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失憶》：如果不能全部記住，起碼要了解一點遺忘的東西

本文選自文學評論家克萊夫·詹姆斯用了四十年時間完成的《文化失憶：寫在時間的邊緣》，該書由近百篇評點歷史人物的文化隨筆構成，貫通哲學、歷史、政治、文學和藝術。詹姆斯提醒人們，使文明成其為文明的人文主義若要在新世紀得以留存，繼承者們就不能放棄對過去的記憶。本書試圖召回、感知和審視二十世紀動盪的精神生活，以此抵抗遺忘，並重新建立聯結。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維也納充分表明，海納百川、碩果累累的思想土壤並不侷限於大學校園。它不僅比校園更寬廣，在很多方面還要更有趣。在維也納，思想不需要考試，學習是自發的熱情，智慧是隨時可用的通貨。如今閱讀描寫昔日維也納的作品，你會被帶回到那個理應重現的時代：一個活到老學到老的時代。不是先接受教育，然後開始工作；教育就是工作，永無止境的工作。對於幾代作家、藝術家、音樂家、記者以及各行各業的腦力勞動者來說，維也納的咖啡館就是一種生活方式。那時有很多咖啡館，儘管每個年代都似乎只有屈指可數的幾家被認為是藝術精英們活動的中心。咖啡館的常客們睡覺的時候也有家可回，但在其餘時候咖啡館就是他們的家。對於他們中的一些人來說，咖啡館就是他們的實際通訊地址。大部分（儘管不是全部）咖啡館的顧客都是猶太人，這也解釋了為什麼1938年3月，當德奧合併給一個時代畫下句號—弗洛伊德稱之為“奧地利的終結”（finis Austriae）—咖啡館作為民間大學的偉大歲月也就結束了。這也一定程度上解釋了這段偉大歲月最初為何得以成就。

在德國，哪怕是在希特勒廢止猶太人的完全公民權之前，學術界裡也有一個事實存在的配額制度，讓有猶太背景的人很難獲得教職，不管他們多麼有能力。（這種偏見甚至延伸到了學科之間：比方說，核物理學之所以有這麼多猶太教工，主要是因為它被視為次等學科。）在奧地利，這種配額制度以法律、禁令、限額的形式深入社會的方方面面。不可避免的結果是，大學之外對學術和人文主義的追求更甚於大學校園內，奧地利比德國更是如此。或許有人會說—在今天，奧地利的特權階級中間仍然有人這樣說—猶太人被拒之門外反而因禍得福。這可不是什麼福。侮辱真實存在，怨恨難以磨滅。但對我們大家來說卻有一個確定無疑的收穫：幾代猶太文化人無須把精力浪費在撰寫深奧晦澀的博士論文上了。他們轉向新聞行業，使用樸素的語言，進行直接的觀察，發現了取悅讀者的必要。取悅的必要有時會成為學問的敵人，但在更多時候，學問的敵人是寫出彷彿除了導師之外不會有人再讀的東西，而導師之所以當上導師也是因為寫過同樣的東西，這種寫作是一種致命的自由。

1938年，從德佔奧地利逃亡—如果所有猶太人都及時逃離就好了—已經不是猶太知識分子第一次四散到世界各地了。它在1933年的德國各大城市發生過，在多年前受俄國壓迫的波蘭發生過，在十月革命前後的俄國也發生過。每一次逃亡中，對自由的壓制就像開花炸彈一樣，而猶太人就是四分五裂的彈殼，是飛出最遠的彈殼。這些地區性的災難積累起來反倒對全世界有益，所以我們得換一種比喻，把它比作種子莢。英美在接收卓越流亡人士的過程中大獲裨益，但我們也不能忘了像我的祖國澳大利亞這樣的小國家。澳大利亞的文化與藝術界因為這些漂洋過海的猶太人而發生鉅變。在紐西蘭，流亡的卡爾·波普爾教授得以將《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的原理加以闡發，是因為他終於生活在一個開放的社會，能夠記住敵人了。在還算開明的民主國家，人文主義文化也因為接收了猶太人而發展迅速。被迫流亡的新移民社群是以色列國家從構想變為現實的一大因素，這一點更是毋庸贅述。西奧多·赫茨爾最早在維也納提出了這一想法。正如列寧把建設共產主義國家的設想從維也納一路帶往俄國，赫茨爾也把建立猶太國家的設想從維也納一路帶往了巴勒斯坦。如果歷史不是這樣演變的話，赫茨爾的構想也許就和弗洛伊德的潛意識理論一樣了—縱然聲名赫赫，終究未脫書卷。我們甚至可以對阿道夫·希特勒下同樣的判斷，他早年在維也納的那段時期堅定了自己的想法：建立一個沒有猶太人的世界。

二十世紀上半葉的猶太人並不是地球上唯一一個受迫害的少數民族，在1948年以色列建國以後，終於有那麼一天，他們自己也被認為是—有時的確如此—加害者。信奉自由的猶太人越來越注意到，獨立建國的一個懲罰就是變得和其他國家沒有兩樣。但是，猶太人的命運以及隨之而來的成就會成為本書重複出現的一個主題，而這是有充分原因的。沒有什麼比猶太人的例子更能證明思想難以扼殺。同樣也沒有什麼例子能更驚人地展現出多股力量合力殺戮之邪惡。尚有一線希望的空間，但已無一寸感傷的餘地。一本講述二十世紀文化的書，如果不去反覆討論文化險些徹底毀滅的過程，那就根本不值一看，儘管人類對自我精神昇華有一種根深蒂固的需要，使得這個話題永遠值得一寫。也許可以有一本關於維也納的賞心悅目的故事書，且命名為《世界村維也納》（It Takes a Village）吧。但這還遠遠不夠。作為研究二十世紀文化的出發點，維也納是一個理想的選擇，但這建立在一點之上：這個理想城市是真實存在的，擁有現實世界的一切紛繁複雜，是任何美夢都療愈不了的。

除了無數畫冊以外—畫冊作為入門讀物不該被鄙視，更何況維也納的照片是如此迷人—要想體會那種氛圍，也許首選就是斯蒂芬·茨威格的Die Welt von Gestern，即《昨日的世界》。但要體會的氛圍有很多，而在茨威格的回憶錄中，你得習慣偉大事業總是來自名門世家這一點。喬治·克萊爾的《維也納最後的華爾茲》（Last Waltz in Vienna）更為短小直白，它令人動容地直陳維也納的光輝以及即將毀滅的悲劇。它的光輝是一種文明感，在這種文明感中，猶太人有權感到他們在創造中的重要地位；而悲劇在於猶太人自以為得到了社會的接納，但這種安全感不過是錯覺。光輝可能會繼續；納粹可能永遠不會來；但他們確實來了，然後就是萬劫不復。克萊爾的書之所以無可比擬，是因為它展現了文化上的成功會導致政治上的幼稚。如今全世界那麼多知識分子—廣義上來說也就是我們—仍然相信文化自然而然地會維護文明，可見這個教訓在今天同樣適用。自然而然是沒有的，唯有律法方能維護世界。

卡爾·E。 休斯克的書《世紀末的維也納》（Fin-de-Siècle Vienna brings）從看似更高的角度為我們講述了二十世紀第一批偉大的人物：弗洛伊德、赫茨爾、霍夫曼斯塔爾、克里姆特、柯克西卡、卡爾·克勞斯、阿道夫·洛斯、馬勒、施尼茨勒、勳伯格、奧托·瓦格納，等等。這部作品很精彩，名副其實，但有可能將讀者引入歧途，認為偉大就是一切。長遠來看也許確實如此，但短期（也就是從日常生活）來看，文明恰恰是由隨處可見的普通人的才智交流來灌溉維繫的。進入二十世紀後，維也納的普通知識分子透過咖啡館裡創作的奇文妙語變得非同一般。就其性質來講，如此百花齊放的成就更不便於單用一部專著來總結。弗里德里希·托爾貝格發表於“二戰”後的回憶錄《喬列什阿姨》（Die Tante Jolesch）深情款款、饒有興味地回望那個消失的世界。托爾貝格的這本書彷彿廢墟中迴響的明亮笑聲，值得傾心推薦。（本書同樣推薦德語初學者閱讀。書中頗多趣聞軼事，英文讀來已是饒有趣味，更何況放在原文中。原文譯文攤開來擺在一起，就是完美的文字對照。）但許多最耀眼的名字註定會跨越語言的界限繼續發光發亮。博學多才的埃貢·弗裡德爾半是天才半是騙子—我在引言中就提過他了，但他完全值得講兩次—他是咖啡館才子中的傑出人物。他在卡巴萊表演的間隙寫下了《文化史》，一部令人著迷的包羅永珍之作。阿爾弗雷德·A。 克諾夫1930年將它譯成英語，分三卷出版，書名叫《現代文化史》（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Modern Age），但這本書從未在德語國家之外流行起來。（納粹倒臺後德語國家重印此書，印行至今。）他的語氣裡有一種全知全能的味道，不免有些造作，但他對普世文明的激情卻將流芳百世。優秀的才子、散文家和劇評人阿爾弗雷德·波爾加的很多作品都沒有外文譯本，也許永遠也不會有，因為他的散文有著最精緻的詩歌才會具有的精煉與準確。但我們仍能欣賞這二位所代表的東西，他們的名字也會經常出現在這本書裡。他們共同的特點就是對各個層次的文化成就都高度敏感—儘管就連思想開放的弗裡德爾也不認為爵士樂稱得上一種音樂型別—咖啡館才子們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熟悉皮特·阿爾滕伯格，一個以他們的標準來看幾乎一事無成的人。阿爾滕伯格是個流浪漢，我把他放在本書開頭—排在他前面的只有安娜·阿赫瑪託娃，他很可能問她借過錢—不僅是因為他名字的首字母在字母表最前面，還因為這個古怪而不可靠的人活生生地證明了：思想未必會帶來任何結果。對他而言，思想甚至不能帶來一份工作。雖然他時不時把隨想寫成文章賺點錢，但這些錢馬上就會花光，他不得不再向人借。但他的存在提醒著那些更富足的知識分子們，他們所做的不過是出於熱愛。

維也納現在空蕩蕩的。你可以在歌劇院度過愉快的一晚，春天可以在花園裡喝新釀葡萄酒，美景宮美術館的克里姆特廳和希勒廳仍然是世界各大美術館中的著名展廳，哈維卡咖啡館的牆上仍然可見弗朗西斯·皮卡比亞用來抵賬的畫作。但是“二戰”之後，躍動的人文情懷只能以齊特琴琴絃上《第三人》（The Third Man）主題曲的形式迴歸。哈利·萊姆的摻水青黴素重創了這座城市的文化界—那是不可逆轉的精神損害的毒汁。巴黎也沒能完全從德佔經歷中恢復過來，儘管法國知識分子不這樣認為，還會就這句話和你爭執不休。人文主義在有些城市從未紮根成為其底蘊的一部分，但恰恰在那些城市，人文主義復興得也更快。柏林的文明在納粹興起之前膚淺浮躁，但是當柏林和維也納最後的納粹黨人總算脫下制服後，柏林在戰後發展得反而比維也納還要好。在東京，戰前的咖啡館文化—和維也納驚人地相似，就連黃銅框架的弓形窗都是效仿阿道夫·洛斯的簡約風格—都和1945年3月的東京大轟炸一起化為灰燼，但他們當年只是學了點西方的皮毛。早在麥克阿瑟將軍這個“訪問國王”開始統治之前，西方自由創造的影響就像一股新旋風捲土重來。這股旋風造起高樓大廈而非將之夷為平地，點亮而非熄滅華燈，並加速了（以一種比較無害的方式）1870年明治維新開啟的改革程序，一個文化自覺的過程，一個能將任何文化變成人文主義的過程，儘管日本右翼勢力放下陳舊觀念的速度堪比慢動作回放的茶道表演。

今天，在柏林牆倒下後的第二個十年，彼得堡依然那樣可愛，這簡直是一個奇蹟。它正在重新找回革命前的東西：整座城市中瀰漫的詩意魔力。莫斯科一向缺乏這一點，如今似乎也在迎頭趕上。如果羅馬是唯一一個能夠瞬間恢復昔日輝煌的極權之地，那只是因為義大利版的極權不那麼極端：激昂的演說和拖沓的效率保留了太多人文主義傳統。但後納粹時代在世界範圍內大量湧現的自由人文浪潮，在後蘇聯時代仍在繼續的浪潮，曾席捲倫敦和紐約，並仍將繼續。相對邊緣的英語國家城市—洛杉磯、芝加哥、都柏林、悉尼、墨爾本，等等—都是緊跟這兩個城市的腳步，甚至連倫敦都在紐約之後。原因再簡單不過，反而容易被忽視。美國超越英國成為吸引流亡者最多的國家，擁有更多藝術文化界難民，尤其是很多人都做起了教師：在紐約，他們為了生計而教授音樂、繪畫、表演，所有一切。美國還有《退伍軍人權利法案》。理想的教師遇到了理想的學生，結果便是《退伍軍人權利法案》的構想者埃莉諾·羅斯福成了當時世界上最令人矚目的女性。對於和我一樣相信這一點的人來說，羅斯福的名字仍像試金石一樣熠熠生輝。美國文化帝國主義的奧秘—這是美國唯一一種勢不可擋的帝國主義，因為它得到了人們的默許—就是它以最平易近人的形式集結了全世界所有藝術與知識的力量。美國文化帝國主義的危險之處在於，它給了美國人一個貌似合理的理由，認為自己不需要世界。但正是世界使他們成為現在的樣子—甚至好萊塢這個美國影響最深遠的文化重鎮，沒有移民的工作也無法想象。本書的一個目的就是要抵抗文化失憶，這種失憶會使我們忘記，正是二十世紀劇烈蓬勃的精神生活賦予今日美國如此強大的文化實力，這種精神生活是一個複雜的國際事件，簡化的代價就是失真。如果我們不能全部記住，起碼也要了解一點我們所遺忘的東西。如果我們願意的話，全部忘掉也沒關係，享受輕裝上陣的便利亦無不可；但一種與愛無異的深刻直覺提醒著我們，效率的代價就是空虛。最後，我們保持思考是因為一種感覺。如果可以，我們要留住那份純粹的感覺，如果我們丟失了它，就要把它找尋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