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新反猶主義”：“反猶”與“反錫安”的滑動與交疊

2月16日的黃背心運動中，法蘭西學院院士阿蘭·芬基爾克勞（Alain Finkielkraut）遭到一群示威者的圍攻。記者拍下的影片中，我們可聽到“快滾，狗屎錫安主義者”、“法國是我們的！”等辱罵。這並非近期反猶事件的孤例：猶太女政治家西蒙娜·薇依（Simone Veil）的畫像被塗上“卐”字；一家百吉圈（bagel）店的櫥窗被寫上Jugen（德語“猶太人”之意）；為紀念Ilan Halimi（2006年，這位猶太青年被一幫郊區青年綁架、謀殺）而植的兩棵樹被鋸倒；下萊茵省一座小城的猶太人墳墓被毀。內政部長卡斯塔納（Castaner）宣稱，2018年，記錄在案的反猶案件（侮辱、襲擊、謀殺等）增加74%，達到541起。

此一系列事件引發大眾譁然。2月19日，各大黨在巴黎組織聯合遊行，近2萬人參加；2月20日，在法國猶太機構代表委員會（CRIF）組織的宴會上，馬克龍宣稱，將把猶太大屠殺國際紀念聯盟（IHRA）給出的反猶主義定義納入給警察、司法部門、教育部門等等的參考文字（textes de reference）中，即將反猶主義的定義擴充套件至反錫安主義（antisionisme）的某些層面：將以色列的國家行為歸罪給全體猶太人、否認猶太人的自決權力等，都將被視作反猶主義。同時，他不尋求修改刑法，以免“妨礙對以色列政治的批評”。

事實上，新千年以來，以芬基爾克勞為代表的一些猶太知識分子便不斷警示“新反猶主義”的興起，其最主要的特徵，便是反錫安主義與反猶主義兩者之間意義的滑動與交疊。而馬克龍也曾在2017年對著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Benyamin Netanyahou）說道：“我們不會對反錫安主義有任何讓步，因為它是反猶主義的一種重塑形式”。上述言論遭到了一部分左翼知識分子的抨擊，在他們看來，混淆反猶主義與反錫安主義是在為以色列愈發極端的政治政策豎擋箭牌。

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近來因宣稱以色列是“猶太人的民族-國家”而引起國際左翼的憤怒

為梳理反猶主義與反錫安主義的錯綜關係，本文將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我們將追溯反猶主義在法國的演化史，看到反猶主義如何與不同的意識形態嫁接並被不斷重塑；在第二部分，我們將關注新千年後的“新反猶主義”，我們要強調的是，新反猶主義自然基於事實，但也是親以色列的知識分子在媒體與知識分子場域的話語權爭奪中所建構的產物。以及，雖然反猶話語始終以中東問題為動力，但它最終都會化為法國自身社會文化衝突的有機組成部分。

法國反猶主義的演變

歷史學家沃爾科夫（Shulamit Volkov）曾在研究19世紀末德國猶太主義時提出“文化程式碼”一說。她認為，反猶主義屬於當時公共話語中的次要議題，多數時候，它是一整套更宏大的意識形態“套餐”（package deal）或價值取向所給出的程式碼或暗號。以她的理論為依據，我們可以看到，二戰前與二戰後，反猶主義在法國經歷了一次意義轉換。

法國大革命後，法國成為最早解放猶太人的現代國家。然而，正如阿倫特所言，現代的反猶主義卻誕生於猶太人與其他一切民族群體間日益平等之時。這時反猶主義的主導方無疑是右翼陣營。首先，種族主義為其提供助力：人種學與語言學等新科學的興起，雅利安/閃族間的對立被不斷傳播，古代以宗教為基礎的反猶太主義（antijudasme）轉變成了以種族為基礎的“反閃族主義”（antisémitisme，一般被譯為“反猶主義”）。其次，透過政治組織的創立（在法國最早的代表，便是記者德魯蒙［Edouard Drumont］和他建立的“反猶太主義國民聯盟”），反猶主義化作了一種政治意識形態。

右翼反猶主義在20世紀初的頂峰，便是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圍繞一位名叫德雷福斯的猶太軍官是否叛國這一問題，法國分裂成兩派，爭議了十餘年之久。反德雷福斯派多為右翼，在他們口中，反猶主義往往與支援國家最高利益與民族維護等話語體系相連，背後是學者維諾克（Michel Winock）所稱的“封閉式民族主義”（以身份焦慮與歷史悲觀主義為基礎，與法國大革命式的“開放式民族主義”相對）。

值得一提的是，反猶主義在法國早期的社會主義者（蒲魯東、布朗基等）與工人運動中也不鮮見，但與右翼不同，他們是出於反資本、反宗教的立場：猶太人被視為資本主義的罪惡化身，或是篤信宗教的保守分子。只是，當反猶主義變成了右翼意識形態的一個標誌後，左翼陣營才在德雷福斯事件時與此切割。

30年代開始，右翼反猶主義再度肆虐，此後的納粹佔領與維希政府已眾所周知。二戰後，反猶主義被長期壓制，卻在六七十年代，在極左派中，作為另一套左翼意識形態——第三世界主義、反殖民主義、反帝國主義——的程式碼被啟用。而這又與錫安主義和巴以衝突密切相關。

作為對德雷福斯事件與同時期俄國排猶騷亂（pogroms）的迴應，奧匈帝國的一名猶太記者西奧多·赫茨爾（Theodor Herzl）在1896提出錫安主義（或稱“猶太復國主義”），認為猶太人必須聚集起來去往一處應許之地生存。之後，錫安主義者們選定了如今叫作以色列的土地。二戰前，錫安主義在法國鮮為人知；二戰後，氣氛完全改變。1948年，以色列成立，第一次中東戰爭爆發，法國社會幾乎一邊倒支援猶太一方。那時，人們還不知道，以色列借用戰爭實施內部清洗，80萬巴勒斯坦人被驅逐。

經歷50年代法以關係的黃金期後，第五共和成立、阿爾及利亞戰爭結束，戴高樂開始緩和與阿拉伯國家的關係。隨後，1967年是一個關鍵的年份。薩特主持的《現代》雜誌發表了一期廣為人知的以色列特刊，Maxime Robinson在其中寫道，以色列的建立，是歐美擴張、殖民運動的組成部分。對以色列殖民問題的討論自此而起；兩週後，以色列發動六日戰爭，大挫阿拉伯國家，趁機擴張領土，法國政府轉而批評以色列的戰爭行徑。幾個月後，戴高樂在一次講話中稱猶太人“精英、自信、善於支配”，引發巨大的爭議，重新激活了“猶太問題”。

左翼與極左翼對以色列的批評總以反殖民主義、反帝國主義（尤其與仇美情緒相連）為框架，例如，當時的一份請願書揭露了以色列的“兼併主義野心”，其行動“客觀上加入了美帝國主義發動的總攻勢”。這種反錫安主義中的一部分也走向極端，與反猶主義產生交疊。根據學者塔基耶夫（Pierre André Taguieff）的研究，他們時常將以色列的錫安主義幻想成一種“世界錫安主義”（sionisme mondial）”，即一種認為分佈各地的猶太人正團結一心密謀統治世界的世俗神話，其中的大量參照，來自對20世紀初流傳甚廣的猶太陰謀論（以《錫安長老會紀要》為代表）的再度挪用。

1972年慕尼黑奧運會上降半旗悼念以色列運動員人質被殺

不過，這時的反錫安主義對大眾影響甚微，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在70年代的恐怖襲擊（尤其1972年慕尼黑奧運會上以色列運動員被襲擊的慘案），也使原本支援它的許多極左派產生搖擺。這種情況在80年代有了轉變。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阿拉法特被圍困在貝魯特（Beyrouth），後被法國總統密特朗派兵救出。1987年，第一次巴勒斯坦起義（intifada）爆發，阿拉伯平民用石塊對抗猶太軍隊，引起全世界的廣泛同情。以色列的暴行，加上阿拉法特的外交攻勢，使得以色列在主流輿論中的形象，從二戰的受害者與英勇的反抗者，轉變成了侵略者。

反錫安主義日益主流，其中極端的反猶話語也逐漸滲入公共話語空間。極左翼中的一小部分極端反錫安主義者，從70年代開始發展出了一條新的反猶思路：否認大屠殺存在的“否定主義”（négationisme）。其代表人物佛裡松（Robert Faurrisson）認為，大屠殺是以色列為獲取同情心進而稱霸世界而造出的陰謀。佛裡松吸引了不少無政府主義者，甚至在他被告上法庭後，他還得到了喬姆斯基對其言論自由的支援。許多否定主義者隨後都轉向了極右陣營。

在極右翼，國民陣線（FN）領導者老勒龐（Jean-Marie Le Pen）也一直以用各種曲折的方式表達對猶太人的仇恨而聞名。1985年，他指責幾個猶太記者為“這個行業的恥辱”，1987年又稱“毒氣室是一個二戰歷史中的一個小細節”。應該說，二戰後，對維希政府的集體記憶進入了一段壓抑期，政府出於不願民心分裂的態度，在戰後採取安撫和大赦政策；法國曆史學家也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迴避維希政府與猶太屠殺問題，這種曖昧的氣氛為反猶話語再度進入公共空間提供了機會。不過，反猶話語也引發了反彈。歷史學家推出詳實的論作，也推動並參與了政府對二戰戰犯遲來的審判。1995年，希拉剋總統終於承認，法國政府對二戰期間抓捕、遣送猶太人的巴黎冬季腳踏車館大抓捕行動承擔責任。總體而言，反猶主義在2000年之前並不興盛。

以上便是對20世紀法國反猶主義的回顧。值得提醒的有三點：首先，左翼與右翼反猶主義是相當粗略的分法，無法窮盡反猶主義的多樣形式；其次，雖然在歷時性上，我們說反猶主義有一次意義轉換，但不代表先前的反猶主義消失不見，相反，在共時性的任意時刻，反猶主義都是處於混雜的共生狀態，後出現的型別通常也在先前的反猶主義中吸取資源和養分。左翼反猶主義並非法國的孤例，比如近年來圍繞著英國工黨以反資本主義陰謀論為基調的反猶主義爭議、美國索馬利亞裔穆斯林議員奧馬爾指控猶太人操縱美國政壇等，都是其在各個國家不同發展的例子。

新千年：新反猶主義的興起？

隨著第二波巴勒斯坦起義、911事件與伊拉克戰爭的爆發，法國反猶事件在新千年飆升，其巔峰在2000年與2002年，國家人權諮詢委員會（CNCDH）的調查顯示，1995至1999年，反猶案件不超過100起，卻在2000年飆升至743起、在2002年有932起。芬基爾克勞不無誇張地將2002年稱為“水晶之年”，與第三帝國的“水晶之夜”對應。社會學家威維沃卡（Michel Wieviorka）將反猶行為分為“反猶嚴重案件”——2000-2004年，數十座猶太教堂被縱火、十幾個學校和猶太社群被襲擊——與“反猶總體氛圍”，即透過言語、塗鴉、恐嚇等散發出的仇恨，和社會各領域某種程度上對仇恨言論的容忍。除了將這些反猶事件歸咎於國際形式，威維沃卡還提到大屠殺回憶的進一步衰落，尤其出現了一種“受害者競爭”，猶太人被指責“壟斷歷史中的受害者地位”。

之後，反猶事件在起伏中呈下降趨勢（至2017年），但依舊發生過許多被媒體大量報道的嚴重案件，如幾位猶太人（如上文提到的Ilan Halimi）被殺案件、2012年圖盧茲一所猶太學校的襲擊事件、2015年巴黎恐襲時一家猶太商店被恐怖分子襲擊的事件等等。同時，在大大小小的遊行中，我們都能偶爾聽到“猶太人去死”的口號。黃背心運動也未能避免。這證明“反猶總體氛圍”的持續存在。

法國舉行全國集會對抗反猶主義

特別是2008年的經濟危機後，法國漸漸陷入政治和制度危機，常常與對精英與體制的仇恨掛鉤的反猶言論因此很容易冒頭。若以黃馬甲運動為例，雖然它絕非一場反猶運動，它的核心訴求，與種族問題毫無關聯，但是，黃馬甲運動高度的混雜性和去中心化，導致它很容易成為仇恨言論和陰謀論發酵的空間。比如，遊行的積極分子們拒絕國家的合法性，將政府視為富人的代言人，便很容易因一直以來的將猶太人與金錢掛鉤的文化偏見，將法國視作猶太人國家，將馬克龍視為猶太總統（而且馬克龍曾在羅斯查爾德銀行供職）。

這些反猶事件的肇事者，要麼是光頭黨（skinhead）等極右派，要麼是年輕的郊區北非移民。因此，以塔基耶夫與芬基爾克勞為首的許多知識分子聲稱，一股“新反猶主義”（這一詞語應是從美國傳來）橫空出世，其最大的特點，就是反猶主義與反錫安主義的進一步交疊，這一交疊體現在反猶話語的“伊斯蘭極端化”之中。他們指責穆斯林群體，認為他們深受阿拉伯國家的宣傳影響，體現出一種“救世反錫安主義”（antisionisme rédempteur），即將以色列視為國家與國際上所有罪惡的來源，透過摧毀以色列國，世界將變得更好；他們進而指責左派和極左派，認為後者創造出一種“伊斯蘭-左翼主義”的氛圍，從而包容對猶太的仇恨言論。

在他們對反猶主義與反錫安主義關係的論述中，我們很容易找出一個缺陷： “對以色列政治的嚴肅批評”與“極端反錫安主義”之間的界線十分含糊。在塔基耶夫的定義裡，將以色列描述成“種族主義”、“殖民主義”、類似南非的“種族隔離國家”等等，都被視為以色列的極端反錫安主義，即反猶言論。然而，錫安主義從源頭開始，便是一種分離主義：赫茨爾不相信猶太人可與其他民族共存。雖也存在馬丁·布伯（Martin Buber）這樣的人道主義錫安主義者，但在以色列建國後，其政策完全是對巴勒斯坦人的驅逐與隔離，早期具有一定進步意義的左翼錫安主義也被後來的右翼錫安主義收編。2018年內塔尼亞胡治下，議會所透過的猶太民族國家法案，是對這一分離主義的極端表達。以國際法而言，以色列當然屬於非法侵佔土地的一方，加上其國內對待阿拉伯民族的不平等政策，為何不可批評以色列在進行殖民運動？要知道，以色列的“新歷史學家”們早就對以色列的殖民和對巴勒斯坦人的驅逐有了詳盡的研究。這一定義，完全是在為杜絕對以色列政治的一切批評而設的擋箭牌。他也將“徹底否定以色列的存在基礎”作為反猶言論的表現之一，然而，一方面，Shlomo Sand等猶太學者指出，作為以色列建國底基的“迴歸故土”全然是虛構的神話，那這算不算徹底否認以色列的存在基礎？另一方面，否認現在的以色列，不代表否認猶太國家不應該存在，而是應該徹底改變錫安主義長久以來的分離主義模式，尋求各民族共存的新模式。

當地時間2018年10月22日，加沙，巴勒斯坦示威者在海灘地帶揮舞國旗並焚燒輪胎，示威抗議以色列軍方的封鎖。

事實是，無條件支援以色列的知識分子們，通常會將反猶主義工具化，藉此攻擊與他們政見不合的知識分子。比如，社會學家莫蘭（Edgar Morin，神奇的是，他是猶太人）因其“以色列的猶太人作為隔離制度受害者的後裔，卻在隔離巴勒斯坦人”言論、中東專家Boniface因其“我們不能一邊反抗反猶主義，一邊合法化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壓迫”言論，都受到一幫親以色列的有機知識分子的攻擊，甚至被告上法庭。弔詭的是，這些以反猶主義為武器的人陷入了自己所挖的陷阱：他們也與他們所反對的反猶主義者一樣，把全體猶太人與以色列劃上了等號。

瀏覽塔基耶夫的著作時，我們發現，他不斷抱怨阿拉伯世界對以色列的妖魔化，卻對以色列的政治缺陷一字不提，並且不斷陷入亨廷頓式的“文明的衝突”的思維模式中。“文明的衝突”在芬基爾克勞處更為明顯。從他的代表作《思想的失利》（La Défaite de la pensée）開始，他便處於對文化多元主義的抗拒與對法國自身文化價值衰落的恐懼中，他宣揚法國大革命的普世主義，而把以赫爾德為代表的德國浪漫主義作為將“文化”變成“我的文化”的相對主義的元兇。但新近，他卻將這一切怪在新的替罪羊——穆斯林族群——身上。他將穆斯林文化本質化，認為其與法蘭西不可相容。在2013年的《不幸的身份》（L‘Identité malheureuse）中，他寫道：“當網咖叫作Bled。com（bled是阿拉伯語“國家”的意思），當肉鋪與速食店做起了清真食物，居民彷彿經歷著讓人發慌的流亡；當他們看到信仰伊斯蘭人數的增多，他們疑惑自己身居何處”。不知道這與19世紀瓦格納所恐懼的歐洲社會“猶太化”（Verdujung）相差甚幾。2005年，他稱法國足球隊“黑黑黑”，是“全歐洲的笑柄”，更是引起軒然大波。況且，法國的去殖民化過程不僅帶來了大量北非的穆斯林移民，也讓原住阿爾及利亞的12萬多猶太人進入法國，他們多為虔誠的教徒。法國原先的強勢同化政策的減弱，也使得猶太移民比以往更容易社群化，並擁有更多的猶太意識。芬基爾克勞為何不抱怨他們呢？如許多批評者所言，芬基爾克勞維護猶太國，是在懷舊中維護一種單一民族國家的想象，拒絕混合型社會的既成現實。當他說“反猶主義”時，他說的是“民族國家的覆滅、邊界的廢除、人種與文化的混雜、對失去身份的執念”。我們或許可追溯到柏拉圖對“單一的既定形式”的偏愛和對混合政體的厭惡。

阿蘭·芬基爾克勞在巴黎參與遊行

那麼，這種阿拉伯反猶主義真的存在嗎？威維沃卡為此在穆斯林移民所住的郊區做了詳細的社會學研究，最後給出了否定的答案。穆斯林移民襲擊猶太人，其動機往往不是反猶主義，至少不是在“意識形態層面構建的反猶主義”。他們犯案，其動機通常是教育程度不夠、酒精等等帶來的影響，而不是哪個伊瑪目或是極端意識形態的影響。應該說，這與他們被隔絕在交通不便的郊區所造成的“去社會化”（désocialisation）有關，而不是和他們的膚色、信仰與種族有關。當然，郊區的青年移民保有對猶太人的刻板印象，因其貧窮、隔絕，會把猶太人視作想象中的民族，與金錢、權力劃上等號。比如，在本文開頭提到的Ilan Halimi事件，元兇選擇綁架、勒索一位猶太青年的動機，是他相信每個猶太人都富可敵國。這些都與網上遍佈的陰謀論脫不開關係。一位叫Dieudonné的極受年輕人喜愛的喜劇演員，和一位叫Alain Soral的政治人物，在陰謀論的散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兩人為了規避審查，都用反錫安主義替代反猶主義，造成兩者的意義更劇烈的滑動。然而，這不代表絕大多數年輕的穆斯林移民被反猶情緒衝昏頭腦。相反，許多人對此有著清晰的認知。支援巴勒斯坦，也不代表他們仇視以色列。且，當政府試圖改善他們的社會狀況時，或是他們認為政府重視他們自身的文化根基時，他們就會遠離反猶言論。

反猶主義的再起是無疑問的事實，但我們也看到，“新反猶主義”也是一群親以色列的知識分子構建而出的產物。塔基耶夫與芬基爾克勞等人手握大量文化與象徵資本，在知識分子場域，他們寫出了許多與之相關的著作；在各路媒體（廣播、紙媒、電視等）上，他們常常強調猶太群體如今所受的威脅，抱怨媒體與政府對此的忽視（這常常不是真的，且仇恨穆斯林事件的數量也高居不下）。另外，他們二人雖然立場複雜，但如今大致可被歸為右翼（塔基耶夫被稱為新保守主義者，而芬基爾克勞則曾被歸為“新反動主義者”，但他本人不認可這個稱呼），他們對反猶主義的攻擊，經常指向的是法國國內的政治文化矛盾：種族之爭與左右之爭。尤其是，塔基耶夫並非猶太人，而許多反錫安主義者（如英國的託尼·朱特）卻是猶太人，這更加說明，在某些情況下，錫安主義也成了某一種價值取向的組成部分：如果說反錫安主義成了一部分左翼意識形態的程式碼，那錫安主義似也成了一部分右翼意識形態的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