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電報的發韌和甲午戰前電報業的發展

清末電信業包括有線電報、電話和無線電報。

19

世紀

70

年代，在外力刺激和內部動因的雙重作用下，近代電報順應時勢要求在中國大地上發韌。電話和無線電報的創辦晚於有線電報，它們也同樣經歷了由被動引進到主動創辦的過程。電信業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清末社會艱難地向前發展，它不僅促進了中國通訊的近代化，而且還在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文化等方面推動了中國由封建社會向近代社會的轉型。在中國電信業深化改革的今天，回顧清末電信業近代化的艱難歷程，能為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有益的啟示，並在總結經驗教訓中獲取歷史的借鑑。

我國史學界對清末電信業的研究始於民國時期，主要著作有謝彬的《中國郵電航空史》和趙曾珏的《中國之電信事業》。這兩本專著重點研究民國時期，對清末電信業僅作簡要敘述。建國以後至

1978

年前，國內對於清末電信業的研究幾乎是一片空白。

1978

年以後，國內曾一度出現洋務運動的研究熱潮，所以洋務運動時期的電信業研究被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而對於清末電信業的研究仍然非常不足，只有一部著作即郵電史編輯室編的《中國近代郵電史》一書涉及到這一問題，但是過於籠統。

作者只寫了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國電信主權的蠶食瓜分而沒有寫出中國自身的發

展狀況，對於郵傳部對電信業的整頓發展更是隻字未提。大多數經濟史著作、論文也均如此，只寫洋務運動時期的電報業，清末的情況則一筆代過

，

這就使我們無法對清末電信業的發展情況有一整體性的認識。那麼甲午戰後中國電報業究竟有無發展，郵傳部接管電政後如何整頓電報業，各省官辦電 報怎樣，電話和無線電報又是如何創辦的，對清末電信業應如何評價？

一、近代電報的發

韌

和甲午戰前電報業的發展

近代電報的發

韌

電報是西方科學技術發展的產物，它的歷史要追溯到一個半世紀以前。

1844

年

5

月

24

日

，

美國人莫爾斯在華盛頓和巴爾的摩之間發出了人類歷史上第一份長途電報，這是世界通訊史上劃時代的創舉，標誌著人類通訊技術又出現了一個巨大飛躍。電報作為一種現代化的通訊工具，一經產生即被西 方資本主義各國廣泛採用。

19

世紀

60

年代，電報的應用對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政治、外交、軍事等方面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同時，它也很快成為西方列強對外侵 略擴張的有力武器。當時衰弱的中國是它們首選的侵略目標。

早在

19

世紀

60

年代初，俄國便首當其衝，派公使巴留捷克向清總理衙門提出設立京、津間電報的要求。結果，“一國揚其波，眾國遂隨其流”，英、丹、美、法 等西方國家爭相效尤，紛紛要求在華設線。為達目的，它們採用了種種手 段：或是誘導啟發、虛聲恫嚇，或是反覆交涉、死磨硬纏，或是狡詐欺騙、 擅自行動。面對列強咄咄逼人的侵略陣勢，清政府有何反應？

此時，總理衙門對列強的設線要求一概是

“嚴詞峻拒”。這首先是因為人們對電報的功效茫然無知，認為中外情況不同，“山川異勢，風土異宜”，不便設線；或是害怕電線損壞，引起諸多麻煩：“中華未能保其永固，且不免常有損壞，以致緣此生隙”。這種對電報全盤否定的態度自然有抵制列強染指中國電報業的用意，但也包含了懼洋和盲目自大的雙重心態。長期以來，西方的武力侵略給中國人的心靈蒙上了陰影，他們畏懼洋人，仇視洋人，轉而反對洋人舉辦的一切新生事物。這其中包含了樸素的愛國主義成分，當然更有扼守祖宗之道的封建保守主義思想。

一位翰林就曾輕蔑地說過：“中國四千年來沒有過電報，固仍泱泱大國也。”可見其盲目自大心態無絲毫掩飾。其次，從經濟因素考慮，這一時期清政府也沒有創辦電 報的要求。因為當時洋務運動剛剛起步，而“中國的近代工業是從武器的近代化開始的”

，

所以清政府開始主要是創辦了一些製造槍炮子彈之類的近代軍事工業，經濟發展對電報的需求並不迫切。同時，電報在軍事上的作用也沒有被洋務派所認識。基於這些原因，

19

世紀

60

年代，雖然列強展開強大攻勢，但電報並未在中國誕生。

電報之利為中國官民所認識，經歷了十多年的曲折歷程，到

19

世紀

70

年代中期，這一新的通訊方式終於衝破重重阻隔，在中國這塊古老的大地上發

韌

，它的產生是外力刺激和內部動因雙重作用的結果。

首先，中國電報的產生離不開外力刺激。近代文明的舶來大都是外國資本主義侵略中國的產物。同其它的

“奇技淫巧” 一樣，電報的產生也是外力作用的結果。如前所述，早在

19

世紀

60

年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便採用各種手段妄圖控制中國的電信事業，結果連連碰壁。但是列強的侵略要求並沒有因清政府千方百計的阻止而放棄。

19

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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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資本主義列強紛紛在華沿海設定海線。受英國、沙俄控制的大北公司充當了急先鋒。

1869

年大北得到俄國的批准，開始敷設由海參歲經長崎、上海至香港的水線。

中國段長

950

海里的港滬線於

1871

年設成通報，大北並沒有履行線端不能上岸的約定，而是擅自在吳淞口外的大戢山設立水線房，不久又在黃浦右岸設立了第二個水線房。港滬線是外國入侵中國的第一條電報水線。結果一發不可收拾，外商不僅攫取了中國的海線權、海線上岸權，並且還擅設陸線。海線營業後，溝通了中國與世界的聯絡，許多中國人開始被動地利用這種先進的通訊工具。

如

1870

年出使法國的崇厚便多次利用大北海線與總署互通訊息。電報的快捷、便利、準確給清政府的洋務大員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鴻章於

1872

年便預言到：“電線由海至滬，似將盛行中土”，所以應改“驛遞為電信”。海線的出現，使中國人在封閉、落後的社會氛圍中有機會利用電報，從而認識到其先進的功用，進而發展到主動地引進和仿造。所以，一定程度上說，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刺激了中國電報的產生。

其次，中國電報的創辦也是當時社會經濟發展與軍事需求的必然結果。

洋務派在興辦軍事工業的過程中，逐漸意識到

“求強”與“求富”的關係，認識到只靠“堅船利炮”達不到“求強”的目的，而必須“寓強於富”、“富強相濟”，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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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

70

年代，洋務運動由單純興辦軍事工業發展到創辦民用企業的階段。此時，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等近代民用企業紛紛出現，經濟的發展，必然要求通訊條件的相應變革。因為要想使企業有長足發展，就必須資訊靈通。於是，要求在中國自辦電報的呼聲不斷高漲。其中不乏一些商賈，他們熱切盼望使用電報給其生意帶來便利。

早期維新派的代表、商人鄭觀應高度重視電報的作用，他指出：

“商賈貿易，藉電報以通達市價，則無者常細，而有者常贏。強富之功基於此矣。”王韜也曾特別指出：“中國急務在於裕商力，修兵備，固邊防，造戰艦，築車路，設電音”，但“六者難以一時並舉，要當次第倡行

，

然亟宜籌辦者則莫如電線。

”除經濟因素外，軍事上也亟需創辦電報，如果訊息靈通，便可以在戰爭中

出

奇制勝，即所謂

“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者，非電報不足以當之矣。”

再次，中國電報的創辦，也有爭回利權的目的。因為在當時，外商電報已

“豪騷有返客為主之勢焉”。所以，只有自己架設電線，才能“藉收自 主之權利，以杜洋人之覬覦”。綜上所述，

19

世紀

70

年代，無論從經濟、軍事需要，還是從爭回利權 方面考慮，電報在中國的創設已勢在必行。正如王韜所說：“電線一事實關 至要，不當乘時亟設也哉

！

”

1874

年的日本侵臺事件是近代電報發韌的契機。這一事件激起了清政 府“海防”問題的大討論，李鴻章力主：“煤鐵礦必須開挖，電線、鐵路必 應仿設”。前往臺灣巡視的欽差大臣沈葆楨到臺後，發現臺灣孤懸海外

，

與大陸交通阻隔，訊息極不靈通，遂奏請自設電報，他指出：“臺洋之險甲諸海疆，欲訊息常通，斷下可無電線。”

清政府為加強臺灣防務，諭著沈葆

楨迅速辦理電報事務。這是清政府首次批准自建電報，為以後電報的設立開創了一個先例。但是，由於種種原因，沈葆楨未能將此計劃付諸實施。電報的設立是與繼任督撫閩臺的丁日昌分不開的。丁日昌一向熱心洋務事業，他一直積極倡導創辦電報。

1877

年

10

月，全長

95

裡的旗後一安平電報線迅速建成，雖然線路不長，卻是中國人自建的第一條電報 線，它開創了中國電信業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