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洛和莎士比亞的惡棍：文藝復興時期英格蘭的反猶書寫

詹姆斯·夏皮洛（JamesShapiro）在《莎士比亞與猶太人》中曾經這樣寫道：“伊麗莎白一世時期戲劇中的猶太人每每被描繪成殺人犯、投毒者，他們在軍事和政治上對王國造成著威脅，又在經濟上讀者忘記當年的莎士比亞觀眾間的一條常識：1290年，英王愛德華一世下令驅逐了所有不願改信的猶太人，而在更早之前他便下令禁止了猶太人從事放貸相關的職業。也就是說，16世紀末的英格蘭居民的日常生活中顯然不會輕易地出現猶太人，舞臺上的猶太人形象，對於他們來說更像是某種虛無縹緲而又受到仇恨的存在。想要了解馬洛和莎士比亞究竟是在什麼樣的環境下創造出“巴拉巴斯”和“夏洛克”這兩個不朽的文學形象的話，就必須要從英格蘭人的反猶歷史說起。

一、“巴拉巴斯”誕生前的歷史：猶太人在英格蘭的移民與流放

儘管一些歷史文獻宣稱猶太人早在諾曼征服之前就已定居在英格蘭境內，遺憾的是，至今尚未有充分的考古學證據能證明這一點，而這些文獻本身的可信度也並不算高。儘管猶太人究竟在何時出現在英格蘭的答案尚未有定論，不過歷史學者們可以確定的是：在諾曼征服之後，猶太人開始成規模地移居英格蘭，並受到了“征服者”威廉的庇護。根據馬爾姆斯布里的威廉（William of Malmesbury）的記述，和他同時代（即諾曼征服的六十年後）的倫敦猶太人最初是由“征服者”威廉從魯昂帶過來的。在1070年，“征服者”威廉在一次議會中宣佈：“英格蘭境內的猶太人的人身及其財產均應被視作是國王私產，並直接受到國王保護”。由於諾曼王朝統治者的保護性政策，猶太人開始向英格蘭成規模地移民。最初的大規模移民應在1171年前後，布魯瓦的猶太人被指控犯下儀式謀殺，懾於迫害開始移民英格蘭避難。在1182年，法王腓力二世驅逐了法蘭西島境內的所有猶太人。在1204年腓力二世奪取諾曼底之後，魯昂的猶太人也被迫移居到了英格蘭境內。

（12世紀英格蘭的猶太人定居點建立時間）

亨利二世延續了諾曼王朝對猶太人的保護政策，畢竟王室也能從猶太人的放貸業務中獲取鉅額的利潤。英國猶太學研究的先驅約瑟夫·雅各布斯（Joseph Jacobs）將注意力放到了亨利二世時期一位特殊的猶太商人——林肯的亞倫（Aaron of Lincoln）身上。雅各布斯的關注點主要集中在亞倫與王室的關係上。為了從亞倫的業務中獲取利潤，亨利二世默許亞倫在自己的庇護下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商業帝國：無論是蘇格蘭國王“獅子”威廉還是亨利二世手下的主教、伯爵都要向他借貸，就連亨利二世本人有時都要借用他遍及全國的線人網路。當然亞倫的權勢在他身後很快就凋零了：在亞倫死後，亨利二世從亞倫的子嗣手中奪走了高達一萬五千鎊的債權，而他的商業帝國也隨之瓦解。

猶太高利貸者的崛起為他們招來了來自貴族和僧侶的仇恨。1144年，諾維奇的一名孩童（William of Norwich）在失蹤後被發現死於野外，憤怒的孩童家屬指控本地的猶太人諾維奇的伊利扎（Eliezar of Norwich）為了舉行邪教儀式而殘忍地謀殺了他。由於證據不足以及收受了本地猶太人的賄賂，地方官員拒絕逮捕被指控的伊利扎。儘管這位猶太高利貸者逃開了暴民的私刑，他還是被自己的債務人所殺。按照當時的法律，在債主死後，債權將會收歸國王所有。無力償還利息的債務人只能寄希望於猶太債主死去，然後債務轉移到國王手中（英格蘭國王為了流轉資金經常低價放棄債權，他們可以花少得多的錢就清償掉債務。之前提到的亞倫的一萬五千鎊債權基本都被“獅心王”理查以低價清掉）伊利扎的債務人就假借為孩童報仇的名義殺死了他來逃避債務。在亨利二世統治時期，一名名為騎士伊斯特雷比的羅傑（Roger of Estreby）宣稱自己得到了神的啟示要將猶太人驅逐出英格蘭。然而在瞭解到羅傑和亞倫的債務關係之後，亨利二世並沒有做任何表示，只是打發羅傑去出海朝聖。

中世紀的猶太人

忙於第三次十字軍東征的“獅心王”理查設定了專門的官員來管理英格蘭本土的猶太人事務，因此王室與猶太人的關係也得到了進一步的明確：猶太人充當向國王提供高額稅收的肥羊，而國王則提供基本的保護。隨著理查十字軍東征和約翰對法戰事的進行，猶太人要繳的稅也變得越來越高。比起宗教熱忱或是猶太人的民生，約翰無疑更關心自己的收入。當他有一次無理地增加稅務，而那位猶太商人拒絕上繳時：他下令將這名商人抓起來，每天拔掉他的一顆牙，直到清償債務之後才放他走。儘管王室提供了保護，但這種保護本身也是相當有限的：在1190年，英格蘭因為第三次十字軍東征陷入了反猶騷亂，約克的一百多名猶太人被逼到克里弗德塔（Clifford Tower）避難，最後不得不集體自殺。西蒙·德·蒙特福特（Simonde Montfort）曾經下令驅逐萊斯特境內的所有猶太人，哪怕他們名義上直屬於國王。蒙特福特的企圖被林肯主教羅伯特·格羅瑟泰斯特（Robert Grosseteste）所阻攔，主教宣稱：“猶太人乃是提醒我們耶穌救贖的見證，應當保留他們。”在主教去世之後，蒙特福特終於如願地驅逐了萊斯特的猶太人。到了第二次男爵戰爭結束的時候，敗北的蒙特福特一黨因為欠了猶太高利貸者大量的債務，因而便縱兵在倫敦等地展開了反猶迫害。諷刺地是，擊敗男爵們的亨利三世還有愛德華一世並沒有對猶太人給予任何補償，反而拉開了進一步迫害的序幕。

（1290年驅逐猶太人的畫像）

1255年，林肯的一名名叫休的男童（Hugh of Lincoln）在失蹤後被發現慘死在戶外，而此時英格蘭境內最有權勢的猶太人都在林肯參加一位顯貴的婚禮（林肯在此時是王國最大的猶太人聚居點之一）。亨利三世迅速下令逮捕了幾十位參加婚禮的猶太人，其中的十九名猶太人被下令處決，他們的財產也被亨利據為己有，剩餘被逮捕的猶太人也在繳納大量金錢之後才得以獲釋。對於當時陷入財政危機的亨利三世來說，這筆意外之財無疑起到了救急的地步。當然亨利三世對猶太人的迫害並不僅僅出自經濟原因，他對於使猶太人改信也同樣十分狂熱。1232年，儘管亨利三世因為對法戰事經濟情況相當窘困，他還是在倫敦建立了“猶太改信者收容所”（Domus Conversorum），鼓勵猶太人改信天主教，並且在日後多次資助收容所。

參加過十字軍聖戰的愛德華一世不僅與他的父親同樣狂熱，在反猶事務上比起他父親還要熱心得多。愛德華一世首先下令禁止猶太人在英格蘭從事放貸業務，從經濟上切斷了猶太人的收入來源，又不斷地對猶太人課以重稅。終於，在1290年，愛德華一世為了換取議會對他徵稅的支援，下令將猶太人驅逐出了英格蘭。當然，並不是所有的猶太人都被驅逐出了英格蘭，同意改信天主教的猶太人在上繳財產後被收納進亨利三世當年所建的收容所，由王室供給開銷。在1290年驅逐猶太人之際，收容所內約有八十個猶太改信者。然而到了1356年，最後一個見證了大驅逐的猶太人去世，收容所開始收留少量海外流亡而來的改信者。根據遺留下來的資料顯示，在1331年至1608年這漫長的二百多年時間內，收容所只收容了四十八位外國改信者，其中的大部分是在都鐸王朝時期被接納的。

（私鑄貨幣在當時的英格蘭是重罪，然而巨大的利益使人鋌而走險）

十八世紀的猶太研究學者托維（D’Bloissiers Tovey）曾經這樣描述過金雀花王朝治下猶太人的生存狀況：“在埃及生活的猶太人被統治者要求生產磚瓦，而在英格蘭生活的猶太人則被統治者要求製造黃金。”在金雀花王朝早期，猶太人充當著塞西爾·羅斯（Cecil Roth）所說的“國王的財政海綿”，而到了君臣衝突與宗教狂熱更激烈的亨利三世與愛德華一世兩朝，猶太人則作為國王的所有物被拿來緩和與議會勢力的衝突。

二、巴拉巴斯的誕生：約瑟夫·納西與巴拉巴斯

儘管猶太人已經被正式驅逐出英格蘭，然而反猶偏見卻並沒有隨著猶太人的被驅逐而消失，關於猶太人儀式謀殺、褻瀆聖餐的謠言還是以民謠的形式盛行於中世紀時期的英格蘭。然而隨著時代的推移，即便是反猶偏見也需要完成“自我進化”。隨著英格蘭宗教改革的進行，關於猶太人褻瀆聖餐的謠言逐漸從英格蘭消失。因為聖餐不再等同於基督的身體，過去那些“猶太人耗費重金去偷取聖餐，並因此遭到天譴“的故事也就顯得不再可信了。與此相應地，英格蘭在境外的影響上開始出現了新的反猶偏見。

根據德國學者赫爾曼·辛斯海默（Hermann Sinsheimer）的研究，夏洛克與巴拉巴斯的人物形象來源自歐洲大陸（尤其是德國）的反猶民謠，我們所熟知的“一磅肉“與三個匣子的故事都能在其中找到原型。從大陸傳來的不僅僅是典故，還有新的反猶內容。根據夏皮洛的說法，在十六世紀之前，英格蘭本土很少有關於猶太人下毒謀害基督徒的傳說，但這一偏見正規化卻在十六世紀開始流行起來。此外，猶太人也開始被描述成危害基督教的軍事威脅，一些關於猶太大軍入侵英格蘭的謠言也開始盛行於英格蘭的土地上。

用如今的視角來看，英格蘭人的顧慮可能過於荒誕：猶太人在那時僅僅是一個分散的族群，顯然並不可能組成大軍入侵基督教國家。然而英格蘭人的顧慮也並不能完全算是站不住腳，基督教世界對於猶太人入侵的恐慌要從一位名叫約瑟夫·納西的猶太人講起。

約瑟夫·納西出生於伊比利亞半島的一個改宗猶太富商家庭。隨著葡萄牙宗教裁判所的建立，對於猶太人的迫害也開始變本加厲，於是納西跟著自己的家族移居到了尼德蘭，並在那裡繼續著家族的借貸生意。納西在尼德蘭的生活一開始順風順水：在神聖羅馬帝國，他成為了未來的馬克西米利安二世的座上賓，甚至被查理五世冊封為了帝國騎士；而在法蘭西，納西和弗朗索瓦一世有熟絡的個人交情，並且向法國王室借出了六位數的貸款。隨著歐洲反猶浪潮的擴散，納西不得不舉家遷移到了奧斯曼帝國。憑藉著法國大使的引薦和鉅額的財富，納西立刻受到了蘇萊曼蘇丹的禮遇。由於在患難時刻幫助了未來的塞利姆二世蘇丹，納西和蘇丹結下了終生的友誼。在蘇丹登基之後，蘇丹便接連冊封納西為貝伊、納克索斯公爵，還將提比里亞賞賜給他作為猶太復國實驗的基地。

約瑟夫 納西

然而納西跟法蘭西王國的蜜月期卻很快就結束了。隨著納西公開皈依猶太教，法國大使開始挑撥王室與納西之間的關係。為了報復亨利二世對自己接連不斷的挑釁，納西命令使者向王室索取高達十五萬杜卡特的鉅額欠款。而法國王室則以納西在法國期間秘密信奉猶太教為由拒絕償還欠款。因此，納西終其一生都在試圖對蘇丹施加影響破壞奧斯曼帝國與法蘭西王國之間的關係。

隨著納西對帝國事務影響力的增加，基督教國家開始陷入了恐慌。威尼斯總督相信，正是納西唆使塞利姆二世進攻了威尼斯治下的塞普勒斯，用以報復當年他嬸母格拉西亞·納西（Gracia Nasi）在威尼斯所受的恥辱。而法國外交官也對於納西的“復國實驗“表示出了恐慌，擔心納西成為猶太人的國王。作為一個政治操控者，納西因為特殊的族裔身份激起了基督教世界關於猶太人的秘密網路與跨國陰謀的想象。在這種幻想的影響下，在德國以約瑟夫·納西為原型誕生了《馬耳他的猶太人》的雛形。儘管這部由大學生改寫的戲劇與馬洛的作品相比還有很大的差別，但從二者共通的元素中已經可以辨認出未來的巴拉巴斯的模樣。

三、改宗猶太人在都鐸英格蘭的再定居以及馬洛對反猶正規化的改寫

在十九世紀末之前，英國學者們一直相信自1356年至克倫威爾迎回猶太人的三百年間，英格蘭幾乎沒有猶太人的存在。他們似乎相信除了或許存在的少量地下猶太人之外，在英格蘭已經不再有猶太人存在。隨著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興起，以約瑟夫·雅各布斯和盧錫安·伍爾夫（LucienWolf）為代表的猶太學者開始重新考證這段歷史。

根據伍爾夫的研究，隨著宗教裁判所在葡萄牙的建立，都鐸王朝開始收留前來避難的改宗猶太人難民。到了1540年之後，倫敦已經開始出現了成組織的改宗猶太人群體。即便是改信基督教的猶太人在當時也並沒有得到信任，他們被要求生活在劃定好的猶太聚居區內，生活上仍然遭受著種種歧視。詹姆斯一世時期的詞典編纂者約翰·弗洛里奧（John Florio）在詞典中這樣定義馬拉諾猶太人（Marrano）： “來自西班牙的異教徒、猶太人的後代，他們的父母從未受洗，卻為了一時的利益宣稱自己是基督徒。” 一般來說馬拉諾猶太人通常指生活在伊比利亞半島之外的改宗猶太人，有鑑於馬拉諾一詞在西班牙語中的貶義，馬拉諾猶太人往往特指假意改信者。值得一提的是，弗洛里奧本人也是改宗猶太人的後代，不過卻有著相當的基督教狂熱。當然英格蘭人對於猶太人的懷疑也並非完全是捕風捉影：根據葡萄牙宗教裁判所的審訊記錄，伊比利亞半島上的猶太人和英格蘭的猶太社群經常保持著秘密的書信交流，證據顯示倫敦的猶太改信者普遍還偷偷保持著原來的信仰，私下裡依舊還會舉行猶太教的儀式。由於愛德華一世已經禁止猶太人在英格蘭放高利貸，所以都鐸王朝時期猶太居民的職業主要是商人、礦石學家、希伯來語教師以及醫師。對於都鐸王朝時代的觀眾而言，猶太放貸者的形象或許已經失去了其現代感。隨著英格蘭與奧斯曼帝國間地中海貿易的發展，猶太人在地中海區域經濟活動中扮演的角色也變得越來越重要。可以這樣說，與奧斯曼帝國間的頻繁貿易不僅將土耳其人與摩爾人，也將猶太人重新帶回了英格蘭民眾的視野當中。在文藝復興時期的異域戲劇中，猶太人常常以跨國貿易的掮客形象出現，而非是過去刻板印象中的高利貸者。

宗教裁判所

因而，對於馬洛來說，新的反猶正規化已經呼之欲出：他所要塑造的猶太惡棍形象要比原來更有目的性和針對性。他想象中偷取聖餐、拐走兒童已經不能滿足伊麗莎白時代的反猶想象，馬洛所創造的新的反猶形象要危險得多：他可以一邊謀劃著跨國的政治陰謀，一邊又在日常生活中腐蝕著基督教國家的經濟。此外，比起中世紀刻板印象中的那些連環殺手，馬洛的巴拉巴斯無疑更加有血有肉：他們有著正常的情感和行事邏輯，只有在涉及明確的利益或是情感需求的時候才會作惡。在馬洛的眼中，巴拉巴斯作惡並非是因為他的出身或是宗教，而僅僅是因為他是一個馬基雅維利主義者，為了實現自己的目的可以不擇手段。馬洛所開創的反猶正規化深刻地影響了莎士比亞的夏洛克還有羅伯特·達本（Robert Daborne）的本沃什，奠定了英國文藝復興戲劇中猶太人描寫的基調。儘管馬洛和莎士比亞都沒能完全跳出反猶主義的窠臼，但他們顛覆傳統的改寫總算是為那個年代增加了一抹人道主義的亮色。

馬洛 英國文藝復興時期劇作家

《馬耳他的猶太人》以馬耳他之圍為背景，虛構了一名生活在馬耳他的猶太富商巴拉巴斯的傳奇。因為聖約翰騎士團的騎士不公正地沒收了他的財產，他便設計殺死了總督的兒子。因為自己的戀人被父親害死，巴拉巴斯的女兒阿比蓋爾萬念俱灰皈依了基督教。暴怒的巴拉巴斯又唆使手下的奴隸伊瑟摩毒殺了自己的女兒和整個修道院的修女。擔心被滅口的伊瑟摩向騎士們告發了巴拉巴斯，巴拉巴斯又透過詐死瞞過了騎士，開門放進了奧斯曼大軍。在奧斯曼帝國征服了馬耳他之後，巴拉巴斯不情願地被塞利姆委任為羅德島的總督，因為他擔心不能躲在暗處謀劃會讓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脅。為了將騎士們和奧斯曼軍隊一網打盡，他開始秘密地聯絡騎士發動劫持塞利姆的兵變。然而騎士們反過來利用他的陰謀俘獲了塞利姆，而巴拉巴斯則掉進了自己所設的陷阱被活活烹死。

（遊蕩的猶太人：傳說中一位因為嘲笑基督的受難而被罰終生遊蕩的猶太鞋匠。在中世紀的傳說中，他被視作是拐賣孩童、儀式謀殺甚至是食人的惡棍）

在《馬耳他的猶太人》的開篇，巴拉巴斯曾經這樣誇耀猶太民族的權勢：

They say we are a scattered nation：

I cannot tell， but we have scambled up

More wealth by far than thosethat brag of faith。

There’s KirriahJairim， the great Jew of Greece，

Obed in Bairseth， Nones in Portugal，

Myself in Malta， some in Italy，

Many in France， and wealthy everyone-

Ay， wealthier far than any Christian。

I must confess we come not to bekings：

That’s not our fault。 Alas， our number’s few

（1。1。119-28）

藉由巴拉巴斯的自吹自擂，馬洛巧妙地暗示了一個猶太跨國關係網的存在。這些猶太大亨被暗示為是基督教國家經濟的腐蝕者以及各國政治的幕後操控人。巴拉巴斯關於王權的一番言論與其說是一種“退讓”，倒不如說是對力所不及的權力的一種惋惜。當然這不是馬洛第一次做出這種暗示：在《帖木兒》中，巴耶濟德的附庸中有一位耶路撒冷國王，他對巴耶濟德忠心耿耿直至戰死。考慮到奧斯曼帝國的附庸中顯然從未有這樣一位國王，馬洛的安排很可能是對納西“猶太復國實驗”的影射。雖然納西的復國實驗從未形成氣候，但在當時的歐洲的確激起了基督教國家關於猶太人與奧斯曼共謀的恐慌。當時法國駐伊斯坦布林大使向法王這樣寫道：“那個米格爾（指納西）已經從塞利姆蘇丹和他的兒子穆拉德蘇丹那裡獲得了准許，要在採法特山下、提比里亞湖畔的猶太聚居區建立一座新城。事實上，他一心想借著這次機會來奠定自己在族人中的成就，時人已經不難看出他想成為猶太人的國王的野心。“

然而馬洛的反猶描寫似乎僅僅止於煽動。隨著聖約翰騎士團強行沒收了巴拉巴斯的財產，巴拉巴斯所吹噓過的一切立馬成為了泡影。為了向基督徒復仇，巴拉巴斯買下了一個名為伊瑟摩的奴隸，假他之手犯下了一系列罪行。在巴拉巴斯對伊瑟摩的自我介紹中，出現了一系列的反猶描寫：

As for myself， I walk abroad o‘ nights，

And kill sick people groaning under walls：

Sometimes I go about and poisonwells；

And now and then， to cherish Christian thieves，

I am content to lose some of my crowns，

That I may， walking in my gallery，

See ’em go pinion‘d along by my door。

Being young， I studied physic，and began

To practice first upon the Italian；

There I enrich’d the priests with burials，

And always kept the sexton‘s arms in ure

With digging graves and ringing dead men’s knells：

And， after that， was I an engineer，

And in the wars ‘twixt France and Germany，

Under pretence of helping Charlesthe Fifth，

Slew friend and enemy with my stratagems：

Then， after that， was I an usurer，

And with extorting， cozening，forfeiting，

And tricks belonging unto brokery，

I fill’d the gaols with bankrupts in a year，

And with young orphans planted hospitals；

And every moon made some or othermad，

And now and then one hang himself for grief，

Pinning upon his breast a long great scroll

How I with interest tormented him。

（2。3。177-201）

看起來馬洛在此處有意堆砌了大量刻板印象用來襯托巴拉巴斯的邪惡，然而丹尼爾·維特克斯（Daniel Vitkus）卻提出了不同意見。維特克斯認為，巴拉巴斯吹噓的一系列罪行都不過是用來誆騙伊瑟摩的煙霧彈。畢竟作為一個馬基雅維利主義者，他完全沒有必要犯下這些未必會帶來收益的罪行。此外，除了被迫殺伊瑟摩滅口之外，巴拉巴斯在劇中從未親手犯下任何罪行。如果巴拉巴斯真的像他吹噓的那樣犯下了這些罪行的話，很難想象他能抗拒親手犯罪的誘惑。

馬耳他的猶太人

在維特克斯的基礎上，我想進行更進一步的假設。巴拉巴斯之所以用虛構的罪行去哄騙伊瑟摩，是因為伊瑟摩原本就相信猶太人都是這樣無惡不作的人，而巴拉巴斯正是利用了伊瑟摩的這種心理去散佈恐懼。無論是馬洛的巴拉巴斯還是莎士比亞的夏洛克都懂得利用外界的反猶想象來虛張聲勢，進而從中獲取利益。諷刺地是，在《馬耳他的猶太人》的結尾，巴拉巴斯最終被用鍋烹死。在當時的歐洲大陸（尤其是德國），有時會用烹刑去處死偽幣制造者，這似乎暗示著巴拉巴斯最終是被作為造假者，而非是殺人犯被處決的，只不過他的造偽要比一般意義上的謀殺帶來的危害要大得多。

四、莎士比亞的“食人”想象與“割禮”想象

儘管《威尼斯商人》一直以來都被視作是莎士比亞最為傑出的作品之一，但莎士比亞研究者們始終無法迴避它尷尬的反猶傾向。儘管夏洛克的控訴是如此地有力，但莎士比亞在劇作中埋下的種種暗示還是暴露了他的真實態度：或許他真切地同情自己筆下的小人物夏洛克，然而他對於猶太人的種族偏見也同樣地真切。如何審視《威尼斯商人》中的種族歧視內容造成了研究視角上的一種分歧：以現代眼光審視《威尼斯商人》的一派研究者決意將莎士比亞視作是“已死白人男性”的典型加以批判，而以史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為代表的一派新歷史主義研究者則主張擱置相關的爭議，只討論當時的歷史形態本身。

威尼斯

《威尼斯商人》誕生於著名的“羅德里戈·洛佩茲醫生案”之後。羅德里戈·洛佩茲（RodrigoLopez）是從葡萄牙移民的改宗猶太人，憑藉著萊斯特伯爵的關係他很快就成為了女王的御醫和寵臣。然而好久不長，埃塞克斯伯爵指控他收受了西班牙人的賄賂試圖毒殺女王，在嚴刑拷打之下，洛佩茲承認了所有的罪行，並以叛國罪被處刑。關於洛佩茲是否是清白的，如今莎士比亞研究界尚有爭論：其中的一派認為洛佩茲是埃塞克斯伯爵陰謀的犧牲品；而另一派則相信洛佩茲的確收受了西班牙人的賄賂。無論事情的真相如何，女王都一直試圖從中斡旋保下洛佩茲的性命。在受到了議會的強烈反對之後，女王才不得不下令處死洛佩茲。，考慮到莎士比亞此時的贊助人正是埃塞克斯伯爵以及英格蘭高漲的反猶情緒，莎士比亞不大可能在此時創作一部聲援猶太人的戲劇。

詹姆斯·夏皮洛的《莎士比亞與猶太人》自出版以來就一直被視為是研究《威尼斯商人》的經典書目。藉由將猶太教與英格蘭反猶史納入討論，夏皮洛為《威尼斯商人》的學術研究開闢了新的維度。夏皮洛在此書中提出了兩個頗具話題性的主張：其一是“一磅肉“的情節影射了猶太人食人的都市傳說，其二則是割取一磅肉的行為影射了猶太教的割禮。

在《威尼斯商人》的原文中，的確有數處關於食人的影射。在第一幕夏洛克與安東尼奧立約的場景中，夏洛克將安東尼奧的這一磅肉比作是“muttons，beefs， or goats”（1。3。160），很明顯夏洛克提到的這幾種肉類都是用作食物的肉類。而後，在薩拉里諾詢問夏洛克索要這磅肉的用途時，夏洛克答道：“To bait fish withal；if it will feed nothing else， it will feed my revenge （3。1。40-42）。夏皮洛同樣也沒有忽視修辭意義上的“食人”。根據他的考證，都鐸時期的歷史作家約翰·斯彼德（John Speed）曾經用“eat to the bones”來形容高利貸對英格蘭人民的戕害。而聖經中用來形容高利貸的詞彙“nesche”在希伯來語中的意思也正是”咬齧“。據此，夏皮洛認為”一磅肉“起著雙關的作用，既強化了猶太人食人的刻板印象，又在修辭意義上影射了夏洛克放貸造成的傷害。

威尼斯商人

然而夏皮洛的解釋也不盡然合理。作為一個熟讀《聖經》甚至能在跟基督徒的辯經中取得上風的猶太人，夏洛克自然瞭解《利未記》中關於食血的規定：因為一切生物的血就是它的生命，凡吃了血的，必被剪除。（17。14。10）如果夏洛克真的想要食用安東尼奧的肉的話，按照教規他就必須要先殺死安東尼奧並放血，這顯然與先前立下的約定不符。事實上，鮑西亞在最後的論辯中正是指出了夏洛克言語中”肉體與血“的漏洞，並在辯經的意義上戰勝了他。不過夏皮洛對血的忽視並不一定會使他的整個主張站不住腳。相反地，它向我們證明了夏洛克的目的並不是食用那一磅肉，而是要給人制造這樣的印象。像巴拉巴斯一樣，夏洛克會有意地利用外界對猶太人的刻板印象，並藉此實現自己的目的：透過製造食人的假象來在精神上折磨安東尼奧。

夏皮洛的第二個主張則更有影響。“flesh”一詞在中世紀常常被用來暗指人體的私處，因而夏皮洛認為“一磅肉”的索求在象徵意義上還影射了猶太教的“割禮”或閹割。莎士比亞的同代人認為基督徒如果行了割禮，就會被強制轉化成猶太人。因此，夏皮洛將夏洛克的失敗看作是強制為安東尼奧行割禮帶來的詩學正義：試圖藉由割禮將安東尼奧轉化成猶太人的夏洛克最終因為不得不接受洗禮，而將自己去割禮化（uncircumcised）。然而夏皮洛的理論也有一點明顯的瑕疵。從夏洛克的立場來看，猶太人並沒有立場將異邦人轉化為猶太人，畢竟他們是上帝揀選的部族。如果夏洛克把安東尼奧這樣的異邦人強制猶太化的話，夏洛克的舉動理應被視作是恩典而非是復仇。

儘管有著這樣的瑕疵，夏皮洛關於“割禮”的主張仍舊有著十足的洞見。藉由割禮一事，夏皮洛成功地將加拉太書引入了討論的範圍。加拉太書是使徒保羅對猶太教徒宣稱行割禮才能得救的迴應，保羅藉由靈與肉的論辯駁斥了猶太教徒的主張，因而否定了只有猶太化才能得救的說法。《威尼斯商人》中關於“一磅肉”的舌戰，正是猶太教與基督教衝突的一種體現。

五、阿比蓋爾與傑西卡的改宗問題

以色列·亞伯拉罕（IsraelAbrahams）認為伊麗莎白時期戲劇中的猶太女性往往被描繪成楚楚可憐的美貌女郎，她們因為最終改信了基督教而很少受到意識形態化的反猶攻擊。改宗的男性猶太人往往被描述成假意改信者，直到臨死前他們才會吐露自己的猶太信仰並經受世人的唾棄，而女性卻每每在基督教的懷抱中受到接納。雖然改宗的確成為了這一時代戲劇的主題，然而亞伯拉罕的觀察也不盡然準確。

阿比蓋爾和傑西卡的改信本身都和性欺騙有著離不開的關係。巴拉巴斯藉由操縱阿比蓋爾設計殺死了總督的兒子和他的情敵。而傑西卡對羅倫佐的愛則“無法無天，因為一樁盜竊和對父親信任的踐踏”才成為了現實。異教徒出於愛情皈依基督教在當時固然是常見的主題，但在阿比蓋爾和傑西卡的身上卻顯得格外可疑，畢竟當時的英格蘭人對猶太改宗者並不信任。

傑西卡的母親被莎士比亞取了“利亞”（Leah）的名字，這個名字本身就跟性欺騙有著脫不開的關係。在聖經中，雅各想要迎娶拉班的小女兒拉結，卻被拉班欺騙娶了年長的利亞，雅各被迫給拉班又服了七年勞役才迎娶了拉結。因為不受寵愛，利亞因此也成了被冷落的妻子的象徵。傑西卡的形象更像是利亞與拉結的結合體：在丈夫那裡，她的婚後生活並不快樂；而在父親那裡，她像拉結一樣跟著丈夫私奔，還偷走了父親的寶物（拉班的神像）。

拉結私奔

米歇爾·埃弗雷姆（MichelleEphraim）認為巴拉巴斯-阿比蓋爾和夏洛克-傑西卡的關係影射了《聖經》中並不美好的親子關係。在巴拉巴斯登場的時候，他吹噓自己像阿伽門農對伊菲革涅亞一樣珍視自己的女兒，這便已經暗示了阿比蓋爾隨後的悲慘結局。而傑西卡在偷走了夏洛克的金子之後，夏洛克宣稱寧願看到自己的女兒死在外面，這樣的影射也不難讓人想起拉結因為偷走拉班的神像所受到的詛咒。缺乏來自父親的關愛，使得阿比蓋爾和傑西卡更容易投入到情人的懷抱。改宗對她們來說也就成了一個非常具有誘惑性的選項，畢竟只要皈依了基督教就能從封閉壓抑的猶太教生活中走開，甚至還能融入“上流”圈子。只不過抱著這樣的心態改宗又能有多虔誠呢？

在黛安·伊麗莎白·德萊赫（Diane Elizabeth Dreher）看來，傑西卡的改宗更像是出自青春期叛逆和虛榮心的結果。她的最後一句臺詞也留下了大量的解讀空間：”I am never merry whenI hear sweet music。”很多莎士比亞的研究者將這句話看作是傑西卡心生悔意的表現，與羅倫佐這樣的浪蕩子的愛情未必甜美，而改宗者的生活也未必比受父親看管美好許多。如果引用保羅在加拉太書中的批評的話，傑西卡出於愛情而非信仰的改宗無疑可以說是為了“肉”的，而捨棄“靈”的。諷刺地是，傑西卡雖然皈依了基督教，但她的行事邏輯卻和保羅所批判的加拉太人一樣，重“肉”輕“靈”，在象徵意義上認同了加拉太人藉由“割禮”實現的猶太化。她任性的改信不僅僅沒能讓自己如願去猶太化（metaphorically circumcised），卻導致了她父親的去猶太化（uncircumcised）。

結語

在愛德華一世驅逐猶太人之後，英格蘭的反猶書寫似乎定格在了1290年之前的那個形象：食人寢血、熱衷於儀式謀殺的經濟蛀蟲。雖然在接下來的兩百年裡反猶民謠仍舊經久不衰，但是隨著猶太人的退場，這樣的書寫也變得更像是某種陳詞濫調。對於十四、十五世紀的英格蘭人來說，猶太人已經變成了書卷中的遙遠想象。

中世紀畫作中的猶太人

隨著猶太人在都鐸英格蘭的再定居以及二百多年來英格蘭社會的巨大變革，陳腐的刻板印象已經不再適用於此時的英格蘭。另一方面，猶太人在地中海貿易中日益重要的角色以及約瑟夫·納西的崛起帶來了新的現實需要。在歐洲大陸的影響下，十六世紀初的英格蘭已經出現了新的型別的反猶偏見。根據夏皮洛的觀察，這一時期的英格蘭新出現的關於猶太人下毒以及發動軍事入侵的傳言都原本盛傳於歐洲大陸。或許從中意識到了某種需要，克里斯托弗·馬洛整合了當時英格蘭的反猶型別，並以此建立了文藝復興戲劇中新的反猶正規化。儘管對猶太人還是帶著種族偏見和敵意，馬洛意識到了猶太人也是有著血肉與情感的人，因而他們的行為同樣需要明確的動機和邏輯。在反對“妖魔化”猶太人的基礎上，馬洛給出了自己版本的解答：他筆下的猶太惡棍都是馬基雅維利主義者，他們作惡僅僅是因為能從中獲取好處。陳腐的反猶印象反而為他們提供了某種程度上的便利，使得他們能夠自由地躲在暗處為基督教世界造成政治和經濟上的威脅。而猶太女性則是受到邪惡的猶太父權壓迫的物件，只有透過改宗的方式才能把她們從“道德墮落”的生活中拯救出來。

在馬洛的反猶書寫中很難看到多少對猶太人的共情，而他開創的所謂新的反猶正規化中也殘留著大量刻板印象的痕跡。然而不得不說，即便是帶著種族主義的濾鏡，馬洛的確將猶太題材的英國戲劇帶到了一個新的維度。而當讀者忽略掉陳腐的種族主義內容，單純地將巴拉巴斯視作是理查三世一樣的惡棍的話，從巴拉巴斯的人物形象中又會迸發出極度強大的生命力。

而在莎士比亞身上，為了與自己的人物共情，理解猶太教與基督教的“差異”也就成為了必要。在繼承了馬洛反猶正規化的基礎之上，莎士比亞試圖用自己帶有偏見的想象去書寫某種關於猶太人的“真實”，因此描繪基督教與猶太教的衝突也就成為製造這種“真實”的關鍵。食人與強制割禮的刻板印象在《威尼斯商人》中起到了反諷的效果，基督徒荒誕不經的刻板印象成為了夏洛克折磨安東尼奧的工具。反諷無疑消解了這種刻板印象的表達效果，並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莎士比亞想象中的“真實“。然而，作為一個生活在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的基督徒，保羅在加拉太書中的雄辯又使得他無法完全地包容另一個宗教。莎士比亞的這種矛盾在他對於傑西卡與夏洛克的處置中表現了出來。作為一出喜劇，《威尼斯商人》的結局很難說是皆大歡喜。即便當時的觀眾欣喜於夏洛克所受的私刑一般的裁決，他們或許也會疑惑：為什麼婚禮的甜蜜音樂以及皈依無法給傑西卡帶來歡愉。

主要參考文獻：

彼得·舒斯特，《歐洲死刑史：1200-1700》

克里斯托弗·馬洛， 《馬耳他的猶太人》（GutenburgProject）

威廉·莎士比亞， 《威尼斯商人》（劍橋版）

Cecil Roth，

The House ofNasi：The Duke of Nax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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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ning Turk： EnglishTheater and the Multicultural Mediterranean， 157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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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the JewishWoman on the Elizabethan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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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King’sJews： Money， Massacre， and Exodus in Medieval England

作者：【文學部】Amphiaraus 利茲大學英國文學碩士