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古丨鄧小南：宋人對於意境的追求

宋人對於意境的追求

風雅美學的一個側面

文 / 鄧小南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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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俗兼備

陶晉生先生在其《宋遼金元史新編》中，曾經做過這樣的論斷：

這一時代裡中國人並重理想與現實，兼備雅與俗的口味。就政治和軍事方面而言，尊王攘夷是理想，士人政治和對遼金妥協則是現實；就思想而言，理學家對儒家思想的闡釋是理想，改革家則企圖將理想付諸實踐（偏被理學家反對）；就文學藝術而言，詞的典雅和文人畫的意境是理想，而通俗的曲和小說的發達則是適應現實的需要。

陶先生是從不同方面來論證的，我們今天不去討論政治、軍事，僅僅聚焦於宋人的文化生活和思維方式。曾敏行《獨醒雜誌》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元祐初，山谷與東坡、錢穆父同遊京師寶梵寺。飯罷，山谷作草書數紙，東坡甚稱賞之。穆父從旁觀，曰：“魯直之字近於俗。”山谷曰：“何故？”穆父曰：“無他，但未見懷素真跡爾。”山谷心頗疑之，自後不肯為人作草書。

這個小故事，讓我們感覺到當時人對於“雅”“俗”的敏感。不過，總體上看，在宋代趨於平民化的大環境之下，“雅俗兼備”、精緻與俚俗互通，成為時代的突出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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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道寧《漁父圖》（區域性）

絹本水墨，北宋，48。9 cm× 209。6 cm

現藏於美國納爾遜·艾特金斯美術館

文化方面兼通雅俗的風格，應該是受到中唐以來禪宗潛移默化的影響。禪宗強調持平常心，注重“當下”，強調佛法在世間，具有滲透性、普適性，所謂砍柴、擔水無非是道。宋代新儒學的產生，實際上和禪宗的影響有非常直接的關聯。正是在和佛教學說、道教學說相互碰撞、相互衝突，一方面相互排斥另一方面又相互吸納這樣一個過程裡面，新儒學才真正成長起來。

我們看到像《景德傳燈錄》這樣的佛學著述會說：

解道者，行住坐臥無非是道；悟法者，縱橫自在無非是法。

北宋的理學家二程則說：

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理。

當時這些人物從理念上覺得天地之間“無非是道”，行、住、坐、臥，縱橫自在都是道，萬事萬物皆有理。這也像《宋史 道學傳》裡說的，天地之間、“盈覆載之間，無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澤”。這個“道”是滲透在民間日常生活裡面、“日用而不知”的。也就是說，新儒學的影響滲透到方方面面，宋代士人的日常生活，包括日常的遊從方式和他們心目中的理念是互動融通的。

這些意識滲透在宋代士人的生活之中。正如揚之水先生所說，在政治生活之外，屬於士人的相對獨立的生活空間，形象愈益鮮明， 容愈益豐富而具體。“宋人從本來屬於日常生活的細節中提煉出高雅的情趣，並且因此為後世奠定了風雅的基調。”在當時，“風雅處處是平常”，生活俗事、民間俗語，都可能有其雅緻趣味，都可以入畫入詩。蘇軾說：“詩須要有為而後作，用事當以故為新，以俗為雅。”黃庭堅也稱：“以俗為雅，以故為新，百戰百勝，如孫吳之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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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蟹圖》

絹本設色，宋，28。4 cm× 28 cm

現藏於故宮博物院

王安石的六言詩《題西太一宮壁》，回憶往事，平淡中感懷世間滄桑：

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東西。

今日重來白首，欲尋陳跡都迷。

黃庭堅《次韻王荊公題西太一宮壁》，也讓讀者感覺到詩人對於是非的回味，對於理趣的追求：

風急啼烏未了，雨來戰蟻方酣。

真是真非安在？人間北看成南。

南宋詩人楊萬里《桂源鋪》詩，被胡適稱作“我最愛讀”的詩作：

萬山不許一溪奔，欄得溪聲日夜喧。

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

這些篇什以高雅的立意、簡樸的語言、習見的俗語，表達出對於哲理的深邃思考。

2

畫作中的意境

雅俗相通，詩書畫也都相通。蘇軾曾經說：詩不能盡，溢而為書，變而為畫。我們講宋代的藝術、美學，今天真正能夠直接“觸控”到的宋人留下的文化痕跡，除去我們熟悉的史籍，就是傳世書畫作品、出土器物和宋代建築。其中，無論書法還是繪畫作品，都蘊含著當時文化精英的學養與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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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琴圖》（區域性）

撫琴者為宋徽宗

絹本設色，宋，51。3 cm× 147。2 cm

現藏於故宮博物院

宋人畫作對我們觀察宋代社會文化生活、體悟士人的思維世界很有幫助。藝術史本來應該是歷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現在被人為分開了。當然，歷史學者與藝術史家對畫作的認識角度不同。藝術史家往往是將特定背景下的畫卷“拉”出來，進行聚焦式的情境分析；歷史 學者則傾向於把書畫材料“推”進特定的背景之中，作為觀察時代的一個“視窗”。繪畫中不僅反映生活場景，也存在“政治主題”；畫作可能是權力的顯現，也可能是權力發生作用的一種形式。

當年的創作活動、書畫收藏與欣賞、書帖與畫譜的編纂，本身就可能蘊含著政治的寓意；后妃、臣僚、畫師的藝術才賦，都可能成為一種政治資本。宋代歷來以宮廷繪畫興盛、職業畫家活躍、文人畫思潮形成而著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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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佶《瑞鶴圖》（區域性）

絹本設色，宋，51。6 cm× 138 cm

現藏於遼寧省博物館

宋代畫作中，有不少是政治宣傳畫，或者展現帝制權威、尊卑秩序，或者渲染聖德祥瑞，或者規諫針破時政，這些都是當時政治生態的鮮活反映，也讓我們注意到透過畫作引導輿論、佔據文化制高點的努力。例如北宋仁宗朝的《觀文鑑古圖》《三朝訓鑑圖》等，就直接服務於朝廷政治目標，用作“帝王學”圖文並茂的教材，同時也被宋人視為了解本朝聖政、祖宗故事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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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山暮雪圖》

絹本設色，南宋，102。1 cm× 91。5 cm

現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

除了與宮廷或朝政相關的繪畫之外， 宋代的地方官員會以畫圖作為告諭民眾的施政手段；處江湖之遠計程車大夫，也會以圖畫或直白或幽約地表達心聲。文人的繪畫及鑑賞、饋贈、收藏等活動，也滲透著構建人際網路的努力。即便看似超脫於政治的文人畫，也是特定政治文化環境導致的結果，體現著對當時政治景況的直接或間接回應。

作為書畫欣賞的外行，從我的角度來觀察，會覺得宋代的畫作，尤其是山水畫，可能呈現著當年畫家“觀天下”的方式和感悟。黃庭堅即將人世間的情景與天下、自然界的江山聯絡起來，他說：人得交遊是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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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枯木怪石圖》

紙本墨筆，宋，26。5 cm× 50。5 cm

這裡所說的“風月”，不僅指美好的景色，更是指心曠神怡的狀態。中國傳統山水畫作，與西方描摹實景的風景畫不同，是“寄情山水”，重在內心情感的流露溝通。士人畫作是文人的業餘消遣，技法無法與專業畫家作品相比，但正因為如此，更便於抒寫他們的襟懷和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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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希孟《千里江山圖》（區域性）

絹本設色，宋，51。5 cm× 1191。5 cm

現藏於故宮博物院

有學者指出，今人提及畫卷的時候，通常是說“看”畫，但是古人會說“觀”。“觀”是什麼意思呢？《說文》裡說“觀”是一種“諦視”，是指凝視、審視，不是寫生意義上的透視，而是包含了內心體悟的凝視和洞察。山水畫作的“高遠”“深遠”“平遠”，其實是出自作畫者、觀畫者內心對於山川的全景式體驗。這種“觀天下”的方式，反映著他們的“天下觀”。正因為如此，當說到宋畫意境的時候，我們會想到畫境、詩境、心境，這些是貫通彼此、渾然一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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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約之美

宋代藝術有很多突出的特點，既有細緻綿密的格調，也有洗練簡約的風韻。比如南宋畫家梁楷的人物畫，有工筆有簡筆，其簡筆畫作體現著“參禪”的興味，率真簡潔，所謂“蕭蕭數筆”“神氣奕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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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楷《六祖斫竹圖》

紙本墨筆，南宋，31。8 cm× 73 cm

現藏於東京國立博物館

宋代的瓷器，也滲透著美學素雅簡潔、雋永深沉的古典韻味。宋瓷多為純色，不像後世的瓷器那麼堂皇絢爛，但它帶給我們一種淡雅自然的感覺，開闢了陶瓷美學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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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鎮窯青白釉刻花注壺、溫碗

宋，通高24。3釐米

現藏於故宮博物院

簡約，是宋代藝術的重要特點之一，在繪畫、瓷器以及其他許多器物上都滲透浸潤著簡約之美。南宋的劉安節在談論國家大政方針時，也提出“王者之治”應該是“至簡而詳，至約而博”的。也就是說，在治國理政方面，士人也認為簡約是值得倡導的合理方式。這種觀念貫徹在當時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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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窯青瓷無紋水仙盤

現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

當然，以瓷器為例，我們也會看到，和清雅端莊的風範同時並存的，也有粗礪樸拙的器具、淺俗庸常的風格，比如說一些瓷器上寫著“忍”，或者“孝子”“賢妻”這類字樣，這一些器物肯定也為世俗之人所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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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汝窯 青瓷紙槌瓶

透過許多例項，我們可以看到，當時雅和俗這兩者是並存的，而且某種程度上應該說是融通的。宋人畫作裡有描寫市井生活的畫卷，文學中也有描寫市井生活的作品。這就很生動地體現出貫通於兩宋的文化風情或者說文化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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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的融合

如上所述，兩宋時期的社會環境複雜多變，既有承平的歲月，也有戰亂的時期，繁榮輝煌和艱困憂患實際上是交錯並存的。而在這種整體氛圍中，包括士人群體構成的多元，生活內容的多元，思想意識的多元，藝術品位的多元，都成為當時社會的典型現象。一時英傑既有徵戰沙場時的豪邁氣魄、激昂奮發，也有日常生活中的世間柔腸、兒女情懷。

在藝術旨趣上，“雅騷之趣”和“鄭衛之聲”同存，匠師畫和文人畫雙峰並峙，文人作品中不乏世俗關懷，市井作品裡也可能充溢著書卷氣息。種種現象，都呈現出宋人生活中一體多面、雅俗相依的雙重文化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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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佶《芙蓉錦雞圖》

絹本設色，宋，81。5 cm× 53。6 cm

現藏於故宮博物院

即便同一人物，也可能在創作實踐中體現出豐富的文化內容、多重的文化性格。以辛棄疾為例，我們知道他的生活頗為坎坷，艱憂中曾有暫時的安寧，他個人的文學作品風格也是多元的，體現出征戰沙場的激昂慷慨，也反映著日常生活中的世間情懷。他有豪放悲涼的詞作，抒寫壯志與內心的憤懣，像“醉裡挑燈看劍，夢迴吹角連營。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也有婉約清麗的詞作，勾勒民間生活場景，像“茅簷低小，溪上青青草。醉裡吳音相媚好，白髮誰家翁媼”，等等。風格多樣、雅俗互補，在當時人看來並不是件矛盾的事情，反而形成了文化上相互滋養、相互補充的氛圍。

宋名臣孫何在其奏疏《論官制》中向宋真宗提出“雅俗兼資，新舊參列”的原則，認為是“立庶政之根本、提百司之綱紀”的關鍵，也就是說，是制度建設、治國理政的關鍵。由此我們看到，就時人觀念而言，在日常文化生活與政治生活中，雅俗兼備，以簡約帶動詳博， 新制度舊傳統吸納互補，方方面面都是融通的。《朱子語類》裡面記載，南宋時朱熹跟他的學生談話，說：

天地與聖人都一般，精底都從那粗底上發見，道理都從氣上流行。雖至粗底物，無非是道理髮見。天地與聖人皆然。

所以精和粗、理和氣、雅和俗都應該是並列一體，逐漸深化，相互發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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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唐《采薇圖》（區域性）

水墨淡設色，宋，27。2 cm× 90。5 cm

現藏於故宮博物院

南宋中期的韓淲在詩作裡稱：“雅俗豈殊調，今古信一時。”南宋後期的文人劉克莊，在《方俊甫小稿》題跋中也說：“若意義高古，雖用俗字亦雅，陳字亦新，閒字亦警。”他們的意思都是說，自古至今，“雅”“俗”二者是可以互相積聚滋養、互相會通的；只要立意高遠， 即能呈現出“點化”的效果。宋代這樣的雅俗情趣，給當時的文壇乃至社會生活帶來了新的氣息、新的趣味和新的活力。

北宋中期的史學家範祖禹曾經說：“古之聖人莫不以好學為先，遊藝為美。”所謂“遊藝為美”，讓我們想到《論語》中記述孔子的話：“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大意是說，要以“道”為志向，以“德”為根據，以“仁”為憑藉，活動於六藝的範圍中。

“遊於藝”可以說是宋代士人群體活動的方式，是他們從容涵泳的生活態度，是他們浸潤於技藝陶冶的實踐方式，也是他們雅俗兼備的藝術追求與情調意境。他們的文化修養和美學趣味，在“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這一整體的精神追求中，得到了昇華。如朱熹所說，“日用之間本末具舉，而內外交相養矣”。透過這樣的文化涵育，希望達致崇高的人生境界。復古創新並舉，體現著宋人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實踐；雅俗兼備，則關係著宋人融通豐潤的文化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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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趙佶《溪山秋色圖》

紙本設色，97x53釐米

現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

綜上可見，兩宋時期，面對嚴酷的內外挑戰與生活壓力，士人民眾迸發出堅忍頑強的生命力，不懈追求美好生活，創造出豐厚的物質文化財富與感人至深的精神遺產。

前面講到宋代立國的基本環境，這個時代可以說是“生於憂患，長於憂患”的歷史時期；在這個大背景下，宋代的經濟、文化仍然取得了許多成就，這些成就與士人民眾的積極活動分不開。在走向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過程中，士人對自身文化活動的理解，其實是在“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這樣的整體框架下認識的。

推薦閱讀：

［1］鄧廣銘：《宋史十講》，中華書局，2015年

［2］鄧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生活 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

［3］朱瑞熙等：《宋遼西夏金社會生活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出品人丨王成業

編輯丨「私享藝術」全媒體運營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