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安陽嬰兒》

關注電影藝術的人都知道，王超的作品在中國藝術電影領域有著重要地位和影響力。今天，我們非常榮幸的邀請到王超導演來到我們福建，參加第二屆廈地古村導演節，這次將展出王超導演的全部作品。非常感謝王超老師！

真是非常高興，我是第一次來福建，就來到這麼美麗的地方。我覺得每一個有中國文化情結的人，到了這個地方都會像是找到了自己精神的故鄉。這一路上看到這麼多古村落，彷彿是一個個桃花源，尤其是在這個時代，我覺得莫名的慰藉。

可能是我們這個年齡的原因，我們這一代對傳統、對歷史總有一種情結。我出生在皖南山區傳統文化厚重的地方，可年輕時對傳統文化和歷史的認知卻是不夠的，這值得我去反思，尤其是現在從事廈地古村的修復與保護工作，又給我提出許多有意義的思考。

在這裡舉辦導演節，因為我瞭解當代中國電影，特別是藝術電影還存在諸多薄弱的地方，加上我個人曾有“電影夢”，所以在修復古村時，利用閒置校舍創辦電影公益培訓，實現自己年輕時的夢想。我們也希望這些古村落與藝術、電影發生一點關係，或許更有助於人們對它的深度認知。

「關於《安陽嬰兒》

我很早以前看了你的《安陽嬰兒》，現在一共看了你的6部電影，讓我很吃驚，你的電影平民的視角和平實的語言，跟現在中國獨立電影、院線電影都有很大的不同。我認為，這種差距本身就有語境意義，它代表你作為一個導演的思想立場和藝術態度。那麼，請你先來談談你的電影。

《安陽嬰兒》是在2000年底拍的了，到今年我拍電影17年了，拍了8個電影。今天有機會回顧我的第一個電影，我覺得慶幸的是，還行，我還在這條路上。有的時候走的稍微偏一點，但還在當初的一個方向上面。

這十幾年間，我還時不時在網上看到一些影迷對《安陽嬰兒》的觀感，我在想為什麼十幾年前的電影，現在還是不停的有一些迴響，使我覺得中國的現實並沒有改變多少，在某種意義上講甚至變得更嚴峻了。所以它會不斷有遠近、上下不同層面的迴響。在底層中間，這樣的事情還時有發生。

另一方面《安陽嬰兒》它是兩個層面的敘事，一是講一個現實的困境，另一方面它又是人類本質的悲劇，所以它不光是底層的視角。每個人的困境不一樣，哪怕現在是一個做金融的，破產了跌入了他自己的苦難，在這個苦難中怎樣維持他的尊嚴或者說怎樣激發自己，都能在這樣的電影中感受到自己的況味。

所以很慶幸自己還在堅持，確實有些吃力，因為現在誘惑也多了，商業啊，或者說現在的審查制度越來越嚴厲，但是走一步是一步吧。

今天能走到廈地來挺好的。其實拍這樣的電影挺累的一件事情，想放鬆也容易，但又不願意放鬆成那種樣子。我有一本書叫《退回到自由》，今天到這裡來，我發現書的名字取得太好了，自由有時是要退回來找的。真是需要一個機會，找到精神歸宿也好，重新反思也好，這個階段，我覺得一個導演拍了7、8部以後該反思一下自己了。

我覺得你的《安陽嬰兒》是用電影來寫歷史的。我在想為什麼會選安陽那個環境？因為她是甲骨文發現的地方，古文明廢墟與大量破敗的現代工業，這種場景為我們呈現了上個世紀90年代的社會變化。

看電影不應僅僅是對故事情節的消費，《安陽嬰兒》這部電影不僅具有藝術上的突破和藝術史的意義，也呈現出了所謂“改革”之前和“改革”之後的中國歷史變遷，那種現代與傳統之間分裂與衝突的深層矛盾。

安陽這個古老城市在你電影開頭是一個郊區，展現出荒廢的歷史痕跡，然後鏡頭又切換到報廢的工廠和宿舍，一個是傳統文明，一個是現在的時代文明，兩種都是一種破敗的凋零氛圍。粗放性的工業體系，工人是沒有保障的，電影裡體現了時代變遷帶來一個群體的命運起伏。

另外，我看這部片是很沉重的。我覺得，《安陽嬰兒》所反映的背景代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拐點，它提供了很多社會素材和歷史思考。我不知道導演你是不是這樣構思設定的，但我看到的是這些東西。

其實這個電影最早出來的時候，整個獨立電影圈對它有特別大的爭論，當時（網上）有個“西祠衚衕”，都是一些電影青年、熱愛電影的知識分子在那裡，但是他們（關於《安陽嬰兒》）還是在一個比較淺的層面在討論，還在討論電影是不是政治，電影該不該這樣去涉及現實，我覺得在這個層面的討論是我略微有點遺憾的。

但是當時能在那麼大範圍引起熱議，可以說是“西祠衚衕”有史以來最大一次關於電影的討論，在這個意義上又是一個好事情。不管怎樣，電影開始觸動人們去想一個電影是政治的還是非政治的這樣一個問題，也算是一種進步。

為什麼說這麼多年後聽到你關於《安陽嬰兒》的看法我覺得很高興呢？因為中國獨立電影對《安陽嬰兒》的認知以及對獨立電影自身的認知，在我看來還有待進步。嚴格意義上講我是從文學殺進來做電影的，在這之前我已經發表了小說，36歲才拍電影，對它的思考已經比較成熟了。

在當時我自己比較認同的一個評論恰恰是文學圈的，華東師大胡曉明教授寫的《從趙氏孤兒到安陽嬰兒》，他把古代的趙氏孤兒和現代的安陽嬰兒並置，跟你今天很敏銳地抓住的這點是一樣的，抓住了古代社會和現代社會包括改革開放之前和之後的斷裂，我當時覺得還是文學圈準備得比較充分一點。但也不奇怪，因為我更多的是以一種文學的精神來進入電影的。

《安陽嬰兒》它不全是現實主義的東西，也有很大的隱喻性。我們看《安陽嬰兒》裡的嬰兒到底是誰的，名義上是這個下崗工人的，但實際是死去的黑社會老大的孩子。這種血緣傳承和延續其實涉及到中國曆代的延續和未來，包括底層和上層的接軌或轉化，當時刺激我的也是一個隱喻性的考量。

在這個時代裡面，一個像餘大崗這樣的下崗工人撿到一個嬰兒對他說肯定是一個包袱，但是這個嬰兒的包裹裡有紙條說撫養他每月有200元，你該怎麼辦，怎麼處理這個悖論式的處境。

這其實是從現實的思考引出的哲學命題，這個命題對中國來講又不僅僅是哲學，還是生存問題。在中國我們提出的很多生存問題，往深裡看它又是哲學命題，這個哲學命題不是形而上的，可以說是存在主義式的，是我們許許多多的底層人正在煎熬著的現實處境。

我是工人出生，雖然沒有經歷下崗，但是我不幹工人後有一段流浪經歷，所以知道工作丟了以後人的那種境況，自己的心境，以及方方面面面臨的壓力。我能設身處地地想象貧困，包括性的貧困、政治的貧困，在這幾個層面我都在思考。

不僅是下崗工人怎麼樣，而是人在這種困境裡面，人格該如何設立，尊嚴該如何維護，我們的性怎麼獲得，錢跟性的關係如何轉換成溫暖和道義，我覺得我們有必要一點點去深入這個思考。只有這個時代才能給這個命題一個有深度的背景。

其實中國曆來都是苦難的，我們現在的苦難還不足以和以前家破人亡、侵略、種族滅絕相比。但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也好，電影工作者也好，我們處於自己的時代時，我們思考的刻度在哪裡。

我覺得你很多影片都有著對“善”的一種美好的期望，《安陽嬰兒》的結尾，那個妓女望著車窗，想象著孩子還是交給了一個像餘大崗那樣的好人。人在面臨那樣的災難時刻，她還是堅信會遇到一個好人，作為觀眾的我，不得不揣摩導演為什麼是這樣的設定。

我在想：王超是不是基督徒？你的電影作品賦予人一種理想設定的道德價值。不管現實再怎麼糟糕，堅持一種價值信念是非常重要，如果我們放棄就徹底輸掉了。我讀你的電影包括《重來》也是一種理想的設定。

你真是問到一個很根本的問題了，其實在拍電影之前從文化意義上講我是個文化基督徒。儘管現在劉小楓已經變成我不認識的樣子了，但是他的《走向十字架上的真》這本書對我影響很深。

我在我的自述性散文《我的電影緣》裡也提到過，我原來寫詩，從那以後就由一個自我的敘述轉向對他者的敘述，一種上帝意義上的學習與悲憫吧，對悲憫的一種謙卑。

終於懂得不僅是一個同情問題，而是說作為人來講都是一個共同的處境，一個共在，跟你的主人公一起煎熬，因為我一直覺得我們沒有權利去同情一個人，他的困境從某種意義上，不同的角度跟層次上也是你的困境，你的人格的處境。

我寫小說時，《安陽嬰兒》不是這個結尾，小說裡她就是在悶罐子裡哭，哭得鴉雀無聲，在悶罐子裡其他妓女還在笑啊覺得反正再回來唄，她就一個人哭，哭到別人一聲不吭。但是我拍電影的時候我就不忍心這麼絕望到底，再加上我覺得那不是一個電影的結尾。

我是覺得說她應該有超越，哪怕這個超越是幻覺，她還有幻覺的能力就還有希望，一個人沒有幻覺了，沒有想象了我真的於心不忍，所以我還有一次機會塑造我的主人公，在電影裡讓她有一次昇華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