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詠史詩的主題思哲，鞭撻時弊，扼腕嘆息！

詩歌具有諷喻懲勸的社會功能，當社會中的諸多不合理和不公平現象產生時，對社會現實進行鞭撻，對人物命運發出嘆息，以表達詩人憤感的心情，就成為詩歌的一項重要功用。詠史詩以其特殊的藝術形式，不僅可以使詩人借史諷諫還能以史感懷，是對詩人憤慈心情進行宣洩的一種最佳途徑。詩人對社會現實的關注，對社會政治的強烈不滿和對鴻鵲之志無從施展的無奈，都使選擇詠史詩這樣的一個載體成為必然。因此，表達對社會現實的憤慈就成了魏晉南北朝詠史詩的又一個重大主題。

一方面，詩人透過鞭撻時弊、諷諫政治表達對社會現實的不滿。孔子在《論語》中指出：“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詩歌對政治的諷諫作用是使魏晉南北朝詠史詩中，有不少以諷諫社會政治為主題的作品。魏代曹操《善歌行》詠贊古公宜父、太伯仲雍、伯夷叔齊等人，表達作者對仁德讓國者的頌揚，暗含自身應以仁德自慰，以仁德處理好立嗣和任用賢刁`等政治事件的現實思考。阮籍化用《戰國策·魏策》、《史記·魏世家》的內容，借戰國時魏國覆亡的歷史諷諫曹魏政權，在形象描述中抒發古今興亡的幽思，以古鑑今，暗斥曹魏政權的荒淫和腐朽，是詠史詩中的佳作。

另一方面，對社會現實的憤慈還可以透過對命運不公人物的詠歎進行表達。魏代杜摯詠史詩《贈毋丘儉》，以“壯士志未伸，坎坷多路酸”進行自敘，列舉伊尹、呂望等八個顯達人物的窮愁潦倒，表達對這些人物命運多並的感慨。表現這一主題最成功的詠史作品，當屬西晉左思的《詠史詩》八首。左思在《詠史詩》八首中特別關注了一類人，那就是“寒士”。他在八首詩中提到了蘇秦、李斯、許由、馮唐、荊柯、揚雄、段幹木、魯仲連、陳平、主父堰、朱買臣、司馬相如等十二位歷史人物的事蹟。

這些人，或拒官爵而避世，或抑鬱失志，或由貧賤而顯達，或富貴喪身，遭遇各有不同，但都是出身微寒而才華見稱於世計程車人。而相對於陳平、荊柯、馮唐等名字所提示的一系列豐富生動的人物經歷，詩中所提到的“金張”、“許史”、“高門”、“王侯”等一類代表世族顯貴的語詞則缺乏具體人物事蹟的補充，也往往簡單出現在議論中，一筆帶過。可見左思對與自己共同命運的寒士階層的關照。左思的意圖很明顯，他是想借助這些寒士的命運為自己的人生作出選擇，也想借助寒士的不得志對整個社會歷史中這種不平等的制度作出譏諷，發出吶喊。左思意識到這種不合理的社會現實，描寫地極其形象、深刻，批判地也相當犀利、尖銳。左思針對現實發出歷史性的思考，具有強烈的批判意識，這一批判具有較高的思想價值，他超越西晉這一歷史範疇而具有了更普遍的意義。

有才之人被埋沒，受壓制是一個每個朝代都具有的普遍的事實，這也引起了後世許多寒士的共鳴。南北朝詠史詩人鮑照也曾寫下《詠史》、《蜀四賢詠》等詠史作品，表達對命運不公人物的慨嘆，對有識之士懷刁`不遇的悲憤以及對整個社會的強烈抨擊。鮑照《詠史》寫得氣概雄渾、蒼勁清拔而又剛健古樸，命意與左思《詠史詩》相近。鮑照之作雖不是全然按照左思的用筆來寫，但遣詞造句、意向選取包括思想表達上都讓我們感受到其深受左思的影響，彷彿就是把左思的詩作作為一種範例來臨摹。此外，左思筆下曾經描寫和讚歎過很多賢士，在《詠史詩》其七中他提到了主父堰、朱買臣、陳平、司馬相如等“四賢”，表達了英雄困頓的無奈。鮑照仿此詩作，寫下《蜀四賢詠》分別吟詠是指司馬相如、嚴君平、王褒、揚雄等“四賢”。

兩詩雖然在具體人物選擇上有所出入，但把“四賢”單列出來並且排列在一起，在寫法上如出一轍，在歌詠內容上是極其相似。這些都是對黑暗現實執著的反抗，是對賢者埋沒的扼腕嘆息，是對不公社會的強烈鞭撻。這些詠史作家把自己的坎坷與天下不公命運人物的遭遇融為一體，超越了一己之悲歡，跨越了時空的界限，發出了內心深沉的吶喊，表達了最為深廣的悲憤之情。他們的態度是強烈的，筆鋒是犀利的，這種大膽而深刻的批判精神，在當時具有極大的進步性和現實意義，這個重要而鮮明的主題，具有高度的思想性。

值得注意的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詠史作家還選擇了對女性不公命運的描寫，這些女性實際上是作者自身的代言，是他們胸中不平和內心憤慈的真實寫照，是詩人以另一種方式表示對社會的強烈不滿。魏晉時期，傅玄《秋胡行》細緻引述秋胡妻事，《秦女休行》引述龐清母為父報仇、手刃仇敵的歷史事件。成公綏《中宮詩》詠上古“二妃”、“三母”等盛德女子。石崇《楚妃嘆》、《王明君辭》吟詠楚莊王樊妃、王昭君。然而，這一時期女性題材的詠史詩在主題上還是以讚頌的女性倫理道德為主，並沒有過多感嘆女性的不公命運。此後，這一題材被南北朝作家有利用，走向了詠史詩女性化的道路，也出現了大量以表達女性悲慘命運為內容，以抨擊社會現實為主題的詠史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