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為何要對中國手機企業“小口放血”?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毛克疾】

近日，中印兩國士兵在藏南達旺地區發生衝突，引發各方高度關注。畢竟，這是自2020年6月加勒旺河谷事件以後，中印兩軍首次爆出衝突的新聞。

然而，如果稍加關注近年的中印關係就不難發現，莫迪政府對中國發起的攻勢幾乎從未間斷，尤其是在“經濟戰線”上發起的進攻——先是全面嚴控中國資本赴印投資，再全面“剿滅”印市場上有中國背景的APP，後來又大肆騷擾、敲詐在印經營的中資企業……

儘管印度對華經貿打壓騷擾已經見怪不怪，但12月初的一則新聞卻值得特別關注——

據印媒12月7日報道，印度財政部下設的稅務情報局（The Directorate of Revenue Intelligence， DRI）以“型號和標價錯誤”為由，在新德里機場扣押了一批Vivo手機。然而，和以往不同的是，這批手機雖然是中國品牌，但卻在印本土組裝生產，屬於“印度製造”；這批手機甚至不在印度國內銷售，而是計劃售往中東和東亞南的第三方國家，屬於“印度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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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這批手機被扣押不久後就被放行，但與之相關的疑問卻久久沒有消散：既然這些手機都已做到“印度製造”和“印度出口”，印執法部門為什麼還要為難相關企業？莫迪政府到底想做什麼？下一步還會出現什麼情況？

這次查扣手機屬於什麼情況？

如果持續跟蹤印度官方新聞就不難發現，近年來莫迪政府在經貿領域針對中國的行動大體上可以分為兩類：

一類是自上而下統一部署的集體行動，有組織有預謀也有比較清晰的政策目標，具體行動包括吸引跨國企業離華赴印打造本土產業體系、定向嚴控中國資本赴印投資、大規模封殺有中國背景的APP等；

另一類是自下而上各自為政的單獨行動，很大程度上是各地方各部門在對華強硬的總體氛圍下的“自選動作”，隨機性較強。雖然這種零敲碎打的行動並沒有明顯的戰略目的性，但對中資企業利益的傷害反而可能更高。

按上述劃分方法，這次印度監管部門查扣手機，屬於第二種情況的可能性較高，大機率是稅務情報局自作主張，而不是各部門協調決定的結果。

一方面，在中印關係整體步入低谷、短期內難以改善的背景下，莫迪政府雖然在邊境、防務問題上對華總體有所剋制，但在經貿領域打壓中國利益卻變本加厲，客觀上鼓勵印各地方各部門搞“花式管控”刁難中資企業。

另一方面，印度監管體制過於嚴苛繁複，再加上整體行政效率長期低下，使法律法規所載的“明規則”和日常實際運用的“潛規則”平行並立，造成“企業普遍性違法，政府選擇性執法”，客觀上給予監管部門較大的自由裁量權。既然莫迪政府默許支援，監管部門自身又不缺執法藉口和政策工具，那麼在印中資企業自然淪為觸手可薅的“大肥羊”。

雖然印度各大監管部門各自為戰，對中資企業發起各種各樣的騷擾和打擊，但其也絕非漫無目的，反而精於挑選目標。從之前幾輪中資企業受損情況倒推，印度監管部門更傾向於打壓某幾類中資企業：

一是打壓那些社會影響力較大的中資企業，因為這會讓印度民眾感受到“莫迪政府對華強硬確實有所行動”，因此打壓目標絕大多數是面向消費者的品牌企業，而很少有中上游供應商、代理商。

二是打壓那些與印度自身經濟執行關聯較小的企業，避免影響印度供應鏈穩定、就業崗位提供，以及物價民生，因此打壓目標絕大多數是中高檔消費品企業，而不是提供基礎性、過程性產品的企業。

三是打壓那些印度或者其他國家企業容易“平替”的中資企業，因為這些企業即使被“趕盡殺絕”，也不會產生全域性性影響，因此打壓的目標企業絕大多數都面臨激烈的市場競爭。此外，企業本身體量和實力也很重要，畢竟如果要薅羊毛，羊身上首先還得有毛。

這樣看來，中國網際網路企業簡直就是莫迪政府最理想的目標：封殺中國APP不僅釋放出巨大公眾影響力，鞏固莫迪政府的強硬且愛國的形象，也不會對印國計民生產生實質性影響，甚至莫迪政府還能反過來把驅逐中國網際網路企業騰出的市場空間當作籌碼，用來和本土財團或跨國網際網路巨頭搞利益交換。

順著這一邏輯，中國網際網路企業被莫迪政府趕盡殺絕以後，莫迪很快又瞄上在印的中資手機企業。

顯然，網際網路企業和手機企業雖然一個屬於軟體領域，一個屬於硬體領域，但是二者卻又非常相似：和打擊網際網路企業一樣，打擊知名度極高的手機品牌也能產生人盡皆知的社會影響力；而打擊作為終端消費品的手機，對國民經濟執行衝擊也較為有限；同時因為手機市場競爭激烈，很容易找到平替競品，且手機企業往往本身實力較強，具有大量可供罰款敲詐的現金……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印度監管部門熱衷於騷擾在印中資手機企業，特別是市場佔有率前幾名的龍頭企業。

其實，對照印度媒體做簡單統計就不難發現，2022年莫迪政府打擊中資手機企業的強度和頻率都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小米2022年1月被指控逃稅，2月又以“非法匯款”為由被調查，5月公司賬戶資產被封存凍結，7月再次被指控“逃稅”，此後各種零星騷擾更是名目繁多；

華為2月多個辦公室被印稅務部門搜查，3月被指控“違規避稅”，5月高管又在機場被邊控；

Vivo則在5月被指控存在“財務問題”，7月被指控“洗錢問題”，8月份被指控“偷稅逃稅”，最近又被查扣2萬多部出口手機；

Oppo則在7月也被指控“偷稅逃稅”。

2022年8月，印政壇實權人物、印財長尼爾馬拉·西塔拉曼（Nirmala Sitharaman）甚至公開點名小米、Oppo、Vivo，聲稱要對這幾家企業發起嚴查稅務的專項行動。這相當於吹響了“衝鋒號”，此後印度各級政府各地方各部門針對中資手機企業的打擊和騷擾變得更加頻繁，更加肆無忌憚。

莫迪政府究竟想幹什麼？

從政策路徑依賴的角度看，本次稅務情報局扣押手機似乎是在延續以往的行動慣性，並沒有什麼特殊性。然而，如果從更大的政治經濟圖景來看，就不難發現其特殊之處——

這次扣押的不是“中國製造”“中國出口”的手機，反而是莫迪政府殫精竭慮才促成的“印度製造”“印度出口”的手機。

既然中資企業已按要求，先向印度市場投入巨資，再在印設立生產組裝基地，甚至開始以印度為生產基地對外出口，那印度監管部門為什麼還要痛下狠手？

這可能就牽涉到一個更加根本的關鍵問題：莫迪政府究竟想達成什麼樣的政策目標？

莫迪政府自2014年上臺以來就空前重視“印度製造”（Make In India），希望啟用內生稟賦優勢，將印度打造為全球製造業的新中心。雖然印政策五花八門，目標也不夠清晰，但是如果進行梳理分析，就不難發現，莫迪政府現階段製造業政策乃至整個產業政策，大體上可以概括為“利用”“趕超”“驅逐”“取代”的八字方針：

一是利用，對於自身暫時無能為力的產業加緊利用外部資源，要盡一切可能爭取加快形成自主產業能力；

二是趕超，對於正在形成自主能力的產業，要無所不用其極地完成以“進口替代”為特徵的產業追趕；

三是驅逐，對於已形成自主能力的產業，要按圖索驥逐步驅逐同類外資企業，儘可能地把市場和利潤留給本土企業，為其進一步發展壯大創造條件；

四是取代，對於本土已取得一定優勢的產業，要鼓勵本土企業搶佔國際市場，推動印度進一步進入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核心位置。

以上四個步驟承前啟後，環環相扣，已基本形成一套完整的打法。而中國當前既是印度經濟執行和產業崛起空前依賴的“外援”，又是印度對標競爭並試圖超越的“最大假想敵”，因此中資企業就成了莫迪政府實施“八字方針”的主要物件，自然也是最深受其害的群體。

資料圖來源：印媒

套用這一政策邏輯就能明白，印方之所以敢直接“團滅”印度市場上幾乎所有中資網際網路企業，是因為莫迪政府認定，印度網際網路產業已完成“利用”和“趕超”，進入到“驅逐”階段，所以可以開始“清理門戶”。換句話說，莫迪政府很自信，即使沒有這些中國網際網路企業，印度也能很快找到平替。

相比之下，莫迪政府之所以還不敢對在印中資手機企業趕盡殺絕，只敢反反覆覆搞“小刀割肉”“小口放血”，核心原因就是手機制造業還沒有走出“利用”和“趕超”階段，暫時離不開中國手機龍頭企業，因此還沒到“驅逐”的時候。

具體看，雖然印手機制造業已是“印度製造”倡議的成功典範，但是莫迪政府絕不會滿足簡單的組裝製造，而是想在印度本土打造完整的手機產業生態體系——在達到這個目的之前，莫迪政府還不敢輕易“驅逐”中國手機企業。

為達成這個目標，莫迪政府形成了“本土化”三步走策略：

一是透過“階段性製造業專案”（PMP）製造階梯性關稅懲罰，勸誘中國手機龍頭企業把最終的組轉環節轉移到印度；

二是在PMP的基礎上，繼續威逼利誘這些龍頭企業推動更上游的配套工具、零部件、元器件供應商轉到印度，以此逐步擴大印度本土產能；

三是補全晶片、屏顯等附加值最高的產業部門，最終在印度本土建立基本完整的產業生態體系。

從資料上看，2014年莫迪政府上臺以來，印度已逐步成為僅次於中國的全球第二大手機生產國，同時做到在印銷售的絕大多數手機是“印度製造”——這表明莫迪政府三步走計劃的第一步已取得成功。顯然，中國手機廠商為了避免階梯提高的關稅懲罰，保住在印度市場佔據的既有份額，幾乎全部把最終組裝環節轉到印度本土。

然而，莫迪政府想要更進一步推動這些企業將更上游的配套工具、零部件、元器件供應商都轉到印度卻沒這麼簡單。

在第一階段，莫迪政府還可以利用關稅武器，步步為營威逼中國手機龍頭企業赴印本地生產，但到了第二階段，莫迪政府其實幾乎已把常規政策工具用盡，剩下的基本都是非常規的“下三濫”政策工具，包括查偷稅漏稅、查匯款洗錢、查簽證資格、查安全生產等。

換句話說，印度政府各部門不僅想要透過這些政策“打秋風”“薅羊毛”搞點零花錢用，還更想用這些“下三濫”的招數迫使中資企業配合行動——哪家企業把更多上游供應商吸引到印度來，哪家企業就可以免於騷擾；哪家企業不積極配合，就是重點騷擾物件。

不難看出，莫迪政府騷擾打擊中國手機龍頭企業，幾乎已經達到“完美拿捏”的程度：

一方面，莫迪政府知道這些企業不願，也不敢放棄印度市場，所以才敢放開手腳“打秋風”“薅羊毛”，因為即使某家中國手機企業受不了打擊放棄印度市場，其他處於同一生態位的手機企業也能快速填補空白，造成一種“誰先退出，誰吃大虧；一家倒下，大家開心”的惡性博弈。

另一方面，莫迪政府也知道，印度手機產業升級發展離不開中國手機龍頭企業，所以也樂於把“小刀割肉”“小口放血”當成政策工具，特別是用來逼迫他們幫助印度政府建成本土產業生態。

從這個角度看，這次印度政府為什麼先查扣中資企業的出口手機，但之後又快速放行就很清楚了：一開始之所以會查扣手機，是因為稅務情報局已習慣用各種下三濫手段“打秋風”，這是一種路徑依賴式的騷擾和打壓，但這並不一定符合莫迪政府的戰略目標；而這批手機後來之所以被快速放行，很可能是因為更高層的政府部門發現，這家企業不僅做到“印度製造”，還做到“印度出口”，這暫時還屬於值得鼓勵的案例。

下一步還會出現什麼情況？

從目前趨勢看，即使中國手機廠商達成“印度製造”和“印度出口”的本土化目標，莫迪政府也不會善罷甘休，因為本土化只是階段性目標，而除此之外莫迪政府還有更高目標和更大野心——“印度化”。

一是手機品牌印度化。不管本土化生產程度多高，外資手機品牌畢竟不是“自己人”，因此要推出印度本土手機品牌，以此攫取更高附加值，並從根本上提高對供應鏈的整體控制力和影響力。

二是供應鏈體系印度化。

雖然很多中國手機龍頭手機企業已把不少上游供應商帶到印度，但是這些企業歸根到底還是外資企業，遭遇不利局面非常容易抱團外遷。因此要透過印度自有手機品牌，培育由印度企業構成的供應鏈體系，並逐步培養供應鏈上的印度明星企業、支柱企業。

三是全球市場地位印度化。

雖然目前不少中資手機企業開始以印度為生產基地向全球出口，但在莫迪政府眼中這還不夠資格，而只有做到“印度生產、印度品牌、印度供應鏈”三位一體，才能真正凸顯印度手機的全球市場地位。這也正是印度不同於一般國家的最大特點：越南、孟加拉國滿足於做好做強生產加工基地，而印度甚至還沒真正成為生產加工基地，就已開始謀劃要把整條價值鏈全部吃乾淨。

顯然，雖然莫迪政府在“本土化”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離“印度化”卻還很遠。這也意味著莫迪政府未來還將不遺餘力推動“印度化”目標，這對中國手機廠商來說也意味著更大風險、更多打壓。

例如，為了推進“品牌印度化”，莫迪政府未來很有可能禁止中資手機品牌在印度出售價格12000盧比（約1012元人民幣）以下的中低端手機，以此為印度自有品牌開啟市場空間。

再如，為了推進“供應鏈印度化”，莫迪政府有可能面向手機供應鏈上游企業強推“合資合作”，並針對非合資供應商施加更多歧視性的打壓政策，以此加快推動印度資本和企業滲入手機供應鏈上游。

此外，為了提高印度價值鏈位勢，莫迪政府有可能進一步引導塔塔、阿達尼、安巴尼等本土大財團透過併購、合資等辦法控制供應鏈關鍵環節，尤其是晶片、屏顯等高度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的行業。

同時，面對仍佔印度市場主導地位的幾家中資龍頭手機企業，莫迪政府還可能繼續採取“二桃殺三士”的計謀，使幾家中資手機龍頭企業互相猜忌、互相競爭、互相拆臺，以此榨取最大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莫迪政府正在加大力度引入蘋果、三星等美資韓資廠商進行平行競爭，而且極有可能配合美國對華經貿施壓，在關鍵時刻毫不猶疑地犧牲中資利益。

未來，甚至不排除莫迪政府再次把網際網路行業的鬧劇複製到手機行業——先是中資企業帶來的資本、技術、模式，完成教育消費者、培育市場需求、改善供應鏈體系的目標；再提出本土化、合資需求，逐步掏空中資企業以培養印度本企業；最後將目標行業的中資企業趕盡殺絕，並把騰出的市場份額“賞給”美西方大企業和印度本土企業。

不難看出，一旦莫迪政府依託蘋果、三星在印度培養出“去中國化”的供應鏈體系和供應商叢集，那中資龍頭手機企業就可能像網際網路企業一樣直面生死考驗。

面對這種險惡的環境，該怎麼辦？

首先，要明確手機行業“印度生產、印度品牌、印度供應鏈”才是莫迪政府最終追求的目標，任何忍讓和退縮都猶如“割地事秦”，不僅不可能換來穩定的營商環境，反而加速印度手機產業完成“利用”“趕超”階段，帶來更大的滅頂之災。

其次，印度目前推動“本土化”“印度化”仍然離不開中國龍頭手機廠商和中國供應商，因此務必最大化利用印度既有依賴性，並以此為砝碼，以組團抱團的方式團結起來，維護自身合法權益，並應對莫迪政府的欺壓和圍剿。

再次，要努力推動中方政府職能部門更加重視印度對華髮起的“經濟戰”，要從維護國家產業鏈供應鏈穩定和贏得中美地緣經濟博弈的角度出發，審視印度製造業崛起為中國帶來的風險挑戰，更加有效維護企業商業利益和國家地緣經濟利益。

最後，要增加知情人士發言發聲和媒體曝光，努力向公眾揭示莫迪政府對華髮起無底限“經濟戰”的真相，一方面提高中資企業赴印經營的警惕性，另一方面對莫迪政府形成輿論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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