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時代的疾病書寫，如何闡釋阿爾茨海默症？

近日，阿爾茨海默症陷入了新藥“造假門”。11月29日，在一封網傳的舉報信中，首都醫科大學校長饒毅舉報三名同行論文造假，並提到今年中科院上海藥物研究所耿美玉研究員發表的、宣稱可治療小鼠阿爾茨海默症的論文存在造假情況。如果造假屬實，那麼今年年初在醫藥界引起巨大轟動的治療阿爾茨海默症的新藥，將陷入質疑風波。日前，饒毅接受媒體採訪表示，舉報信有過草稿，但並未授意公開發表。

阿爾茨海默症，即俗語所說的老年痴呆症，醫學界一直在試圖扭轉後一種不太友好的稱呼，也在尋找治療的途徑。但治療阿爾茨海默症，如今依然是一場註定會失敗的戰爭，它所帶來的腦損傷是不可逆的，除了危害生命安全，患者最終還將失去大部分記憶，喪失智力，尊嚴跌入谷底。近年來阿爾茨海默症有年輕化的傾向，忽視睡眠健康是導致此趨勢的原因之一。

在醫療領域之外，阿爾茨海默症漸漸也受到了書寫者和電影藝術的關注。有一些疾病，因為其特殊的症狀或背景，會成為文藝作品中常見的書寫物件。早期由於醫學知識匱乏，肺結核因為患者消瘦的身材與憂鬱的眼神，被視作一種熱情燃燒而導致的疾病。後來，書寫中的“文藝病”伴隨著醫學的發展發生了轉變，疾病與社會背景的複雜關聯和人文思考，成為了書寫的核心。

對阿爾茨海默症的書寫，並不停留於浪漫化的闡釋。阿爾茨海默症相關的文藝作品，除了與患者消逝的自我有關，還與照料他們的人的孤寂處境有關。“我忘記了一切，唯獨沒有忘記愛你”——很多談論阿爾茨海默症的電影電視劇，幾乎都有類似的情節。愛情的可貴、親情的溫暖，在這裡染上了悲涼的底色，人的自我該何去何從，孤獨和絕望該如何應對？在老齡化趨勢瞭然的當下，也許是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思考的問題。

撰文 | 蕭深刻

“阿爾茲海默症就像是在公園散步。只是患上阿爾茲海默症後，我的公園總是在變。”

這句話出自英國著名的幻想小說家特里·普拉切特的《特里·普拉切特：選擇死亡》，在59歲那年，他被診斷出阿爾茲海默症。他用這樣的句子形容阿爾茲海默症，浪漫又悲傷。

特里·普拉切特，英國著名幻想小說家，代表作“碟形世界”系列奇幻小說，2015年3月12日因老年失智症逝世。

早在古希臘和羅馬時期，哲學家和醫師就將智力退化和老年聯絡在一起，但直到20世紀初，這種失智症才在臨床醫學上被確定為一種疾病。1901年，德國精神病學家阿爾茲海默博士（Alois Alzheimer）跟蹤一位51歲的女病人，他跟蹤她病情的發展，並在1906年病人去世之後公開了這一研究。這是全世界第一個阿爾茲海默症病例。阿爾茨海默症是一種神經系統逐漸衰退的疾病。65歲以前發病的人稱為早老性痴呆，65歲以後發病的人稱為老年性痴呆。典型症狀是記憶障礙（也就是記憶衰退、記性變差），同時還可能失語。

當個人的患病體驗融入到一種文化想象和文化建構當中時，作為隱喻的疾病隨之產生。“疾病和療救的主題成為僅次於愛與死的文學永恆主題”。中國現代作家如此頻繁地書寫疾病母題，不僅是在陳述一種個體生命的經驗和痛苦，而且與他們對民族國家的想象圖景相契合。因此，在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過程中，“‘疾病’作為隱喻日益瀰漫在中國知識精英的話語表達之中，並轉化為一種文化實踐行為”，疾病因此具有了更豐富的文學意義，而文學也被賦予了更現實的療救功能。

《疾病的隱喻》，［美］蘇珊·桑塔格 著，程巍 譯，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4年4月版

遺忘與回憶

現代人的自我危機

阿爾茨海默症的核心，是遺忘，而遺忘早已是文學作品中的常見命題。王小波《萬壽寺》因為失憶而尋找自我，《尋找無雙》則是遺忘與尋找。現代人的生存困境、身份危機，在此暴露無遺。

海德格爾早就指出，“現代性的頂點就是對存在的完全遺忘和人的徹底非人化，人本身不過是世界技術的原料。而世界技術的目的只在其自身虛無主義的無盡蔓延”。在《自為的人》中，弗洛姆認為現代社會最嚴重的危機就在於“人丟失其自身”，片面追求自身以外的東西，想盡辦法滿足不斷膨脹的世俗需要：權力、物質和金錢等等。對人自身以外東西的追求最終造成“人不知道自己是誰”、“我們又將走向哪裡”，人變得渺小而無助，失去了現代型所標榜的人為自然立法的主體性地位，沮喪和絕望感油然而生。一個人正是在現實生活中無能為力，想改變社會卻最終被“同化”和“改變”，最終喪失了對自身的認同感，喪失了對病態社會的認識和反抗能力，轉變為集體無意識。

與此同時，回憶和遺忘其實是一體兩面的存在。普魯斯特在《追憶似水年華》中數次回憶起記憶中的瑪格麗特小蛋糕。細緻的回憶代表著對某一個年代理想化的認知和肯定性的情感。耽溺於回憶是對現實的失望，反映了大多數人在後現代社會彷徨失意的心態。迷戀已經病態到一定程度的失憶，是丟失自己。渴望打破環環相扣的邏輯，所以徹底切斷和以往的聯絡。在轉型劇烈的時代，人們經歷了太過倉促的轉變，導致了身份認同的危機。

遺忘和回憶，還與對民族國家的想象契合。福柯說，“疾病是生命裡的派生物”。疾病隱喻已經是人們關注外物與審視自身的思維方式。張藝謀的電影《歸來》就利用疾病性隱喻來表達了某種社會文化症候，試圖讓觀眾去理解那個敏感年代的人性和人情。《歸來》中的女主角馮婉瑜就有著心因性失憶症，一種桑塔格所說的起因神秘，治療無效，容易成為隱喻物件的疾病。那段歷史的傷痕至今還在隱隱作痛，製造新的隔閡與紛爭，我們又該如何癒合歷史的傷痕，獲得思考未來的啟發？

《歸來》劇照

阿爾茨海默症的文學闡釋

唯有記憶，能讓平凡人留住自己

蘇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一書中提到，“把國家失序類比於疾病，是為了以此敦促統治者更為理性的政策。”電影《歸來》的文學原作是《陸犯焉識》，在原作中，女主角馮婉瑜其實患有的是阿爾茲海默症，也就是老年痴呆症。

正如小說中所說，“最終把記憶變成了童話，誰也不能說，滿腦子童話的人是老年痴呆”。很難說簡單的寬恕、選擇性集體失憶就是撫平個人與時代之間的傷痕的方法，這反而有自我麻醉、自欺欺人之嫌。瑪格利特在《記憶的倫理》中指出，“忘卻也許是制怒和不報復最有效的法子。但是，由於忘卻只是一種忽略而非一種決定，遺忘卻並不是寬恕”。

《記憶的倫理》， ［以色列］ 阿維夏伊·瑪格利特 著，賀海仁 譯，清華大學出版社 2015年1月版

阿爾茲海默症屬於被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中稱為“有失人格”的疾病，它給患者“帶來一種新身份，使患者變成‘他們’中的一員”。

伊恩·麥克尤恩的《星期六》中寫道，“母親已經喪失了期望的本能，當他站在她面前時無法準確地認出他來，甚至他走了，母親也不會記得他曾來過。貝羅安去一趟等於白去。母親不會盼著他去，他不來她也不會失望。這等同於捧著鮮花到墓地去——逝者已逝，拜訪不過是形式。至少母親會端起一杯茶放在嘴邊慢慢地啜吸著，雖然她看到貝羅安卻不能叫出他的名字來，也想不起來他們之間的關係，但母親很樂意有人坐在那裡，聽她無意識地胡言亂語。任何人坐在那裡聽她說話，她都很高興。貝羅安不喜歡去母親那裡，但如果他太久不去看她又會鄙視自己的不仁不義”。

“疾病上升為隱喻，也下沉到每一個細節。”《查無此人》的作者於是在和患阿爾茨海默病的父親單獨相處的時光中，孕育了這本書，寫出了阿爾茨海默病病理之外的社會意義，也提醒我們，也許，唯有記憶，才可以讓平凡人在時光的淘洗中留住自己。

《查無此人》，於是 著，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8年6月版

文學闡釋之外

面對自然的專斷，我們該何去何從？

與肺結核之類被浪漫化的“文學病”相比，阿爾茨海默症的文學闡釋，再“浪漫”的表述都帶有悲傷的底色。畢竟這一人類還未探知機理的疾病，讓病人因為“遺忘”和“失智”，喪失了身而為人最後的體面。我國阿爾茨海默病患者佔世界患者總數的四分之一。隨著病情的加劇，患者的認知能力會越來越差，智力慢慢退卻，記憶逐漸喪失。對於家人而言，意味著這是一次“漫長的告別”，是一個逐漸走向黑暗的過程。

美國著名醫師舍溫·紐蘭教授寫有《我們怎樣死——關於人生最後一章的思考》一書，他在考察老年痴呆者那一章的結尾，用沉痛的語言寫道：確診為阿爾茨海默症後，沒有什麼安慰病人的辦法。良好的護理，志願小組以及親友的關心，可以減輕病人一些痛苦，但是這個被人所愛的病人最終還得走過非常痛苦的陰暗山谷，所有的東西已經永遠失去了原來的面貌。這樣的死亡無莊嚴可言。這是自然的專斷行為，是自然對人類有意冒犯造成的犧牲品。

這些表述指向了病症文學闡釋背後更深重的現實。從1906年首次報告阿爾茲海默症病例，到2015年全球約有4700萬老年痴呆患者，每年新增990萬病例，平均每3秒就有1人罹患阿爾茨海默病，預計2030年將達到7470萬人，到2050年將達到1。31億人。而患者背後的家庭，同樣承受著巨大的痛苦。

“老年痴呆患者由於病情導致認知功能異常，照顧者與患者之間的溝通就變得十分困難，同時照顧者得不到患者的情感迴應和支援，內心往往承受著比患者更巨大的痛苦”。據老年精神科專家稱，美國曾經對痴呆病人家庭照顧者的調查顯示，76%的照顧者出現焦慮，42%出現抑鬱症狀。這也就意味著，每個照顧阿爾茨海默病患的家庭，都在承受著沉重的心理壓力。相對於照護其他疾病的照護者，照護老年痴呆病患者需要付出極大的代價，無論是情緒上、財物上，或是體能上，幾乎是其他疾病照護者的兩倍多。

文學中的阿爾茨海默症，透過作家的書寫，讓我們看到病人和家屬所承受的巨大悲痛，看到疾病與自我實現、親情愛情的連結，記憶投射的“愛”，給予家屬巨大的衝擊。而這種衝擊，終將把個體推向無邊的孤獨。阿爾茨海默症的書寫，提醒我們思考兩方面指向臨終尊嚴的問題——每個人都會老去，怎樣讓老人即便失智也能有尊嚴地生活；面對一場註定以“失敗”告終的戰鬥，面對親人終將失去理智、失去自我的結局，被現實擊中的我們，該如何與孤獨共存？這個問題或許永遠沒有答案，但思考本身已經賦予了它意義。

作者丨蕭深刻

編輯丨榕小松 楊司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