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心底探索」第十二章

第十二章

如今，當我回顧我自己在克洛斯特諾依堡的戀愛（在這裡我把它和歌德的傑貞漢情史相比較），看起來是充滿了像歌德所感到的那許多強迫性的恐懼、疑慮和思想。但呈現在記憶裡的景象。既不明確也不固定，而是不可捉摸，千變萬化的。我雖知道，當時我有許多強迫性的思想，在性質上，與我以後對歌德所分析的十分相似，但卻沒有一端是明顯得可以整合焦點的。

一個心理學家面對了他記憶裡廣闊的裂口（我就是敗在這一點）的緊急狀態，得到了一份意外受到歡迎的支援。我在一九一三年寫成，一九一四年匿名發表的一篇論文《論潛意識的死亡慾望的影響》中，試著分析某些那一種困擾性的恐懼和疑慮，那些神論與迷信。這篇文章論到某些以後被作者想起的困擾性的思想，並報告某些只發生在別一天的事。換句話說，那些強迫性的、困擾性的疑慮和恐懼幾乎卻是現在的；而當它們在我的記憶中變為新鮮時，才來回顧與觀察。

讀著這篇文章，面對著的是一個二十四歲的陌生青年，那真的是我嗎？無疑地，這是一個半遺忘了的自我的一個陌生的部份，即在冷冰冰的紙上，現在，它即是我自己，這已不容否認了。但起先看起來，它好像是關於一個陌生人的思想的報告。實際上，它只是“我”的一個，促使我變為疏遠的。可是，當我讀著這份試著記錄出他自己某些奇怪的感情現象的分析報告時，我很清楚地記得這個少年，他的情緒，他的呼喊。不使自我觀察的真實性以及觀察者的本體是確立的。而且，很明顯的，這些困迫性的思想和恐懼，也就是當時所盤擾在我心裡的。它們是以前時刻縈繞在我記憶中的特殊的困擾性思想。

這兒是我將翻譯的報告，其中省略了許多點。“我想娶的女孩子得了重病，而我到N市去看她。我本計劃從N市搭某一班火車回維也納，但我告辭出來時，幾乎太遲了，走向車站，車站離朵拉父母的農莊約有半小時的路程。”（在這份報告中，因為隨意處理的關係，我不把那村莊稱作克洛斯特諾依堡，而叫它N市，而且把愛拉叫做朵拉。）在我走向車站的途中，我的思想可以理解地專注於朵拉的病——她的病使我非常操心。突然間，有一個思想浮現在我腦裡：“假使我現在不走到K市去看我妹妹，則朵拉會死。”這個思想漸漸地困擾著我，以致當我走近K市車站的時候，我轉回了頭，為的是步行到我妹妹渡暑假的K市。（離N市有三刻鐘的路程。）當時我的妹妹在克洛斯特諾依堡——懷德陵的農莊度假。我試著和我自己爭辯，試著要我自己相信這個思想是荒謬的，可是沒有用。然而，我怕這個災禍將會發生，假如我不服從這個神秘的警告的話。為了探尋那逼我去看我妹妹的更深一層的動機，我記起幾天前她寄給我的一封短簡。回到家裡，我重讀了它，它是這樣寫的：“親愛的狄奧多爾：我忘了告訴你，我們應該在六月二十八號去Light Jahrzeit，假使你要的話，我將也為你點一枝蠟燭；但星期日務必要來，才能趕得及典禮。假如你不來，我將假設你為你自己‘點’了。也請你到會堂來，吻你。瑪格麗特。又及：你不來參加一次祭典禮嗎？”

在這裡首先讓我說明一下所謂Jahrzeit是猶太人的一種宗教儀式的名字，那在他們最親近的親人的忌日點燃蠟燭（以為追悼）。我有好多年沒有進過猶太教堂，也沒作過任何宗教儀式了。我把自己看作一個無宗教信仰的猶太人，但我不曾干涉過我妹妹瑪格麗特的宗教信仰。為了使她高興，我嘗參加在我父母忌日所舉行的點蠟燭儀式。她的信令我苦惱，因為我不喜歡人家來告訴我應該做什麼，特別是她信後的附言使我有理由感到暴躁。我的妹妹把定期的參詣父母的墳墓視為一種責任。我有時候和她爭辯起來，我說真正的孝順不是指參拜我們死去了的親人之墳墓，而是過著一種可以榮耀他們尊名的生活方式。我向她這樣說：“要證明我們的父母沒有白活，乃是靠我們的存在；要證明他們沒有白死，乃是靠我們的生活方式。”

這一天，我本已決定不去看瑪格麗特，但現在我的決定被我的強迫性思想所推翻了。它顯示出，我已把一種真正的意義歸於我在父親忌辰點香火這一儀式，而不再認為那種儀式只有象徵的意義而已。隨著這一連串的思緒之後，我們抵達我的強迫性思想之本文的第一個修正。在強迫性的衝動最初出現時的形式中，缺少一種連續，它包含最重要的事實，而且它如今可加以重建，並嵌入思想的序列之中。我的強迫性思想或恐懼的全文是這樣的：“假使我不去懷德陵，不去‘點燃’香火以悼念我的父親，則愛拉會死。”當然，對於這原始的主題的重建是出現在（印刷的）出版物上。為什麼這個居間的部分——而有了此部分，我訪問我妹妹的真正理由——卻被遺漏了呢？

這可以用我發現自己時的情境，以及用強迫性的恐懼剛要發生以前的事實，對之予以心理學上的闡釋。我已說過我怎麼樣不能到愛拉的家裡去看她，甚至就是她那專橫的父親不在的時候也不行。因為她家裡還有姑母，而這一位姑母是他的意志和他嚴苛禁令的執行人，甚至也一手控制了他的太太，而他的太太只是勉強地讓我們在花園裡相會，我無法看到這位正患著重病的可愛女孩。她的母親到花園裡來，告訴我關於愛拉生病的訊息。於是我對這種不正常的境遇的激憤，以及我對〇先生的憤怒增強了。這一次在克洛斯特諾依堡的訪問（〇先生並不在場），我再不能控制自己了。當我向〇太太談話的時候，我猛烈地表現出我的憤慨和激怒。現在，我對〇先生的仇視態度因為愛拉的病而強烈變化了，因為我把病的加重，歸罪於他。當她的病患顯出第一個病狀的時候，他不應該只請W醫生（他是在我意識裡所欽佩的克洛斯特諾依的醫生），而應該請另一位維也納最傑出的心臟病專家C教授來診療。我在心中咎責〇先生；他花了大筆錢，只願在旅途中自己享受，而當她女兒的生命在緊要關頭的時候，卻捨不得用。然而事實上〇先生是在旅途上，這時一點也不知道愛拉的病況，從這個事實可以瞭解，我的那些咒詛是多麼荒謬和不公平。由於我對大家期望他能幾天以內趕回來這件事感到恐懼，於是我的激動愈發變得強烈，我怕他趕回來之後，我甚至不能得到愛拉病況的任何訊息，我怕我將為不安和焦慮所折磨。

我告訴〇太太說，假使她的丈夫不是半瘋癲，則我可以在他面前拜訪愛拉，且可以用我自己的眼睛來看她是如何。這是不能原諒的魯莽，我得罪這個好婦人。在這一次的談話裡她譴責我試圖挑撥離間他們父女。她又說，這種行為是有罪的。她說：“你不知道聖經上說：‘你當愛你的父母’嗎？”我回答道：“聖經上沒說這種事，因為愛是不能以命令來增減的。聖經只說：‘當尊敬你的父母。’而甚至是如此，你只能當他們值得如此的時候，才去實行它。”

所有的這些思想，必曾在我從克洛斯特諾依堡〇家的農莊走到車站的路上。在我的心起了回想。我的困擾性思想必是從這裡滋生的；從愛拉的父親〇先生，有一絲隱密的聯機引我想起我過世幾年的父親——引我想到尊敬自己的父親的命令。一路上，我的思想必曾接觸到我對我妹妹來信的記憶，那封信上勸我在父親的忌日去點燃蠟燭——去以一種宗教的意義來追悼父親。現在，從一種我認為我已經克服了好久的宗教信仰的感情秘處，出現那神秘的命令——即去找我的妹妹及去點燃蠟燭追悼亡父。隨著這個命令，連帶有一種威脅：要是我不去履行我的宗教責任，不去追悼他，則我所最親愛的人會死。

我想，熟悉心理分析學對於潛意識過程之洞察力的探究人類感情的學徒，在此將能認識，從我的強迫性思想將匯出兩個不可避免的結論。第一個結論乃關於在我的思想中，〇先生和我父親的潛意識關係。

在前面的，我指出，〇先生對於我，在每一方面好像都是我小時候我父親的反面。是的，他是文雅的，甚且是一個上好的人。而我父親穿著雖整齊，但衣料卻差勁且不大注意修飾，當然他是穿不起華麗高雅的衣飾。我懷疑，假使他做得到，他是否也會穿得合乎時髦。他是窮的，而〇先生，至少對於我們，卻顯得富有，比起我們一家，過的是高水平的生活。我的父親是一個不信教的猶太人，他很少守什麼宗教儀式——但在情感方面卻深刻地屬於猶太民族。〇先生，至少在他的信條方面，是一個天主教徒——也是一個反猶太主義者。對於我們小孩子，他像是暴虐無道的，不僅因為我們知道他在他自己的家裡是一個暴君，也因為他常去打獵——射殺鹿和野兔。有時候，他家的門碰巧敞開著，我們小孩子就偷窺他家的門廊，我們看到壁上除了整套來福槍及其他武器外，還掛著剝製好的大鹿頭，羚羊頭及熊頭。這對於我所造成的印象參雜了恐懼及讚佩，即一種厭憎的尊敬。我的父親是溫和的，在我們的思想和感情中，再沒有東西比殘虐更與他不相稱，我們也決不會想到他會因樂趣而宰殺動物。

不管這些及其他許多使得〇先生看起來是我父親的對比的特徵，另外，在造成我困擾性的恐怖之中，還有一串可以清楚地辨識的思想，使我從〇先生想到我的父親。在那一次與〇太太的談話中，不是出現了一個人要尊敬自己的父親這一個主題嗎？它不是繼續存在於我的腦海中，直到他變成一種命令，去為他點燃蠟燭嗎？對於〇先生，我是充滿了仇恨。我拒絕去尊敬一個我心目中認為不稱其名的父親。可是對於我父親，一種悼念他的衝動出現了，不僅成為一種責任，而且是一種命令。對於前者，我有很自覺的謀殺意圖，而對於後者，我有摯愛的敬重的感情。根據我們心理分析學家在我們的工作中所得到的全部經驗，得到了一個結論：我必曾把原來的父親形象下意識地分為二部分，使得所有的溫情都集中到我自己的父親，而且所有的仇視傾向都轉向〇先生。但這兩種相互矛盾的感情和衝動，有一度（即在我的童年時代）指向我的父親，形成一種心理分析學稱之為Ambivalence的那種態度的主要的情感傾向。在一種典型的方式之下，我們曾一度對同一個人所持有相反感情的揉和，現在分離，而被分派到在我的思想中形成對比的兩個人身上。這種分裂所導致的變形，也出現在《漢塞爾與葛蕾塔》的童話裡，其中善良的母親和想殺小孩的女巫形成對比。也就是同一個分裂的機轉，使得大作家們和詩人們創造人像安東尼奧和庫洛克，普洛斯培洛和卡利班，亨利王和法斯塔夫這些對比的角色，這些角色表現了詩人自己內心中互相矛盾的情感。當歌德感到：

兩個人在爭逐著我，

兩個人都想獲得我，

由是卻要摧毀這王國。

此時，他把一種爭鬥擬成浮士德，把另一種擬成梅菲斯多，同樣地產生塔索和安東尼奧。就我所知，還沒有一個心理分析學家或莎士比亞的詮註者指出，亨利第四和約翰爵士便代表了一個人的兩面。即那兩個人是指相互之間感情潛力的所謂擬人化，在我們讀那可喜的一朵（第一部，第四景）的時候，（其中法斯塔夫開玩笑地扮成亨利四世的角色而大請法斯塔夫。）這兩個人變得在心理學上是透明的，當以後王子接替了他父親的角色而評論他自己和約翰爵士（一種對他自己的未來的預言）的時候，那一景的魅力尤顯得強烈。

我對〇先生的惡念形成了我的強迫性觀念所由生的背景的大部分，當你考察它的內容時，你會了解，其中含攝著我對我父親及對愛拉的愛的衝突。這種衝突即出現在早已成為防衛情感方面的手段的那些強迫性的恐懼。我必須點燃祭供的蠟燭，否則，愛拉會死。追溯到本來的面目，那兩部的聯絡必是這種意思，假如我不去懷德陵追悼我的父親，他將會使我的愛人死去來報復我。這種預感災禍即是強迫性神經的典型情感，這些恐懼作為抵抗潛意識的侵略和反抗的慾望之情感反應而表現出來。我將因為它們受到懲罰，不是我自己死去，就是我所親愛的人死去。換句話說，我害怕是因為我曾在下意識裡希望我父親死去，而他能以剋死我的情人來報復我。這一定就是潛意識的強迫性觀念的真正起源。其後，它所變成的方式，我們已經碰到一種對於這種神秘的威脅的預防手段。我必須對他（或他的神靈）懷著敬意，我必須對他表示親愛和尊敬，然後他才會跟我和解，才不會把我的愛人奪去。這種強迫性觀念，或是神秘的威脅，以病態的思考的典型方式出現，以一種假設的詞句出現，它宣稱：我必須以行動履行某種責任，並以災禍、（靈魂之）消滅或死亡作為威脅，假使那種命令或禁止不被服從的話。“假使我不去懷德陵，假使我不點燃蠟燭，愛拉會死。”於是這個宗教儀式成了贖罪的性質，成了我對我父親之潛意識的死亡慾望祈求寬恕的儀式。

雖然我的父親一點也不知道我和愛拉的關係，但是在我的思想裡面，我卻把對於我父親的懷念和愛拉的疾病聯在一起，這豈不是可驚的嗎？當然，我在潛意識裡的假定是一種迷信，認為我死去的父親知道我對他所有的惡念，也知道我想為它們贖罪的慾望。我在上一章述及我的強迫性恐懼的地方已告訴過讀者：我死去的父親會用花柳病、會用死亡來懲罰我在性行為方面的放縱。

但我最初的強迫思想所由生的情境卻和我的父親沒有關係，而是和愛拉的父親——〇先生有關。〇太太在那一次談話中提醒我，一個人應該尊敬自己的父親。我的思緒其實是從我對〇先生的藐視厭惡以及死亡慾望出發的——我的結論是惟有日後把尊敬給予我自己的父親。“the‘day’remnant”（落日的餘暉），那真實的居間思想是想到我妹妹的來信，她勸告我去父親的墓地點香火以表悼念。如此我們必須重建起強迫性的一種原始的形式，該強迫性恐懼一直是全然潛意識的，且不是關於愛拉的父親。這種潛意識的恐懼主題可以歸納成這樣：“假使我不尊敬〇先生，則愛拉會死。”我們在此又遇到〇先生和我父親之秘密的或潛意識摹擬作用的蛛絲馬跡，這兩個人在我意識的思想和感情裡，不僅有顯著的差異，而且顯得是兩個對立的人——一個是我恨的，一個是我愛的。這一來我們自然這樣假定：兩種感情本來都是指向著一個父親形象的，以後〇先生則作為未來的岳父，而從該形象脫裂而出。我對我父親的仇視和侵略的感情是在我幼年時代蒙沌未開的時候產生的——而以後就移置給這個“父親代替品”了。（注：分析學家們會認出我們在此處所述的這一個強迫性思想的例子，證實了弗洛伊德所提出的強迫性動作與宗教儀式之間的類似（見全集卷5）。如同我在一九一四年所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曾經指出的，這種類似是很明顯的，因為強迫性思想的內容正是一種宗教的儀式，且可以追溯到同一種心理上的抵抗或防衛機轉。點燃香燭有一種為我父親犧牲的潛意識的意義，即（而）希望他不因為我對他的潛意識的死亡慾望而懲罰我。這一個儀式之證實了我的慾望的結果父親已經死去了，是很有意義的。這種強迫性的行為，在心理（學）上說來與其所有的宗教中的犧牲觀念的起源是很類似的。弗洛伊德說，犧牲的意義乃在於“這一樁延續了那可怕行為的回憶的行為使父親得以滿足，為了加於他的侮辱。”）

沒有一個，瞭解精神過程之複雜性質及其過度決斷性的人會驚訝於下述的事實，即在我困擾性思想的分析中，似乎也有其他的情感參與其內容的形成。我在上面已經說過，我所以憎恨〇先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的強烈反猶太主義，而他的反猶太主義且在他晚年變得最為妄誕。（記著，那個時候，有一個叫做希特勒的青年人在維也納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