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孫玉文：理解性閱讀和批判性閱讀——由王力先生談閱讀說開去

一好百好一壞百壞是什麼意思

轉自：語文學習

理解性閱讀和批判性閱讀

——由王力先生談閱讀說開去

孫玉文

（北京大學中文系）

王力先生是中國現代語言學的奠基人之一，曾經師從梁啟超、趙元任。1955年起，王力在北京大學中文系任教。王力先生從事中國語言學研究逾半個多世紀，著作豐碩，在漢語語法學、音韻學、詞彙學、漢語史、語言學史等方面出版專著四十餘種，發表論文200餘篇。他研究領域之廣，取得成就之大，中外影響之深遠，在中國語言學家中是極其突出的，為中國語言學事業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人類進入文明社會，閱讀成為擷取既往知識的最重要途徑。王力先生《談談圖書館》（1982年）說：“人生於世，需要知識。知識就是力量。沒有知識，我們將一事無成”，“知識是從實踐中來……個人的實踐經驗是有限的，我們還必需借鑑於別人的實踐經驗和古人的實踐經驗……主要是靠閱讀古今科學家、哲學家、文學藝術家的書籍”。

如何進行閱讀，有規律可循。閱讀活動中存在著理解性閱讀和批判性閱讀的區別；這兩種閱讀，根據閱讀質量，還都有正誤之別。

正確的理解性閱讀，是閱讀者透過閱讀活動，把握作品的內容實質，作品的內容是可以被閱讀者正確領會的。

正確的批判性閱讀，是閱讀者結合相關知識對作品內容的真假、優劣等進行評判。

正確的理解性閱讀是正確的批判性閱讀的基礎。正確的閱讀方式，必須先從事理解性閱讀，也就是“走進作品”；然後進行批判性閱讀，也就是“走出作品”。

當批判性閱讀和理解性閱讀相符合，也就是閱讀者正確理解了作品時，才可能對它進行恰如其分的批判；如果批判性閱讀跟理解性閱讀對不上榫，也就是閱讀者沒有正確理解作品，那麼他必然不可能對作品進行客觀、正確的批判。

可見正確的理解性閱讀極為重要，只有理解性閱讀是正確的，才有可能開展好正確的批判性閱讀。

為了提高閱讀質量，很有必要對理解性閱讀和批判性閱讀的關係進行總結。總結的途徑有多種，一個比較直接的途徑是從前人的認識中尋找答案。閱讀是運用語言文字知識，從視覺材料中獲取各種資訊，認識世界，發展思維，獲得審美體驗與知識的活動，古今中外語言學家們對於閱讀活動的認識成果最值得注意。

作為中國現代語言學奠基人之一，王力先生在長達大半個世紀的語言研究中，在閱讀方面留下了不少言論，值得後人記取。我想提取王力先生著述中涉及理解性閱讀和批判性閱讀的部分內容，供大家參考，希望大家在閱讀活動中重視理解性閱讀。

01 要區分“整理”和“批評”

王力先生《老子研究》（1928年）區分了“整理”和“批評”，“整理”指理解性閱讀，“批評”指批判性閱讀。王力先生明確指出，研究《老子》，先要整理，然後才批評。《附記》說：“整理事較易為，而批評則往往謬妄；故是篇但作整理工夫，至於批評，則有所待也。他日儲識稍富，容或繼今言之。”他針對既往學者研究《老子》偏重批判性閱讀，忽略理解性閱讀，得出老子重功利的觀點進行商榷、批評，第七章《結論》部分指出：“世惟以老子為主功利，往往捃摭聃書片言，傅會己意，棄全取偏，不知證之全是則扞格難通，甚至以棄智與任術同稱，希言與明法並舉，自相齟齬，莫衷一是，不亦傎乎？”《做書評應有的態度》（1937年）談做書評，先要認真閱讀被評論的作品：“要做書評非把那書從頭至尾細看一兩遍不可”。“把那書從頭至尾細看一兩遍”，是指要從事理解性閱讀；“做書評”則是指批判性閱讀。

因此，王力先生明確認識到，

閱讀中存在著理解性閱讀和批判性閱讀這兩種過程

，理解性閱讀和批判性閱讀都有正確與不正確之別；強調先要有正確的理解性閱讀，才有可能有正確的批判性閱讀。

閱讀作品，存在著這兩種閱讀，特別是存在著

正確的理解性閱讀

。這種認識，古人早已有了，古人非常重視正確的理解性閱讀。陶淵明《五柳先生傳》，假託世外高人“五柳先生”，說他“閒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這區分了理解性閱讀和批判性閱讀。“甚”應該理解為過分地，“不求甚解”是說不尋求過分地解讀書的原意，含有尊重原文的意思；“甚解”則含有批判性閱讀的意思。所以陶淵明後面說，五柳先生“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會意”指正確領會原意。可見，陶淵明重視正確的理解性閱讀。朱熹比陶淵明說得更透徹。程端禮《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卷三《集慶路江東書院講義》記錄了朱熹的讀書法，其一便是“虛心涵泳”，針對當時人閱讀古聖賢作品時只是採取不正確的批判性閱讀，“多是心下先有個意思了，卻將聖賢言語來湊他底意思，其有不合，便穿鑿之使合”，提倡讀書不能先有主觀成見，要“虛心”，“既虛了，又要隨他曲折去”，“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著心去稱停他，都使不得一毫杜撰”，倡導“虛心涵泳”的正確的理解性閱讀。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丹鉛新錄六》說：“凡讀古人文字，務須平心易氣，熟參上下語脈，得其立言本意乃可”，強調正確的理解性閱讀的重要性及閱讀方法，還批評了“毛摘片詞，傅會胸臆”這種錯誤的批判性閱讀。朱、胡二位都談到了正確的理解性閱讀的要求和途徑。

王力先生針對閱讀中存在的嚴重問題，認識到正確閱讀的重要性，明確區分“整理”和“批評”，也就是區分正確的理解性閱讀和正確的批判性閱讀，揭示正確閱讀的規律，跟朱熹等先賢看法一致，在當時有積極意義；強調先要進行客觀整理，然後從事科學批評，在今天也很有現實意義。

錯誤的理解性閱讀是追新逐奇的淵藪，正確的理解性閱讀是求實創新的基石。

今天我們要創造新文化，必須堅持正確的理解性閱讀。

02. 正確的理解性閱讀應遵循的原則和方法

對作品的理解性閱讀必然有正誤之分，也就是存在著理解和誤解。這是規律。美國學者哈羅德·布魯姆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在文學批評上提出了“誤讀理論”，倡導對文字進行不合乎文字實際的解讀。此說法不乏追隨者，也不乏反對者。哈羅德·布魯姆宣稱“一切閱讀皆誤讀”，不免言過其實。人類之所以有語言，就是用來交流思想和進行思維，達到彼此互相理解，提高對世界的認識水平；舍此，語言沒有存在的條件。哈羅德·布魯姆沒有辦法不承認有“正讀”。惟其有正讀，所以才能斷定有些理解性閱讀是誤讀。

理想的理解性閱讀，必須不斷矯正錯誤的理解性閱讀，達到正確的理解性閱讀，形成正讀。

王力先生一生大部分時間花在古漢語研究上面，常年跟中國古書打交道，在如何做到正確的理解性閱讀方面有相當多的真知灼見。字詞句的正確理解正是語言學家們研究的目的之一，王力先生《訓詁學上的一些問題》（1962年）一文做了新的闡發，他結合古書註釋的實踐談訓詁問題，實際上也是如何正確理解比較難懂的字詞句。他批判訓詁時的實用主義和主觀猜測，堅持實事求是，“自從胡適提出了‘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實用主義觀點，許多人受了他的影響，拋棄了清代學者樸學的優點，而在前人主觀猜測的缺點上變本加厲，以達到實用主義的目的。於是大禹變成了一條蟲，墨子變成了印度人！訓詁學上的實用主義，至今沒有受到應有的批判”。王力先生區分求實和求新，求實是正確地理解古書，求新是對古書做出新理解，指出：只有求實的求新才可取：“從前常常聽見說某人對某一句古書的解釋是新穎可喜的。其實如果不能切合語言事實，只是追求新穎可喜的見解，那就缺乏科學性，‘新穎’不但不可喜，而且是值得批評的了。”

怎樣正確地理解作品的字詞句？王力先生重視方法論，強調必須從語言事實出發對作品進行科學解讀：“古人已經死了，我們只能透過他的書面語言去了解他的思想；我們不能反過來，先主觀地認為他必然有這種思想，從而引出結論說，他既然有這種思想，他這一句話也只能作這種解釋了。”從語言事實出發，就是要避免曲解，還原作品原意，“當我們讀古書的時候，所應該注意的不是古人應該說什麼，而是古人實際上說了什麼”。

怎樣從語言事實出發正確理解作品？王力先生就精讀的要求，提出了一些具體的解決辦法，今天仍具有針砭意義：

1. 正確的閱讀理解，必須堅持“語言的社會性”原則，要求自己理解的那個詞義在寫書時代的語言中真正存在過

，“如果某詞只在一部書中具有某種意義，同時代的其他的書並不使用這種意義，那麼這種意義是可懷疑的”，“如果我們所作的詞義解釋只在這一處講得通，在別的書上再也找不到同樣的意義，那麼，這種解釋一定是不合語言事實的”。啟示我們：對於作品中沒有弄懂的詞義，不能憑主觀想象去定一個“意義”，要多利用工具書；遇到工具書不能解決的詞義，應研究其他同時代的作品是否大量出現該詞義，加以解決。

2. 詞典中，一個詞可以一詞多義；但到了具體上下文，“一個詞只有一個獨一無二的意義”，因此閱讀時可以“因文定義”。

上下文的這個詞義是一個固定的意義，不是臨時產生的，“一個詞即使有很多的意義，我們也不能說，詞在獨立時沒有某種意義，到了一定的上下文裡卻生出這種意義來”，不可“望文生義”。啟示我們：正確閱讀作品，遇到上下文沒有弄清楚的詞義，一定要將這個詞義弄個水落石出，得出“一個獨一無二的意義”；清儒王引之提出的“揆之本卷而協，驗之他卷而通”的訓詁原則是正確的。

3. 字有常義，有僻義

，“從語言的社會性來看，語言的詞彙所表達的，應該都是經常的意義，而不是偏僻的意義”，“我們在註釋一句古書的時候，除非有了絕對可靠的證據，否則寧可依照常義，不可依照僻義。依照僻義，曲解的危險性是很大的”。啟示我們：要準確理解作品的字詞句，一般應按照這個時代的常義去理解它們。

4. 正確理解上下文的字詞句，不能在語言文字上穿鑿附會、隨心所欲、主觀臆斷

。就讀古書來說，要避免濫用通假。要避免濫用通假，就需要合乎語言的社會性原則，多引證據，多舉例子，“如果沒有任何證據，沒有其他例子，古音通假的解釋仍然有穿鑿附會的危險”；不能“把古音通假的範圍擴大到一切的雙聲疊韻”，“單憑雙聲疊韻，並不能在訓詁學上說明什麼問題”。

5. 正確理解上下文的字詞句，要重視邏輯思維，不能偷換概念。

理解古書上下文的詞義，經常要利用故訓。古人常常用一個同義詞去訓釋另一個同義詞。但是古代一個詞的可以表達好幾個不同的概念，當古人用同義詞為訓時，訓釋的詞只是在某一個概念上跟被訓釋的詞所指相同，其他的概念不一定相同。因此，如果被訓釋的詞本來取訓釋詞的甲義，卻偷換到乙義，就會出現偷換概念的現象。要避免偷換概念，就必須重視這種邏輯錯誤，真正弄清楚被訓釋詞和訓釋詞是在表達哪個概念上同義，從而正確理解古書。邏輯學，早先也叫“論理學”，王力先生於1934年出版過《論理學》，這是一本邏輯學著作。

6. 正確理解古書上下文的字詞句，要重視故訓，不要輕易否定故訓，以可靠的古注作為理解古書字詞句的橋樑。

7. 對於作品中的疑難字句，如果沒有辦法弄懂，就要乾脆承認自己不懂，採取存疑的態度，不要勉強提出一個新說。

精讀古今中外的作品，都要求字詞句落實，但確實有些疑難字句沒有辦法落實下來。這在閱讀中國古代作品時尤其常見，例如《呂氏春秋》《淮南子》中有幾個字，直到今天，我們還不知道它們該怎麼念，怎麼講。遇到這種一時解決不了的問題，當然是要承認沒有弄懂，不必強作解人。

人們對於整篇文章、整部著作的理解，必須以對其中的字詞句的正確理解為基礎，但是不能停留於此，必須把握整篇文章、整部著作的內容和形式，這有一些規律和要求。跟理解字詞句一樣，理解整篇文章、整部著作，也必然存在誤讀現象，因此要不斷矯正，形成正讀；人們閱讀整篇文章、整部著作，能力有強弱之分，能力由弱而強，必然有一個過程，應該循序漸進；閱讀整篇文章、整部著作，可以有不同目的和側重，如果跟循序漸進的過程結合起來，不同的階段應採取不同的目的和側重；整篇文章、整部著作可以有精讀、泛讀之別，一般人重泛讀，對精讀的竅門缺乏必要準備，因此應在精讀上多下功夫。就讀古書來說，不同時代的閱讀方法不完全一樣，封建時代閱讀古書的辦法今天不能完全採用。

王力先生認為，中學和大學階段的閱讀應有大差別，中學階段主要培養閱讀和寫作能力，重在寫作能力；大學階段主要培養研究能力，因此閱讀應有不同。

《談談提高語文教學水平問題》（1980年）說：“本來小學畢業就應該能寫粗淺的文章，當然中學畢業更應該學會寫文章，在大學裡騰出時間做些科學研究。”

中學階段主要閱讀整篇文章。

一篇好文章，必然有它的內容，表達內容的起承轉合，結構層次。對整篇文章的正確的理解性閱讀，我國曆史上形成了以疏通文章字詞句和分析文章做法為基礎的理解傳統，清代家喻戶曉的《古文觀止》即如此，實踐證明行之有效。

上個世紀以來，逐步本末倒置，將文字本身的閱讀放在其次，重點放在主題、藝術表達等比較抽象的分析上，沒有達到中學語文閱讀教學的目的。

王力先生認為，閱讀能力要和寫作能力聯絡起來，培養閱讀能力要為培養寫作能力服務

，他對當時中學語文閱讀教學的若干做法提出批評，《談談提高語文教學水平問題》說：“講一篇文章，首先就用很多時間介紹作者，然後講時代背景，最後才講文章本身，文章本身又大談什麼主題，什麼描寫的手法，我認為這是不合適的。

應該從寫文章的角度、從語言的角度多講，而不是講那些作者生平、主題、藝術手法之類的東西。最重要的就是要教會學生能寫現代文，不是要把學生造就成文學家。

”

如何落實到實處？王力先生提出，要選擇典範性的文章來讀，“學生要學會怎麼分析表達，我們中學語文老師應當承擔這個任務。

文章最重要的是邏輯性問題

，文章不通，叫做思路不通，思路不通，就是沒有邏輯性，層次混亂，前後矛盾。所以我們在語文教學裡，並不要求講主題、結構、藝術手法，甚至也不要求大講語法修辭，大講語法修辭效果也不大。

要緊的就是教學生怎麼樣運用思想。

我認為語文水平的提高，有賴於邏輯思維的提高，思想有條理。”

王力先生對正確的理解性閱讀提出這些具體要求，旨在避免閱讀者和作品之間的隔閡，能使閱讀者很快進入對文章的思想內容和表達形式的把握之中。

大學階段主要培養研究能力，因此中學學會的閱讀方法要作為基礎，但不能侷限於讀整篇文章，還要有

針對性地讀整部的經典書

。王力先生強調，

要想對作品有正確的理解性閱讀，就要讀序例、序文和凡例

，《談談怎樣讀書》（1981年）指出：“首先應讀書的序例，序文和凡例。過去我們有個壞習慣，以為看正文就行了，序例可以不看。其實序例裡有很多好東西。序例常常講到寫書的綱領、目的，替別人作序的，還講書的優點。凡例是作者認為應該注意的地方。這些都很好，而我們常常忽略。”還提出，對於書中重要的地方可以標識出來，“最好把重要的地方抄下來”，“讀書要摘要作筆記”。

要讀懂作品，是基於理解性閱讀提出的要求。王力先生強調

要培養閱讀者的精讀能力，達到舉一反三、融會貫通

，不能“囫圇吞棗，不求甚解”，這就認識到

閱讀能力是一種系統性的能力，可以透過閱讀不同的作品培養出來

。如何培養閱讀能力？王力先生結合古文的閱讀，提出了一些具體辦法。《古代漢語的學習和教學》（1961年）中說，在克服古代漢語的語言障礙方面，主張“要重視理性知識，也要重視感性知識”，“要注意通常的語言事實，要紮紮實實地掌握一般的東西”，“應該先抓詞彙方面”，“常用詞的常用意義……我們差不多在任何一部古書中都跟它們接觸，如果不徹底瞭解它們，不但這篇文章懂不透，甚至完全陷於誤解。為了培養閱讀古書能力這一目的，我們要有一個比較有效的方法，不能像以前那樣，教員講一篇懂一篇，不講就不懂……如果說尋求一種系統性的學習方法，使古書的閱讀水平提高得更快，

這種鑰匙是有的，那就是掌握常用詞的常用意義。

這是一種以簡馭繁的方法”。

為了培養閱讀古文的能力，王力先生主張要繼承傳統的

熟讀和背誦

的辦法。《古代漢語的學習和教學》說：“只有熟讀一二百篇古文，然後感性認識豐富了，許多書本上所未講到的理論知識，都可以由自己領略得來”，“透過熟讀和背誦，對古代漢語能有更多的體會，不但古代的詞彙和語法掌握得更加牢固，而且對古文的篇章結構和各大家的風格，也能領略得更加深刻……如果對自己的辭章修養提出更高的要求，古代的詩文可以供給我們更多的借鑑……就原則上說，背誦是好事，是值得鼓勵的。”

03. 如何開展正確的批判性閱讀

王力先生認為，

正確的批判性閱讀比正確的理解性閱讀更難

。《老子研究》的《附記》說，“故是篇但作整理工夫，至於批評，則有所待也。他日儲識稍富，容或繼今言之”，王力先生明確指出，《老子研究》一書，只是在理解《老子》方面做了“整理工夫”，對《老子》的內容的“批評”，“則有所待也”，需要“儲識稍富”，需要在正確的理解性閱讀基礎上進行，“容或繼今言之”。這種治學態度甚為可取，在今天不失其積極意義。

今天有的研究生同學寫論文時，似乎以為對前人的作品進行評價比理解它更容易，所以多選取前人名作進行學術評價作為學位論文，有一些沒有下足深入理解的功夫，對原作的理解時有缺失，所作評價往往隔靴搔癢，不著要害；甚或顛倒正誤，以錯為對，以對為錯。有些論文主要是受當今黨同伐異或無限吹噓之類惡劣書評，以及網際網路上率爾為文的陋習的消極影響，看輕了嚴肅書評的難度，自以為是，對前人作品缺乏“虛心涵泳”功夫和“儲識稍富”的準備，一好百好，一壞百壞。王力先生說，對作品的“批評”難於“整理”，這是值得大家切記的。

王力先生強調必須開展

批判性閱讀

，《談談怎樣讀書》說：“一本書，什麼地方重要，什麼地方不重要，你看不出來，那就勞而無功，你白唸了。現在有些人唸書能把有用的東西吸收進去……有些人並不死記硬背，有些地方甚至馬馬虎虎就看過去了，但唸到重要的地方他就一點不放過，把它記下來”，“應考慮試著作眉批，在書的天頭上加自己的評論……試試看，我覺得這本書什麼地方好，什麼地方不合適，都可以加上評論”；“要寫讀書報告……好的讀書報告簡直就是一篇好的學術論文”。

《做書評應有的態度》（1937年）闡述了用書評形式反映正確的批判性閱讀成果時應有的態度和做法，強調做書評要視被評價的作品為天下公器，不能有私心雜念，要有良好的

學德和學風

：“我以為書評是可以做的，只應該守著做書評應有的態度。態度對了，總算行吾心之所安；態度對了，縱使得罪了人，也可說罪不在我。一個人不能不讀書，讀了書有意見儘可以發表。又何必學那些‘閱世深，趨避熟’的人們，只顧‘獨善其身’呢？”

將做書評的態度分為對人、對事兩個方面。

對人方面，主張做到幾點

：（1）用真姓名；（2）對非名流的書也該批評；（3）對朋友的書，也該批評；（4）曾經批評過你的人，尤其是曾經以不正當態度批評過你的人，他的作品你不必批評。

對事方面，主張做到幾點

：（1）沒有價值的書有時也可批評；（2）批評的話應專對本書內容而言；（3）書評裡用不著挖苦或諷刺的語氣；（4）書評裡應儘量避免反詰的語句；（5）評者與被評者辯論起來的時候，更該互相尊重，不可流於謾罵；（6）做書評不一定要找錯處。王力先生最後總結說：“書評的文字應該‘質而寡文’，就是多談是非，少說廢話。要恭維時，我們只須說何處好，怎樣好法；要指摘時，我們只須說何處錯，何故弄錯，或該怎樣才不錯。除此之外，什麼都不必談。這樣做去，才能保全批評家的道德。”

王力先生《中國語言學史》總結清代小學發達的原因時，引用清王筠《說文釋例·跋》裡一段話，肯定清儒“學風是優良的”，強調正確的批判性閱讀要堅持實事求是、百家爭鳴的優良學風：“且著書者每勇於駁古人，而怯於駁今人，謂今人徒黨眾盛，將群起而與我為難也。然使群起難我，我由之講其非以趨於是，則我愈有所得矣；或以非義之詞相難，則人皆見之，而我亦無所失矣。”這是說，閱讀既往的作品，無論是古人的還是當代人的，都要勇於批評，“講其非以趨於是”。

王力先生在《略論清儒的語言研究》（1965年）講到學術批評，對被批評的作品不能“一知半解”，也就是要以正確的理解性閱讀為基礎；不能“偏於頌揚”，少於批評；對作品進行正確的批判性閱讀要立足於學術本身，實事求是，不能糾纏於作品的政治立場；不能“空洞恭維”，缺乏“深入批判”，“要站在今天的思想高度”。批判既往，“不是為了昨天，而是為了明天”。

這些有關正確的批判性閱讀的理念，貫穿著王力先生治學的始終。他根據自己對正確的批判性閱讀的理解，寫了《評Word Families in Chienese》《評<爨文叢刻>甲編》《評<漢魏六朝韻譜>》《評黃侃<集韻聲類表>、施則敬<集韻表>》《評<近代劇韻>》等文章，後來的《中國語言學史》《清代古音學》《黃侃古音學述評》等著作都鮮明地反映了王力先生在正確的理解性閱讀的基礎上，進行正確的批判性閱讀的成果。

由此看來，王力先生對於如何進行正確的批判性閱讀具有系統性的認識成果，留下了相當多理論和實踐成果，至今還仍具有濃烈的現實意義。總結這些成果，對於青年學生們如何從事閱讀活動，會有很大幫助。

04. 庸智效應

王力先生強調正確的批判性閱讀比正確的理解性閱讀難度要大很多，今天不少學生卻以為寫碩博論文，選一個代表性作品進行評價更容易。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反差？原因很多。認為選一部代表性作品進行評價更容易，顯然看輕了正確的理解性閱讀的重要性，不少人有意無意忽視正確的理解性閱讀的積極意義，將主要精力放在批判性閱讀，甚至只放在錯誤的批判性閱讀上，追求語不驚人死不休，出現“躐等”現象，許多評判先入為主，斷章取義；有的不到位，甚或歪曲作品原意，以對為錯，以錯為對；有的只是低水平重複既有的成果，沒有獨見。人們看輕理解性閱讀，是沒有明確意識到閱讀中存在著這麼一個階段，沒有明確認識到正確的理解性閱讀是正確的批判性閱讀的基礎。

造成這種浮躁的閱讀現象的一個原因，

跟近幾十年的語文教學有關

。強調培養學生的理論素養、抽象思維能力，這沒有錯，但是所設計的具體教學方式往往是一廂情願，難以達到這樣的培養目標，甚至南轅北轍。從中學到大學的閱讀教學，常常忽視了

深入理解作品

這一環節，學生學到的往往是一些浮泛的抽象知識和空洞的教條，沒有養成沉潛作品、虛心涵泳的紮實功夫。學生們後來寫的文章或著作，理論和實踐兩張皮，有時目空一切，自以為是，誇誇其談，抓住一點，不及其餘，議論問題表面上頭頭是道，實則多經不起推敲。

由於大家接受這樣的閱讀教育，因此，有時候，這種不到位、對錯易位、重複既往的作品，在社會上得到一定追捧，形成“庸智效應”。

庸智效應，指作品中一個十分錯誤的觀點，一個儘管正確但並非新穎的觀點，一個儘管新穎、正確但並非需要經過艱難求證得出的觀點，在閱讀者那裡產生巨大的連鎖反應，得到比較廣泛的認同或讚賞。

出現這種現象，跟閱讀者忽視邏輯性訓練有關，思維不清晰；也跟閱讀者的偏好和惰性有關，在批判性閱讀中缺乏自主性，沒有反覆斟酌，盲目跟風，因為適合自己的口味，就輕易相信一個在一段時間內吸引眼球的說法，這也就是《墨子》所說“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

舉兩個網際網路的例子來說明當今存在庸智效應。多少年來，我們一直強調要“批判繼承古代優秀的文化遺產”。這話本身沒有錯，但有人忽略了“批判繼承”是建立在正確地理解的基礎上，片面理解和強調“批判”，導致“批判”失真。例如有人不顧及《商君書》的全書及其產生的歷史背景，“毛摘片詞，傅會胸臆”，只取《商君書》中極端錯誤的言論，對《商君書》全盤否定；還歪曲歷史，捏造事實說 “數千年來，《商君書》都被統治者列為禁書，是有名的天下第一禁書”；民間流傳《商君書》的，“一經抓獲，死罪”。但是沒有告訴人們這種說法的根據，其實是無中生有。還沒有論證：《商君書》中那些沒有提到的內容是否都是糟粕。因此，有理由懷疑《商君書》“禍害中國三千年”這樣的說法是否讀過原文；或者只是囫圇吞棗地讀了一下，沒有正確地理解《商君書》原文。但是這種無根之談在網際網路上大獲點贊。

再如最近在網上常常有中醫和西醫比較的帖子，爭論中西醫哪個是科學，哪個不是科學，以及中西醫在我國的存廢問題。觀點非常對立，各有大量擁躉：有人說中醫不科學，應取消中醫；有人說西醫不科學，應取消西醫。很顯然，這種爭論已經不單是一個科學問題了。中西醫的具體問題，比方說某中醫書列的一個藥方，有沒有療效，有什麼毒副作用，這是可以研究清楚的，不過這種工作要由行家裡手來做，一般人無力置喙其間。但我可以從閱讀的角度論證這種爭論是沒有多大科學價值的。為什麼？趙元任先生給王力先生的研究生論文《中國古文法》所做的批註有“

言有易，言無難

”，這是至理名言。這話是什麼意思呢？這是說，比如，如果你說中醫有可取之處，這樣的課題就容易做，你只需要在你讀懂的中醫書中找出若干例子出來，證明中醫有的方子能治某某病、某某病，因而有科學性，就可以。如果你說中醫一無是處，這樣的課題就很難做：你必須將中西醫的作品一一研究過，具有正確的理解性閱讀和正確的批判性閱讀，得出真知灼見；然後才談得上客觀比較，在比較中見結論。中西醫的書籍浩如煙海，不將所有的中西醫的書籍讀完，是沒有辦法從總體上論證中西醫哪個科學、哪個不科學的問題的。世界上沒有人能將中西方的醫學著作全部讀完、全部消化，因此誰也沒有能力從整體上得出所有的中醫或西醫著作都是科學或都是不科學的。剛好我跟中國古書打交道比較多，對它稍微熟悉一點，大概有一點發言權吧。要否定中醫，最起碼要真正弄懂古代的中醫書的內容，僅憑第二手材料，是不可能討論好這樣宏觀的問題的。歷代流傳下來的中醫書那麼多，光《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醫學類及存目，就列196種，內容龐雜，加上古今語言的隔閡，任何個人一輩子都不可能研究清楚；裡頭藥方不少，要證明這些藥方有療效沒有，那要經過反覆實驗、反覆論證的。不經過這樣的功夫，怎麼知道古人列的藥方的療效。這些問題不研究清楚，就不可能有比較中西醫優劣的知識儲備。

庸智效應是一種客觀存在，中外古今概莫能外。王力先生《論理學》講到“歸納推理的謬誤”，注意到這種謬誤容易在某些領域出現，也談到歸納推理出現的謬誤結論能引起社會效應。例如在“擴大作用與類比的謬誤”中說，“至於類比的謬誤……推理到了社會問題與政治問題，就是最容易發生類比的謬誤的。社會與政治的言論最美，最能誘惑人們的想像，對於民眾普通的意念最易成功；然而從論理學上看來，也就是最容易發生謬誤的園地”。可見推理中的謬誤結論“對於民眾普通的意念最易成功”。

庸智效應不能真正給閱讀者傳達新知，還會傳達錯誤的知識，給閱讀者在知識的擷取上造成傷害，也給真正的文化建設帶來負面效應。

當然，十根指頭有長短，我們不必給這種庸智效應上綱上線，定性為“國民劣根性”，也不必霸氣十足地按照自己的設計去改造它們，因為這是一種客觀事實，今天有，今後還會有，不能強迫別人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

作為語文工作者，我們要做的事只能是：深入研究正確的理解性閱讀現象，揭示其中的規律，正確運用到閱讀實踐中去，貫穿到語文教學中去；對症下藥，引導學生把作品讀透，讀出其中的道理，培養學生的分析能力。

從這個角度說，將王力先生對於閱讀活動的真知灼見總結出來，是很有意義的。

（本文應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刊物《文史春秋》雜誌編輯部之約，為紀念王力先生120週年誕辰而作，發表於《文史春秋》202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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