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狀態與社會歷史性制度：功能之間脫節

前言

關於精神狀態與社會歷史性制度的功能之間的脫節的批評，詹姆遜在《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一書中描述阿爾圖塞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一文中對它有一番生動的論述：阿爾圖塞“可以說他試圖彌補一-普遍存在的脫節，這一脫節正是迄今為止幾種模式的特點一一那就是精神狀態與社會制度之間的脫節。

人的主觀世界中意識形態的作用與意識形態外部的起源及其在社會現實各種歷史性制度中所發揮的功用之間的脫節，所有意識形態模式在處理這一脫節時所面臨的理論上的困難部分地來自這樣一個事實，即這是我們所處世界中客觀存在的一種分離”。這種分離被擴大到如此地步，以至普遍存在的意識形態分析模式似乎都留有痕跡。

無疑，從某些方面來講，這種方法上的彌補可以從阿爾圖塞的“意識形態機器與國家機器”一文中的觀點來看，也就是說，在彌補脫節的水平上，阿爾圖塞的位置並不是一個經典連結意識形態模式與政治實踐的替手，毋寧說，是一種整體上的撫慰感。正如詹姆遜指出：“阿爾圖塞對這一問題的解決方法是'質問'理論：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為每一個體在這架機器中準備好了一個位置，喚出個體並且賦予它一個名稱，然後透過自我形象或再現的形式給個人提供一種撫慰性的關於整體的幻景，一種撫慰性的一致感。”

然而這個問題還有另一個方面，一個更具規範化的方面，他提出了道德意識形態形式內在化問題，而不是提岀一一這更像國家機器一一國家機構或依靠權力鎮壓保障意識形態滲透的問題。霍布斯本人在《利維坦》中指出：“使人們傾向於和平的激情是對死亡的恐懼，對舒適生活所必需的事物的慾望，以及透過自己的勤勞取得這一切的希望。”在這裡，他將國家社會的有效和解轉向了妄想，妄想使國家社會的和解終結暴力，從而終結存在於單個人之間的戰爭。

而在阿爾圖塞看來，國家恰恰要求一種規範的終極形態，這些國家機器就駕駛著它們的航程朝向這個規範進行，而關於這個航程本身，它潛在的劃分著領域和範圍，是一種組織機制，暗含隱含著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暴力或戰爭。阿爾圖塞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創造出了他自己的獨到的分析，這種意識形態論的靈感一部分來自葛蘭西，更確切地說，是“市民社會”包涵著的世界觀、意識形態以及倫理文化的寬泛意義。

因此，它免不了產生出一種模糊的調子，更確切地說，它免不了有種明顯把法國結構主義避擴音及主觀性的圖式錯誤地與一種描述意識形態外部機構作用與主體的過程同化起來的可能性。從另一方面看，如果我們還記得對於阿爾圖塞來說，“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所指的並不是暴力鎮壓，而是一種頗為不同的東西，即喚問一一在此這個概念“它賦予意識形態一種唯物主義的實在論身份，一種社會本體論的身份，同時這種分析還把意識形態假定為是一種‘喚問’，每個人都透過這種‘喚問’而被傳喚，並被構成為社會主體。”

在阿爾圖塞看來，意識形態的喚問之權威性表明了顛覆馬克思主義傳統的難題性：在“經濟基礎一一上層建築”經典的結構分析模式中，意識形態與上層建築的結構關聯中我們可以看到他的兩個論點。首先，意識形態是一種物質的存在，而非想象的、思辨的以及抽象的觀念的存在。其次，意識形態的功能是把個人塑造成為“主體”。這種意識形態在分析中證實了喚問不是來自內心的聲音，也不是意識的聲音，而是一種公共的聲音，這就把一種內在化的道德的意識形態力量施加於在某段時間裡佔據位置的主體身上。

因此喚問變成一種惡性迴圈，而關於規範本身，關於遵守秩序與法律形式，也就不是關於一個“自由一一平等”的現實前景。毋寧說，是關於一種“永恆的”異化的合理性社會。顯然，阿爾圖塞對於喚問的闡釋本身內含著一種悖論，在這裡，資本主義現代憲法作為一種公共的聲音傳喚給所有人，每個人都是“自由一一平等的”，每個人都是服從於我們自己的自由主體。

儘管這一宣傳口號是一種承若、一種契約，儘管自由人被呼喚成為“自由一一平等”公約的參與者，然而這種奴役人、剝削人的資本統治權從“自由一一平等”的契約關係中戲劇性的派生出來，使得對自由、平等的呼喚變成了一個圈套，一種命令以及強制性秩序。因此，資本主義現代憲法的話語是把人們帶向別處，而不是帶向它所傳喚的地方去。

這樣，我們由阿爾圖塞本人的喚問悖論的曲折又重歸我們自己的“自由一平等”的假設，就是說，呼喚之物與喚問符號之間的區別，以及對一種能夠公正對待它們之間的悖論的特定分析的要求，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正好以一種特殊思考方法合理的指出這種奇怪的悖論。只有透過商業伊甸園幻象一一還包括豐盛和消費的神話一一併且把它當作解放的前景，當作無限敞開的自由平等的幻想性蹤跡，當作商品符號下面起伏變幻的大海，這一類表現為“自由一一平等”的呼喚才能夠重新發現它同剝削、奴役人民的滅絕行為之間的支配關係。

在另一方面，阿爾圖塞不滿足於隱喻式的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的解釋學關係，這種隱喻的闡釋同那種庸俗論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論調一樣提示了經濟基礎決定其餘的一切。它本質上是社會關係標誌著生產方式的特徵，而不是功能主義意義上的意識形態。這種生產關係的再生產是由鎮壓性國家機器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支配的。然而，在漫長的航程中，一種包含意識形態素的喚問本身便是一個矛盾的概念，無論我們多麼嚮往“自由一一平等”所承諾的現實前景。

這些便是我們診斷為宣傳符號性東西而抬高幻想性東西的病症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體現為法權和民主的具體形式。這不僅僅是一個方法問題或理論問題，而是一個關於意識形態再生產的問題。我們不妨回顧1917年的歷史，“那些試圖冒這種風險的人，特別是從1917年開始，遇到了另一種侷限，即對自由的公開允諾，一旦不再透過商品社會的契約性和合理形式來兌現，就會轉向另一種極端形式，首先以終於被找到的普遍意志的形式出現，但以這種名義出現的形式，也可能最終退化為行政化和計劃化理性的社會合理性，帶來其他的從屬後果”。

然而，至於那種依靠“外部”鎮壓的極端形式，即那種對法的各種安排的過分估計，則較容易無法控制，因為這種特殊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得益於階級鬥爭的發展。在這方面，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根本規劃可以說是一種名副其實的階級鬥爭的勘測工具。因此，它的盲點或空白對於把喚問插入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模型中去這樣的問題具有特殊的教益。由於喚問的意識形態已圍繞人們的日常生活，社會中“具體的個體”正是被傳喚的一個點，在此，個體被傳喚並構成社會主體。

顯然，依據詹姆遜的觀點，阿爾圖塞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把他重新思考的“喚問”看作那種連線人的精神狀態與社會歷史性制度之間的橋樑。從這個角度看，依靠暴力鎮壓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是阿爾圖塞不願意看到的，而相對無害的幻想與喚問的概念既向我們提出了更合理的契合人的精神狀態與社會歷史制度之間縫隙，也在一個極為根本的方面走向了自我悖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