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每天都“檢討”，每天都故伎重演，如何改正自己...

故伎重演是什麼意思

曾國藩當初也和平常人一樣，有著不良的習性，但他與別人不同的地方就在於，一旦當他意識到其危害之後，為了能他日有所作為，就透過不斷自勵，嚴格限制自己的慾望，改掉不良習慣，不斷完善自身的修養。

曾國藩到京師的最初幾年，也是一個凡夫俗子，沒有什麼特殊之處。他每天應酬特別多，這並不是他官做大了，應酬必不可少，相反倒是“沒事找事”，消磨時光。

曾國藩留在翰林院後，“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覺過了四十餘天”。此後的一段時間，除了給家裡寫一封信商議家眷來京之事外，“餘皆怠忽，因循過日，故日日無可記錄”，每天都是送往迎來，吃酒、讀書、閒侃。

所以他早期的《日記》每天都在“檢討”，但每天都會故伎重演。顯然這種品性，若不能自察自改，是無益於自己的目標，不能成就大事的。

翰林院的官員，讀書養望、切磋交往是“本職工作”，本無可厚非，但每天如此打發日子，終究養不成經世的韜略。

二十二年十月的一天，曾國藩讀了《易經·損卦》後，即出門拜客，在杜蘭溪家吃了中飯，隨即又到何子敬處祝賀生日，晚上又在何宅聽了崑曲，到了“初更時分”才拖著疲倦的身軀回到家中。

當天的日記又充滿自責，說，“明知（何子敬生日）儘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隨流的意思。

總是立志不堅，不能斬斷葛根，截然由義，故一引便放逸了。”《日記》中仍不忘“戒之”二字。

但決心一再下，行動依然如故。當月的二十四、二十五兩天，京城颳起大風，曾國藩“無事出門，如此大風，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

“寫此冊而不日日改過，則此冊直盜名之具也。既不痛改舊習，則何必寫此冊？”

曾國藩認識到“往來徵逐”，就是浮躁，這已成為他的兩大病根之一了。

他雖強迫自己靜下來，坐下去，但讀《易經》中的《旅卦》《巽卦》卻一無所得，甚至連“白文都不能背誦，不知心忙什麼。

丹黃幾十頁書，如勉強當差一樣，是何為者？平生只為不靜，斷送了幾十年光陰。立志自新以來，又已月餘，尚浮躁如此耶！”

他也分析為什麼如此交遊往來，無非是“好名”， “希別人說自己好”，並說這個病根已經很深，只有減少往來，“漸改往逐之習”。

曾國藩在改掉這個病根的同時，也很好地維護了自己的名聲。

“聲聞之美，可恃而不可恃”， “善始者不必善終”，這是曾國藩對功名的看法。

曾國藩曾寬慰、告誡弟弟說：我們現在處於極好之時，家事有我一個人擔當，你們就一心一意做個光明磊落、鬼服神欽的人。

待到名聲既出、信義既著，即使隨便答言，也會無事不成。所以不必貪財，不必佔便宜。

可見，曾國藩是把名譽和貪婪相聯絡的。貪婪的人，惡名加身；大度的人，清譽在外。

一旦名聲遠揚，就可以不拘小節了。曾國藩的見識可謂高拔，甚至可以說有點狡猾，他把好名聲看成人的立身之本，本應正，源要清，不可本末倒置。

曾國藩對家族的名望或聲譽十分看重，為了保持這個家庭的名望和聲譽，曾國藩可以說殫精竭慮，鞠躬盡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