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稱為“國之長技”的明朝火器，和西方有何淵源？

正如李約瑟所說：“從最早發現火藥配方到射出與內膛口徑吻合的彈丸的金屬管狀槍的完善，這整個過程在中國演進時，其他民族對此還一無所知。”

中國火藥與火器的發明對世界文明的歷程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明代是中國火器發展史上的重要階段，不論是在數量上，亦或是種類上都使火器的發展達到了空前的規模，火器在軍事上的應用範圍和國家的重視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

一、大明火器之威

1.火器的分類

火器在明代軍事史上具有獨特的地位，常被明人稱為“國之長技”。

尤其是明代中葉以後，隨著邊患日緊，戰爭頻繁，火器更加被視為挽救明朝危亡的重要手段，

在國內一度掀起了“火器熱”。

人們對火器的重要性和威力都有了進一步的認識，這使得明人在撰寫書籍，特別是兵書時，火器成為不可或缺的寫作內容。僅就明代兵書的分類看，分類標準有按用處分，也有按形態分的。

茅元儀在《武備志》中將明代火器分為“曰車炮，曰銃，曰箭，曰器械，曰噴筒，曰牌，曰滾球，曰磚、彈、鷂、炬、葫蘆，曰雜器，曰禽獸，曰水具，曰伏地，曰藏具而冠以合藥之方，以告覽者焉。”

從效能、器型、用途等方面對火器進行了深入細緻的分類，共介紹了近二百餘種火器，是同時期最為完備的。其他兵書的分類則各有側重。

焦玉的《火龍神器陣法》主要是按火器的用途分為

“火攻之法，戰有戰器，埋有埋器，守有守器，水有水器，陸有陸器。”

範景文的《師律》按照效能的不同將火器分為：銃、箭、槍、筒、牌、球、磚、鷂、炬、甕等類。

孫元化的《西法神機》作為西洋火器理論傳入後的代表著作，則參照西洋火器分法，主要對炮、銃二類火器進行劃分，分為“戰、守、攻”三類。

就文獻記載，我們大致可知，明代火器已具有攻、防、戰、守等多種效能與用途，且明人已懂得運用不同用途的火器來完善火力佈防體系。

火藥的燃燒性、爆炸性、拋射性，甚至是反作用推進性等均被應用於火器，使火藥效能在明代被髮揮到一個新的高度，

火器的威力與使用頻率也大大提升。

如果僅就形態，羅列明代的不同火器，那麼統、炮類無疑是發展最充分、時間最久的常規火器，除此之外，還有火槍、火箭、筒類、球類火器，以及明代中後期傳入的西洋火器和中西結合的火器。

2.火器的製造

明代火器製造機構主要分中央與地方兩大系統，中央以軍器局與兵仗局為主，分別隸屬工部與內府。軍器局下又設盔甲廠與王恭廠，還有兩個儲藏軍器與軍用原料的庫，

即廣積庫和戊字型檔。地方製造機構主要是各地布政使司和各駐軍衛所。

軍器局專門負責應用軍器的製造，由朝廷官員監督，而又有內宮宦官參與管理，一如軍器數額、軍匠等事宜皆有內官向上呈報。兵仗局則是

“職掌成造刀、槍、劍、戟、鞭、斧、盔甲、弓矢、各樣大小神器。”

又有一火藥局附屬之地。

這些軍器製造機構製造的火器，除了供給京營及各地衛所、都司外，還會製造火器存庫，以備不時之需。至於地方火器製造機構，主要以各衛所的軍器局與地方各軍司為主。

在地方上，依據衛所都司所處地理位置的不同，國防戰略地位的不同而劃分為邊防與腹地，

一般邊防火器自造自供，腹地則定期上交中央庫存，用以中央統一排程。

《明會典》曰：“天下衛所，歲造軍器，在邊鎮者，留本處給軍。在腹裡者，解戊字型檔，專備京營官軍領用，並無別項供應邊討之費。”

火器畢竟是國之重器，地方鑄造火器的過程相當曲折。洪武初年，天下火器由工部寶源局製造，洪武十年後允許地方自造火器。

永樂間，稱“利器不可示人，朝廷亦慎惜之。”

最終將鑄造權收歸中央。

這種局面直到正統末年才被打破，《明會典》載：

“各邊自造，正統十四年，四川；弘治四年，湖廣、廣西；正德六年，青州左衛；七年，徐州；十二年，涼州，俱準自造銅將軍神銃等器。”

當然，地方自造軍器的禁與弛，都根據國防形勢的變化而變化。

正統末年後，北方邊防壓力驟然增大，

地方允許自造火器也是為了供給日益增多的邊防戰事。

此後南倭北虜的邊防問題，也是促使火器地方自造的原因之一。這種地方製造，大大有利於火器的發展、傳播與創新。

製造之外，火器的調配、管理也有一套嚴格的制度。簡言之就是中央嚴格控制火器、火藥的分發，嚴禁火器、火藥及其技術外流，到了連修補火器也不能地方自決的地步。這裡需要注意兩點。

一是軍器製造機構內的鑄造匠人，一般這些匠人主要來自匠戶，部分來自不堪應差的軍士。正統後，匠戶逃籍的現象漸漸增多，

於是“兵仗局內官奏，成造軍器匠役不敷，乞於在京四十七衛撥取幼軍餘丁習學。”

二是，不論是內府兵仗局，亦或是工部軍器局都有內官參與管理，這“體現了皇帝對外朝機構的不信任”。明代由內官監理軍政，積弊很深，流害甚遠。

二、中外交往中的大明火器

中國火器受到西方影響，主要指的是16世紀耶穌會教士來華，傳入了西洋火器及西洋的火器理論，影響了中國火器的發展。

1.西學東漸，中西對比

前面已經說明明代是火器發展的鼎盛時期，官方及民間對火器都十分重視，但明代火器仍有一定的缺陷。

15世紀中後期，隨著大規模戰事的結束，明朝原創火器的發展漸趨於停滯。而缺少大一統政權的歐洲，火器技術在戰火中繼續發展。

在16世紀歐洲更為先進的火器傳入中國之後，中國較為原始的火器愈發暴露其不足。第一，火器射擊速率不及弓弩。這一時期，火器打完一發後，需要等待冷卻後再發，這是當時熱武器的普遍弊端，

而一個受過良好訓練的弓箭手，其射速最少是火繩槍的兩倍。

第二，傳統火器彈藥裝填過程複雜，耗時長，這在對抗遊牧民族時尤為不便。第三，16世紀明朝的火器並無照門、準星，槍炮槍身較為短小，裝填火藥有限，因而射擊距離不遠，精度較差。在實戰中往往只能以數量彌補質量。

第四，不少火器徒有其名，於實戰並無多大用處。

第五，明朝傳統火器為前裝式，火藥、炮彈需從槍口、炮口裝入。樣式的不便，加上此時火器製造逐漸粗劣不堪，士兵也缺少鍛鍊，更加放大了炸膛的危險。

西方火器的快速發展始於15世紀，16世紀後，西方火器技術超過東方，明代也引入了佛朗機炮、紅夷大炮等。

15世紀歐洲工匠的主要貢獻是完成火門槍到火繩槍的轉化，形成了近代步槍的雛形，

相比傳統的弓弩更易上手，可以在平民中普及。

同一時期

，歐洲火炮由前膛填裝改進為後膛填裝，如大名鼎鼎的佛郎機炮。

一言以蔽之，與16世紀的歐洲相比，明朝的本土火器種類更加多樣，效能上則已經有了不小差距，但所使用的火器並沒有產生代差。

2.耶穌會士的貢獻

晚明時期已經來華的耶穌會士積極為中國引進和推廣西方火器、人才。

崇禎元年，澳門議事會的代表赴廣東與當地官員協商西方耶穌會士與西洋銃入京一事。

耶穌會士陸若漢就是其中的主要傳教士之一，由他負責“管束訓迪前項員役。”

以後，陸若漢等傳教士常常跟隨部隊四處巡防，參與對士兵的訓練中。他們引進了一批熟練使用西方火器的人才，解決了一部分明代“致銃尚易，募人實難”的困難。

部分耶穌會士參與了火器的製造。

西方耶穌會士參與火炮的鑄造與技術的傳遞工作，使得明清在軍事領域發生了重大變革。

包括軍事思想、軍事技術、軍隊編排和戰術部署上都有了很大的進步，中國成為了當時世界上擁有最多火器裝備的國家。

明代透過貿易，獲取了許多西方的先進火器，但購置大炮並非長遠之策，不僅數量有限，而且路途遙遠，價格高昂，因此明朝廷決定在購置的同時學會仿製，以滿足軍隊對於武器裝備的需求，適應戰爭的需要。

天啟六年，在統治者的支援下，李之藻和孫元化開始主持仿製工作，並由耶穌會士湯若望提供技術支援。

崇禎皇帝即位後除舊佈新，重新起用徐光啟，命他大規模仿製西式火炮。到崇禎三年八月，經眾人一年多的努力以及耶穌會士湯若望等人的全力協助，已經成功仿製出大大小小的各式火炮四百餘門，在與清軍的戰爭中發揮了巨大作用。

崇禎稱：“遠臣湯若望創法立器，妙合天行，今推步前勞已著，講解後效方新，功宜首敘。乃道氣衝然，力辭田房之給，理當先給扁楔，以示褒異。”

與此同時，地方官員也積極響應。崇禎三年二月，時任兩廣總督的王尊德向澳門租借大小銃炮一共二十門作為參考樣品，並廣招能工巧匠仿製兩百餘門，並將大量地方火器護送至中央以備緩急。

耶穌會士還積極傳播西方火器和軍事的相關理論知識。在技術上，耶穌會士帶入中國的西方几何製圖、代數和地理知識以及關於這些知識的相關譯著，極大地改進了中國軍事測繪、軍器製造等技藝。

正所謂“書籍可以在中國各處暢行無阻。”自明萬曆十二年（1584）羅明堅出版第一本中文譯書《聖教實錄》以來，耶穌會士就把編譯書籍作為傳播天主教的主要手段之一，與中國開明之士一起，編譯大量的宗教書籍和有關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書籍。

此外，參與制造火器的傳教士還改進了火器的相關技術，有助於中西火器的結合和發展。

在思想上，耶穌會士引入的西方科學技術知識，促進了明末實學思潮的興起。此時，如果沒有西方科學技術知識的引入和以及中西文化的交融，

中國古代傳統的科技很難實現轉型。明朝末期，掀起的經世致用思潮與西方提倡的“實學”其本質是相通的，

為中西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基礎。

三 、總結

中國以四大發明聞名世界，火藥的發明更一度引領世界軍事的發展。但明朝中葉以後，中國的軍事技術就已開始落後於西方。

明朝中後期，戰爭的需要使得統治者尋求西方先進火器的幫助，晚明時期耶穌會士來華，西學東漸，在器具之外促進了中國火器技術、思想的進步。

應該說大明火器的發展，跟外國火器、外國人的幫助是密切相關的。當然，明清鼎革之際，這些益處大多被清朝繼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