859年底，從三河鎮慘敗中恢復元氣後，曾國藩就制定了“四路圖皖”的作戰計劃，目標直指安徽重鎮安慶。

1857年翼王石達開出走天京後，安徽一直是英王的地盤，而恰逢湘軍攻皖，陳玉成兵團主力卻奉旨東援天京，安徽兵力空虛，湘軍幾乎未費周折，就連陷安慶外圍的太湖、潛山等重鎮。

曾國藩坐鎮宿松，正準備一鼓作氣揮師東進，戰場態勢卻突然發生了變化，太平天國東征取得重大勝利，蘇、常地區被陸續攻佔，上海也岌岌可危。

蘇、常是賦稅重地，可以說是清廷的命門所繫，咸豐帝迫切的希望曾國藩能反攻江蘇，但湘軍主帥的戰略意圖是先攻安慶而後直趨天京。

用兵安慶已是箭在弦上，況且湘軍在安徽的整體態勢一片大好，曾國藩當然不願放棄既定的作戰計劃，但身為兩江總督，制下江蘇告急，又豈能坐視不理。

在這種異常矛盾與糾結之中，曾國藩毅然決定用湘軍主力繼續進攻安慶，而將自己的總督行轅由安徽宿松前移至皖南祁門。

移師四戰之地的皖南，表面上可以擺出反攻蘇常的架勢，以盡總督的職份，“

上足以慰朝廷，下足以對蘇常士紳

”。

另外，兩江總督下轄的蘇、皖、贛三省，江蘇大半易手，安徽戰事膠著，只有江西是相對完善之地，因此贛省也成為了湘軍的重要餉源基地。

駐軍祁門，不僅可以北顧安慶，還能有效的防禦侍王李世賢、輔王楊輔清、堵王黃文金等太平軍部隊由皖南、浙江闖入江西。

但曾國藩進入皖南，看似完美的解決了攻皖和援蘇這一兩難的問題，卻也埋下了兩個致命的隱患。

一是兵力上的捉襟見肘，曾國藩既然決定將“血本”全部投入到安徽戰場，那麼護衛祁門大營的部隊肯定就相對薄弱。

最關鍵的是祁門處萬山叢中，四周山勢陡峭，層巒疊嶂，與外界相連僅有一條東通徽州，西聯景德鎮的官馬道。

隨行的李鴻章曾反覆勸告曾國藩：“

祁門地形如在釜底，殆兵家之所謂絕地，不如極早移軍，庶幾進退裕如

”。

作為湘軍主帥，曾國藩當然知道祁門潛在的危險，他可以選擇由宿松南渡，坐鎮江西南昌，但“豫章故郡”雖然相對安全，卻遠離深處戰亂的江蘇，難免有“畏戰避敵”之嫌。

而且曾國藩迅速反應移師皖南的舉動，也讓咸豐帝相當欣慰，抵達祁門不久，1860年8月28日，清廷即對其實授兩江總督之職。這樣一來，曾國藩就更沒有理由再另尋駐節之地了。

謀取皖南，太平軍的攻勢與意圖

1860年7月3日，曾國藩自宿松啟程，隨行的僅有鮑超麾下霆軍五千人，朱品隆、唐義訓等部三千人，連同宿松原有的馬、步各軍，兵力合計一萬餘人，7月28日抵達祁門。

皖南西界江西，南連浙江，東面則與蘇福省毗鄰，保有此地，對於太平天國而言，即可爭奪浙、贛糧源，協防蘇福省，同時又能出擊江西，策應安慶戰場。

正因如此，圍繞皖南地區，太平軍投入了大量的兵力，輔王楊輔清劍指寧國，堵王黃文金陳兵蕪湖，侍王李世賢則駐防浙江金華、蘇南金壇和皖南廣德等地。

上述幾位悍將，幾乎是除英王陳玉成和忠王李秀成之外，當時太平軍最強戰鬥力的代表，而各方部隊兵力之和，更是高達十餘萬之眾，太平天國對於皖南的重視由此可見一斑。

曾國藩移師祁門之後，皖南各路太平軍的攻勢便接踵而至，7月下旬，李世賢聯合楊輔清，猛撲皖南浙西交界的寧國府，清軍守將周天受困於孤城，曾國藩兵力有限無力救援，9月，寧國城破。

寧國既破，太平軍的下一個軍事目標便直指皖南的政治、經濟中心徽州。

徽州一失，太平天國的兵鋒將逼近祁門大營，初來乍到的曾國藩正在一籌莫展之際，昔日幕僚李元度率三千人馬趕赴祁門。

新鮮血液的到來，令曾國藩大喜過望，忙命其率兵接防徽州，李元度亦是自信滿滿，揚言定然不負大帥所託。

但李元度畢竟是一介書生，領兵打仗終非所長，而其麾下新募平江勇又毫無作戰經驗，結果抵達徽州不久，便中了李世賢引蛇出洞之計，三千丁勇全軍覆沒，徽州失守，李元度趁亂逃逸無蹤。

徽州戰敗的後果非常嚴重，東面門戶失守，祁門岌岌可危，而前線上萬殘兵撤入此地，傷兵滿營、士氣愈發低落。

彈丸小城人滿為患，一時之間吃穿住用、生活物資均難以供應，此時的祁門，自保尚嫌不足，更遑論爭勝。

山雨欲來，祁門人人自危，曾國藩也是“

一 夕 數 驚 ， 無 日 不 在 驚 濤 駭 浪 之中

”。

恰好此時，失蹤二十多日的李元度，竟然毫髮無傷的回到祁門大營，曾國藩原本以為李元度城破殉國，已替其上奏請恤，熟料此人不僅未死，返回後對丟失徽州一事還毫無愧疚之意。

曾國藩勃然大怒，便要具折彈劾李元度，而此時作為學生兼幕僚的李鴻章認為湘軍內部的家醜不可外揚，同時李元度對曾國藩也有多次救命之恩，希望老師能網開一面。

但曾國藩固執己見，為此與李鴻章鬧得不可開交，李鴻章本就不願久留祁門兵危之地，此時又怨憤老師的不近人情，借題發揮之下，拂袖而去。

而太平軍方面，由於情報工作的不足，李世賢當時並不知道曾國藩的總督大營，就在咫尺之遙的祁門，攻克徽州後，又率軍從西南擦肩而過，拐入了江西。

曾國藩暫時逃過一劫，但更大的危險還在後頭……

合取湖北，李秀成的短視與狹隘

湘軍發動針對安徽的攻勢後，太平天國立刻作出了相應的部署，1860年9月，東征結束後，洪秀全便命英王陳玉成和忠王李秀成，分由長江南北兩岸出兵，以鉗形之勢，合取湘軍的後方基地湖北，攻敵所必救，解安慶之圍。

陳玉成援皖心切，立即動身先行，而安徽的得失與李秀成沒有切身的利害關係，加上東征剛剛開闢了蘇福省，忠王心有所屬，對“合取湖北”的軍事行動就更加缺乏熱情，遷延拖拉到11月初，才在洪秀全的一再催促、嚴責下從天京發兵西進。

12月初，李秀成的西征軍途徑皖南，由蕪湖南下，暫時協助此處的太平軍作戰，恰巧此時湘軍鮑超、張運蘭兩部正聯手自黟縣進攻休寧，熟料忠王的兩萬精銳“突由羊棧嶺竄入，圖解休寧之圍，斷鮑、張兩軍糧路”。

太平軍進攻羊棧嶺，對曾國藩震動極大。羊棧嶺距祁門大營僅60餘里，可謂“

朝發夕至，毫無遮阻

”，而且此時祁門兵力空虛，所面對的還是李秀成剛剛取得東征勝利的虎狼之師。

絕望之際，曾國藩甚至在總督行轅中開始草擬遺囑，安排身後事宜，湘軍主帥已做好“以身殉國”的最壞打算。

此時李秀成若能聯合皖南諸軍，乘佔領黟縣之勢，大舉進攻祁門，直搗曾國藩老巢，湘軍只有萬餘人，即使已鮑超之悍勇，又如何能抵擋近二十萬的太平軍？

但忠王此行的戰略目的並非爭奪皖南，而是借西征湖北之名入鄂、贛招兵，又不知祁門內裡虛實，在外圍和鮑超部初戰失利，兵力並未受損的情況下，一心儲存實力的李秀成，竟放過了擒拿湘軍主帥的天賜良機，當即改道，退出羊棧嶺，轉取箬嶺入贛。

李秀成的私心和短視，讓曾國藩絕處逢生，但皖南的數支太平軍又分三路洶湧而來。

堵王黃文金攻建德、東流，切斷了北面安慶與祁門大營的聯絡通道，曾國藩與前線的胞弟曾國荃音信不通、文報梗阻。

李世賢在江西景德鎮與駐守的左宗棠楚軍交戰，鏖戰數日，太平軍大勝。

祁門的糧草補給，全賴從南昌糧臺經景德鎮轉運而來，此地失守，不僅曾國藩大營糧草無繼，而且西面唯一的退路也斷絕了。

北面和西面已經讓曾國藩焦頭爛額，而東面的賴文鴻和古隆賢，兩部聯手，自黔縣攻破禾戍嶺，兵鋒更是直指祁門而來。

總督行轅之內，幕僚驚恐萬狀，眾人紛紛規勸曾國藩“

祁門非應殉節處

”，希望其移營避險。

曾國藩其實也並非死硬固執之人，他明白皖南太平軍之所以圍攻祁門，無非也是要解安慶之圍，因此執意死守。

何況就在不久之前，太平軍東征常州時，前兩江總督何桂清便是畏敵棄城而逃，結果最終落得個身敗名裂的下場。何桂清的前車之鑑，曾國藩又豈能不防？

祁門之劫，命運的拐點和終點

曾國藩本已抱定必死之心，但當時皖南地區的多支太平軍互不統屬、各自穿插進攻，既缺乏呼應配合，又很難形成統一有效的集團作戰。

因為各自為戰，曾國藩身邊的鮑超又相當強悍，堵王黃文金以及賴文鴻、古隆賢聯軍先後為湘軍所敗，到1861年3月，便只剩李世賢一軍仍然扼守祁門西南後路的景德鎮。

但對於曾國藩而言，即使此間已無生命之憂，但糧道被斷，皖南數萬湘軍飢腸轆轆、嗷嗷待哺，長此以往也只剩坐以待斃一途。

1861年4月，為開闢新的糧路，曾國藩孤注一擲，親領祁門、黔縣近萬人馬，東征徽州，但湘軍主帥領兵打仗的水平確實有限，徽州城下被太平軍夜襲，湘軍大敗，曾國藩狼狽逃回祁門。

景德鎮後路被斷，徽州前路受阻，曾國藩坐困愁城、羞憤交集，又開始寫遺書交代後事，囑咐兒子曾紀澤“惟當一意讀書，不可從軍，不必做官”，前途渺茫，湘軍主帥意志十分消沉。

但也許是曾國藩命不該絕，不久，後方喜訊傳來，左宗棠的六千楚軍竟擊退侍王李世賢號稱十萬的太平軍，重新奪回了命脈所在景德鎮。

景德鎮在手，糧道重開，又無後顧之憂，皖南局勢瞬間轉危為安，曾國藩絕處逢生，此時的湘軍主帥，再也不敢託大，連忙向北移駐靠近長江的東流，隨後更直接將總督行營設於舟船之中，以確保萬無一失。

祁門之圍，湘軍主帥幾番生死、歷經劫難，可以說是其十幾年戎馬生涯裡，最為接近死亡的一段經歷。

比之初出茅廬時的靖港慘敗、1856年鄱陽湖水師毀滅，形勢之險惡，境況之困苦艱危，有過之而無不及。

數月的圍困時間，一旦太平軍抓住其中任何一次機會，給予曾國藩更大的壓力，安慶的湘軍主力必然南渡救援主帥，彼時，安慶之圍將不攻自破，整個安徽的不利局面也將徹底扭轉

甚至我們的假設更大膽一點，太平軍攻破祁門，除掉湘軍主帥，在失去曾國藩的情況下，沒有人能夠駕馭湘軍，這個太平天國的“掘墓人”很有可能就此退出歷史舞臺。

但歷史沒有如果，戰爭更不可能假設。祁門之圍，與其說是兵戎之戰，倒不如說是雙方的氣運之爭，最終，命運眷顧了曾國藩和他的湘軍，而1860年皖南的崇山峻嶺裡，太平軍卻在不經意間錯過了，可能是其唯一一次逆天改命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