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自由沈黎暉

曹璞哪兒人

採訪：木村拓周、熊韌凱

作者：熊韌凱

沈黎暉出現，眉眼帶笑，依舊是標誌性的黑框眼鏡，牛仔褲和白色球鞋。藍色開襟長外套拖到腳踝，凸顯了本就不高的個頭。有時他看上去成熟，比如和旅行團與 Tizzy T 同臺，說唱歌手戴墨鏡，手插在黑色帽衫外的牛仔夾克口袋裡，樂隊成員則穿成英倫風格，花襯衫或格子西裝外套，和他們的音樂一樣，形態各異但都顯得陽光。沈黎暉站在中間，拿著話筒主持流程，像個精明的酒吧小老闆。

但當希古尚博的幾位代表上臺時，你才會意識到沈黎暉“亞文化商人”身份中，“亞文化”屬性如此明顯。這需要襯托。與摩登天空一樣，希古尚博做的也是年輕人生意，他們從 2015 年開始做潮流夜店。在宣佈了摩登天空與希古尚博的合作計劃之後，雙方站在大螢幕兩側，擺好姿勢讓媒體拍照。希古尚博的幾位西裝革履，嘴角微揚，雙臂自然下垂。這是商業精英的標準形象，挺拔而自信。相反，沈黎暉的手沒搭在褲縫附近，而是太向前傾。他的個頭太矮，還有點駝，披頭士髮型也與另外幾位男士的寸頭形成反差。

商業精英的形象當然不和做潮流夜店衝突，披頭士髮型也不。先鋒、時尚，這些詞曾經用來形容某一類人的行為和思考方式，現在卻變成一種場域，一種隨時可以切換的娛樂狀態。烏托邦太過遙遠，但商業力量可以在真實世界的某個角落，堆出一個暫時的極樂之地——閉縮在城市夜晚的 club 如是，放縱在開闊郊外的音樂節亦如是。

沈黎暉和他的摩登天空是這套邏輯的開拓者和踐行者。在這場摩登天空 2020 釋出會上，沈黎暉像他的商業偶像喬布斯一樣，衣著簡單但風格明顯，介紹著公司的最新動態、宏偉前景，並穿插一些公關意味濃厚的金句，諸如“摩登天空早已超越了時尚，成為了時間。”“以收藏家的態度擁抱每一位音樂人。”“當熱潮歸於常態，我們仍在續航。”

從宣佈的各種訊息中，你可以看出這家公司的優勢和底氣：明年更大、更多的音樂節計劃；簽下老牌樂隊後海大鯊魚和達達；讓搖滾樂隊和說唱歌手合作，比如新褲子和 Gai，旅行團和 Tizzy T，痛仰和黃旭。中國最成功的音樂節品牌“草莓”，行業裡最好的藝人資源，以及和創作者的良好信任與溝通，構成了摩登手上的鉅額籌碼。

當然，有時候你很難說現在摩登天空與創作者的關係是合作還是裹挾。後海大鯊魚 2006 年簽約摩登天空，此後十年在這裡陸續出了三張專輯。2018 年初他們宣佈與摩登天空解約，選擇以獨立樂隊身份運作，那一年，所有草莓音樂節上都沒有後海大鯊魚的身影。現在他們迴歸摩登的訊息被高調宣佈，這情節頗有些“逆子離家出走，最終發現離不開家長庇護”的意味。對了，在迴歸摩登的訊息官宣的前幾天，這隻表態過“絕不上節目”的樂隊還出現在了“樂夏”第二季的擬邀名單裡。

但摩登天空也希望在另一些領域取得突破，比如和希古尚博的合作——批評者說，摩登早就沒有了當年的血性和先鋒勁，丟失了價值觀，只一味追求形式上的新潮和酷。沈黎暉則對我說，反叛依然是摩登身上很重要的標籤，但於他而言，反叛並不意味著對抗什麼，而是“做點不一樣的事。”

10 月 30 日，摩登天空 2020 釋出會

幾天後，沈黎暉又出現摩登天空家園，一個名為“再造面具”的藝術展上。藝術展的主題是紀念 Badhead 廠牌成立 20 週年。沈黎暉坐在一個四面封閉的大鐵籠子裡，只要你願意，就可以進去和他聊上一會兒。一晚上，進去的人不少，大都出於好奇。沈黎暉似乎也樂於應對他們。這就是他現在在摩登天空的角色：一個發言人，一個吉祥物，一個大方向制定者。這是喬布斯在蘋果的角色，也是沈黎暉另一個商業偶像 Richard Branson 在維珍的角色。

“他好像很擅長這些做 show 的東西。”一個看展的朋友對我說。

摩登天空家園位於百子灣附近一處廢舊廠房區，三層小樓，是這片區域裡最高、最大的建築。紅色磚牆外畫滿了各色塗鴉，裡面則是現代派的裝修風格，明黃色燈光，極簡主義傢俱，以及亮色的裝飾（海報與人偶）和員工（衣服與髮色）。幾年前，公司擴張，原來的辦公區太小，沈黎暉來這找新辦公區，本來看的是邊上一溜平房，結果最後挑中了這個地，又請後海大鯊魚的吉他手曹璞做裝潢設計。

他小時候住在燕山石化，從學校可以看到常年噴著紅色火光的東方紅煉油廠。有一次正準備進教室，他突然看到一個在煉油廠吊裝煙囪的直升機墜落下來，爆炸，變成一個大火球。多年後沈黎暉對《人物》記者回憶，說這個特別小的事永遠在他腦子裡翻轉，並最終影響了之後的創作。“工業的天空下，世界已經被汙染了。”

而現在，工業化自身也成為了一片廢墟。摩登天空就矗立在這片廢墟之上。

我站在摩登天空的門口，正準備上樓去找沈黎暉。他樂於接受各類採訪，並展示出那個一以貫之的公眾形象：樂觀、積極，確信自己做的事有價值但並不端著架子。他也經常有意無意展露出自己“摳”“精打細算”“只認錢”的一面，不斷重複著藝術與商業可以共存也必須共存的一套說辭。看上去，他再適合不過自己今天這個位置了：一個嬉皮企業家，一個藝術家同盟的締約者，一個亞文化走向大眾的商業推手。

但現在，我突然看見他一步一步向大門走來，背微駝，身體略向前傾，穿著黑色毛衣，抱著一件外套。臉頰通紅，大概剛參加完什麼活動，或送走什麼人。我趕緊上去表明來意。

“第一次來嗎？”廂式貨運電梯緩緩把我們從一樓載向三樓。沈黎暉先開口，打破這密閉空間的尷尬與沉默。

“沒有沒有，經常來，採訪你們的藝人比較多。前兩天還來看展，看你在鐵籠子裡和人車輪戰聊了一晚。”

“哦，那個。那是梅卡德爾演出用的。”沈黎暉笑了。“我也都是服從策展人安排。”他音量不高，語調平和，看上去有點疲憊。鐵門開了，他帶我穿過開放式的辦公區，人聲嘈雜。年輕人們並沒有因為看見老闆停下工作或嬉笑。

媒體常把沈黎暉的人生描述為從理想主義文藝青年向中年文化商人轉變的故事，事實並非如此。他是那種六十年代末出生的北京孩子，標準體制內家庭，母親是教師，父親在音協工作。如果說後者對他日後的選擇有過影響，那也是反面刺激：家裡日復一日的“嚴肅”宣傳音樂讓他感到厭倦，他的青春期又和風氣漸開的八十年代撞了個滿懷。十四五歲時，沈黎暉接觸到張薔，1985 年來北京的 Wham！ 又給他打開了西方音樂的大門。那時他聽 Micheal Jackson、Prince、David Bowie 和 Duran Duran——都是些造型時髦、視覺形象出色的主流音樂人。

他說服父母同意自己從高中退學轉考工藝美校，明面上的理由是那所高中太次，反正考不上大學還不如學學美術，實際原因則是聽說美校天天都有跳霹靂舞的黑燈舞會。他機靈，精力充沛，靠著在補習班死啃一年數學和語文順利考進美校，接著就進了校足球隊踢左邊鋒，和“高年級的壞學生與文藝活躍分子”混在一起，加入了一支學校裡已有的搖滾樂隊。在那個新鮮事物快速湧入的時代，年輕人們根本沒法把喜歡的西方東西對上號：樂隊成員留著重金屬樂隊的大長頭髮，在 1986 年的校園聯歡會上唱《We Are the World》。

環境是新鮮的，知識是刺激的。老師是些剛從美院畢業的學生，二十來歲，白天用埃舍爾和契裡柯的畫作顛覆學生頭腦，晚上又加入舞會和學生們一起混。這並非一種遁世的藝術家態度，雖然暫時“活在一個獨立的世界，和這個社會沒有關係”，但在這所空氣自由的八十年代嬉皮學校，沒有人不相信未來屬於自己。

那時的沈黎暉，在本子上一邊模仿埃舍爾的“不可能物件”，畫出機械結構的橘子，一邊隨手列下未來想做的事：電視節目製作、唱片公司、圖書出版。“那時我的理想就是要做大事，當一個托拉斯。這個價值觀從來沒有改變。”

在校園裡，沈黎暉成立了自己的樂隊“清醒”。引領北京重金屬風尚的“唐朝”的丁武也是工藝美校畢業，當時在美校當老師。1962 年生的他只比沈黎暉大六歲，但二人有一段截然不同的經歷：丁武六歲時，軍隊系統的父親下放到黑龍江的五七幹校，七十年代才返回北京。他的少年時代在“陽光燦爛的日子”裡度過，和姜文一樣，對那些“重”和“力量”的東西表現出天然興趣。

但沈黎暉對重金屬不感冒，他更喜歡 Sting、U2，更喜歡在臺上穿西裝打領帶而不是皮衣。“清醒”走英式搖滾風格，清新自然，旋律上口，在美校第一次演出時，來看的學生就塞滿了教室，“一黑板的粉筆字都被擠沒了。”

“清醒”樂隊，右二為沈黎暉

社會的成功標準也在改變。八九十年代之交的那些轉變，與其說是一次慘痛的打擊，不如說是打了一耳光又給了個蜜棗，讓那些渴望出人頭地的年輕人知道擁抱商業是一條現實且有希望的出路——規則還沒建立起來，正是他們大展身手之時。更何況，不同於先鋒文學，西方音樂本土化雖然也是八十年代文化變革的產物，但它們新潮、輕盈，天生可以當作快消品。

沈黎暉從美校畢業時，身邊混得最好的朋友是一個在鼓樓倒賣香菸的發小，他輕輕鬆鬆就成為了“萬元戶”。沈黎暉在父親安排的單位中國錄音錄影出版總社工作，一個月 180 塊工資，既不能支援他的音樂愛好（一個廈華的 walkman 花了他 900 塊，更別提做樂隊了），也不能滿足這個在校園裡酷孩子當慣了的青年的自我預期。他託關係租來一臺印刷機，又拉上賣煙的萬元戶朋友搞起印刷業。

生意在摸索中前行：沈黎暉找到單位主任，“我做印刷了，你給我介紹一個活兒吧。”中錄正好要發行十五萬張劉德華的大陸版唱片，主任便讓沈黎暉幫忙印磁帶封面。這種國企把任務承包給員工私人運作的九十年代辦事方式按理說穩賺不賠，還有點國有資產流失的意味，但二十出頭的沈黎暉辦砸了：他倒騰半天也沒讓那臺印刷機正常工作，只好又找了一家印刷廠印才交了貨。不過他沒有放棄，依然相信行業裡有金子自己也能淘到。他在印刷學院租了臺好點的機器，在紙庫那邊先拿紙後付錢，拆東牆補西牆。一番騰挪下來，到了 93 年前後，他發現自己的賬上有了賣產品得來的 7 萬元，卻欠紙庫 20 萬元。

這場經濟上的危機最終靠沈黎暉的急中生智和一直砸錢維繫的樂隊化解——“清醒”成熟的作品只有兩首，不夠出一整張專輯，他拉來幾個別的樂隊，一起錄了張合輯《搖滾 94》。在那個搖滾樂在大陸還是主流音樂的最後時期，唱片光預售就拿了 15 萬元。但沈黎暉卻陷入了更深入的心理危機：

“我把自己當 rock star，我唾棄印刷這個行業，我覺得這他媽不是我要乾的行業，但我以為能賺到錢。我也付出，每天起早貪黑，五點起床坐長途車去大興，因為那個廠子在大興，出來後再打面的去買油墨，去拉紙。最後賠了 20 多萬，你就覺得這世界不公平，為什麼我他媽的那麼拼命幹，還是沒有結果。樂隊有了一點小名氣，但未來好像也沒什麼希望。”

他用一段神秘主義敘事解釋這段時間的心理轉變：現實和精神的雙重重壓之下，他做了個夢，夢見自己在倫敦泰晤士河邊一家酒店的房間裡，正在陽臺上欣賞風景。聽到電視裡說今晚 8 點會播 Beatles 的紀錄片，他回房間瞅了一眼，突然插播了一條新聞：一家醫院裡眾多護士慘遭謀殺，兇手手段殘忍，砍掉腳，取下膝蓋，把整個脖子割斷，諸如此類。螢幕上是停屍的手推車畫面，沈黎暉指著電視說“真相就在手推車裡”，然後猛地醒來。

“這個夢讓我特別想不通，我一開始想，是不是我童年有什麼陰影，弗洛伊德那套對吧，結果也沒有。”他沒有提及那些顯而易見的隱喻：無法抵達的彼岸倫敦，被外力打斷的搖滾巨星故事。“我當時到什麼程度，都快瘋了，那一刻就他媽較上勁了，我甚至強制自己又做了個夢把兇手幹掉。透過這個夢我就覺得自己腦子有點問題，我就一直想要找到答案。”

“我後來首先想到什麼呢，就是我存在這個社會上，他媽的對這個社會，對這個世界有用嗎？後來一想，你就是一個烙一個 rock star 的自高自大的自大狂而已，有一點點靈感，寫了一點東西，然後覺得自己他媽的很了不起。然後你他媽啥用也沒有。你什麼用也沒有。當時我做印刷的狀態也是，接訂單，想把利潤最大化，但一旦出了問題我就想逃避責任，是加工廠的問題，你別扣我錢。”

沈黎暉得出兩點結論：一，自己病了，但“藝術家可能都是有問題，就是牛逼的意思，或者說敏感，因為這個世界他媽的不健康，藝術家就像海綿一樣，比普通人吸收了更多負面的東西然後釋放”；二、自己做事的方法不對。從這時候開始，他做印刷的時候“賺錢放到第二位，第一位是別人和我合作，讓人家滿意。”結果就是生意觸底反彈，利潤蹭蹭上升。

他說這段時間另一件給他啟示的事是有一次他坐公交車，下車時車門一開正好對著一棵樹。不知為何，沈黎暉對樹說了句你好，接著他感到一種“物理的能量回應”。這個時代的弄潮兒，開始懂得想要從世界拿到點東西，就得先向世界問好。

1997 年的沈黎暉荷包鼓鼓，信心滿滿。他的賬面上有了 600 萬人民幣，全是靠印刷掙來的，工藝美校的老師已把他當作成功範本描述給更年輕的學生。樂隊也沒停，他天天夾著談生意的公文包去排練，“清醒”反而創作出了夠出一張專輯的作品。沈黎暉琢磨起開唱片公司——錢不是問題，他當時女朋友的一個朋友在平谷開發房地產，一套三居室五到十萬，沈黎暉看地段不錯採光也挺好，把那一單元剩下的四套全買了。他渴望乾點比做印刷更“牛逼”的事。

沈黎暉物色了兩個樂隊，“新褲子”和“超級市場”，都來自工藝美校，比沈黎暉小三屆。前者是支朋克樂隊，後者玩電子，兩種當時在大陸尚少有或未有的音樂風格。摩登天空甫一成立就發行了三張震撼性的唱片：清醒的《好極了！？》和新褲子的《新褲子》取得出色市場成績，把投入的七十萬製作費加倍掙了回來；超級市場的《模樣》則被評論界熱捧。

沈黎暉快馬加鞭，又成立 Badhead 廠牌，出品更為地下的先鋒作品。不同於清醒、新褲子的都市市民階層趣味，Badhead 的音樂人大多是外地進京的藝術家、搖滾青年，更有煽動性也更尖銳。在《賊船》裡，火爆的舌頭樂隊吼道“傳統是一條賊船／你就是被動的鐵錨／平等是一條賊船／你就是沉默的旗語／正義是一條賊船／你就是下沉的浮力／自由是一條賊船／你就是拿錯的鞭子”；左小祖咒的唱片《廟會之旅》因審批原因歌詞被模糊處理，直到重製版出來，大家才知道他在《苦鬼 1999》裡唱的是“每一個億萬民眾失業的年代／我們學會解釋自己的把戲／領導們總說，人多，鍋小，我們挺好”。

時代情緒在悄悄變化，沈黎暉並未察覺。Badhead 的成立起初只是作為補充——“我不喜歡別人提起摩登天空，就說我們是個時髦的公司”——但在未來五到十年，都市年輕人的快消音樂需求將被大量製作精良的臺灣流行音樂取代，而搖滾樂，則屬於少部分情緒過激的憤青“鐵托”，未諳世事的年輕人中嚮往“深刻”的一小撮，以及部分知識分子和媒體人。Badhead 2000 年發行的第一張民謠唱片《人人都有個小板凳，我的不帶入二十一世紀》裡，詼諧酸諷的胡嗎個用農民工口吻唱了首《部分土豆進城》，精準地把握到這一點：

三月城市森林 我棲於樹枝低簷／自己不築巢 自己不種稻／替喜鵲看門 替黃鸝擔糞／替老鷹帶小孩 替花鴿送煤／以獲取兩隻蟲子度日／隔壁住著一個怪怪的 沒有惡意的文化人／他說我勤勞勇敢善良樸實沒有慾望／他拿出一本寫了很多字的練習本給我看／又放一些不太好聽很吵的歌給我聽／他說那是在讚美我們／他說他就是我們／可卻要把笑容墊在屁股下面的椅子上／又提到 虛偽 什麼的／還說了一些城市的壞話／好多詞我都聽不太懂／只好歉歉的 歉歉的說／這個 我說不好／這個 我實在說不好

《人人都有個小板凳，我的不帶入二十一世紀》磁帶，磁帶上橘底黑色人頭 logo 即為 Badhead 標識

而沈黎暉依然做著自己的新時代文化產業大托拉斯之夢，這個夢又總以業已成熟的西方文化產業為藍圖。他在 1999 年進軍出版業，發行《摩登天空雜誌》，內容是他以為的新潮和酷。九十年代他常去外文書店買英文雜誌，《The Face》，《The Wire》，《Ray Gun》，看的不是文字——他英文並不好——而是出色的視覺和包裝。《摩登天空雜誌》依葫蘆畫瓢建立起來，就連辦公室都是西式嬉皮時尚風格：員工在地下室裡白天睡覺，晚上一邊工作一邊玩玩具小火車。

雜誌出了三期，接著就是大量的退貨。讀者不買賬。

與此同時，摩登天空的主業務也在經受壓力。沈黎暉熟悉的傳統唱片發行行業隨著網路和移動手機普及垮了，市場和受眾也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縮小。公司虧損兩百萬，這本是沈黎暉承受範圍內的金額，但眼看唱片公司這麼賠錢，合夥開印刷廠的弟弟要求與沈黎暉分家。因此，新世紀到來時，沈黎暉突然發現自己落魄到如此境地：手頭有個不掙錢的唱片公司，丟失了印刷廠也是曾經的印鈔廠，成堆的雜誌退貨堆積在平谷買的那四套房裡。

時至今日，人們往往讚歎沈黎暉在那段“黑暗歲月”裡對音樂行業的堅守，但沈黎暉說那段時間自己不但窮，而且“覺得他媽的做什麼掙不到錢”。他陷入了新的困頓，與精神世界無關，完全是現實上的。他每天坐公交車在家和公司之間往返，請人吃飯只敢點三個菜，“而且你還有點小名氣，那些樂隊還覺得你有錢”。

民謠歌手張瑋瑋就對媒體說過，“我們當時那個狀態，不可能喜歡清醒樂隊的，沒有任何可能，所有這型別的樂隊，我沒有一個喜歡的……我們喜歡的是那種真正跟我們一樣生活在痛苦裡的那種，生活在掙扎裡的，被人瞧不起，被社會瞧不起，我們喜歡的是這個東西，這個跟我們是血脈相連的。我們住在樹村的一個小平房裡面，然後喜歡沈黎暉那種穿著小風衣，戴著墨鏡，抱著漂亮電吉他那種？這不可能。”

他們將沈黎暉視為一個熱愛音樂的北京小商人，覺得他手上有個公司，品味也還可以，能幫自己出張唱片。張瑋瑋和郭龍，那時候還沒弄出《白銀飯店》，出現在小河的酒吧現場專輯《飛的高的鳥不落在跑不快的牛的背上》裡，一個拉風琴一個敲手鼓——小河、萬曉利、周雲蓬的首張專輯都在 2003 年前後由 Badhead 發行，這是在大陸最早定義“獨立民謠”的三張唱片，由於預算有限，前二者只能以現場錄音的形式呈現。至於搖滾樂，Badhead 錄了 P。K。14、重塑雕像的權利、聲音碎片等等等。在評論界看來，這是摩登天空藝術成就最高的一段時期。

沈黎暉對這段時間則有不同的看法：“你說一個唱片公司的老闆，整天待在錄音棚裡算怎麼回事？”他說，那是在失意與困頓之下對現實生活的逃避。“那段時間確實聚焦音樂本身，一年出二三十張唱片，但也只能聚焦音樂。我們只剩一套錄音裝置，一臺 PC 機，一個棚兩個錄音室加起來三十平米。我覺得除了把這個地方利用起來，我們好像什麼能力也沒有。”

不安分，總要最大程度利用手頭的資源——與其說這是沈黎暉一貫的商業理念，不如說是他的性情與哲學，而這套東西又一次將他帶出了險境。在日復一日的唱片製作中，他意識到“做音樂和做印刷好像也沒什麼區別”。他曾經推崇西方的獨立唱片公司，現在卻覺得它們的發展模式不可持續：“它們籤一堆看上去很牛逼的樂隊，賠錢給他們做，然後期盼著其中哪一支突然成功，唱片賣 500 萬張，掙了錢再找下一支能賣 500 萬張的樂隊，那找不到了怎麼辦？出了 Joy Division 和 New Order 的 Factory 就是這麼個例子，對吧？”

2005 年前後，經營陷入泥潭的摩登天空開始涉足一些不“藝術家”的業務，比如給諾基亞、摩托羅拉等手機廠商做音樂業務服務。“那些公司犯的錯誤是他們永遠是‘經紀人——藝人’的單線思維，錢倒騰來倒騰去，就為了發現下一個 Joy Divison。”而沈黎暉希望摩登天空是能觸及產業鏈上下游的，即使一開始只是作為底層服務者。

八十年代與九十年代初，那正是沈黎暉經歷青春期之時，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一度是社會發展並行不悖的兩條腿。但隨著時代的步子越跨越大，這雙腿也像劈叉般漸漸分離。沈黎暉在二者之間不斷騰挪，起起伏伏，終於在今天發現了自己與摩登天空的價值——不在於某條腿，也並不致力於促進兩條腿之間的再度融合，而在於兩條腿之間的裂縫。這個時代的理想主義情緒更多摻雜了年輕人普遍接受教育又接觸大量資訊後對世界的無力感、虛無與“喪”，現實則是可望不可及的行業“大佬”故事，膨脹到近乎官僚系統並給普通人帶去壓迫感的商業巨頭，發明與反抗格子間裡的 996。逃避情緒、消費主義在二者之間滋生，那不是音樂節、夜店生根發芽的地方，卻是它們開花結果的地方。

2006 年，摩登天空的財政明顯好轉，賬面上有了上百萬的現金，沈黎暉頂著公司內外的巨大壓力——摩登天空當時的宣傳總監因反對這個大膽燒錢的計劃而辭職——決定將其投入 2007 年的第一屆摩登天空的音樂節中。錢確實賠了不少，但收穫的是經驗與品牌影響力。2008 年第二屆摩登天空音樂節開始盈利，2009 年，沈黎暉開創了一個更新的音樂節品牌“草莓”——這個詞“曖昧、性感”，而沈黎暉當時考慮的是“怎麼讓那些不怎麼聽歌的人也來音樂節玩”。

星星之火已然燎原。未來十年，音樂節在中國大陸上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但摩登天空擁有無可比擬的優勢：豐富的經驗，鮮明的品牌定位，以及在“黑暗歲月”裡發行的那批唱片，它們使得新老藝術家對這家公司有著品味與經濟上的雙重信任，或者說，依賴。草莓音樂節成為了摩登天空的主要利潤來源和擴張燃料，至今仍佔總營收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

2008 年 Badhead 關閉，原因是沈黎暉相信“未來，搖滾樂不再會是地下”。他的判斷對也不對：在文化產品分眾化與圈層化日益嚴重的時代，“地下”“地上”已是過時的分類法。

劉陽子，後來的 vice 中國主編，彼時還是個給新浪寫稿子的樂評人，則在一篇題為《論 Badhead 廠牌的倒掉》的文章中樂觀預測：“的確，今天的聽眾已無需被 Badhead 曾暗示的搖滾樂的人格力量感動，他們自然地消費新音樂，並且知道去哪兒取得自己想要的東西。而有想象力的偏激音樂家們在網路中得到了更多機會，擺脫控制與審查，自在地發出自己的聲音，選擇另一種收益制度，無需接受公司的垂青——這樣的情況下，Badhead 還有什麼存在的必要呢？”他的判斷半對半錯。

聽眾是開始自然地消費新音樂，網路在獨立音樂傳播過程中更是功不可沒，但最終也只是“流量入口”，現場才是這些整個音樂市場中腰部創作者的變現工具。手握這樣的變現工具，沈黎暉和創作者關係變得微妙：投奔摩登天空，就是給市場壟斷巨頭打工，掙到錢算運掙不到錢算命；離開摩登天空，則大機率是一個子兒也沒有。沈黎暉“不得不”扮演起精打細算的角色——我為這個社群付出了那麼多，現在機會來了，給你們的錢分少點也不算大事吧？再說了，公司做大了，最後受益的不還是這個社群嗎？

這才有新褲子的主唱彭磊在微博說自己向沈黎暉討要版稅，沈黎暉說“你們沒有流量，過氣民謠歌手和黑怕流量比你們大多了，你們去告我吧，告贏了就給你們版稅” 的事。沈黎暉接受《娛樂資本論》採訪時則迴應：“我他媽從來沒欠過錢，所有版稅都按照合約完全預付，清清楚楚。”真假對錯難辨，也可能是雙方對合約條例的解讀不一致，但彭磊應該不是在調侃或完全胡說——否則他也沒有必要在許多或公開或私下的場合內一再提及；“你們去告我吧”這種撒氣式的話語，聽起來也蠻沈黎暉的。

民謠和說唱的風靡，摩登天空的確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沈黎暉說自己 05 年之後學會了當一個“收藏家”，要收集每一個時代的聲音。這話聽上去有點藝術愛好者的意思，但他實際的意思是說，摩登天空更像一個拍賣行：不從私人審美上談喜不喜歡，只從大環境上談是否契合時代情緒——當然，是“契合”，不是“迎合”。電視綜藝時代，他們在宋冬野的《董小姐》大火前拿到了麻油葉，眼瞅“那個胖子怎麼就突然成名了”的馬頔按照同樣的和聲結構寫了首《南山南》，製作人韋偉給《南山南》編曲時就預感“這首歌也一定會火，而且它一定會被選秀歌手唱火了。”

《中國有嘻哈》前一年，他們成立了嘻哈廠牌 MDSK，簽下紅花會、TT、萬妮達。沈黎暉不知疲倦地重複著一個事實：在一些非傳統音樂節票倉的二三線城市，如南寧，MDSK 音樂節觀眾的平均年齡只有 20 歲上下，男女比例可以達到一比九，而且“那百分之十的男生中部分還是陪女生來的”。他們可沒有對摩登天空失去血性的哀嘆。沈黎暉“欣喜”地留意到，一部分觀眾甚至會把 MDSK 音樂節直接說成“摩登天空音樂節”。酷、潮，是他們對這個品牌的第一認知。

Badhead 廠牌於 2014 年重啟，由曾供職於南方報業的媒體人張曉舟主理，審美依然激進。然而，比起它在世紀初表現出的重塑中國獨立音樂勢頭，如今更像是代表一種“實驗”“髒”的細分流派，也擁有自己的細分市場。就拿梅卡德爾來說，樂評人李皖的話一陣見血：

“那種簡單化的全面否定，儘管很響很猛，卻對複雜的現實毫無觸及，只因為它簡單化，片面得不真實。對當今這個現實而言，憤怒早不再是一種有效態度……從音樂性上看非常有力度，只是這種頗具搖滾姿態的暴力美學，怎麼聽都跟現在人們的現實感受脫節。”

至於這個現實是什麼，臺灣作家張鐵志在看了 2014 年的上海草莓音樂節後，將其概括為“草莓共和國”：“巨大的消費主義與龐大的體制吞噬了一切，‘娛樂至上’與‘政治犬儒’是真正流行的生活方式……中國的華麗崛起，不再反叛的搖滾商業，新一代陽光歡笑的青年。”

2018 年，成都草莓音樂節

“世界是一場遊戲。”近年來，沈黎暉不斷對外界傳達著這個理念，並以此概括自己的世界觀。遊戲好玩、有趣，但有你打破不了的規則——商業如是，政策和監管亦如是。

我好奇，如果在現實生活中生活苦悶，一事無成，是否還能輕鬆地說世界是場遊戲。“你這麼說，是不是因為你是個獲勝者？或者你享受一道道通關帶來的樂趣？”

“不是獲勝，在遊戲裡獲勝也沒什麼意思，因為你還是跳不出這個遊戲。這也正是悲哀的地方。但人活著總是要乾點事，要消磨遊戲的時間，那我選擇縮在角落裡成為一個 bug，就像摩登天空現在在市場上成為一個怪物一樣的公司。”

但足夠高的壁壘，才能保證縮在角落裡的你不被別的遊戲角色打擾。2007 年的摩登天空音樂節，沈黎暉最後一次去現場，從北京東邊的家打車去城西邊海淀公園的演出場地，看著夕陽想著這事終於辦成了，在車裡流了淚。2009 年，活動的一個承辦方幫音樂節拿國外藝人的演出批文，一切安排妥當，英國樂隊 British Sea Power 都已在北京的酒店裡住下，文化局在演出前三天突然通知說國外藝人不給上。

在辦公室裡，沈黎暉看著接到訊息的員工號啕大哭，心情複雜，說了句“這事還挺有意思的。”“看起來一切都那麼樂觀，但沒想到面對的是這麼一個挺有意思的狀況。”

可後來他豎起堡壘，學會了如何面對這些事。2015 年因為外灘踩踏事件，北京草莓音樂節取消，上海草莓則被嚴控。音樂節第一天下午，公安來訊息說不給跳水、不給放冷焰火，本該出面協調的他改派音樂節專案總監去和公安“撒嬌賣萌”。到了現在，公司規模日益擴張，每一步工作都由專人負責，“訊息要是到了我這肯定是無可挽回的地步了，大家都在系統裡，辦事沒有感情因素。上面一說什麼七十週年大慶這個不給辦那個要取消，好，該取消取消，該退票退票，我眼皮也不帶眨一下。”

對待資本也是一樣：2014 年後摩登天空收了幾輪融資，既不是救命錢，也沒借此大肆擴張，只是“瞭解瞭解這事兒是怎麼運作的”。沈黎暉把公司財政做到可控的地步，賠錢但好玩的專案也做，只要賠得不多。

在旁人看來，他越來越理性。2010 年入職摩登天空的烏莉雅素現在已是公司副總裁，她說與沈黎暉共事這麼多年，唯一一次見他表現出感性是成功簽約張曼玉之後，沈黎暉從酒店電梯出來，激動得抱了她一下。儘管如此，2014 年張曼玉在通州草莓演出時遇上大風，沈黎暉還是毅然下決定讓導演把高喊“我不想停”的張曼玉抱下了臺。

我拿這事問沈黎暉，興奮是不是因為與青年時代的“女神”得以合作。“沒有，主要還是因為她太難搞定了。”

現在的摩登天空已是個幾百人的大團隊，公司的一切都符合沈黎暉的設想，年輕，蓬勃，時尚，更關鍵的是可以安心在自己的路上走著，世界要是向它問好，它也就大大方方地回世界一個好。他趕上了趟。

這是一個遊戲裡的遊戲，而沈黎暉是其掌控者。規則已經明晰，他的任務只剩下開會聽報告，大方向上的決策和拋頭露面的事。他想讓音樂節更低碳節能，就直接從英國請一家專做演出場地環保整體性解決方案的公司來；至於那些更瑣碎的日常事務，屬於在開放辦公區工作的年輕員工——他相信 99% 的年輕人都沒什麼創造力，而他呢？“肯定是那百分之一。”作為摩登天空唯一擁有獨立辦公室的人，他每天早早地就到公司，這裡讓他覺得安心，儘管沒什麼事幹。他就在這看看書聽聽歌，耳機裡放的還是 U2 和 S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