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錡與岳飛，順昌府（阜陽）最後的守臣

編者按：

順昌府由潁州演變而來，在北宋歷史上建制時間不長，卻因劉錡在此擊潰金兀朮十萬大軍的順昌大捷而一戰成名。南宋初年，劉錡與岳飛同為抗金名帥，先後大破金兀朮的長勝軍，創造了平原地區以少勝多、重創金軍優勢兵力的順昌大捷和郾城大捷。然而，由於南宋王朝執行一味求和、偏安江南的投降路線，在劉錡與岳飛所部取得抗金連勝的形勢下，卻下了“擇利班師”十二道金字牌，命令宋軍不得追擊潰敗敵軍，導致包括順昌在內的淮河以北大片土地失守。其間，劉錡與岳飛先後成為順昌府最後的守臣，其人生際遇也隨著南宋王朝式微而黯然落幕。在順昌大捷880週年之際，阜陽日報約請阜陽市歷史文化研究會會長李興武撰文，談談順昌府的由來和劉錡與岳飛在抗金戰場上互相支援、先後守護順昌的歷史故事。銘記先賢，以警後人！

泉河風景帶南岸的順昌大捷紀念牆

順昌府建制始末

宋代的地方政權機構和官職，基本沿襲唐制，宋太宗以後把全國分為若干路，路相當於唐代的道、元代的省。路以下設府、州、軍、監，凡政治、經濟、軍事三者兼重的地方設府，有重兵駐守的軍事地區設軍，工業區如煮鹽、冶鐵等重要地區設監。府的地位比州略高一些，稍大的州，則多升為府，升府的州一部分沿襲唐五代舊名。派往知府者一般是較為重要的官員。州相當於秦漢時期的郡，隋唐以後改稱為州。關於軍和監，宋代的軍沿唐制而來，軍已成為與府州平級的地方行政機構。監為物務而設，不僅管理礦務等事，還兼管附近的民政。也就是說，監與州、軍，同樣為直隸朝廷的地方行政機構。

北宋重鎮順昌府

順昌府源於隋唐五代時期的潁州，前後有一個逐步演變過程。北魏孝昌四年，也就是武泰元年（528年），歷史上首次設定潁州。隋設潁州，治汝陰。唐初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潁州改稱信州，六年後復改稱潁州。五代不變，宋置潁州。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英宗趙署封其子趙頊為潁王，潁州為其封地。神宗元豐二年（1079年），以潁州為順昌軍節度，為日後升遷奠定基礎。九月癸未，降順昌軍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以示皇恩及民。徽宗政和六年（1116年），升潁州為順昌府，成為北宋集政治、經濟、軍事三者並重的三十八府之一。

一方風水寶地

回顧歷史，從西周初年阜陽建鬍子國，到西漢初年劉邦封功臣夏侯嬰為汝陰侯，阜陽就成為一方封侯封王的風水寶地，政治地位越來越高。據不完全統計，從漢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到北宋太祖乾德年間（約964年），1100多年間，歷朝歷代在阜陽封侯封王封公的達15位。但是，那麼多阜陽侯、汝陰王公之類，大多數無所作為，僅是享受榮華富貴而已，歷史上並沒留下可以稱道的事蹟。到了北宋時期，情況發生了變化。宋英宗趙署於治平元年將其子趙頊封為潁王，四年後趙頊即皇帝位，是為宋神宗。15年後潁州上升為順昌軍節度，52年後潁州改為府，管理汝陰、泰和、潁上、沈丘4個縣。潁州，因趙頊稱帝而貴為“龍飛之地”，上升為順昌府，反映了宋代帝王“順天從眾者昌”的民本思想。

歸屬多變更

然而，好景不長。從徽宗政和六年（1116年）到欽宗靖康元年（1126年），僅10年之後，北宋因遭遇靖康之難，徽、欽二帝被金兵北擄而滅亡。4年後，也就是南宋高宗（趙構）建炎四年（1130年），金兵大舉南下，順昌府首次落入金之手。同年九月九日，由金扶持的偽齊國劉豫政權建立，定都大名府（今北京），整個中原及大部分黃淮海地區淪陷歸其管轄。從此，順昌府被金控制下的偽齊劉豫政權降府為州，仍稱潁州。

紹興七年（1137年）十月，金人廢棄偽齊劉豫政權。紹興八年八月，宋金首次達成議和，包括潁州在內的大片“金佔區”被歸還給宋。至此，潁州又改為順昌府，才有了後來任命文臣陳規、汪若海為順昌府知府、通判的事。

紹興九年（1139年），金國以撻懶主和割地，疑其二心，殺之。紹興十年（1140年），金人叛盟，兀朮分四道來攻，復取河南、陝西之地，順昌保衛戰由此打響，兀朮慘敗北逃，成就順昌大捷，並一舉奠定宋金第二次議和基礎。紹興十二年（1142年）春，宋金再次議和，宋“割唐、鄧等州入於金，劃（淮河）中流為界。” 宋金隔淮河而分治，位於淮河以北的順昌府再次陷於金國統治之下，仍稱潁州。然而，在南宋官方文書和將領的往來奏摺中，仍稱潁州為順昌府。嗣後，在民間書信往來和文人墨客的詩詞文章中，宋金雙方各稱府、州，這種情況延續了多年。

劉錡與岳飛 戰場互馳援

紹興九年（1139年），金軍撕毀和約南侵，宋軍抗擊金軍分為三個戰場。西部戰場有行營右護軍等部隊，統轄行營右護軍都統制吳璘，川陝宣撫司都統制楊政和樞密院都統制郭浩三軍。東部戰場的宋軍主帥是京東、淮東路宣撫處置使韓世忠。東西兩個戰場均與金軍相持，互有勝負，關鍵是在中部戰場，一方是都元帥完顏兀朮（宗弼）指揮的金軍主力，另一方則是劉錡、岳飛和張俊三軍。

劉錡新任東京副留守，帶領近2萬人馬，連同大批將士眷屬，奉旨前去開封府接收大員。紹興十年（1140年）五月，劉錡大軍途經京西路順昌府時，得到金軍南犯的急報。接著，金軍又源源不斷擁向順昌府。五月底至六月初，因進攻屢遭挫敗，金兀朮親率十多萬大軍前來，雙方眾寡懸殊。當此危急時刻，宋高宗趙構深知，中部戰場一旦失守，就像黃河缺口被開啟一樣，滔滔黃水順流而下，金兵南犯將勢不可擋。情急之下，連發九道詔書，命令岳飛派遣部隊前去應援在順昌抗金的劉錡。

當時，高宗皇帝對順昌之戰十分重視，要求岳飛“出奇制變，應援劉錡”“策應劉錡，以分賊勢”。隨著“賊勢源源未已”，順昌戰事愈加緊迫，高宗的口氣越發嚴厲，要求岳飛“多差精銳人馬，火急前去救援，無致賊勢猖狂，少落奸便，不得頃刻住滯”；甚而致於“星夜前去，協助劉錡，不可少緩，有失機會”。

在順昌之戰前半個多月時間內，朝廷連續調兵遣將，命令岳飛、張俊、劉光世派兵支援劉錡。其中，給岳飛的御札最多，連發九道，但由於各種原因，三大援軍均未及時趕到。即便如此，朝廷命令三路大軍“應援劉錡”的訊息還是在順昌府城和劉錡軍中傳播開來。有糧草、有軍需、有城防，加上有援軍，極大鼓舞了城中宋軍士氣，精神力量轉化為物質力量，成為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因素。

劉錡所部支援岳飛的事，發生在順昌保衛戰之後的1140年7月中旬。當時，岳飛剛取得郾城大捷，金兀朮不甘心失敗，不久又統兵12萬，在潁昌和郾城之間的臨潁佈陣，要與岳飛再作決戰。7月13日，岳飛派遣張憲統率背嵬、遊奕諸軍人馬，奔赴小商橋北至臨潁一帶迎擊敵人。驍將楊再興領三百輕騎作先鋒，探聽虛實。剛到小商橋，突遇金軍大股部隊。楊再興及三百騎兵陷於金兵重重包圍之中。楊再興毫不畏懼，率領將士浴血奮戰，斬敵三千餘人，楊再興和他的三百壯士也全部戰死。在此危急時刻，岳飛向劉錡救援，劉錡力排眾議，發兵前往救援。

劉錡運用圍魏救趙戰術，解除岳飛所部不利態勢。在與金兀朮的戰爭中，尤其是在平原地區戰勝其精銳騎兵捌子馬、鐵浮屠，是順昌之戰首先創造的經典戰例，在拓皋之戰中又復重演。劉錡在兩年之中兩勝金兀朮“長勝軍”，雖未全殲，卻給予重創，其戰功超過了同時期南宋其他將領。

岳家湖公園岳飛塑像

劉錡與岳飛 會師順昌府

順昌之戰時，岳雲、王貴沒來過順昌。岳飛派張憲、姚政東支援劉錡，部隊到達光州時因順昌已經解圍轉而襲取蔡州。在順昌戰後的1140年7月27日，岳飛奉命與劉錡換防。作為順昌府最後的守臣，岳飛在順昌府駐紮了一個月左右。這段史實在阜陽民間廣為傳說。如今，阜陽民間同時祭祀劉錡和岳飛，在阜陽老城西北角建有劉公祠，阜陽城老北關建有嶽王廟。武穆同列，雙星並峙的祭祀和建築格局，反映了幾百年來阜陽百姓對兩位抗金英雄的崇敬之情。

打了勝仗 為何班師

宋金戰爭初期，金兵摧枯拉朽，勢不可擋，一舉攻破東京（開封），擄走二帝。康王即位後，金兵數度南下，跨淮渡江，目的是追殺宋高宗趙構，消滅南宋朝廷。尤其是在完顏宗弼率領下，金兵短時間內縱橫千里，連續佔領杭州、明州（寧波），把高宗逼到溫州亡命海上。因此，懼怕兀朮，成了宋高宗趙構的一塊心病。投降議和，劃淮而治，偏安江南，在臨安過自己安穩的小日子，幾乎成了南宋朝廷與金人搏奕的最高準則。

順昌之戰，本來是完顏宗弼撕毀“天眷議和”，從中路進攻南宋引發的。而保衛順昌，就是保衛“天眷議和”成果的一部分，其矛頭直指金兀朮，這當然不是宋高宗趙構希望看到的全部結局，而趙構也根本預測不到順昌之戰竟成勝局。所以，儘管宋高宗給岳飛連發數道御札，要他火速支援劉錡，但又匪夷所思地要求“擇利班師”，就是選擇有利時機撤退兵馬，在秦檜的操弄下，依然成為順昌之戰的最高指導原則。

秦檜借高宗之筆，要劉錡在大兵壓境之下“擇利班師”，其險惡用心昭然所揭。難能可貴的是，劉錡以“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普世規則，巧妙抵制了高宗與秦檜“擇利班師”的命令，避免了有可能被兀朮大軍掩殺、全軍覆沒的慘劇，反映了劉錡作為出色軍事家的高瞻遠矚和非凡膽略。

但是，為了防止劉錡乘勝北上，繼續追殲兀朮，朝廷在金兵敗退十日之後，仍詔令劉錡“先發軍中家口之鎮江”，劉錡無奈，隨即，盡遣隨軍老幼、輜重並受傷將士，在杜杞、焦文通兩軍護送之下“載舟而東”，從順昌府撤退。這種主動放棄、釜底抽薪的做法，斷了劉錡北上的念想，“擇利班師”也就成了早晚的事。

兩位大將軍 會師順昌府

不幸的是，打了勝仗卻被要求班師撤退，同樣的命運繼而落在岳飛頭上。

順昌保衛戰開戰以來，為了給劉錡“壓擔子”，朝廷不斷加官晉爵，劉錡的職務一路提升。順昌大捷後，朝廷強行把劉錡調往鎮江；同時，命令岳飛擔任順昌府守臣。朝廷在一個月之內三移順昌府守臣，目的只有一個：移鎮換位，便於班師，為南宋王朝執行投降路線、偏安江南做好準備。

接到朝廷的換防命令後，岳飛在蔡州安排好主力南下，於1140年7月27日率部到達順昌府。劉錡與岳飛，兩位神交已久的抗金大帥終於在順昌府會師。當時，岳飛作為順昌府守臣前來與劉錡換防，以填補順昌防務之缺。

當時，在順昌大捷和岳飛抗金連戰連勝的情況下，高宗、秦檜為達班師撤軍目的，從都城臨安連發十二道金字牌。這十二道金字牌，皆由高宗皇帝親自簽發，從都城臨安到朱仙鎮長達2100多里路，以日行500裡的最快速度，由“急腳遞”過如飛電般馳送岳飛帳下。金字牌的內容是：“飛孤軍不可久留，令班師赴闕奏事。”彼時，岳飛跪接金牌，東向再拜，憤惋泣下曰：“十年之功，廢於一旦”。岳飛知道，自己再也無法抗拒朝廷要他“班師”的命令了，他把願意南下的老百姓安置在襄漢六郡，為保護群眾往襄漢搬遷，岳飛在蔡州停留了5天。同時，派李山、史貴分別接應在河北的梁興、守淮寧府的趙秉淵歸來。此後，岳飛派遣王貴、張憲率大軍屯駐襄鄂，自己率領二千親兵直奔順昌府。

劉錡與岳飛，同為順昌府最後的守臣，在順昌城駐紮了一個月左右，先後離開順昌府。劉錡、岳飛不得不按朝廷命令相繼班師南下後，順昌府很快落入金人手中。此時，距金兀朮順昌戰敗、落荒而逃僅過去7個多月。這次，金兀朮捲土重來，圓了他“來日府治會食”的夢想。只不過，這次金兀朮是以入侵者的姿態，把順昌府作為他再次南侵的跳板和前沿陣地，並最終迫使宋高宗籤屬“皇統議和”，同意與金朝劃淮而治。從此，順昌府被金統治達百年之久。

入金後順昌府由盛而衰

順昌府由潁州盛極發展演變而來，政治、經濟、軍事地位及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均達到宋代歷史最高點。由於靖康之難，國是突變，順昌府因宋金劃淮而治淪為金國版圖，降府為州，經歷了一個由盛而衰的演變過程。

北宋時期曾繁華

北宋時期的潁州，政治上屬京畿之地，軍事上屬戰略要地，經濟上是國家糧倉。據崇寧（1102年—1106年）年間統計，潁州當時下轄汝陰、泰和、潁上、沈丘四縣，有78147戶，160628人。

宋代縣分八等：赤、畿、望、緊、上、中、中下、下；赤和畿是京縣的等級，其餘則按戶口多寡而分等差。據此，汝陰、泰和為三等望縣，潁上、沈丘為四等緊縣。與同時期周邊淮寧府（陳州）、蔡州、亳州、宿州相比，人戶相當，發展水平略高。

潁州自古良田沃野，阡陌相連，五穀豐登，六畜興旺，盛產魚蟹，多有瓜果。主要貢品是紬（綢緞）、絁（一種粗綢子）和綿。當時，潁州農戶家家種植桑棉，戶戶布席養蠶，機杼之聲相聞，男耕女織，能生產出質量上乘的絲綢錦繡，民間的桑蠶養殖和紡織業發達。同時，由於潁州“水甘土厚”，盛產五穀，釀造業發展處鼎盛時期。主要分為民間“自釀”和“官釀”兩種方式，宜有“小酒”和“大酒”之分，小酒即今天流行於農村的“小藥子酒”，主要行銷於民間，用於婚喪嫁娶。大酒即“官釀”的正品，如“銀條”“鳳尾”就是潁州的貢酒，專供朝廷享用

此外，潁州的社會治安和民風民俗也達到前所未有高度，歐陽修稱頌這裡：“民淳訟簡而物產美，水甘土厚而風氣和”。社會治理和人文景觀遠勝周邊地區，甚至被蘇東坡譽為“大千起滅一塵裡，未覺杭潁誰雌雄”。上述歐、蘇的兩句名言，成為北宋中期唱響潁州的兩張名片，直到順昌府全盤繼承潁州基業，達到該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最高水平。

劃金後逐漸衰落

從順昌軍（1079年）到順昌府（1116年），再到靖康之難（1126年）、皇統議和（1141年），62年間，順昌府由繁榮發展到急驟衰落，其節奏伴隨著宋金15年殘酷戰爭的結束，宋金劃淮而治，順昌降府為（潁）州而回到歷史原點。其中，變化最大的是人口銳減，據《金史·地理志》記載：金正隆四年（1159年），潁州有戶16714，比北宋崇寧年間（1102年—1106年）的78147戶減少了61433戶，人口幾盡喪失。而且，潁州也由府降為金朝的二十一處防禦，政治地位大大下降，與陝州、肇州、河州、秦州、陳州、隴州並稱“下等七處”。

不僅如此，潁州還被罷除了貨物交易榷場。據《金史·食貨志》記載：“榷場，與敵國互市之所也。皆設場官，嚴厲禁、廣屋宇，以通二國之貨，歲之所獲亦大有助於經用焉”。據此可知，榷場是兩個政權在邊境一帶設立的互市貿易場所，雙方可透過榷場開展雙邊貿易，以互通有無，增加國家的經濟收入。潁州榷場的罷廢，標誌著潁州失去了區域經濟中心地位，潁州經濟社會衰落的步伐由此加快。

阜陽市歷史文化研究會會長李興武 /文

記者 龐誠 /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