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性之地，硬氣之人

周昭王第三次度過漢江時，望著眼前的密林，胸中依然是豪情萬丈。

對於江漢之地，他是輕蔑的，又是苦惱的。腳下這片土地如此肥沃，地下也蘊藏著無窮的銅礦，這些都不是蠻夷可以染指的東西。

自商代以來，北方的政權就常常向南征伐，炫耀武力，也使得這裡的人不得不臣服北方。

周昭王也不例外。他曾兩次想要平定這個地方，可惜都無功而返。第一次，他自己領軍渡過漢水，深入荊楚一帶，還遇見了犀牛。第二次，他派祭公、辛伯攻楚，只是渡漢水時，陰風驟起，將士驚恐，全軍覆沒。

而這一次，他做了充足的準備，勢必要征服這片荊楚之地。

險惡的漢江還是給了他答案，不過代價卻是他的生命。周昭王六師喪盡，自己亦溺水而死。南征的慘敗，在周人的心裡打上了沉重的陰影，從此他們視漢水為畏途，不敢貿然南侵。

這片蠻荒之地，很快崛起了一個新的主人。

早在周成王之時，一個叫熊繹的人被冊封於楚地。那時地盤極小，處境艱難，封在蠻荒的熊繹不僅要在惡劣的自然環境中求生存，同時要對周天子盡守土之責，並且以桃弧棘矢為王室禳災。幾代楚人篳路藍縷，艱苦創業，憑著一口氣，終於在江漢落地生根。

《史記》載：“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揚粵，至於鄂。”自熊渠之後，楚國不斷擴張地盤，到莊王時，“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盡滅之”。

楚莊王八年，楚國集結了大批軍隊來到周王室的地盤。面對周王的使者，楚莊王直接詢問周鼎的小大輕重。言外之意，要與周天子一較高下。

使者只能委婉地說：“一個國家的興亡在德義的有無，不在乎鼎的大小輕重。”莊王就直接反駁：“你不要自恃有九鼎，楚國折下戟鉤的鋒刃，足以鑄成九鼎！”

既是蠻夷之主，又是“春秋五霸”的楚莊王。圖源：影視劇照

當年只是在漢水邊掙扎求生的小國，如今已經成為一個雄踞江淮之上、擁地千里、帶甲百萬、威勢幾乎覆蓋整個南中國的龐然大物。

當時，廣博的華夏大地似乎在進行一場區域的競賽，關中、齊魯、吳越等地區紛紛崛起，凝結出特色的文化，而在中國南北向的陸路和長江東西向水路的十字路口之上，一朵名為

荊楚

的文化之花正在綻放。

浪漫國度

楚昭王十一年（前505年），楚國遷都於今荊州市荊州區（故江陵縣城）紀南城，新都仍稱郢。對於新都的地理形勝，杜甫在《江陵望幸》中寫道：“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風煙含越鳥，舟楫控吳人。”江陵乃全楚之中，溯江而上可通巴蜀，順江而下可達吳越，逾江而南至洞庭，北上可及中原。

在中國歷史上，凡是亂世，常常面臨大規模的人口遷徙，無論是南北的縱向移動還是東西的橫向移動，荊楚一帶往往成為人們的過境或居留地帶。四方的貴族、士、商賈和為生計奔走的平民來到此處，留下他們的文化烙印。

因此，荊楚文化是

多元

的、五彩的。

就拿當時流行的華夷之分來說，楚國是一個十足的另類。她亦夷亦夏，非夷非夏，比中原更加開放，又比南方民族更加文明。

在崛起之初，楚人總是以一副叛逆的面目出現，甚至公然聲稱：“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諡。”有時又主動加入諸夏的遊戲，覲見周天子，表示自己還傳承著祖先守土南方的職守，要求周王承認楚的地位，周天子只能無奈告誡：“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

到了戰國，楚國很自然地參與到逐鹿中原的大戰中，雖然最後未能完成統一大業，但其匯聚了多種文化成分的楚文化最終成為中華文化的一大幹流。

在調和四方文化的同時，荊楚文化有著自己極其鮮明的底色：

神秘與浪漫

。

江漢地區有著地形複雜、氣候多變的自然景觀——飄渺的巫山、龐大的雲夢澤、珍異的走獸飛禽，浩蕩的江水和茂密的叢林。生活其間的人們如此地接近自然的偉力，便容易生出莫名的恐懼、神秘的猜測、奇妙的遐想。

楚人好像生活在充滿神異的鬼靈世界一般，日月星辰、山川草木皆有神靈，他們的一舉一動都需探知神意，大至邦國政事，小至生病禳災，都要祈求神鬼。戰國時期，北方的周人已經形成了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而楚人卻一直保有原始的巫歌巫舞的娛神活動。

既然人事受制於神鬼，那麼神人之間的溝通就十分重要，這種溝通需要透過一定的法術或儀式才能實現，因此人們需要得到具有專業素養的

巫覡

的幫助。

可以說，楚國是一個巫師的國度。楚平王時的大巫觀射父就曾被奉為國寶，參與重大國事，成為楚王的重要輔臣。屈原的身份可能就是一個大巫，不然他無法寫出《九歌》這種取悅鬼神的祭祀之作。

屈原所作的《九章》主要是祭祀祈福所用的“巫音”。圖源：紀錄片《典籍裡的中國》

與巫風緊密相連的是楚人的浪漫。

清人洪亮吉在《春秋時楚國人文最盛論》中說：“楚之山川奇傑偉麗，足以發抒人之性情。”在荊楚這一神奇的天地，人的生命意識得到了無盡的張揚，浪漫則是這種生命力迸發的體現。

與沉悶的、理性的北方文化不同，楚人是感性的、活潑的、自由的，天國與現實並非完全割裂，靈魂與肉體可以相互分離，在這樣放飛想象的土壤中就誕生了以老莊哲學為代表的楚國哲學，以《離騷》《天問》為代表的楚國文學。

從探究宇宙萬物的《天問》、神遊天國的《離騷》，到飄逸的《莊子》，再到詭異的《山海經》，瑰麗的文辭、奇幻的想象是楚地文學共有的藝術特徵，這種內在的激情與浪漫，也成為中國文學的一個源頭，影響了後世無數文人騷客。

楚國滅亡之後，江漢地區成為了秦人統治下的南郡，曾經的郢都也改名為江陵，楚國的故土變成了大一統王朝下的郡縣。

若干年後，一個叫項羽的楚人橫空出世，應驗了“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預言。而他卻在與同為楚人的劉邦的相爭中落敗，在垓下被圍的時候，慷慨悲歌道：“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勝利的劉邦成為了漢朝的開國皇帝，當他回到故里，卻還是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楚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項羽和劉邦身上都有很明顯的楚文化的痕跡。圖源：影視劇照

楚國雖然滅了，但浪漫卻是不死的。

文化盛地

秦漢時期，“江漢”被一個更加龐大的區域概念所取代——

荊州

。

“荊州”二字最先出現在戰國成書的《禹貢》中，是天下九州之一，包括湖北、湖南、兩廣在內的大部分地區，位於中原和嶺南之間。漢武帝時將天下分為十三州，每部設刺史，“荊州”便有了具體的範圍，包括南郡、南陽、江夏三郡。

東漢末年，天下大亂，遭受黨錮禁錮二十餘年的劉表迎來改變命運的機會，他接到了一紙詔書，要他去荊州任州牧。

劉表剛入荊州時，形勢極為嚴峻。江漢之地民風剽悍，盜賊叢生。袁術在北，盡有南陽之眾，南邊吳人作亂，盤踞長沙之地。

年逾五旬的劉表展現出自己的政治魄力，他單騎入宜城，得到南郡蒯氏、襄陽蔡氏等荊州大族的支援。南郡蒯氏兄弟之一蒯越向劉表獻計道：“治平者先仁義，治亂者先權謀……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盛德，必襁負而至矣。兵集眾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

先用權謀治亂，後用仁義攬士，這便是蒯越之策。後來，劉表便遵照這一藍圖作為。幾年下來，平定各方叛亂，也杜絕了其他勢力的侵入，成功割據一方，荊州八郡皆心悅誠服。

初入荊州時，劉表便將荊州的治所遷往襄陽，

襄陽

由一個縣級治所變為一個區域的政治中心。

位於荊州北部的襄陽。圖源：《中國歷史地圖集》

這與當時的戰爭形勢密切相關。那時的荊州，北有袁術、曹操，東有孫堅父子，西有劉璋，各方勢力犬牙交錯，若不守襄樊形勝之地，荊州根本無險可保。袁術和孫堅就曾經聯合起來襲擊劉表，劉表不能抵擋，只能退守襄陽。後來，劉表帳下大將黃祖趕來援救，大敗圍城的孫堅，孫堅為流矢所中，最後橫死。可見襄陽之險要。

治亂之後，劉表便大興文治。當時中原大亂，唯有幽州和荊州較為安定，士人多逃往荊州避難。在這種情況下，劉表禮賢下士，善待儒士，廣建學校，由此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荊州學派，襄陽也成為當時的

文化中心

。

中原由此颳起了一陣“荊州熱”，赴至荊州計程車人竟達千數。史載，當時諸葛亮與穎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一起在荊州遊學。後來，孟公威思鄉情切，欲北歸中原，諸葛亮說：“中國饒士大夫，邀遊何必故鄉邪。” 意思是中原多的是士大夫，成就事業何必一定要去北方呢？

諸葛亮。圖源：影視劇照

自建安三年（198年）以後，至建安十三年（208年）赤壁之戰，大約十年中，荊州成了全國文治最盛之地。可惜劉表雖然能成為一方霸主，卻並無進取中原的志向，而他這人雖然能招攬人才，卻不能善用人才，多猜忌，無決斷，這也使一部分賢士無法出頭。

聚是一團火，散是滿天星。等到天下三分之後，荊州的名士也分入各地，繼續發光發熱。

被劉表嫌棄長得醜的王粲，到曹魏之後便大放光彩，成為一代大師。和洽、趙儼、繁欽、杜襲等人，都以才幹在中原幹出了一番事業。

再看蜀國。劉備雖為一介販履織蓆的寒士，但是知道禮賢下士，尤其託庇於劉表之時，特別留意訪求名士，所謂“三顧茅廬”便是其中之一。因此，蜀國的謀臣良將，朝府大吏，多出荊土。據《三國蜀志·伊籍傳》，山陽伊籍，少依劉表，後自託於劉備，“與諸葛亮、法正、劉巴、李嚴共造《蜀科》”。蜀國法典的制訂者一共五人，除了法正都是荊州之士。

還有像李嚴、蔣琬、費禕、楊儀、馬良、霍峻等荊州的文武之士，今後都成為了蜀國的棟樑。

蜀漢政權中有一個非常龐大的荊州集團。圖源：影視劇照

只不過，荊州的黃金時代是短暫的。一度文化繁盛的荊襄之地，隨著劉表的逝去而不復返。取而代之的是，“武”的盛世。

用武之國

清人顧祖禹曾說過：“夫襄陽者，天下之腰膂也。中原有之則可以並東南，東南得之亦可以圖西北者也。”

從自然地理上看，襄陽處天下之中。從陸路走，出了襄陽入武關可以去長安，入南陽可達洛陽，往南走可以到江陵。從水路走，可以從襄陽入漢水，再經漢口入長江。溯江而上可通成都平原，順長江而下可達吳越，經過洞庭湖可以到嶺南。

正因為如此，荊襄之地就是人們口中常說的“

兵家必爭之地

”。

在中國歷史上，大體上說來，如果是東西對立的形勢，在地域上表現為關東與關中勢力的抗衡，雙方交戰的中心大致就在潼關至洛陽一帶，比如楚漢戰爭、董卓之亂、東魏與西魏的對峙等等。如果是南北對立的局面，雙方的調兵遣將則主要在淮南與荊襄地區進行。

魏晉南北朝最大的特點就是南北對立，因此荊州之爭幾乎貫穿於整個南北分裂的歷史。

建安五年，魯肅密謀於孫權，提出一個三步走的戰略：第一步“鼎足江東”，第二步“進駐荊州”，第三步佔領益州，形成南北對峙之局，徐圖天下而成帝業。大約在同時，諸葛亮也向劉備上了著名的“隆中對”：“先取荊州，繼取益州”，一旦時期成熟，便從荊、益兩路出兵，“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建安九年，荀彧為曹操謀劃：“先定河北”，“然後修復舊京”，最後“南臨荊州”，便“天下大定”。

只要你有統一天下的雄心，便不能忽視荊州的重要性。赤壁之戰，關羽水淹七軍，呂蒙白衣渡江等眾多耳熟能詳的三國戰役，都發生在荊襄之地。

西晉時，羊祜出鎮襄陽，主持荊州軍事十年。飽受戰亂的荊州，經過羊祜的悉心經營，得以恢復，從“軍無百日之糧”的貧瘠之地變為“有十年之積”的富庶大郡，為滅吳做好了軍事與物質準備。羊祜也因此受到襄陽百姓的愛戴。人們為紀念他，特地在其生前喜歡遊玩的峴山上刻下石碑，建立廟宇，按時祭祀，過往之人見其碑莫不落淚。

東晉一朝，最突出的社會矛盾並不在於南北對立，而是內部荊、揚二州之間的爭鬥。往往是出任荊州的守將，挾上游之軍力，與江左的東晉王朝發生對抗。東晉建國伊始，荊州牧王敦兩次叛亂，率兵順流而下直取建康。桓玄自江陵興師東下，篡晉稱帝。

如果將長江比作是一個天平，那麼上游荊州的重量已經遠遠重於下游的揚州。

劉裕代晉之後，為了解決天平的失衡，將荊襄之地分為南邊的荊州和北邊的雍州。以襄陽為中心的雍州逐漸壓倒了以江陵為中心的荊州，甚至還出現了“荊州本畏襄陽人”的流言。

唐朝建立之後，南北對立的局面消失，荊襄地區終於歸於平靜。直到幾百年後，女真人入主中原後，南宋與金朝、蒙元恢復了南北抗衡的局面。襄陽作為國防的屏障，守護了搖搖欲墜的南宋一百多年。

南宋的防禦部署主要集中於三個方向：巴蜀、荊襄與川陝。在整個防禦體系中，又以襄陽為連線中下游的紐帶。蒙古前兩次攻宋，並沒有認識到襄陽的重要性，所以收效不大。後來南宋降將劉整向忽必烈建議：“攻宋方略，宜先從事襄陽”，只要控制了襄陽，就控制了鄂、豫、陝的交通咽喉，便可以切斷長江上游與下游的聯絡。

於是，忽必烈決定中路突破，還讓兩路大軍作為兩翼分別進攻淮西與重慶，以牽制宋軍的支援，配合襄樊之戰。襄陽在蒙古的騎兵和炮火的連番攻擊下堅守了足足六年之久，卻沒有等來什麼像樣的救援。在這漫長的六年時間裡，元軍甚至練出了水軍，造出了船艦，可是宋廷依然坐視襄陽被圍。

忽必烈。圖源：網路

後來，元軍拉來了回回炮，炮石發出陣陣巨響，如雨般轟擊在襄陽城牆之上，所到之處，皆是殘肢碎體和巨大的坑洞，守城將士的信念被澆息了。

襄陽被破後，國門洞開，江南的山河便暴露在蒙古騎兵的馬蹄之下，南宋再無抵抗之力。

詩歌之路

當然，荊襄之地並不完全只是刀光劍影、血雨腥風。

唐朝統一天下之後，荊襄地區便失去了軍事重鎮的作用，卻並沒有失去交通樞紐的地位。在唐代，在江陵、襄陽與長安、洛陽之間，有若干條重要的驛道和水路相通，組成一個巨大的交通網。

杜甫在《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中說：“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白居易的《襄陽舟夜》也描繪道：“下馬襄陽郡，移舟漢陰驛。”這些都表現出荊襄之地的交通特色。

不論是北人南徙，南人北上，都要在荊襄之地駐足。無數文人墨客，或賞景攬勝，或旅途休憩，或宦海寓居，在這些人行旅之中，荊襄之地已經並非只是一個地理位置，而是一種文化情感在空間的投射。

唐詩的地理大致可以分為這麼幾塊。

關中屬於西北內陸，文人生活於此，為此方風土所浸染，其文學自會帶上一股黃土地的氣息。而且這裡是天子腳下，文人感慨於國家氣象，吟詩自有一種宏大的氣勢。往西北走，就能看到沿邊的烽火要塞，聽到軍營的鼓角悲鳴，看到“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的畫面，這就有荒漠之地特有的悲涼之氣。

京城地處黃河上游，對於東南腹地向來是一種俯瞰的姿態。因此，北上的文人對它都會產生一種仰視心理。而離京遠行的人，不得不對京城產生一種眷戀的心態。要走荊襄之路的，不是前去京城尋一番事業的文人，就是被貶的官吏。前者自然有一種登高望遠的情緒，而後者會有一種被拋棄感的感覺。

前者如陳子昂《峴山懷古》：

秣馬臨荒甸，登高覽舊都。猶悲墮淚碣，尚想臥龍圖。

城邑遙分楚，山川半入吳。丘陵徒自出，賢聖幾凋枯！

野樹蒼煙斷，津樓晚氣孤。誰知萬里客，懷古正躊躕。

陳子昂自蜀入京，路過襄陽，登山遠眺，不禁想到了蟄伏在荊州的諸葛亮，也想到了襄陽賢牧羊祜。他們一人作了隆中對，一人做了滅吳的方案。建功立業之情，便在於此。

後者如李白《襄陽舊遊贈馬少府巨》：

昔為大堤客，曾上山公樓。開窗碧嶂滿，拂鏡滄江流。

高冠佩雄劍，長揖韓荊州。此地別夫子，今來思舊遊。

朱顏君未老，白髮我先秋。壯志恐蹉跎，功名若雲浮。

歸心結遠夢，落日懸春愁。空思羊叔子，墮淚峴山頭。

想當年李白意氣風發，戴高冠佩長劍，面見韓朝宗。而今，十六年過去了，詩人舊地重遊，壯志尚未酬，歲月已蹉跎。看著羊祜的石碑，想到自己可能再也無法像他一樣建功立業，不禁流下淚來。

即便是面對同一番景色，可人的悲喜並不相通。

要論荊襄最有名的本土詩人，當屬孟浩然。除了到長安應試及在江淮吳越一帶短暫漫遊以外，他的一生幾乎都隱居在襄陽鹿門山。

孟浩然。圖源：網路

作為盛唐山水田園詩派的代表，他很明顯繼承了這片土地浪漫的傳統，永遠用一雙富有情感的眼睛看待自然萬物。萬物有靈，山水有情，所以他的詩大多歌詠的是荊楚的山水風物。

《萬山潭作》一詩中，他寫道：

垂釣坐盤石，水清心亦閒。魚行潭樹下，猿掛島藤間。

遊女昔解佩，傳聞於此山。求之不可得，沿月棹歌還。

在山水之間垂釣，他不由得想起這片土地流傳的古老傳說：遊女其實是漢江的神女。有個叫鄭交甫的人曾遊漢水，路遇兩位神女，心悅之，上前求女子所戴之佩。求得之後，才走了十步，佩便不見了。回頭看二女，也是不見影蹤。飄渺的神女曾在此地解佩，不知今日能否一睹她的芳容。然而直到月亮升起，可還是求而不得。

同時，孟浩然對荊楚人物的故事無比仰慕，經常在詩中進行吟詠。寫宋玉：“君不見，巫山神女作行雲，霏紅沓翠曉氛氳。嬋娟流入襄王夢，倏忽還隨零雨分”；寫諸葛亮：“誰識躬耕者，年年梁甫吟”；寫羊祜：“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襟”。

難怪，聞一多先生在《唐詩雜論》中說：“張祜曾有過‘襄陽屬浩然’之句。我們卻要說，浩然也屬於襄陽。也許正惟浩然是屬於襄陽的，所以襄陽也屬於他。”

荒落之邦

清人顧祖禹在縱論湖廣形勝時說：“湖廣之形勝在武昌乎？在襄陽乎？抑在荊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則重在襄陽，以東南言之則重在武昌，以湖廣言之則重在荊州。”

唐以來，湖廣地區大致呈現三足鼎立的態勢，區域內有三個中心城市——

荊州

（江陵）、

襄陽

和

鄂州

（武昌）。不過，一直以來重心都是在江陵和襄陽之間交替。

清朝湖北地圖。圖源：《中國歷史地圖集》

北宋以後，首都東移至開封，南宋時期進一步東移至杭州，中國的政治中心不再是黃河流域的西安、洛陽，元代以後，首都便在北京和南京之間交替。

首都的變化意味著中國水陸交通進入了運河時代。大運河所經之地，成為北上、南下的必經之所。而荊襄一帶的交通線，失去了全國主道的地位。取而代之的是，是開封到武昌的交通線。這樣，最重要的南北陸路交通線與最繁華的水上交通線長江相會於漢口，從而奠定了武昌“

九省通衢

”之地位，南北交通樞紐也由襄陽東移到鄂東的武昌。

荊州與襄陽便被邊緣化了。

早在南宋之時，荊襄之地便有衰落的跡象。陳亮曾說過：“荊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本朝二百年之間，降為荒落之邦。”

首先是軍事地位的失寵。元明清三代，軍事的基本形勢仍是南北對立，朱元璋與元順帝、燕王朱棣與建文帝、順治帝與南明弘光帝，再到到後來的清政府與太平天國、袁世凱與孫中山。但是，荊襄一帶再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戰役，甚至連兩軍長期對壘的情況都很少發生，唯有在明末的時候，成為李自成和張獻忠等人的流民根據地。

文化地位的下降也不可避免。南宋葉適曾說過：“今吳、越、閩、蜀家能著書，人知挾冊以輔人主取貴仕，而江漢蓋鮮稱焉。”很難想象，曾經的文化盛地，如今卻再難有著書立說之輩，其文化之不發達可見一斑。明代首輔張居正也自稱家鄉江陵為“下國之荒陋”。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張居正決定回鄉山居。南歸前，他專門給徐階寫了一封信，表示徐階若能振興朝政，他願效犬馬之力。那時，張居正在人生的最低谷，內心充滿孤寂、苦悶和惆悵。

回鄉期間，張居正對社會現實有了更深刻認識。如今的荊州，被武昌奪去了光彩，已經不是當年的盛景。但它就像是一面鏡子，照見許多人們看不見的角落。

張居正畫像。圖源：網路

在這裡，張居正看見農民終年辛苦勞作，僅得免飢，還要遭受官吏剝削，不禁“惻然以悲，惕然以恐也”。於是想到，為政要久任而責成，不能僅僅憑著資歷就可以升官，而應該有嚴格的考課。在萬曆初年，他便推行了考成法。

在這裡，張居正看見松滋知縣捐俸祿，組織重建城牆，城牆“井榦樓櫓，靡不宏麗，屹屹為巨觀”。可是僅僅靠城牆便可以了嗎？張居正看到了城牆的有形之險，也看到了人心的無形之險。此後，張居正在北邊防務中修築邊牆的同時，更注重優秀將領的選拔，重用譚綸、戚繼光、方逢時、王崇古、李成梁等名將，並支援戚繼光練兵，提高軍隊的戰鬥力。

作為荊州人民的兒子，張居正自然對家鄉是無比關懷的，這不僅是由於鄉土之情，而且還在於荊州也不過是帝國之下的一座城市，或許這裡存在的危機是一個綜合性的大危機的一個縮影。

萬曆六年（1578年），張居正又一次離京回鄉，這是他平生最後一次回鄉，四年後即去世。

那時，張居正已為一言九鼎的首輔，意氣風發。經過五年的改革，曾經在江陵日夜思索的理想，已經逐步化為現實，明朝已扭轉了嘉、隆以來的頹廢局面。此次歸鄉，不同於嘉靖時的低落，從萬曆、藩王到地方督撫、州縣官吏都給予其“異禮”，甚至他的母親也被皇室以“家人禮”相待。

張居正歸鄉，也是明王朝的權力中心第一次隨重臣離京而南移，軍國大政需要傳到離京城數千裡外的江陵處理。一座南方的城市，一時間竟成了帝國的中心。

只是，平靜的湖面下，暗流湧動。萬曆皇帝強烈感受到張居正權力的鋒芒和朝政實際主宰者的地位，開始與這位首輔貌合神離。而朝野中的反對者，等待這張居正的倒臺。

走過巔峰之後，剩下的路便都是下坡路。對人來說，是這樣，對地區來亦是如此。

這可能古代荊州最後一個輝煌的時刻。

然而，歷史不就是上坡和下坡嗎？從一片蠻荒走到現在，荊州這片土地見過巔峰，也觸碰谷底。漢水之濱的女神依然飄渺無蹤，這裡的人們也不會停下追求的腳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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