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陽"古隆中"依憑明嘉靖《鄧州志》為史源史料是不可靠的史證

襄陽的老師、學者們經常貼圖《明嘉靖鄧州志》，以此來證明襄陽“古隆中”的可靠歷史史源。

他們附帶說這是“南陽人祖宗”所撰書，意思就是要現代的南陽人一定要認可。

關於“祖宗”論，我本來不想說什麼：

蒙古軍隊大破襄陽城後，把襄陽所有男丁發配了朝鮮，填補襄陽人口真空的首先是鄧州人、古南陽人、或其它地方流民。

現代的南陽人，除了幾個古老南陽姓氏外，其他的大多都是山西移民，是明清時期自山西遷徙陝西、河南的一部分。現代南陽人家譜，也基本是移民二十代左右的記述。

我所言以上，是奉勸襄陽老師、學者們以後不要提什麼“祖宗論”。

歷史學術問題，就是純粹的一個歷史知識問題而已，與襄陽、南陽的自古人口發展及繁衍生息之變化沒有關係。因為這些東西，於諸葛亮躬耕於南陽的歷史課題沒有關係。

下面，我們分析明嘉靖《鄧州志》。

嘉靖是明朝第十一位皇帝明世宗朱厚熜的年號，使用時間為嘉靖元年（1522年）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一共使用四十五年，是明朝使用第二長的年號（僅次於明神宗萬曆皇帝的四十八年）。明世宗是明朝實際掌權時間最長的皇帝。

明嘉靖《鄧州志》的撰書時間至今天，不足五百年。陳壽完成《三國志》史著在公元290年左右，比明嘉靖《鄧州志》早一千二百多年。

試問：

襄陽“古隆中”如果在《三國志》裡面找不到史據，它在一千二三百年後的《鄧州志》尋找自己史源證據，是不是很可笑？也是不是很荒唐呢？

而顯然，這是偏離歷史唯物主義的研究方法：《鄧州志》相關諸葛亮的一些論述，只不過是古代史料、文獻、傳說或臆斷的衍生物而已，它不是史源本原史證。

我們看看《鄧州志》是怎麼記述的：

1、《鄧州志》引述《三國志》記載，“曹操自擊備於汝南，備奔襄陽，劉表迎備，益其兵使屯新野。

2、《鄧州志》”十二年備三顧諸葛孔明於隆中。“

所有歷史史著文獻記載上，沒有”十二年備三顧諸葛孔明於隆中“的記述，這是《鄧州志》編纂者自己的臆想及判斷。

《三國志》史沒有”隆中“的地名記載，只有”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

即：諸葛孔明這個人，綽號臥龍，住在臥龍岡這個地方，將軍願意招見他嗎？（譯文所參考史料：《三國志》和諸葛亮《寄子書》）

所以，《鄧州志》這一條論述不是來自史源本原記載《三國志》。

我們看看《鄧州志》的備註引述依據是什麼？

”本傳徐庶見備於新野，備器之。庶薦諸葛孔明：孔明家於南陽之鄧縣號曰隆中。“

在《三國志諸葛亮傳》裡徐庶舉薦諸葛亮，沒有以上這些記載，這些記載在《三國志》史裡也絕對找不到。

《三國志諸葛亮傳》原文記載是這樣的：

”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

顯然，《鄧州志》的編纂者改寫了《三國志》史的原文記載，其記述成為編纂者的筆下的臆想杜撰。

我們分析《鄧州志》這一條記述的源頭出處：

陳壽完成《三國志》史此後一百年，東晉習鑿齒著述《漢晉春秋》曰：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

習鑿齒先生只言“亮家”、“故宅”、“雕樑畫棟之大宅”，習鑿齒先生沒有說過“十二年備三顧諸葛孔明於隆中”，也沒有說過“三顧茅廬於號曰隆中”。

透過以上史料辨析，明嘉靖《鄧州志》的編纂者是拿史料、文獻記載進行了隨意杜撰附會。

它引述“孔明家於南陽之鄧縣”，卻捨棄了“在襄陽城西二十里”的歷史地理定位，把“孔明家”編纂到南陽之鄧縣，編纂到《鄧州志》，屬於鄧州，抹滅習鑿齒的“襄陽有孔明故宅”的因素。

它引述徐庶舉薦諸葛亮的三國史，卻改變史源地名地理記載，又摻雜習鑿齒的“號曰隆中”說，抹去“襄陽有孔明故宅”說，把“亮家”移花接木於鄧州，故收錄於《鄧州志》。

總結：

《鄧州志》否定了“襄陽城西二十里”地理座標，否定了“襄陽有孔明故宅”，它只認定“孔明家於南陽之鄧縣”說。

《鄧州志》改寫了《三國志諸葛亮傳》原文記載，三國史沒有“南陽之鄧縣號曰隆中”這一條論述，也沒有這個地理座標。

《鄧州志》利用《三國志》史和《漢晉春秋》“號曰隆中”，擇其所用並臆斷改寫，把“亮家”轉移之鄧州，並把“亮家”編纂於《鄧州志》。

襄陽考古發掘發現報告：鄧國不過漢江，以鄧國境置鄧縣亦不過漢江。

諸多歷史史著文獻記載：南郡和南陽郡以漢水分界南北之鐵證如山。

襄陽“古隆中”居漢江以南，它拿《鄧州志》作為自己的史源記載，而其內容卻是否定自己的記述……襄陽老師們、學者們以此為“史證”，是不是你們太焦慮了？是不是有點“飢不擇食”呢？

襄陽“古隆中”沒有三國、兩晉時期的史源記載，你們慢慢發掘，但千萬不要拿出來《鄧州志》作為自己的證據，以它來證明否定自己而鬧笑話呵！

歷史真相在哪裡？真相在這裡：

《三國志諸葛亮傳》之《出師表》曰：“

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

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

諸葛武侯本人主證認定所言極是，請一些專家、教授、學者們大可不必枉費心機改變三國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